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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郭嵩焘是近现代当之无愧的思想、政治先驱，作为中国晚清时期著名的思想家郭嵩焘通过对西方经济社会进行深入思考与研究后，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其经济思想有着独到的见解，不仅超越前人，相比当时也高出一筹，因此被称为引领中国经济近代化思想的先导。
关键字：经济思想；先进性；局限性
一、郭嵩焘慷慨激昂又讥笑怒骂中的一生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年号玉池老人，学者又称养知先生，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官至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兼充出使英国大臣和出使法国大臣，光绪五年回国后未在出仕。郭嵩焘是清朝第一位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也是常驻西方的第一个中国外交官。1876-1879年出使英国期间，西方人本欲看其闹笑话，丢脸。然而，郭嵩焘不仅讲了好话，且展现了优秀的素质，令很多伺机嘲笑的人意外。郭嵩焘的一生是悲惨的，他的50天日记《使西纪程》像一颗炸弹投入死水潭，激起了轩然大波，招致皇帝毁板，并于一年后撤回郭嵩焘，再未启用。穷尽一生，郭嵩焘一直在试图启发教育民智，实现他的思想和政治抱负。奈何，泱泱大国一片反对之声。封建专制让人望而却步。郭嵩焘也是第一个有不同于专制洋务派思想的人，虽然由于个人阶级出身的局限性，思想上有局限的地方；但也是当之无愧的觉醒第一人。《伦敦与巴黎日记》主要记叙了郭嵩焘的政治文化以及教育、洋务思想。读来深有感触，当真顽固封建专制者们，固步自封，举着最后的旗帜尝试做最后的喘息。郭嵩焘传回中国的一封封信件无疑在本就呼吸困难的专制患者身上又压了一层棉被，令专制者们难受之极，不可小觑。郭嵩焘认为西方政教优于中国，致力于彻底揭穿天朝神话。其孤独的先行者精神使其在讥笑中度过了一生。在下文中，笔者将把注意力集中在郭嵩焘的经济思想上。从其经济看法入手，略微写写自己的感想。
二、郭嵩焘的经济思想：
出使英法之前，郭嵩焘对清政府的经济政策就颇有微词，认为应根据两次鸦片战争，调整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鼓励民间私人投资，发展对外贸易，兴办近代的航运业。这是有其个人因素和地方历史文化背景的。郭嵩焘学问渊源受湖南社会环境的影响；西方对他的影响承前启后。所以他有最异乎寻常的观点：无轻商思想。这主要由于郭嵩焘的家庭是湘阴有名的富室，经营商业和利贷致富。同时，郭嵩焘又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精神进取的人，才识出群。郭嵩焘对现实政治有很多尖锐的批评。思想有一些异端的气味，而且其固有的反正统思想容易与西学相通。所以其在政治集团内不得志，进而对现实政治不满，间接也助长了他"行不由径"的思想和性格，综上，使他有可能去探索一条摆脱封建制度危机和个人思想危机的新路。
1、郭嵩焘经济思想的萌芽
郭嵩焘的观点源自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洋患"问题引起了他的关注。在1840-1842 年鸦片战争时期，郭嵩焘开始慢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有所了解，亲身参与抗贡战争的策划，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斥当局"措理失宜"，渐以"能知洋务"见解闻名，而且提出的一些救国爱民的经济措施，但当时那些思想只是处于萌芽阶段。
2、洋务运动中思想
洋务运动的开展，使得郭嵩焘认为传统的重本抑末、重农抑商政策已失去了合理的依据，他把中西方贫弱富强归结为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郭嵩焘透过表象对中国贫弱和西方富强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认为中国贫弱的真正原因是"纪纲废驰"、"吏治不修"，"故夫政教之及人本也，防务末也。而边防一事，又有其本末存焉"。他认为洋务派只注重一味追求仿造船器而不懂西方政教是舍本逐末。郭嵩焘指出政教用人为中国积弱之源，一反十余年船坚炮利之说，实为主张变法之先声，在当时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议论。
3、出使--《伦敦与巴黎日记》观点成熟
从郭嵩焘出使英法期间所记日记来看，他对西方社会经济领域曾作过十分详细、具体、系统的考察。其认为"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其经理商政，整齐严密，条理秩然。即在中国，往来内江，船主皆能举其职，而权益重，优于内地官人远矣。宜其富强莫与京也。"[1]指出西方各国重视发展海外贸易，政府实现保护鼓励对外贸易的政策，由此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加了社会财富和经济实力。在英国，他对西方社会经济基础的有了认识，开始注意到西方海外贸易的发展是以国内资本主义工业为基础的，并与其他经济组织机构形成完整的体系。另外，商人在国家政治中有较高的地位，政府经济政策导向也是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他突破以农为本的传统经济观念，提出了一系列有助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经济思想。
3.1肯定两国货币金融制度
他参观皇家造币厂，慨叹英国严格的管理制度。在英格兰银行，细心考求纸币印制过程及其银行经营运行情况，认为英国政府货币金融管理成就卓著，"利权操之国家，远近权衡，略无旁溢"，货币交易由国家监管，"别有一大银局，定银价低昂者"，"其名曰皇家交易所"。[2]同时，郭嵩焘还回顾了中国货币发展的历史，并分析清朝现行货币政策的弊端。他发现，国家政府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加强对货币铸造、流通的管理，为商业贸易提供便利，有助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郭嵩焘还看到中国货币制度混乱导致的恶果，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西方商人利用货币汇兑差价从中国获利，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
3.2关注财政税收
关于税收政策，郭嵩焘详细了解了西方国家的税目设置能税率调整情况，他于旧任日本户部尚书的井上馨处了解到："其国经制，岁入五千万圆，取之商税者三百万，余皆地税。西洋各国皆然，经制所入，皆地税也。"[3]他还注意到英国税制适用不同的课税标准，消费行为和所得收入。
3.3认同国家预算制度
郭嵩焘比较了中西财政制度的根本区别，并把财政制度与政治体制结合起来加以分析。看到西方各国政府通过征收各种税，以国家投资的形式，兴办铁路、电报及公益事业，发展军事，增强国防力量。他在记述英国财政预算时特别提到政府的农业贷款，"本国人民田产或须疏通河道，或须别开沟洫，关系生计，及可以修治菜田，俾成膏腴成熟之业，由民人自行呈报，国家遣官为之相度而贷之经费。故用以纾民力而使勤于所业，则为百姓经营生计亦至矣。"[4]在郭嵩焘看来，财政税收手段是政府管理经济活动行之有效的方式，清王朝急需就经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合理地运用上述经济手段发展社会经济，以致富求强。
三、先进性与局限性
郭嵩焘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比同时代的人确实见识卓著，高出封建阶级并对后来维新派也产生很大的启发和影响。但身处那个时代，整个社会都昧于世界知识而以"天朝大国"自居。所以他的思想并不为时人所接受，反被认为是崇洋媚外。
其局限性体现在：首先，郭嵩焘对经济的观察发展方面只是着眼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忽略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的心里固有的专制阶级的观念使得他的思想上有很多缺陷。其次，他对西方财经问题的观察基本上还只是停留在感性的表面上，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毫无认识也使他的思想高度受到了限制。他所留下的许多西方财经史料，大都只是一种介绍，更多地是表达了一个在农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士大夫对于西方工业文明的一种朦胧向往。郭嵩焘并未对于西方复杂的经济关系掌握的全面深入，且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
结语
郭嵩焘是最早迈向中国近现代的先驱，也是清代封建官僚阶层中首先转向西方寻找真理并开始探索近代化道路的先行者。郭嵩焘作为一个有着敏锐的时代眼光和宽广的世界视野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和思想解放进程的伟大先驱，以其开放的胸怀，开明的心态，务实的作风，为中国的早期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56.
[2]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145.
[3]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156.
[4]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501.
关键字：经济思想；先进性；局限性
一、郭嵩焘慷慨激昂又讥笑怒骂中的一生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年号玉池老人，学者又称养知先生，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官至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兼充出使英国大臣和出使法国大臣，光绪五年回国后未在出仕。郭嵩焘是清朝第一位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也是常驻西方的第一个中国外交官。1876-1879年出使英国期间，西方人本欲看其闹笑话，丢脸。然而，郭嵩焘不仅讲了好话，且展现了优秀的素质，令很多伺机嘲笑的人意外。郭嵩焘的一生是悲惨的，他的50天日记《使西纪程》像一颗炸弹投入死水潭，激起了轩然大波，招致皇帝毁板，并于一年后撤回郭嵩焘，再未启用。穷尽一生，郭嵩焘一直在试图启发教育民智，实现他的思想和政治抱负。奈何，泱泱大国一片反对之声。封建专制让人望而却步。郭嵩焘也是第一个有不同于专制洋务派思想的人，虽然由于个人阶级出身的局限性，思想上有局限的地方；但也是当之无愧的觉醒第一人。《伦敦与巴黎日记》主要记叙了郭嵩焘的政治文化以及教育、洋务思想。读来深有感触，当真顽固封建专制者们，固步自封，举着最后的旗帜尝试做最后的喘息。郭嵩焘传回中国的一封封信件无疑在本就呼吸困难的专制患者身上又压了一层棉被，令专制者们难受之极，不可小觑。郭嵩焘认为西方政教优于中国，致力于彻底揭穿天朝神话。其孤独的先行者精神使其在讥笑中度过了一生。在下文中，笔者将把注意力集中在郭嵩焘的经济思想上。从其经济看法入手，略微写写自己的感想。
二、郭嵩焘的经济思想：
出使英法之前，郭嵩焘对清政府的经济政策就颇有微词，认为应根据两次鸦片战争，调整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鼓励民间私人投资，发展对外贸易，兴办近代的航运业。这是有其个人因素和地方历史文化背景的。郭嵩焘学问渊源受湖南社会环境的影响；西方对他的影响承前启后。所以他有最异乎寻常的观点：无轻商思想。这主要由于郭嵩焘的家庭是湘阴有名的富室，经营商业和利贷致富。同时，郭嵩焘又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精神进取的人，才识出群。郭嵩焘对现实政治有很多尖锐的批评。思想有一些异端的气味，而且其固有的反正统思想容易与西学相通。所以其在政治集团内不得志，进而对现实政治不满，间接也助长了他"行不由径"的思想和性格，综上，使他有可能去探索一条摆脱封建制度危机和个人思想危机的新路。
1、郭嵩焘经济思想的萌芽
郭嵩焘的观点源自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洋患"问题引起了他的关注。在1840-1842 年鸦片战争时期，郭嵩焘开始慢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有所了解，亲身参与抗贡战争的策划，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斥当局"措理失宜"，渐以"能知洋务"见解闻名，而且提出的一些救国爱民的经济措施，但当时那些思想只是处于萌芽阶段。
2、洋务运动中思想
洋务运动的开展，使得郭嵩焘认为传统的重本抑末、重农抑商政策已失去了合理的依据，他把中西方贫弱富强归结为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郭嵩焘透过表象对中国贫弱和西方富强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认为中国贫弱的真正原因是"纪纲废驰"、"吏治不修"，"故夫政教之及人本也，防务末也。而边防一事，又有其本末存焉"。他认为洋务派只注重一味追求仿造船器而不懂西方政教是舍本逐末。郭嵩焘指出政教用人为中国积弱之源，一反十余年船坚炮利之说，实为主张变法之先声，在当时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议论。
3、出使--《伦敦与巴黎日记》观点成熟
从郭嵩焘出使英法期间所记日记来看，他对西方社会经济领域曾作过十分详细、具体、系统的考察。其认为"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其经理商政，整齐严密，条理秩然。即在中国，往来内江，船主皆能举其职，而权益重，优于内地官人远矣。宜其富强莫与京也。"[1]指出西方各国重视发展海外贸易，政府实现保护鼓励对外贸易的政策，由此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加了社会财富和经济实力。在英国，他对西方社会经济基础的有了认识，开始注意到西方海外贸易的发展是以国内资本主义工业为基础的，并与其他经济组织机构形成完整的体系。另外，商人在国家政治中有较高的地位，政府经济政策导向也是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他突破以农为本的传统经济观念，提出了一系列有助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经济思想。
3.1肯定两国货币金融制度
他参观皇家造币厂，慨叹英国严格的管理制度。在英格兰银行，细心考求纸币印制过程及其银行经营运行情况，认为英国政府货币金融管理成就卓著，"利权操之国家，远近权衡，略无旁溢"，货币交易由国家监管，"别有一大银局，定银价低昂者"，"其名曰皇家交易所"。[2]同时，郭嵩焘还回顾了中国货币发展的历史，并分析清朝现行货币政策的弊端。他发现，国家政府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加强对货币铸造、流通的管理，为商业贸易提供便利，有助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郭嵩焘还看到中国货币制度混乱导致的恶果，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西方商人利用货币汇兑差价从中国获利，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
3.2关注财政税收
关于税收政策，郭嵩焘详细了解了西方国家的税目设置能税率调整情况，他于旧任日本户部尚书的井上馨处了解到："其国经制，岁入五千万圆，取之商税者三百万，余皆地税。西洋各国皆然，经制所入，皆地税也。"[3]他还注意到英国税制适用不同的课税标准，消费行为和所得收入。
3.3认同国家预算制度
郭嵩焘比较了中西财政制度的根本区别，并把财政制度与政治体制结合起来加以分析。看到西方各国政府通过征收各种税，以国家投资的形式，兴办铁路、电报及公益事业，发展军事，增强国防力量。他在记述英国财政预算时特别提到政府的农业贷款，"本国人民田产或须疏通河道，或须别开沟洫，关系生计，及可以修治菜田，俾成膏腴成熟之业，由民人自行呈报，国家遣官为之相度而贷之经费。故用以纾民力而使勤于所业，则为百姓经营生计亦至矣。"[4]在郭嵩焘看来，财政税收手段是政府管理经济活动行之有效的方式，清王朝急需就经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合理地运用上述经济手段发展社会经济，以致富求强。
三、先进性与局限性
郭嵩焘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比同时代的人确实见识卓著，高出封建阶级并对后来维新派也产生很大的启发和影响。但身处那个时代，整个社会都昧于世界知识而以"天朝大国"自居。所以他的思想并不为时人所接受，反被认为是崇洋媚外。
其局限性体现在：首先，郭嵩焘对经济的观察发展方面只是着眼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忽略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的心里固有的专制阶级的观念使得他的思想上有很多缺陷。其次，他对西方财经问题的观察基本上还只是停留在感性的表面上，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毫无认识也使他的思想高度受到了限制。他所留下的许多西方财经史料，大都只是一种介绍，更多地是表达了一个在农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士大夫对于西方工业文明的一种朦胧向往。郭嵩焘并未对于西方复杂的经济关系掌握的全面深入，且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
结语
郭嵩焘是最早迈向中国近现代的先驱，也是清代封建官僚阶层中首先转向西方寻找真理并开始探索近代化道路的先行者。郭嵩焘作为一个有着敏锐的时代眼光和宽广的世界视野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和思想解放进程的伟大先驱，以其开放的胸怀，开明的心态，务实的作风，为中国的早期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56.
[2]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145.
[3]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156.
[4]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