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而诗歌更是“以其‘抒情’功能，在社会生活上起着重要作用，使得人际互动不止于实利物质，还有其精神情感的一面。”（陈国球《“抒情”的传统》）然而，中国新诗自“第三代”以来，反抒情的趋向愈演愈烈，似乎诗歌以传统的抒情手法来表现已成为一种相对“落后”的写作方式。其实，认真观察中国新诗的百年传统，抒情仍然占据着一个突出地位。新世纪以来，现代诗中的抒情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归。80后诗人中的杨庆祥是一个良好的例证。
　　杨庆祥在其诗歌中表现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抒情自我。尽管在《看见一棵树很后悔》一诗中，他宣称：“长成一个人真是件无趣的事”，但是在“黑暗之心”中，面对“亲爱的”，他仍然选择了“哭泣和爱你”（《我选择哭泣和爱你》）。他为“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爱”而忧心忡忡，他认为“把眼泪给了该给的人/就可以死了”（《于是很多人哭起来》）。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样的话语一定是情愫殷勤的人才能说出。其实，杨庆祥的诗歌能够写得平正自然而且动感充盈，正是其内在情思不断涌动的结果。
　　诗人触物事而兴咏，常常会有很多感慨。杨庆祥的诗歌也常常因物因事而兴。比如其《春夜独饮不醉》显然是因自己在春夜中饮酒而起，《我走进人间的烟火》是因洞察现实之后的感喟而起；而《贝壳》《雨雪天登黄鹤楼》《看见一棵树很后悔》等则显然是因贝壳、黄鹤楼、一棵树等事物而起。然而尽管如此，诗人却并不因这些情事而无端放纵自己的情感，这些情事只不过是诗人借以发挥的一个“据点”。如果取深层次的情感指涉而言，“抒情自我”的主体性才是诗人要显现的意志根本。如其《春夜独饮不醉》，虽然以“有多久”的时间类比来制造情感的波动起伏，以“明月”“山水”来衬托情感轨迹的逆向反差，然而诗人真正要归结的却是：“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这是一种独处“春”与“酒”两种美好事物之下的肃穆孤独感，也体现了诗人借“春”“酒”以销忧的内在情志。与此对比，《雨雪天登黄鹤楼》则是诗人通过对“鹤”的情感设定来找寻一个幻化中的自己，亦即那个与“鹤”相爱相知的少年。诗歌起笔以“来迟了”点出，这是诗人以抒情自我占据高位的一个象征，而黄鹤楼不过是一个物性的对立面。这种抒情自我的主体性还体现在诗人虽以“楼”为兴起的对象，然而通篇却只以“鹤”为楛矢，最后又以人之遐想为指归：“罢。罢。生与死都是人类的设定。飞与不飞/都抵不过冰冷的铁流。/雨雪天登黄鹤楼。请问，那与鹤相爱的/少年去了哪里？”毋庸讳言，这两首诗都是在宣示个体的风尘阅历与情感沉浮在内心当中的联翩起舞以及二者在矛盾冲突中所造成的美妙中和。亦且尤为难得的是，诗人不仅借助平常物事实现了抒发情性和拓展意志的目的，还为诗歌营造出难得的灵性和虚境。这是一种艺术的玄思，更体现出对人性的自我关怀。
　　然而亦不能不说，杨庆祥的诗均是对现实存在的一种反应。现实存在最大的笼罩莫过于实实在在的人世生活。杨庆祥也难逃这一网幕。不过，对于人间烟火，他抱持的是一种乐观的态度。“搅动牛奶的勺子”“邻人厨房的切菜声”“送快递的小伙子低头看单的神情”都是让他快乐的源泉。不过，要想真正得到这种快乐的趣味，却并非易事。幸好，杨庆祥懂得“将自己放弃”，然后走进人间的烟火去体味那合而为一的真实。（《我走进人间的烟火》）不过，为“抒情”而沉思总还是要带来一些沉痛的忧患。“皇帝的屁股坐龙椅/宫娥的小脚穿金莲//书生们念起了歌颂的华章/哎呀呀//一个公鸭般的嗓子高声问：/谁还没有阉割？”（《逆水寒第三》）这看起来远离尘世的“文化守望”，其实隐存了诗人对世道浸坏的“恻隐”，大有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遇。然而最让人心耽的怕还是对个人所处家国“情实”以及尘世“运转”中所藏百变危机的忧虑：“警察选择了制服/和辣椒水//雾霾选择北京/受难者选择口罩和沉默// 时间在不同的世纪/选择不变的君王//黑暗选择遮蔽一切/黑暗已经遮蔽了一切啊”。
　　在当下甚至是近三十年来的诗歌写作中，将“情”视为诗歌的立命之本似乎已成为一件新鲜事。然而细观新诗传统的繁复面貌，“抒情”依然隐隐渗透，并且成为贯通新诗百年之龄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杨庆祥是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中的一个优秀个体。
　　（趙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