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经过专业训练和长时间的积累，要真正读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国内国外的智库、学者已经养成了习惯，在会议公报中捕捉微妙的措辞变化，不断地转换视野和维度，力图使自己对政治密码的解读看起来更加可信。
　　但人们仍然记得，真理大讨论、历史问题决议、小平南巡講话曾是如何的直击人心——传播层面的反差道出了某种事实：改革开放和中共理论革新的力度在衰减，字里行间的审慎显示了变革之难。
　　“我们学者的焦虑，是看到政党本身的思维转变、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更新异常困难，反过头使自身陷在困境当中。”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女士谈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演进，表达了这样的忧虑。
　　11月9日的长谈，蔡教授向我梳理了20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突破束缚的几重努力，以及遭遇的阻碍和彷徨。在我们看来枯燥难解的理论表达，对党建学者来讲往往事关重大，用她的话来说，“理论是一个政党的灵魂”。
　　而她对自己以往学术历程的讲述，则展示了一个追索马克思主义原初精神的学者形象。托古改制般的理论尝试意图告诉人们，即使是在共产党理论的谱系之内，也存在着诸多可能。

党性

　　蔡霞的学术方向是意识形态和民主政治，从二十多岁开始，她在党校执教将近40年时间。在公共领域，她的言说犀利、直接，常常刷新人们对“党校教授”的认知。
　　见到记者时，蔡教授不住地为迟到表示歉意，倒也没有因此显得疏离，讲起话来声音不大，常常沉浸其中，对表达的逻辑完整近乎执着，丝毫容不得打断。
　　讲授民主，蔡霞会从一般原理说起，对比民主的法国大革命传统和英美传统，总结出共产党人“民主观”的历史局限，“对于民主，学员顺理成章就接受了”。不止一次，学员私下交流时对她说，“蔡教授，您应该去跟高层领导讲。”
　　“我就笑，领导布置讲哪堂课，我就讲哪堂课，我不愿意上折子。”蔡霞说。
　　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最高学府，官员到中央党校进修，就意味着仕途看好，也因此，党校教师在学员论文答辩时，“一般都比较平和”。但在一次中青班结业时，有即将晋升副部级的学员对网络管理发表了一通宏论，“天津蓟县大火，那么个小事情在网络上搞成好大的事情一样，搅和人心。我们需要加强管理。”
　　蔡霞按捺不住，“人命关天的事情你们认为是小事，社会当然认为它是大事，我们对老百姓的生命有没有基本的感情？”学员不吭声，一旁的老师大感紧张，在桌底下赶忙拽着蔡霞。“我给那学员打分很低。我感觉你对人民的感情极淡漠，这不是思想观点不同，是良心何在？”
　　2002年前后，蔡霞到某省宣讲“三个代表”。午饭时闲聊，“农民给他两亩地让他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市委招待所所长表情十分不耐烦，抱怨说干部下乡，农民就把干部自行车砸了，“农民就是刁民。”是不是干群关系没处理好？蔡霞问了一句，市委宣传部长立刻接话，“你平时应该很忙，在北京的时间多吧？”蔡霞问，“在座的哪个祖上不是农民？”
　　蔡霞教授盯着我，一动不动，似乎回到了当时的场景，“现在一些干部对老百姓的感情变了，称呼改变反映了感情的改变，党校老师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能退让。”
　　干部群体里观点、立场日益多元，有时会就问题爆发激烈争论。为澄清“多数人统治就是民主”，蔡霞举了纳粹和文化大革命的例子，“文革当中以多数人的名义对于少数领导干部进行侵害，其实是践踏人权的暴政。”
　　讨论环节，有学员站起来，“讲到民主的多数人暴政，我当时就在想你会不会举中国文革的例子，你果然就举了。党校姓党！”
　　“你说到文革，我就来跟你说说文革。我当时是红卫兵，我们怀着对革命的虔诚之心，陷入疯狂，造成了很多伤害，我一辈子带着歉疚，但是我的孩子听文革跟听故事一样。党的历史怎么能回避这10年的曲折？“党校姓党”同样包含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剥夺记忆，历史错误就会以新的方式再犯，现在有些人就把文革中流行的做法当成创新，恰恰是我们不能赞成的。”说完，学员的掌声持续了数分钟，这是他们表达赞同的方式。
　　一些时候，她的言论也会引起学校关注，对此她会解释说，“我们家到我祖孙三代跟着共产党，我们对党是天然的血缘感情，是希望党好国家好人民好，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觉悟。”

困惑和求解

　　蔡霞的外公是参加过一次大革命的老党员，队伍被打散后，跟着潘汉年充当苏北和上海的交通员。她的母亲舅舅姨姨也都参加了中共军队，是典型的革命家庭。
　　小时候，蔡霞生活在军队大院里，身为革命后代，她说自己从未享受过身份带来的特权，例如，即使在大雪天作为产妇出院，父亲也不允许使用他的配车，而是坐在三轮车里，盖上层层棉被，由警卫员载着回家。
　　“老一代革命的时候，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的，革命胜利以后，大多数老干部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都没有沾上光。”长在红旗下，接受正统的革命传统教育，蔡霞的人生轨迹和同龄人别无二致。
　　初二那年，红卫兵蔡霞站在天安门广场，看着毛泽东的敞篷车缓缓开过，之后的三天，哑了的嗓子没能说出一句话。“当时宣传讲，毛主席神采奕奕、红光满面，我们当时以为是形容词，等到见了毛主席，真的是那样，神采奕奕、红光满面。”这是她当天的记忆中最清晰的细节，“后来才明白，原来人是可以化妆的。”
　　1992年进入中央党校攻读硕士学位之前，蔡霞在军队、国企、县委党校从事政工工作17年之久。在博士论文里，她用政治学、哲学、人学理论研究共产党的价值观问题，“把政党当作对象去研究，就开始破除神圣化的思维，从政治宣传走向真正的学术。”
　　2003年，蔡霞跟着党校领导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编写，尽管是很短的一段经历，但让她了解了党内某些方面的思维特点。“一共是15章，每一章分几个小点，我分到的是‘党的建设’，实际要做的就是按照已经列好的小标题，去找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只能做文字上的连接，不做解释。实际上就变成了编纂语录。” 　　在蔡霞看来，“三个代表”思想是一次大胆尝试，面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快速而深刻的变化，中共试图用用现代民主政治的眼光看待变化了的中国，努力解放思想，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转型，但但甫一提出，就招来质疑：是不是要变为民主社会主义？
　　“因为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还不够，一遭质疑就缩了回去，事实上后来理论就难以往前推进，是落空了。”蔡霞说，邓小平提出过的“不争论”，有被扭曲为不思考的危险，理论建设始终无法突破，难以解释现实，造成执政党的话语能力极为薄弱。
　　“至少从搞党建研究来讲，我们是很焦虑的。”蔡霞观察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焦虑，则更直接和具体，那就是，对社会客观存在的思想多元怎么看？网络怎么管？“我们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打开思想解放的空间，打破长期以来的主义思维，深入研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在中国的现实表现，放开眼界，大胆吸收借鉴去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

　　她后来逐渐由意识形态研究转向民主政治转型，因为“意识形态转身非常困难，相当程度上不是学术繁荣可以推动的”。2008年，蔡霞到西班牙考察，研究了西班牙政治转型之后，联系到现实中国的情况时候，她心情沉重，又陷入長达半年的焦虑当中。
　　阅读、思考，她试图为焦虑寻解，“国家能不能和平推进民主进程，要看社会本身有多大的生长发育能力，基层党组织应该培育和引导社会，使社会能够组织起来。”从2011年开始，她与北京市某街道合作，开展“党群共治”，实验预算民主，还请人讲解了罗伯特议事规则。
　　全程参加了街道的民主实践后，蔡霞教授生出了乐观的希望，“大家把对民主的理解变成了现实的感受，认识到民主是利益协商的机制。”

对话蔡霞
　　意识形态应具有包容性

　　人物周刊：你怎么定义自己？马克思主义者？
　　蔡霞：“马克思主义者”太高了。
　　人物周刊：不是指党内评价的特定词汇，从思想上来看。
　　蔡霞：那我是。有些人把我叫作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我也不同意，我是希望党内能够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推到极端、教条。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方法，努力去观察社会。
　　人物周刊：但是从文章和言论来看，你的主张似乎更接近于自由派学者，比如对自由民主的看法。
　　蔡霞：为什么？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始终是关于人的命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讲，“我们所说的人是现实中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人。”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所有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放在“所有人”的前面。
　　当你对人的理解落到“每个人”身上的时候，就必然把每个人的权利提升为思考的原点。制度合不合理、社会公不公平，不再是抽象地讲多数人还是少数人，而是每个人能不能得到尊重和保障。面对来自多数人的民粹暴政，以及专制对每个人权利的压制，在限制权力这一方面，我肯定就倾向了制约公共权力。
　　人物周刊：是说从马克思原典出发，也会导向上述结论？
　　蔡霞：当然了。马克思主义丰富博大的思想，我们没有全面地去把握，我讲课时一直在讲，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扭曲地理解了。
　　为什么变成这种状况？首先是东西方文化思维的差异，中国的文化传统形成的思维，不同于商品文化，商品经济文化是确认个人权利上的自愿交换，所以它特别注重个人权利、契约精神、公平交换，强调的是个人。东方传统农耕文化对于人的理解，是整体地理解成国家的人、党的人、集体的人，必然就要强调权威，容易把人当成工具，人的主体性容易失落。
　　第二个原因是文明时代的落差，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也就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思想结晶，我们当时是小农经济，无法理解商品经济文明土壤上的思想成果，包括人的权利、竞争共赢、理性博弈。另外，马克思传入中国时，处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背景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是以民族矛盾形式表现出来的阶级矛盾，因此阶级斗争理论就好用。久而久之，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阶级斗争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再一个跟马克思主义传进中国的历史路径有关系。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有两次热潮，一次是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影响了当时中共的思想领袖，“南陈北李”。我们天然地就把苏联的革命领袖奉作榜样，把苏联解释的理论看成正确的思想基础。
　　第二次是延安整风，全党普及的马克思主义是斯大林解释过的版本，党内高级干部的必读书就是《联共（布）党史》，此观点恰恰把历史解释成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抽掉的就是“人”。我特别反对斯大林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它最终演变成维护专制的意识形态工具，而非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社会公平和公众利益的思想武器。
　　人物周刊：那现在党内的理论建设状况怎样？有没有涉及你谈到的问题？
　　蔡霞：现在党内的理论建设存在很大问题。怎么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是始终存在的难题，现在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顽固地抱着斯大林扭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奉为主流意识形态，那只能窒息一个政党的思想活力。第二种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能解释了，已经不能指导这个党了，所以还不如丢掉。治党治国不能没有思想理论做指导，政党说白了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载体、社会力量的载体，它是追求一种政治理念、政治目标而形成的，没有了理论，党的灵魂就没有了，党心就散掉了。 　　这两种看法的思维是相通的，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无所不能的，神话马克思主义，恰恰没有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理性看待马克思主义，我觉得不是抱住马克思当年说了什么，而是要抓住马克思分析问题的方法、逻辑，以及他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问题。
　　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转型本身十分困难，此外还存在一个利益机制的问题，既得利益打着政治正确的口号，阻挡解放思想，阻挡我们科学地去思考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刚才提到，很多人感到传统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社会现实，与此同时，中央强调要抢占意识形态阵地。
　　蔡霞：改革开放以后，到了市场经济90年代快速发展以后，中国社会的利益多元分化，思想观念也一定是多样多元的，一个政党要想扩大执政的社会思想基础，就要使意识形态有包容性，包括把新兴阶层中的一些优秀人才吸纳到执政党里面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是有勇气的，它能够从现代政治文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角度看待中国社会的变化，所以提了“三个代表”。
　　人物周刊：现在党内理论界研究的前沿方向是什么？在科学发展观之后，会不会继续把理论水平提到“三个代表”的宏观和战略高度？
　　蔡霞：我觉得应该是往这方面努力，但是目前做不到，始终提不出来。尽管这十年当中，执政党有很多努力，然而解决的都是表面上的、不那么难的问题，而把深层次矛盾的东西都留下來了。十年间注重了政策层面的对策，在理论高度上，有所欠缺。

党内也有民粹思想

　　人物周刊：你在网络上也谈到过，担心民粹思潮，你是否担心中国发展出劣质民主？
　　蔡霞：我也会，因为这种民粹情绪，不要说是底层社会，其实在执政党内也是存在的，只不过这种民粹情绪和民粹意识，党内可能都没有清晰意识到。
　　人物周刊：这怎么讲？
　　蔡霞：你看我们在党内，我们对民主的理解这么简单，我们的政党起来的时候，就没有把民主和民粹分清楚。受几千年的专制政治的文化传统影响，容易走向民粹而不是走向民主。
　　比如，什么东西都是多数人说好，无论是选任和委任都在搞投票，表面上唯票是举，好像是搞民主，其实是民粹。表面上投票，但是并不当场公布，宣布的时候就借着多数票的名义，实际上仍然是少数人意志。把表面的多数票和骨子里的少数权力意志，很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客观上形成的负面效应是非常大的。
　　在干部问题上是这样，在处理社会矛盾的时候，为了平息民怨，立马就把一个干部免职，为什么？那么被处理的干部是不是有问题？不问体制机制的缺陷，把干部当成体制机制的替罪羊，牺牲掉了。
　　还有工程项目上，为了迎合社会公众的情绪，造成决策随意多变。骨子里是偏向于既得利益的，但是外在的处理手段，受民粹情绪影响，通过安抚、迎合，其实它是被民粹绑架，对不对？所以学者们担心，我也担心，官方和民间看起来对立，其实大家都是民粹思维。

　　人物周刊：没有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
　　蔡霞：对，因为法制权威没有起来，没有形成不同利益群体在法制框架内理性博弈的机制，所以决策容易被既得利益和民粹绑架。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民营企业家呼唤民主法治，但也不能不看到，资本对社会底层老百姓的压榨也是很残酷的。但现在的状况是不少底层民众对毛时代很怀念，推崇重庆模式，就是因为底层社会直接感受到的是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压榨，他所希望的是比一般权力和资本更强势的更大权力，呼唤清官，呼唤明君。
　　因此学者们要呼吁两个东西：一个是在权力面前，我们都应该朝着民主方向去努力。第二个是不能回避社会公正问题，要运用民主法治遏制资本对底层群体的利益侵占。
　　人物周刊：中央党校对公众来讲有神秘色彩，你提到它过去更多是一个政治机构，现在更多倾向学术研究了吗？
　　蔡霞：兼而有之吧，党校整个都在转向学术性更强，研究问题要更透，但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因为中国共产党现在面对的问题太复杂了，社会转型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面对过的，你必然要去借助前人已有的思想，西方的理论同样被中央党校的老师重视。
　　现在的党校教师既有学术训练，到了党校又因为教学需要，必须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哪一个老师要是仅仅讲书本的知识，干部学员立马就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光谈书本解决不了；如果你撇开书本理论，完全讲现实问题，你讲不过领导干部，他们了解的实际情况比你知道的多得多。这就迫使把你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提出观点和思路来供领导干部参考。
　　人物周刊：教学当中，党校教师会有意避免和干部学员发生不同观点的争执吗？
　　蔡霞：对，有两条，第一条学员要给老师打分，教学优良以打分为重要依据。第二条，学校里面往往都是把学员放在中心地位，老师是为学员服务，一旦有什么，首先要求老师。后来这几年发现有些学员修养不够，一听到老师的观点不合他的意，有些发展到课堂上当面指责老师，课就讲不下去。
　　后来学校意识到，问题是两方面的，一定要鼓励老师讲出自己的观点，学员有不同意见可以平和讨论，但不能破坏教学秩序。大概有两次是这样的，学校管理部、进修部、培训部找学员谈话，学员再给老师道歉。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