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邵丽的创作中，《蒋近鲁的艺术人生》当属于“挂职小说”或曰“官场小说”之列。她的这一系列作品历来受到关注和研究，被称为是通过官场来呈现多元化经验的现实主义书写。这种独特的写作既来自于她的生活经历，也来自于她对自我经验的艺术提炼。
　　与传统的“官场小说”和20世纪90年代“新现实主义”涉及这一题材的作品不同，邵丽关注的不是官场生态和官员生活，因此也无意于书写所谓“贪污腐败、鱼肉百姓、作恶多端、牢狱之灾”等固化的官场故事。由于她的作家身份与挂职期间作为外来者、旁观者的视角，她的小说多涉及与人性维度、文化记忆和性别经验相关的书写，《我的生活质量》、《刘万福案件》、《明惠的圣诞》等均有此特质。
　　《蒋近鲁的艺术人生》以“我”作为挂职副县长的身份展开叙事。在“我”挂职的天中县，老蒋任县委书记。他虽为官员，却无陈腐气息。一上台就大刀阔斧，立意招商引资，造福当地百姓。这样富有情怀与胆识的官员形象我们曾经在新时期的“改革文学”中见到过，“改革”的阵痛、创新的阻滞、新旧的交替，常常作为小说中激烈的矛盾化和戏剧化而将叙事不断向前推进，它们带来畅快的阅读经验，不过也很容易落入以历史进化论取代个人观察的价值观窠臼。
　　当然，在距离“改革文学”已经三十余年的今天，邵丽不可能再像当年的蒋子龙、张洁、柯云路等人那样去写官员，而另有其叙事法则与考量。一方面，她以详细的笔墨铺叙老蒋引发争议的种种不“按套路”出牌的言行，比如公开歧视女性官员、提拔敢于担当的下属、反复折磨看中的干部、全力包装贫瘠的旅游资源、干净利落地收拾盘根错节的国有企业……诸如此类，从多个侧面、多个层次刻画了一个“很少顾及别人的感受，而对自己的感受却格外看重”的官场“异类”。另一方面，作者在情节的推进中，不断掺入“我”与老蒋的数次不那么愉快的交道，或者“我”从旁人那儿听到的老蒋传闻，辅以第一人称叙事者的感想与议论，叠床架屋地皴染出一个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
　　作者以蒋近鲁在官场令人眼花缭乱的“行为艺术”将他的人生立体化、多面化地呈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题目不是蒋近鲁的“官场人生”，而是“艺术人生”。那么，他的“艺术”表现在何处呢？小说在开头和结尾两个部分点染出了他为数不多的“艺术行为”：书法与摄影。他在书法上“不入流”，却自我感觉相当良好，且必须在掌声与喝彩中完成书法，否则决绝扔笔而去；他的摄影作品还“不错”，举办的摄影展有那么一些艺术品味，虽然前来参观和奉献谀词的大都是他的同事和部下。“艺术”让蒋近鲁的人生确乎显得与众官不同，也让这个官场人物带上了几分儒雅、个性与豪气。
　　作者详述老蒋的“行为艺术”与“艺术行为”，与其说是在书写一种人生样态，毋宁说是在书写一种人生理想或者说理想化的人生。这样的“儒官”在当下中国并非没有，但他们的生存方式、处事哲学、官场终局，是否能够像老蒋这么酣畅淋漓、平心顺意，最后在一大摞举报材料中还能明升暗降地保住官场位置，则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得到肯定的问题了。
　　毫无疑问，《蒋近鲁的艺术人生》是好读的，它的叙事节奏明快、简洁、动态十足、行云流水，因果链条前后呼应，这也是邵丽小说在其同代人创作中别树一帜的原因。她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不断地观察、提取、淬煉所见所闻，将其凝结为具有叙事可信度与有效性的艺术存在。
　　不过，在快意阅读之余，这种过于“流畅”的叙事也让我存有一些疑虑。看起来，“果”都是“因”的必然性结局，而且每一个环节都那么“合理化”、“新闻化”，以致于难逃俗套。不得不说，这种不打磕绊的叙事走势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小说的品格。包括作者在结尾处通过解说老蒋拍的非洲象图片来试图回应、凝缩小说意蕴的做法，也未免太过刻意反而使得叙事内涵流于浅白。曾有批评家指出过，邵丽的小说虽然表现出了“新的理解和创造力”，但某些地方显得“随意”，“不大讲究章法”。在将官场小说从新闻纪实、通俗文学提炼为真正能够挖掘人性深度的叙事场域这个问题上，邵丽做出了一些推动，但目前可能需要在写作“惯性”上刹一刹车，对叙事技巧与心理省察等方面予以新的弥补和塑造。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