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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围绕现实主义的彻底回归这一主题，评孙立的长篇小说《远方的落日》，探寻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知青文学现实主义精神受到局限的，小说表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带来的灾难，塑造出了生的人物形象，并摒了个人情感，全面表现了当时的社会，从而实现了现实主义的彻底回归。
关键词： 现实主义 彻底回归 《远方的落日》
知青小说一向被认为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物，例如，在王源《知青小说审美风格的流动》一文中曾这样总结道：“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回归的标志，就是敢于面对现实，揭露控诉极‘左’路线给人们带来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和伤痕。伴随新时期文学同步发展的知青小说，更是高举着现实主义的大旗，从发轫开始，就以直面人生的勇气，大胆揭露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丑恶、欺骗、阴暗与苦难，表现一代热血青年被蒙骗、被愚弄的坎坷命运，充溢着对“极左”路线和当时政策的强烈否定和批判意识。”①“1979年以后的文学随着四人帮的垮台，随着我们对整个制度的调整，特别是文艺政策的调整，有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新时期的文学开始关注人的命运和人的存在，按照人的方式来写人，它所坚守的是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③在这种情绪和心态下，创作了一大批知青文学，塑造了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从卢新华的《伤痕》、郑义的《枫》、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陈建功的《萱草的眼泪》、甘铁生的《聚会》、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到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孔捷生的《南方的岸》，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今夜有暴风雪》，晓剑、严亭亭的《世界》，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老鬼的《血色黄昏》、赵玄的《红月亮》，一直到梁晓声的《年轮》、叶辛的《孽债》、郭小东的《青年流放者》，再到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尽管从内容到主旨，从手段到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就其创作的主体精神而言，显然是现实主义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如果我们冷静仔细地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现实主义是有局限的，是在某种或浓或淡的情绪和心态支配下的有强烈主观色彩的现实主义，在这种明显偏向个人情感的视角下，那段知青生活或多或少是变形扭曲了的，是不完整的，是主观选择了的，因而不是彻底的、真正的现实主义。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孙立先生的长篇小说《远方的落日》，恰好弥补了这样的缺憾，在现实主义的真正回归上，作出了独到贡献。
一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知青文学现实主义精神受到这样的局限呢？这是因为作者常常不能自觉地和亲身经历的生活保持冷静客观的距离，不能从更宏大的历史坐标看待那些过去了的梦魇般的生活。在过于情绪化的心态下，对自己描绘的生活作了有意或者无意的取舍，其倾向性扭曲了客观性，因而对生活的真相有了程度不一的偏颇、夸张、剥离、模糊。例如，在以《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时期，主要控诉“上山下乡”运动对一代知识青年造成的生理、心理上的巨大伤害，就如《伤痕》的标题一样。其控诉、揭露、批判组成了这种文学的所有内容，从总体上看，非常丰富；从实质上看，却异常单薄，所有内容都围绕一个指向：伤痕，上山下乡给知识青年造成的生理尤其是心理的伤痕。这一运动给知识青年的全部经历、体验、感受、思考，就在“伤痕”中被过滤了。在以《今夜有暴风雪》为代表的“青春无悔文学”时期，又转向另一个方向，把所有的苦难，用文学的手段，包装成无悔的青春。用理想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外衣，神化灾难的过去，以此自我麻醉，并期待麻醉后人。这样的创作心理和感情导向，又用伪饰的理想和虚假的激情掩盖了真正的生活和生活中的苦难。在以《中国知青部落》（郭小东）《中国知青梦》《孽债》为代表的“反思文学”阶段，虽然“知青作家已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昔日的经历”，但预设道德判断，又使现实主义蒙上了虚幻的自我谴责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其中的批判、追悔、自我救赎，让读者感到作者是否足够真诚，是否足够真实，致使现实主义的力量遭到削弱。
能够用客观理性的态度描写知青生活，就成了登上彻底的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坦途的阶梯，而在这一点上，孙立先生站得非常踏实。
这是因为，经过三十多年的沉淀与思考，《远方的落日》已经从最初的强烈的感性认识上升为冷静的理性认识，能够用客观理性的态度勇敢面对当时的生活，当时的真正的、真实的世界，当时的“我”，当时“我”看见的那些人。对于生活，诗歌需要敏锐而及时的感受、浓缩、创造、宣泄，但小说则不然，小说需要一段距离深入观察，需要一点时间深入思考，需要一点反思探究真相和奥秘。特别的是，对于“上山下乡”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类悲剧生活，更需要作者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智慧反刍和体味，在浓缩原有的感性生活后之后用理性的刀刃一一剖析，从而看到五彩斑斓的生活现象后面更真实、更彻底的真相。孙立先生在人生的中年时期，在二十一世纪的初年，回头描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近十年的知青生活，显然具备了客观理性的条件。就此而言，《远方的落日》，在这方面的准备是极为充分的、厚实的。
二
“上山下乡”运动作为“文革”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总体上看，“对于整个国家和人民来说，知青运动是一场灾难”。“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评价知青运动。它就不仅仅是一场浩劫，它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亵渎，因为它割裂了传统，中断了文明，完全违背了人性，是一种反人性，反人道主义，反人权，反人类进程的一个运动”。③对这些亲历者而言，是从一个狂热的乌托邦到另一个冷酷的乌托邦，这个过程中，从灵魂到肉体，从情感到思想，从意志到品格，无一不是历经曲折、历经磨难、历经炼狱般的锻炼。这种经历，无疑使这些亲历者在创作时带有浓烈的情感色彩，“虽然知青作家们的思想不同，风格各异，但是我们却能从那饱含感情的字里行间看到那充满了悲壮、苦痛、愤懑、忧郁、哀怨、孤独而又不放弃执著与忠诚的复杂的情感内涵，大部分作品呈现出了一种凝重深沉、慷慨悲悯、感伤隽永、苍凉雄旷的美学风格”。“作为对十年“文革”历史的反映及其延续性影响的揭示，三十年的知青文学是耽误一代的冤怨，是失落一代的愤怒，是骄傲一代的悲歌，是觉醒一代心声。知青们带着理性的批判，深刻地反思这段历史，用饱含感情的笔触，用近于自传的手法，给我们描绘了一代人的精神画卷，展现了一代人心灵的历史。于是，知青文学就是一把开启“文革”历史的钥匙，是对文革控诉的状纸，是民众苦难的血书，是一代人精神永不萎缩的印痕，是良知、尊严永不泯灭的明证”④。 但是，正因为如此，在过于浓重的情感渲染下，对知青生活的真实、全面、深刻地反映，也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损失。孙立先生用时间的邈远，用思考的深邃，用回顾的冷静，避免一切情绪化的、片面的叙述、描写和抒情。正是因为用这样的态度审视自己的知青生活，描绘已经过去了的往昔岁月，造就了《远方的落日》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境界，使得他描绘的“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宏大背景更全面、更真实、更典型，也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更真切、更活泼、更多样、更亲切。
“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于这些亲历者来说，是一个难以简单言说和评价的历史过程。其间掺杂着无数个人化的经历和感受，呈现着斑驳迷离、五光十色、悲欣交织的心路历程，因而在文学表现上就各具特色。孙立先生对这些宏大背景的描述和判断非常客观和理智，理性的色彩笼罩了整部小说。在他看来，“回顾过去，重要的并不是一味地批判、讨伐，也不是仅仅追究少数人的责任，更多的是要了解国家与个人的发展轨迹，探讨出如何避免人类社会因为失误而导致灾难的根源”。⑤所以，在对那个时代的背景描述中，我们很难看到一般知青文学中常有的各种“从狂热—失落—执著，到悲愤—骄傲—愧疚，再到怀念—回归—冲突”的情感历程⑥，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主人公林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理智和无奈。他并没有将这一切的不幸归之于某个具体的人，具体的团体，具体的政策，而是再现当时所有人的普遍的精神状态：盲从、算计、麻木、恐惧。孙立笔下的人物，不是先知先觉，也不是后知后觉，而是一群生活在那时的中国人，活生生的、被时代裹挟了的、无法自救也无法被救的人们，“他们的命运，掌握在无所不在而又无法确知的某个抽象的人物手里，无法选择，更无法逃避。既随波逐流，又拼命挣扎，就像被困在一张巨网里的鱼群”⑦。即使在几十年后写作的时候，作者也在压抑着自己的情绪，用理智客观的笔触，写下当时人们真实的精神状态，而没有像其他知青作家那样被情绪左右。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简单的判断和过于主观化的、后知后觉式的觉悟，让读者根据自己看到的艺术形象作出判断，而不被作者的预先设定所限制和规范，以便对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更为理智、更为客观的体验和分析，甚至判断。尊重了读者，也尊重了历史。当代人不评论当代史，这也许比较偏颇，但有可能避免了武断和短视。作为文学作品，恐怕更需要真实呈现某个时代的风貌，让后人自己去体验和评判，这对于作者和后人都是有好处的。这是判断《远方的落日》的价值的重要坐标。在确定了这个坐标之后，就容易判断这部小说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是否足够彻底，足够扎实。
三
小说的最终任务，或者说最终价值，在于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是否生动，是否动人，甚至是否典型，是否具有永恒的文学价值，主要取决于达到现实主义的何种深度，尤其取决于这些人物的真实程度的高低。这种真实，当然是指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统一。孙立先生在这方面，恰恰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与大多数知青文学的作者一样，《远方的落日》也是一部自叙传，是作者几十年前插队生活的回忆和提炼。“三十多年来，插队生活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有时我都有些存疑，我是不是太过于沉湎于过去而不能自拔了。然而，反观自己的人生经历，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那段生活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十年里，我由懵懂无知到不解、疑惑、反思，经历着身体、情感、心灵思想的种种嬗变，也真正认识清楚中国社会最底层人们——农民的生活，切实地感受到他们为了生存的需求所承受的艰辛与苦难。”（《远方的落日——后记》孙立）自叙传体的作品，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上有天然的优势，因而许多伟大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自叙传的因素，长篇小说尤其如此。小说的主人公林强，无疑具有强烈的作者的影子，是作者的经历、思想、感情、性格等方面的浓重的映射。但是，文学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反映生活的真实，更在于反映艺术的真实，反映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矛盾统一。这个主人公，不仅是作者自身刻板的拷贝，更是作者借助自己的想象和类推，概括了当时无数个“林强”、“插队落户”的悲欢离合故事，创造出了“这一个”“林强”。他是一个性格复杂多变的人物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他单纯，所以凭着一腔热血下了乡。他世故，所以他和每个人保持距离。他善良，所以他冒着风险资助逃亡的知青兄弟。他冷酷，所以他拒绝了深爱他的农村姑娘春花。他大度，所以不计较别人对他的深深伤害。他狭隘，所以他无法原谅父亲的冷漠和固执。他幼稚，所以相信了生活的谎言，导致生命的曲折和青春的残酷。他精明，所以抓住了命运赐给他的大大小小的机会，特别是抓住了高考这个天外飞来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聪明，所以他凭借初中的基础考出了全县文科状元的好成绩。他愚蠢，放弃了近在咫尺的人生真幸福——无数截然相对的性格因素水乳交融地融会于一身，让读者产生更加复杂的情愫，是欣赏，还是厌恶？是同情，还是憎恨？是理解，还是贬斥？是崇敬，还是鄙视？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让读者迷惘、矛盾、痛苦、犹豫、深思，甚至废卷长叹，让读者悚然而惊、中夜不眠、流连踌躇。作家的作品，往往有作家生活的影子，杰出的作品尤其如此。我想，敢于写出如此复杂的人物内心变化，作者的确是有直面自我的果敢和勇气，这也是现实主义作品能够耸立于所有其他文学流派之上的最主要的支撑。这又不仅仅是直面自我所能概括的，在这个生动的人物身上，其实也映射了那时许许多多知青的真实的面貌和精神。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塑造一个时代英雄，而在于呈现一个被时代大潮裹挟的青年的心灵成长史，所以，他就有足够的胆识和勇气写出真实的自我体验，并期望今人和后人从中感受那个时代的青年的歌哭悲喜，并由此得到生活的启迪、艺术的享受和人生的哲理。这就是孙立先生的现实主义写作所达到的新的高度，新的深度。在这里，作者并没有像其他知青小说那样，将这个人物简单化、标签化、类型化、时代化，而是写出了在特殊年代里蕴含普遍意义的人物性格、气质、精神、禀赋，是这样一个中国少年，中国青年，是这样一个由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现实共同作用下孕育出来的“这一个”，因而，就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不是转瞬即逝的泡沫性的人物形象，而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物，具有极大概括力的、寓言式的人物。这将引导人们研究这个人物的文化背景、行为模式、心理结构和精神气质，进而研究民族性格特点和民族性格的缺陷，民族心理模式和思维模式，将思考引入更深入的层次，更幽微的层面。这就扩展了这部小说的内容边界，超越了小说本身的价值范畴，达到了形而上的境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立先生的《远方的落日》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不仅主要人物是如此，次要人物也是如此。《远方的落日》与其他知青小说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塑造了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江南农村的普通农民、特殊农民（包括知识青年、下放干部、农村干部等）的群像。这些群像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是中国在那一时期农民生动的群生像。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读者可以看到中国七十年代江南农民的真实生活、真实精神和真实气质。下放干部夏教授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天下情怀，但也有忍让卑怯的犬儒心态；有激励后辈的天然美德，也有畏惧邪恶的懦弱性格。五保户老幺既有刻苦耐劳、淳朴憨厚的美德，又有粗陋肮脏、自我封闭的个性怪癖。正当青春年华的梅英，有对爱情美好的想象和追求，但缺乏抗争的勇气，屈从于环境和家庭的压力，牺牲了爱情，失去了幸福，变得平庸而邋遢。作为军人母亲的五婶，也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形象，相反，是一个敢于追求个人幸福的女性形象。她和地主钱长顺的同居生活，无论是否存在爱情，都是合乎人性的正常生活。她为自己的儿子是否受此影响而担忧，但绝不拿自己的幸福做交易。那个有些仙风道骨的山中老人，他出生国外，却深谙中华文化。他享过浮华，却返璞归真。他子孙满堂，却离群索居。他阅尽世情，却内心澄明。他的出现，是整部小说的华彩余音，在众多灰暗苦难的人物背景上，闪现一个神异的面容。他是谁？他从何而来？他为何能远离是非恐怖？他因何而生？又因何而死？隐士？哲人？圣贤？这一人物形象，蕴含了太多的疑团，隐喻了无数意蕴，引发了众多猜测，增添了无穷魅力。这样一个人物，在整部作品的沉重压抑的基调里插入了明快鲜艳的乐段，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令人遐想，令人深思，令人跳出既有的世界，从另一个仿佛世外桃源的角度观察悲惨灰暗的现实世界。我认为，作者描绘这样一个人物，既是对生活的如实反映，又是对现实的深切批判，更是对未来的热切期盼。当然，这个人物也为这部现实主义的小说增添了浓重的浪漫色彩。当然，这并非说这些人物都是黑白两分、难辨善恶的，而是说作者依照生活的真实忠实地展示了人性的各个方面，又借助丰富的想象和概括提炼了人性的复杂和幽深，展示了一个个的“这一个”，形成了“这一群”。这些活色生香的人物，让读者看到了人性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民，这就是真实的生存状态下的中国农民。这种极端状态下的人性更真实、更残酷、更复杂。这种对现实既广阔又深刻的描绘，是这部作品现实主义追求达到的另一境界。
孙立先生回归彻底的真正的现实主义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他对那个时代作了全面、深刻、透彻的表现。这种表现，既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精确再现，更是作者经过多年痛苦的回忆、深沉的思索、渐渐的领悟所构建的文学殿堂。
四
说到“文化大革命”，说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似乎就会有一些固定的、模式化的词语跃上脑海，比如“狂热、野蛮”，比如“痛苦、绝望”，比如“伪装、凶狠”，等等。这些词语能够概括那个时代，那种运动，但又过于简单，过于浮浅，过于主观。历史，就像浩瀚的大海，看到波涛汹涌，看到电闪雷鸣，看到樯倾楫摧，是大海，却不是大海的全部。大海，还有平静无波的深渊，还有潜流平缓的洋流，还有鱼翔虾游的堡礁，还有无数生动的细节，而生活有时就是由这些细节组成的。“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也是这样，绝不是一些抽象的词语能够表现和概括的。《远方的落日》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不仅写到了人所共知的那一方面，更写到了人所未知的另一方面。而这另一方面，也许才是真实的生活，才是浪花飞溅之下的真正潜流，是除去喧哗之后赤裸裸的真实。这也就是所谓的彻底的现实主义的另一个维度。
第一，对“文革”何以发生，并能够在中国肆虐十余年，这是每一个现代中国人必须严肃思考的大问题。作者对此并未作任何概念化和逻辑推演式的解说，也没有用后知后觉的现时眼光做政治判决和意识形态的否定，而是用自己的笔，刻画了当时的政治气候、群众心理、人物性格，从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层面探索答案。这样的答案，你可以质疑，却不能否认。因为那一个个生动的形象，正以无可怀疑的姿态，向读者展示“这一个”。这就比通常的控诉、悲愤、仇恨、憎恶、悔恨、忏悔、救赎要有力，要有深度，要有更尖锐的说服力。就不会把“文革”这样的民族灾难简单地归咎于特定的人物和特定的人群。人类历史上的许多灾难，表面上似乎是偶然因素引发的，似乎某个人物、某个事件触发了灾难，其实，如果距离更远一些，视点更高一些，观察更深一些，就会发现，这些灾难不仅有偶然的因素，更有必然趋势，是某种历史发展的综合力量促成了灾难的爆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样如此。从这个角度出发，这就有利于我们从更广泛、更深刻、更准确的角度理解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们。
作者用平视、严肃、客观的眼光，细细刻画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喜怒哀乐，表现了他们的思想、情感、心理、气质，并由此展现了他们的生活哲学和精神世界。作者挖掘了中国最广大的人群的灵魂深处，解释了许多难以言说的文化秘密和心理秘密，对理解中国、中国人、中国农民、中国知识分子，理解何以发生“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很大的助益。
第二，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客观冷静的笔墨，把笼罩一切的恐惧、压抑、迷茫重现在读者眼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底色，文革的底色是什么？是恐惧、压抑、迷茫。如果用色彩来表达，无疑就是深深浅浅的灰色。浓重时，近于黑色，淡褪时，近于白色。在这两色之间，一片灰色。在这个时代生活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生活在恐惧之中。这种恐惧无所不在，几乎支配着人们的一切意识和潜意识，并因此而支配着人们的行动。这就使得这部小说有别于其他知青小说的基调，将掩盖在狂热、失落等心理表象下人们真实的、深层的心理底色挖掘了出来。在这种心理底色支配下，人们看似怪异的、不可理喻的行为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刘玉倩为什么和家庭一刀两断，为什么那样伤害自己的父亲，除了表面的革命激情之外，恐惧被时代抛弃、被社会孤立，也是更直接、更真实的原因。夏教授心如明镜，但畏惧于现实残酷，谨言慎行，用懦弱胆小的表象掩饰内心的真实思想，以求摆脱困境。在那个年代，无论是哪个阶层的人，即使是风云一时的人物，都笼罩在某种不可明言的恐惧中。如果说这种挖掘有什么可比的例子的话，那么我认为只有反映“二战”时犹太民族遭遇的某些小说，或者前苏联那些反映斯大林时代的“红色恐怖”的某些小说可以仿佛。这种挖掘也是这部作品彻底的现实主义的一个指标。 第三，《远方的落日》在表现生活上有很深的广度和深度。许多知青小说的视角局限于知青本身，这和它们取材于兵团、知青点有关，也和作者专注于自身的苦难有关。这部作品却恰恰是多视角的，不仅写了各色各样的知识青年，还写了江南农村各色各样的农民，以及农村干部、下放干部等涉及“插队落户”运动的各种人物。这些人物及由此展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就向读者呈现了复杂斑斓的七十年代江南农村的全景图，就为读者理解那个年代的生活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提供了可能。
在《远方的落日》中，出现了以往文学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农民群像。无论是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还是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写的农村人物都非文革时期的形象。文革中江南农村的农民们怎么生活，怎么思想，有什么悲喜，有什么甘苦，有什么迷惑，有什么期盼……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听到、闻到、尝到、感受到。这里有最纯朴的农民，比如长庆叔；有最奸巧的混混，如来保；有最美丽的姑娘，如梅英；有最热情的姑娘，如春花；有最悲惨的女人，如队长的疯妻；最庸俗的女性，如金花——这是最底层的呼吸，最卑微的生命，最苦难的人群，却也是最真实的情景，最细致的表现，最悲悯的理解，因而也是最顽强的生命，最纯粹的情感，最朴素的人性。震撼人的心灵的，往往不是华丽、绚烂、光辉，而是朴拙、粗粝、真实。这一个个真实而又坦诚农民的心灵，足以让直面人生、正视苦难的现代读者，掩卷沉思。
第四，在表现知识青年这一方面，作者也开拓了现实主义写作的新的领域，达到了新的高度。作者再现了一群迥异于往常的知青形象。知青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仔细分别则千差万别。除去地域、文化、出身等外在因素外，每一个知青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而人们往往用一个名词抽象了无数悲欢离合、生离死别、历经坎坷的人群，这是多么冷漠、多么残酷、多么无知的事情。现在，我们看到了《远方的落日》，还可以从这本书里见到那些生活在书里、还在呼吸、还在活着的年轻生命。即使，有些生命早已逝去，但在这儿他们还活着。省城来的林强，这个早慧又愚蠢的孩子，他是怎样被一腔热情鼓动着来到乡村，又是如何自以为计算准确却又被人计算，不由自主地来到他完全陌生的溧阳农村，他的挣扎，他的逃避，他的愚昧，他的聪明，他经历的一切又如何改变了他的人生和人生哲学。那个成熟理智的赵新华，是怎样判断形势，是怎样规避生活中的灾难，但又怎样不可避免地走向监狱。还有那么多的女知识青年，她们美丽、单纯、活泼、善良，又是什么使她们走向不同的道路，或者堕落如上海女人，或者悲剧如菊花，或平庸如晓梅，或无奈如刘玉倩。她们在时代的巨轮下用她们年轻的生命作为牺牲的祭品，让我们的后人知道民族的进步耗费了多少年轻的生命，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从而理解那个时代，理解那个时代年轻的生命，理解我们这个民族历经曲折的跋涉之路。
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反映现实，不仅仅反映作家自己愿意表现的那些现实，还要求作家更客观、更理性、更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有些作家因为高超的艺术水准，自然而然地做到了这一点，有些作家因为清醒的艺术追求竭力做到这一点，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现实主义。《远方的落日》在这一点上，是有其独特贡献的。而做到这一点，与作者的见识、气度、胸襟有直接关系。
作为现代中国主要的文学思潮，现实主义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文学的中流砥柱，不管是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还是时髦的魔幻现实主义，读者对它们最核心的要求，还是准确、深刻、生动、形象地反映生活，反映生活的本质和希望，反映生活最真实的那一面，马尔克斯深刻判断道：“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他们不需要作者越俎代庖，用作者的棱镜过滤、变形甚至幻化生活，而是需要作者把一个时代的气息、图景、任务及由此呈现的时代的精神面貌展现在作品中，让自己在阅读和品味中再现那个时代，从中得到艺术的享受，得到生活的启迪，得到精神的提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远方的落日》是现实主义彻底的真正的回归。
注释：
①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LanzhouUniv.（SocialSciences）1999，27（2）：173-177Vol.27No.21999P173-177.
②相关观点的佐证材料参照注释①.
③郭小东.知青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④刘雁冰.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知青文学的情感特征.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0.
⑤孙立.远方的落日·后记.
⑥刘雁冰.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知青文学的情感特征.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0.
⑦眭建平.洞烛人性的复杂雕镂人心的深刻.靖江日报，2012-6-2.
关键词： 现实主义 彻底回归 《远方的落日》
知青小说一向被认为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物，例如，在王源《知青小说审美风格的流动》一文中曾这样总结道：“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回归的标志，就是敢于面对现实，揭露控诉极‘左’路线给人们带来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和伤痕。伴随新时期文学同步发展的知青小说，更是高举着现实主义的大旗，从发轫开始，就以直面人生的勇气，大胆揭露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丑恶、欺骗、阴暗与苦难，表现一代热血青年被蒙骗、被愚弄的坎坷命运，充溢着对“极左”路线和当时政策的强烈否定和批判意识。”①“1979年以后的文学随着四人帮的垮台，随着我们对整个制度的调整，特别是文艺政策的调整，有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新时期的文学开始关注人的命运和人的存在，按照人的方式来写人，它所坚守的是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③在这种情绪和心态下，创作了一大批知青文学，塑造了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从卢新华的《伤痕》、郑义的《枫》、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陈建功的《萱草的眼泪》、甘铁生的《聚会》、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到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孔捷生的《南方的岸》，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今夜有暴风雪》，晓剑、严亭亭的《世界》，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老鬼的《血色黄昏》、赵玄的《红月亮》，一直到梁晓声的《年轮》、叶辛的《孽债》、郭小东的《青年流放者》，再到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尽管从内容到主旨，从手段到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就其创作的主体精神而言，显然是现实主义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如果我们冷静仔细地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现实主义是有局限的，是在某种或浓或淡的情绪和心态支配下的有强烈主观色彩的现实主义，在这种明显偏向个人情感的视角下，那段知青生活或多或少是变形扭曲了的，是不完整的，是主观选择了的，因而不是彻底的、真正的现实主义。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孙立先生的长篇小说《远方的落日》，恰好弥补了这样的缺憾，在现实主义的真正回归上，作出了独到贡献。
一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知青文学现实主义精神受到这样的局限呢？这是因为作者常常不能自觉地和亲身经历的生活保持冷静客观的距离，不能从更宏大的历史坐标看待那些过去了的梦魇般的生活。在过于情绪化的心态下，对自己描绘的生活作了有意或者无意的取舍，其倾向性扭曲了客观性，因而对生活的真相有了程度不一的偏颇、夸张、剥离、模糊。例如，在以《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时期，主要控诉“上山下乡”运动对一代知识青年造成的生理、心理上的巨大伤害，就如《伤痕》的标题一样。其控诉、揭露、批判组成了这种文学的所有内容，从总体上看，非常丰富；从实质上看，却异常单薄，所有内容都围绕一个指向：伤痕，上山下乡给知识青年造成的生理尤其是心理的伤痕。这一运动给知识青年的全部经历、体验、感受、思考，就在“伤痕”中被过滤了。在以《今夜有暴风雪》为代表的“青春无悔文学”时期，又转向另一个方向，把所有的苦难，用文学的手段，包装成无悔的青春。用理想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外衣，神化灾难的过去，以此自我麻醉，并期待麻醉后人。这样的创作心理和感情导向，又用伪饰的理想和虚假的激情掩盖了真正的生活和生活中的苦难。在以《中国知青部落》（郭小东）《中国知青梦》《孽债》为代表的“反思文学”阶段，虽然“知青作家已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昔日的经历”，但预设道德判断，又使现实主义蒙上了虚幻的自我谴责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其中的批判、追悔、自我救赎，让读者感到作者是否足够真诚，是否足够真实，致使现实主义的力量遭到削弱。
能够用客观理性的态度描写知青生活，就成了登上彻底的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坦途的阶梯，而在这一点上，孙立先生站得非常踏实。
这是因为，经过三十多年的沉淀与思考，《远方的落日》已经从最初的强烈的感性认识上升为冷静的理性认识，能够用客观理性的态度勇敢面对当时的生活，当时的真正的、真实的世界，当时的“我”，当时“我”看见的那些人。对于生活，诗歌需要敏锐而及时的感受、浓缩、创造、宣泄，但小说则不然，小说需要一段距离深入观察，需要一点时间深入思考，需要一点反思探究真相和奥秘。特别的是，对于“上山下乡”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类悲剧生活，更需要作者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智慧反刍和体味，在浓缩原有的感性生活后之后用理性的刀刃一一剖析，从而看到五彩斑斓的生活现象后面更真实、更彻底的真相。孙立先生在人生的中年时期，在二十一世纪的初年，回头描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近十年的知青生活，显然具备了客观理性的条件。就此而言，《远方的落日》，在这方面的准备是极为充分的、厚实的。
二
“上山下乡”运动作为“文革”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总体上看，“对于整个国家和人民来说，知青运动是一场灾难”。“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评价知青运动。它就不仅仅是一场浩劫，它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亵渎，因为它割裂了传统，中断了文明，完全违背了人性，是一种反人性，反人道主义，反人权，反人类进程的一个运动”。③对这些亲历者而言，是从一个狂热的乌托邦到另一个冷酷的乌托邦，这个过程中，从灵魂到肉体，从情感到思想，从意志到品格，无一不是历经曲折、历经磨难、历经炼狱般的锻炼。这种经历，无疑使这些亲历者在创作时带有浓烈的情感色彩，“虽然知青作家们的思想不同，风格各异，但是我们却能从那饱含感情的字里行间看到那充满了悲壮、苦痛、愤懑、忧郁、哀怨、孤独而又不放弃执著与忠诚的复杂的情感内涵，大部分作品呈现出了一种凝重深沉、慷慨悲悯、感伤隽永、苍凉雄旷的美学风格”。“作为对十年“文革”历史的反映及其延续性影响的揭示，三十年的知青文学是耽误一代的冤怨，是失落一代的愤怒，是骄傲一代的悲歌，是觉醒一代心声。知青们带着理性的批判，深刻地反思这段历史，用饱含感情的笔触，用近于自传的手法，给我们描绘了一代人的精神画卷，展现了一代人心灵的历史。于是，知青文学就是一把开启“文革”历史的钥匙，是对文革控诉的状纸，是民众苦难的血书，是一代人精神永不萎缩的印痕，是良知、尊严永不泯灭的明证”④。 但是，正因为如此，在过于浓重的情感渲染下，对知青生活的真实、全面、深刻地反映，也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损失。孙立先生用时间的邈远，用思考的深邃，用回顾的冷静，避免一切情绪化的、片面的叙述、描写和抒情。正是因为用这样的态度审视自己的知青生活，描绘已经过去了的往昔岁月，造就了《远方的落日》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境界，使得他描绘的“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宏大背景更全面、更真实、更典型，也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更真切、更活泼、更多样、更亲切。
“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于这些亲历者来说，是一个难以简单言说和评价的历史过程。其间掺杂着无数个人化的经历和感受，呈现着斑驳迷离、五光十色、悲欣交织的心路历程，因而在文学表现上就各具特色。孙立先生对这些宏大背景的描述和判断非常客观和理智，理性的色彩笼罩了整部小说。在他看来，“回顾过去，重要的并不是一味地批判、讨伐，也不是仅仅追究少数人的责任，更多的是要了解国家与个人的发展轨迹，探讨出如何避免人类社会因为失误而导致灾难的根源”。⑤所以，在对那个时代的背景描述中，我们很难看到一般知青文学中常有的各种“从狂热—失落—执著，到悲愤—骄傲—愧疚，再到怀念—回归—冲突”的情感历程⑥，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主人公林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理智和无奈。他并没有将这一切的不幸归之于某个具体的人，具体的团体，具体的政策，而是再现当时所有人的普遍的精神状态：盲从、算计、麻木、恐惧。孙立笔下的人物，不是先知先觉，也不是后知后觉，而是一群生活在那时的中国人，活生生的、被时代裹挟了的、无法自救也无法被救的人们，“他们的命运，掌握在无所不在而又无法确知的某个抽象的人物手里，无法选择，更无法逃避。既随波逐流，又拼命挣扎，就像被困在一张巨网里的鱼群”⑦。即使在几十年后写作的时候，作者也在压抑着自己的情绪，用理智客观的笔触，写下当时人们真实的精神状态，而没有像其他知青作家那样被情绪左右。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简单的判断和过于主观化的、后知后觉式的觉悟，让读者根据自己看到的艺术形象作出判断，而不被作者的预先设定所限制和规范，以便对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更为理智、更为客观的体验和分析，甚至判断。尊重了读者，也尊重了历史。当代人不评论当代史，这也许比较偏颇，但有可能避免了武断和短视。作为文学作品，恐怕更需要真实呈现某个时代的风貌，让后人自己去体验和评判，这对于作者和后人都是有好处的。这是判断《远方的落日》的价值的重要坐标。在确定了这个坐标之后，就容易判断这部小说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是否足够彻底，足够扎实。
三
小说的最终任务，或者说最终价值，在于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是否生动，是否动人，甚至是否典型，是否具有永恒的文学价值，主要取决于达到现实主义的何种深度，尤其取决于这些人物的真实程度的高低。这种真实，当然是指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统一。孙立先生在这方面，恰恰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与大多数知青文学的作者一样，《远方的落日》也是一部自叙传，是作者几十年前插队生活的回忆和提炼。“三十多年来，插队生活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有时我都有些存疑，我是不是太过于沉湎于过去而不能自拔了。然而，反观自己的人生经历，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那段生活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十年里，我由懵懂无知到不解、疑惑、反思，经历着身体、情感、心灵思想的种种嬗变，也真正认识清楚中国社会最底层人们——农民的生活，切实地感受到他们为了生存的需求所承受的艰辛与苦难。”（《远方的落日——后记》孙立）自叙传体的作品，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上有天然的优势，因而许多伟大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自叙传的因素，长篇小说尤其如此。小说的主人公林强，无疑具有强烈的作者的影子，是作者的经历、思想、感情、性格等方面的浓重的映射。但是，文学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反映生活的真实，更在于反映艺术的真实，反映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矛盾统一。这个主人公，不仅是作者自身刻板的拷贝，更是作者借助自己的想象和类推，概括了当时无数个“林强”、“插队落户”的悲欢离合故事，创造出了“这一个”“林强”。他是一个性格复杂多变的人物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他单纯，所以凭着一腔热血下了乡。他世故，所以他和每个人保持距离。他善良，所以他冒着风险资助逃亡的知青兄弟。他冷酷，所以他拒绝了深爱他的农村姑娘春花。他大度，所以不计较别人对他的深深伤害。他狭隘，所以他无法原谅父亲的冷漠和固执。他幼稚，所以相信了生活的谎言，导致生命的曲折和青春的残酷。他精明，所以抓住了命运赐给他的大大小小的机会，特别是抓住了高考这个天外飞来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聪明，所以他凭借初中的基础考出了全县文科状元的好成绩。他愚蠢，放弃了近在咫尺的人生真幸福——无数截然相对的性格因素水乳交融地融会于一身，让读者产生更加复杂的情愫，是欣赏，还是厌恶？是同情，还是憎恨？是理解，还是贬斥？是崇敬，还是鄙视？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让读者迷惘、矛盾、痛苦、犹豫、深思，甚至废卷长叹，让读者悚然而惊、中夜不眠、流连踌躇。作家的作品，往往有作家生活的影子，杰出的作品尤其如此。我想，敢于写出如此复杂的人物内心变化，作者的确是有直面自我的果敢和勇气，这也是现实主义作品能够耸立于所有其他文学流派之上的最主要的支撑。这又不仅仅是直面自我所能概括的，在这个生动的人物身上，其实也映射了那时许许多多知青的真实的面貌和精神。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塑造一个时代英雄，而在于呈现一个被时代大潮裹挟的青年的心灵成长史，所以，他就有足够的胆识和勇气写出真实的自我体验，并期望今人和后人从中感受那个时代的青年的歌哭悲喜，并由此得到生活的启迪、艺术的享受和人生的哲理。这就是孙立先生的现实主义写作所达到的新的高度，新的深度。在这里，作者并没有像其他知青小说那样，将这个人物简单化、标签化、类型化、时代化，而是写出了在特殊年代里蕴含普遍意义的人物性格、气质、精神、禀赋，是这样一个中国少年，中国青年，是这样一个由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现实共同作用下孕育出来的“这一个”，因而，就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不是转瞬即逝的泡沫性的人物形象，而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物，具有极大概括力的、寓言式的人物。这将引导人们研究这个人物的文化背景、行为模式、心理结构和精神气质，进而研究民族性格特点和民族性格的缺陷，民族心理模式和思维模式，将思考引入更深入的层次，更幽微的层面。这就扩展了这部小说的内容边界，超越了小说本身的价值范畴，达到了形而上的境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立先生的《远方的落日》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不仅主要人物是如此，次要人物也是如此。《远方的落日》与其他知青小说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塑造了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江南农村的普通农民、特殊农民（包括知识青年、下放干部、农村干部等）的群像。这些群像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是中国在那一时期农民生动的群生像。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读者可以看到中国七十年代江南农民的真实生活、真实精神和真实气质。下放干部夏教授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天下情怀，但也有忍让卑怯的犬儒心态；有激励后辈的天然美德，也有畏惧邪恶的懦弱性格。五保户老幺既有刻苦耐劳、淳朴憨厚的美德，又有粗陋肮脏、自我封闭的个性怪癖。正当青春年华的梅英，有对爱情美好的想象和追求，但缺乏抗争的勇气，屈从于环境和家庭的压力，牺牲了爱情，失去了幸福，变得平庸而邋遢。作为军人母亲的五婶，也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形象，相反，是一个敢于追求个人幸福的女性形象。她和地主钱长顺的同居生活，无论是否存在爱情，都是合乎人性的正常生活。她为自己的儿子是否受此影响而担忧，但绝不拿自己的幸福做交易。那个有些仙风道骨的山中老人，他出生国外，却深谙中华文化。他享过浮华，却返璞归真。他子孙满堂，却离群索居。他阅尽世情，却内心澄明。他的出现，是整部小说的华彩余音，在众多灰暗苦难的人物背景上，闪现一个神异的面容。他是谁？他从何而来？他为何能远离是非恐怖？他因何而生？又因何而死？隐士？哲人？圣贤？这一人物形象，蕴含了太多的疑团，隐喻了无数意蕴，引发了众多猜测，增添了无穷魅力。这样一个人物，在整部作品的沉重压抑的基调里插入了明快鲜艳的乐段，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令人遐想，令人深思，令人跳出既有的世界，从另一个仿佛世外桃源的角度观察悲惨灰暗的现实世界。我认为，作者描绘这样一个人物，既是对生活的如实反映，又是对现实的深切批判，更是对未来的热切期盼。当然，这个人物也为这部现实主义的小说增添了浓重的浪漫色彩。当然，这并非说这些人物都是黑白两分、难辨善恶的，而是说作者依照生活的真实忠实地展示了人性的各个方面，又借助丰富的想象和概括提炼了人性的复杂和幽深，展示了一个个的“这一个”，形成了“这一群”。这些活色生香的人物，让读者看到了人性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民，这就是真实的生存状态下的中国农民。这种极端状态下的人性更真实、更残酷、更复杂。这种对现实既广阔又深刻的描绘，是这部作品现实主义追求达到的另一境界。
孙立先生回归彻底的真正的现实主义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他对那个时代作了全面、深刻、透彻的表现。这种表现，既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精确再现，更是作者经过多年痛苦的回忆、深沉的思索、渐渐的领悟所构建的文学殿堂。
四
说到“文化大革命”，说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似乎就会有一些固定的、模式化的词语跃上脑海，比如“狂热、野蛮”，比如“痛苦、绝望”，比如“伪装、凶狠”，等等。这些词语能够概括那个时代，那种运动，但又过于简单，过于浮浅，过于主观。历史，就像浩瀚的大海，看到波涛汹涌，看到电闪雷鸣，看到樯倾楫摧，是大海，却不是大海的全部。大海，还有平静无波的深渊，还有潜流平缓的洋流，还有鱼翔虾游的堡礁，还有无数生动的细节，而生活有时就是由这些细节组成的。“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也是这样，绝不是一些抽象的词语能够表现和概括的。《远方的落日》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不仅写到了人所共知的那一方面，更写到了人所未知的另一方面。而这另一方面，也许才是真实的生活，才是浪花飞溅之下的真正潜流，是除去喧哗之后赤裸裸的真实。这也就是所谓的彻底的现实主义的另一个维度。
第一，对“文革”何以发生，并能够在中国肆虐十余年，这是每一个现代中国人必须严肃思考的大问题。作者对此并未作任何概念化和逻辑推演式的解说，也没有用后知后觉的现时眼光做政治判决和意识形态的否定，而是用自己的笔，刻画了当时的政治气候、群众心理、人物性格，从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层面探索答案。这样的答案，你可以质疑，却不能否认。因为那一个个生动的形象，正以无可怀疑的姿态，向读者展示“这一个”。这就比通常的控诉、悲愤、仇恨、憎恶、悔恨、忏悔、救赎要有力，要有深度，要有更尖锐的说服力。就不会把“文革”这样的民族灾难简单地归咎于特定的人物和特定的人群。人类历史上的许多灾难，表面上似乎是偶然因素引发的，似乎某个人物、某个事件触发了灾难，其实，如果距离更远一些，视点更高一些，观察更深一些，就会发现，这些灾难不仅有偶然的因素，更有必然趋势，是某种历史发展的综合力量促成了灾难的爆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样如此。从这个角度出发，这就有利于我们从更广泛、更深刻、更准确的角度理解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们。
作者用平视、严肃、客观的眼光，细细刻画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喜怒哀乐，表现了他们的思想、情感、心理、气质，并由此展现了他们的生活哲学和精神世界。作者挖掘了中国最广大的人群的灵魂深处，解释了许多难以言说的文化秘密和心理秘密，对理解中国、中国人、中国农民、中国知识分子，理解何以发生“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很大的助益。
第二，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客观冷静的笔墨，把笼罩一切的恐惧、压抑、迷茫重现在读者眼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底色，文革的底色是什么？是恐惧、压抑、迷茫。如果用色彩来表达，无疑就是深深浅浅的灰色。浓重时，近于黑色，淡褪时，近于白色。在这两色之间，一片灰色。在这个时代生活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生活在恐惧之中。这种恐惧无所不在，几乎支配着人们的一切意识和潜意识，并因此而支配着人们的行动。这就使得这部小说有别于其他知青小说的基调，将掩盖在狂热、失落等心理表象下人们真实的、深层的心理底色挖掘了出来。在这种心理底色支配下，人们看似怪异的、不可理喻的行为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刘玉倩为什么和家庭一刀两断，为什么那样伤害自己的父亲，除了表面的革命激情之外，恐惧被时代抛弃、被社会孤立，也是更直接、更真实的原因。夏教授心如明镜，但畏惧于现实残酷，谨言慎行，用懦弱胆小的表象掩饰内心的真实思想，以求摆脱困境。在那个年代，无论是哪个阶层的人，即使是风云一时的人物，都笼罩在某种不可明言的恐惧中。如果说这种挖掘有什么可比的例子的话，那么我认为只有反映“二战”时犹太民族遭遇的某些小说，或者前苏联那些反映斯大林时代的“红色恐怖”的某些小说可以仿佛。这种挖掘也是这部作品彻底的现实主义的一个指标。 第三，《远方的落日》在表现生活上有很深的广度和深度。许多知青小说的视角局限于知青本身，这和它们取材于兵团、知青点有关，也和作者专注于自身的苦难有关。这部作品却恰恰是多视角的，不仅写了各色各样的知识青年，还写了江南农村各色各样的农民，以及农村干部、下放干部等涉及“插队落户”运动的各种人物。这些人物及由此展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就向读者呈现了复杂斑斓的七十年代江南农村的全景图，就为读者理解那个年代的生活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提供了可能。
在《远方的落日》中，出现了以往文学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农民群像。无论是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还是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写的农村人物都非文革时期的形象。文革中江南农村的农民们怎么生活，怎么思想，有什么悲喜，有什么甘苦，有什么迷惑，有什么期盼……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听到、闻到、尝到、感受到。这里有最纯朴的农民，比如长庆叔；有最奸巧的混混，如来保；有最美丽的姑娘，如梅英；有最热情的姑娘，如春花；有最悲惨的女人，如队长的疯妻；最庸俗的女性，如金花——这是最底层的呼吸，最卑微的生命，最苦难的人群，却也是最真实的情景，最细致的表现，最悲悯的理解，因而也是最顽强的生命，最纯粹的情感，最朴素的人性。震撼人的心灵的，往往不是华丽、绚烂、光辉，而是朴拙、粗粝、真实。这一个个真实而又坦诚农民的心灵，足以让直面人生、正视苦难的现代读者，掩卷沉思。
第四，在表现知识青年这一方面，作者也开拓了现实主义写作的新的领域，达到了新的高度。作者再现了一群迥异于往常的知青形象。知青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仔细分别则千差万别。除去地域、文化、出身等外在因素外，每一个知青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而人们往往用一个名词抽象了无数悲欢离合、生离死别、历经坎坷的人群，这是多么冷漠、多么残酷、多么无知的事情。现在，我们看到了《远方的落日》，还可以从这本书里见到那些生活在书里、还在呼吸、还在活着的年轻生命。即使，有些生命早已逝去，但在这儿他们还活着。省城来的林强，这个早慧又愚蠢的孩子，他是怎样被一腔热情鼓动着来到乡村，又是如何自以为计算准确却又被人计算，不由自主地来到他完全陌生的溧阳农村，他的挣扎，他的逃避，他的愚昧，他的聪明，他经历的一切又如何改变了他的人生和人生哲学。那个成熟理智的赵新华，是怎样判断形势，是怎样规避生活中的灾难，但又怎样不可避免地走向监狱。还有那么多的女知识青年，她们美丽、单纯、活泼、善良，又是什么使她们走向不同的道路，或者堕落如上海女人，或者悲剧如菊花，或平庸如晓梅，或无奈如刘玉倩。她们在时代的巨轮下用她们年轻的生命作为牺牲的祭品，让我们的后人知道民族的进步耗费了多少年轻的生命，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从而理解那个时代，理解那个时代年轻的生命，理解我们这个民族历经曲折的跋涉之路。
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反映现实，不仅仅反映作家自己愿意表现的那些现实，还要求作家更客观、更理性、更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有些作家因为高超的艺术水准，自然而然地做到了这一点，有些作家因为清醒的艺术追求竭力做到这一点，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现实主义。《远方的落日》在这一点上，是有其独特贡献的。而做到这一点，与作者的见识、气度、胸襟有直接关系。
作为现代中国主要的文学思潮，现实主义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文学的中流砥柱，不管是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还是时髦的魔幻现实主义，读者对它们最核心的要求，还是准确、深刻、生动、形象地反映生活，反映生活的本质和希望，反映生活最真实的那一面，马尔克斯深刻判断道：“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他们不需要作者越俎代庖，用作者的棱镜过滤、变形甚至幻化生活，而是需要作者把一个时代的气息、图景、任务及由此呈现的时代的精神面貌展现在作品中，让自己在阅读和品味中再现那个时代，从中得到艺术的享受，得到生活的启迪，得到精神的提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远方的落日》是现实主义彻底的真正的回归。
注释：
①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LanzhouUniv.（SocialSciences）1999，27（2）：173-177Vol.27No.21999P173-177.
②相关观点的佐证材料参照注释①.
③郭小东.知青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④刘雁冰.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知青文学的情感特征.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0.
⑤孙立.远方的落日·后记.
⑥刘雁冰.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知青文学的情感特征.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0.
⑦眭建平.洞烛人性的复杂雕镂人心的深刻.靖江日报，201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