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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参大都被定为国家秘密，有多种秘密等级，只供相应级别的官员阅读，为他们的决策提供参考。有些内参是“绝密”的，连部委领导人都不容易看到；有些内参保密期为“半年”，只要“处级”就能看到。
在中国新闻传播体制中，“内参”是独特的信息传播现象，指一种具有参考性质的内部信息传播载体及其工作机制。决策者通过阅读内参，了解民意和实际。因而，内参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
因为“内参”的读者群主要是党政军领导层，传播范围小，能量却很大。对普通民众来说，内参无疑带有浓厚的神秘感。
哪些内参直达中南海
党的新闻机构在向公众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很多都承担着内参的写作任务。实际上，不同级别、不同层次的新闻机构都可能设置自己的内参部门。有的国家机关也会专门组织人员编写内参。当然，其中只有部分内参直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
《邓小平年谱》透露了小平同志常看哪些内参。一类是新闻单位常规性报送的内部刊物，如新华社每天出版的《国内动态清样》、人民日报社的《群众来信摘编》和《情况汇编》及《情况汇编特刊》、光明日报社的《情况反映》、中国青年报社的《青年来信摘编》、上海解放日报社的《情况简报》等。
1989年三四月间，长期主管宣传工作的胡乔木赴美访问，在题为《中国领导层怎样决策》的演讲中，透露了内参是领导及时了解信息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这个信息来源是党内法规明确规定的。按照2004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新闻媒体被要求在公开报道之外，通过内部反映方式，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所谓的内部反映，即指内参。事实上，多年来，在高层肯定下，从中央到省级媒体，到中央和国家机关都创办了内参。内参大都被定为国家秘密，有多种秘密等级，只供相应级别的官员阅读，为他们的决策提供参考。有些内参是“绝密”的，连部委领导人都不容易看到；有些内参保密期为“半年”，只要“处级”就能看到。
人民日报、新华社每天都要发若干条内参，《人民日报内参》和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附页》专门提供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委员参阅，一般反映极为重大和紧急的事态。其次是《国内动态清样》和国际《参考清样》，供省部级以上领导参阅，主要反映重要动态、敏感问题和重要建议。
此外面向地市级和司局级的是《内部参考》，反映问题的敏感度要弱许多。而最低一级的是《内参选编》，主要从《内部参考》和中选出部分不太敏感的内容，每周一期，发至县团级等基层干部阅读。
领导人批阅内参
毛泽东曾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的报纸我只看一些消息，但《参考资料》《内部参考》每天必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披露，毛泽东看过的内参品种多达30多种，他批示过的内参至少200多件。
根据《邓小平年谱》，邓小平是阅读和批示内参数量最多的领导人之一，批示的内参数量达220件左右。邓小平当年最习惯参阅四种内参：一是新闻单位常规性报送的内部刊物，二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机关创办的内部刊物，三是邓小平办公室收到并呈送的各界人士来信，四是中央领导人之间的相互转阅。
除了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老一辈中央领导不仅阅读“内参”，还通过批示“内参”来推动工作。领导人在看到内参后，会对一些问题作出批示，这些带有领导人批示的影印件会通过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等机构，转到相关省市或部委领导手中，逐步逐级传达直到问题解决。
2013年，习近平曾就新华社一篇内参作出批示，要求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之后习近平的这一批示下发到地方省份，不少省份都在召开的省“两会”上学习传达这一批示。
因为许多内参反映的都是各地发生的具体问题，所以领导人通过对内参作批示的方式，对地方问题发表见解，实际上也是对地方处理问题的方式提出要求。
从“内参”到“智库”
近年来，中国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2013年4月，习近平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重要批示，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并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官方智库多以报告和内参的方式建言献策，其影响常体现在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会议、五年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中，而这些文件往往是某段时间的纲领性文件。由于体制内的生存模式和其角色的重要性，官方智库较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更具神秘色彩。
改革开放初期，旧有决策模式受到挑战，中央需要制定很多改革方案，便搜集各部委人才，不定期到中南海讨论研究，后逐渐成立研究机构。那时，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体制改革研究所曾是官方智库中的“绝代双骄”。
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中央每年都颁发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其中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发挥了重大作用，是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直接推动者。
体制改革研究所是改革的“参谋机构”，负责设计改革总体方案、起草体制改革规划，是1980年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库”。央行行长周小川曾任体改所副所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也曾在体改所工作。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如国情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如财贸经济研究所、金融中心等）、各部委办（如农业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各个国有商业银行都设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卷入政策研究和政策咨询工作。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除此之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国务院参事室、各民主党派也表现踊跃，纷纷利用其“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更大。
除公开发行的报刊外，上述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送到最高领导人的办公室。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
1993年6月中旬，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摘要在新华社内部发表后，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为随后出台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报告内容所提出的7项建议有6项先后被采纳。1994年，胡鞍钢提出“特区不特”的主张，建议逐步取消针对特区的优惠政策，实行国民待遇，为缩小地区差距创造条件。此建议虽然受到深圳市委和《深圳特区报》的连续批判，但中央领导最终采纳了他的大部分建议。另外，胡鞍钢与合作者在90年代中期提出的开发西部、正税养军等建议也在90年代后期变为中央的政策。为此，他还多次应邀出席国家最高领导人召集的问策会、国家部委召开的长远规划咨询会，成为高层决策圈的著名智囊。
在中国新闻传播体制中，“内参”是独特的信息传播现象，指一种具有参考性质的内部信息传播载体及其工作机制。决策者通过阅读内参，了解民意和实际。因而，内参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
因为“内参”的读者群主要是党政军领导层，传播范围小，能量却很大。对普通民众来说，内参无疑带有浓厚的神秘感。
哪些内参直达中南海
党的新闻机构在向公众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很多都承担着内参的写作任务。实际上，不同级别、不同层次的新闻机构都可能设置自己的内参部门。有的国家机关也会专门组织人员编写内参。当然，其中只有部分内参直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
《邓小平年谱》透露了小平同志常看哪些内参。一类是新闻单位常规性报送的内部刊物，如新华社每天出版的《国内动态清样》、人民日报社的《群众来信摘编》和《情况汇编》及《情况汇编特刊》、光明日报社的《情况反映》、中国青年报社的《青年来信摘编》、上海解放日报社的《情况简报》等。
1989年三四月间，长期主管宣传工作的胡乔木赴美访问，在题为《中国领导层怎样决策》的演讲中，透露了内参是领导及时了解信息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这个信息来源是党内法规明确规定的。按照2004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新闻媒体被要求在公开报道之外，通过内部反映方式，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所谓的内部反映，即指内参。事实上，多年来，在高层肯定下，从中央到省级媒体，到中央和国家机关都创办了内参。内参大都被定为国家秘密，有多种秘密等级，只供相应级别的官员阅读，为他们的决策提供参考。有些内参是“绝密”的，连部委领导人都不容易看到；有些内参保密期为“半年”，只要“处级”就能看到。
人民日报、新华社每天都要发若干条内参，《人民日报内参》和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附页》专门提供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委员参阅，一般反映极为重大和紧急的事态。其次是《国内动态清样》和国际《参考清样》，供省部级以上领导参阅，主要反映重要动态、敏感问题和重要建议。
此外面向地市级和司局级的是《内部参考》，反映问题的敏感度要弱许多。而最低一级的是《内参选编》，主要从《内部参考》和中选出部分不太敏感的内容，每周一期，发至县团级等基层干部阅读。
领导人批阅内参
毛泽东曾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的报纸我只看一些消息，但《参考资料》《内部参考》每天必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披露，毛泽东看过的内参品种多达30多种，他批示过的内参至少200多件。
根据《邓小平年谱》，邓小平是阅读和批示内参数量最多的领导人之一，批示的内参数量达220件左右。邓小平当年最习惯参阅四种内参：一是新闻单位常规性报送的内部刊物，二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机关创办的内部刊物，三是邓小平办公室收到并呈送的各界人士来信，四是中央领导人之间的相互转阅。
除了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老一辈中央领导不仅阅读“内参”，还通过批示“内参”来推动工作。领导人在看到内参后，会对一些问题作出批示，这些带有领导人批示的影印件会通过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等机构，转到相关省市或部委领导手中，逐步逐级传达直到问题解决。
2013年，习近平曾就新华社一篇内参作出批示，要求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之后习近平的这一批示下发到地方省份，不少省份都在召开的省“两会”上学习传达这一批示。
因为许多内参反映的都是各地发生的具体问题，所以领导人通过对内参作批示的方式，对地方问题发表见解，实际上也是对地方处理问题的方式提出要求。
从“内参”到“智库”
近年来，中国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2013年4月，习近平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重要批示，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并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官方智库多以报告和内参的方式建言献策，其影响常体现在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会议、五年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中，而这些文件往往是某段时间的纲领性文件。由于体制内的生存模式和其角色的重要性，官方智库较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更具神秘色彩。
改革开放初期，旧有决策模式受到挑战，中央需要制定很多改革方案，便搜集各部委人才，不定期到中南海讨论研究，后逐渐成立研究机构。那时，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体制改革研究所曾是官方智库中的“绝代双骄”。
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中央每年都颁发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其中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发挥了重大作用，是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直接推动者。
体制改革研究所是改革的“参谋机构”，负责设计改革总体方案、起草体制改革规划，是1980年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库”。央行行长周小川曾任体改所副所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也曾在体改所工作。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如国情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如财贸经济研究所、金融中心等）、各部委办（如农业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各个国有商业银行都设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卷入政策研究和政策咨询工作。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除此之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国务院参事室、各民主党派也表现踊跃，纷纷利用其“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更大。
除公开发行的报刊外，上述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送到最高领导人的办公室。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
1993年6月中旬，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摘要在新华社内部发表后，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为随后出台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报告内容所提出的7项建议有6项先后被采纳。1994年，胡鞍钢提出“特区不特”的主张，建议逐步取消针对特区的优惠政策，实行国民待遇，为缩小地区差距创造条件。此建议虽然受到深圳市委和《深圳特区报》的连续批判，但中央领导最终采纳了他的大部分建议。另外，胡鞍钢与合作者在90年代中期提出的开发西部、正税养军等建议也在90年代后期变为中央的政策。为此，他还多次应邀出席国家最高领导人召集的问策会、国家部委召开的长远规划咨询会，成为高层决策圈的著名智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