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安排在薛忆沩离开中国前一天。他穿着T恤衫、球鞋，背一只双肩包。40岁以后，他成了特别认真的学生，不写作的时候，背着书包上课，回家做作业，以全优成绩结束了学位课程。薛忆沩旅居蒙特利尔多年，在遥远的异乡，他以一个好学生的方式排遣孤独。
　　每年新年第一天，薛忆沩都会长跑一次，在蒙特利尔零下27摄氏度的空气里，跑到头发结冰。他不开车，总是徒步翻过一个山头，然后扛着从市场买的东西回家。他的小说灵感有时就诞生在这样的途中。
　　离开了母语环境，他并没有成为一个移民作家，与中国有关的记忆比任何时候都更靠近他。
　　很多年前，毛泽东去世的那个夏天，薛忆沩度过了一个冗长的假期，他流连于各种小图书室，当读到赫拉克利特那句“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个12岁小男孩跪在水泥地上哭了。
　　16岁时，母亲递给他一张杂志征订目录，他在上面挑出了《自然辩证法》 和 《哲学译丛》 作为自己的课外读物，“对我来说，亚里士多德和萨特是同时到来的。”少年时代的阅读使他后来的小说创作具有一种哲思特质。
　　“他的小说基调不是讲故事，也不塑造人物性格，通篇只见浓郁之情所表述的丰富的内心，表述时又是那样充满哲学。我阅读中的‘狂喜’，正是来自这些既有形而上意味又有数学般准确的诗化语言。”学者刘再复说。
　　薛忆沩对时间异常敏感，他将时间的纹理悉心地排布进自己的小说中。“布罗茨基说卡夫卡生命很短促，他会很暴躁。我对这话理解很深，有时候他很暴躁，是因为上帝只给他很短的时间。我很怕丢失时间，如果丢了，就不写了。”
　　1985年，薛忆沩从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毕业；1991年，他和王小波同时获得第13届台湾联合报小说奖；1997年，他在广州外国语学院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2002年，他离开中国去蒙特利尔，在那儿待了差不多10年，前3年只回来过一次，之后5年再没回来过。“8年里，我对中国的任何事情都不关心。”
　　作家残雪这样评价她的湖南老乡，“薛忆沩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是与众不同的内省的。他的感情真挚、细腻，具有很高的玄想的天分。读他的书，你会感到，这是一个永远生活在精神的前沿，对于世俗不屑一顾的真正的作家。”
　　但内疚感却始终萦绕在他心头。小时候，父亲是国营厂领导，每次薛忆沩坐着父亲的车进出厂门，看着下班的工人涌出，都会不自觉地低下头。
　　高中时，他目睹同龄人欺负一个街头小贩却无能为力，那个场景纠缠了他33年，“我经常看见他，在五道口、在伦敦、在巴黎、在蒙特利尔都能看见他。”他不知道怎么下笔，最终，在大洋彼岸的蒙特利尔，他得以与记忆里的小贩相见。
　　他最早的一个小说叫 《我有一个哥哥》，写的是10岁时的一次经历。某天放学回家，薛忆沩在田里看见一只受伤的小鸟，追上它以后捧在手里，刚一回头，两个高年级的孩子站在身后，逼他交出小鸟。最后，他们当着他的面把小鸟的翅膀扯掉一点点弄死，“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如果我有一个哥哥，就会帮我，帮这只鸟。”

对这个世界的事情不要知道太多

　　人物周刊：当年为什么选择出国，离开母语写作环境？
　　薛忆沩：选择出国主要是为了逃避陈词滥调。在一种语境里待久了，你会发现很多词会蜕化变质，会变得沉闷，变得难以接受。写作者的灵魂需要新鲜的刺激，在母语之外的地方，写作者更容易获得这种刺激；还有，我自己曾经有一种很强的野心，很想用另外一种语言写作，或者说与对我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些作家用同一种语言写作。出国因此就成了“必经之路”；还有，我自己对荣誉从来就比较警惕，离开与这种警惕也有关系。我至今只得过一次文学奖，那还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是在台湾 《联合报》 文学奖中的一个小奖（获得那次大奖的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从来没有在内地得过文学奖是我的幸运。但是在出国的前夕，我的文学出现了上升的趋势，《遗弃》 变成了“名作”，还有 《出租车司机》 和我的那些“战争”小说。我开始有点警惕了。我怀疑这种状况。我愿意也需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更低的位置。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过了这么多年回头看，我的选择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我其实没有任何把握，其实看不到“今天”。事实上，我做了最坏的打算。我甚至想到自己可能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放弃写作。对一个以写作为宿命的人，这当然是一种很痛苦的预期。我早就知道自己的生命与写作的天然关系。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不能写作了，那随后的生活就会非常阴暗。好在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发生的是最好的情况。在经过将近十年的离开之后，我又回到了母语的怀抱。这两年来的创造力让我对当年的离开充满了感激。我是一个可以被噪音击垮的人，马路上的噪音、餐馆里的噪音和语言中的噪音 （也就是陈词滥调） 都可以损害我的创造力。在国外的这十年，我下餐馆的次数屈指可数，而且几乎没有进入过围坐一桌的饭局。环境的宁静和语言的清新让我能够专注于记忆和想象。这种专注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与母语的和解。从2008年写作《与马可·波罗同行》的时候开始，我意识到自己真正迷上汉语了，而汉语也真正喜欢上我了。
　　人物周刊：这些年国内经验的丢失，对你的创作会是损失吗？
　　薛忆沩：大家都说中国此刻的现实比文学更魔幻。好像写作者可以从现实中信手拈来细节和场面，可以直接因现实而受益。在我看来，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写作者很可能因现实而受害。从来的写作者都面临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写作的本质就是用语言和结构设置一个瓶颈或者一条河道，让纷杂的现实呈现出美学的形态。因此，一个写作者到底要知道多少，一部作品到底要让读者知道多少，这是需要写作者认真对待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写作上的技术问题，更是关乎写作的伦理问题。太多的信息很可能会导致想象力的迟钝和美感的衰竭。一个过于依赖车的人，开始是不愿意走路了，最后也许他就不能走路了。一个过于依赖现实的写作者的写作生命应该也不是非常健康。同样，一部作品中堆砌了太多没有经过心智筛选的“真实”是会败坏读者的品味的。

　　我不认为我的离开导致了什么损失。相反，离开让我更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小说不是堆放现实的仓库，而是展示生活奥秘的博物馆。博物馆的藏品要有特殊价值。我的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是一部与现实和历史都关系密切的作品，本可以肆意地堆砌，但我还是严守住了自己一贯的节制原则。
　　人物周刊：在国外生活多年，怎么没把移民经验放进创作里？
　　薛忆沩：我对经验比较怀疑，所以，我不会在短时间内将经验变成作品。也许过很多年之后，在我从生理和心理上彻底消化了移民经验之后，我会去写它。也许那时候，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时髦的话题了。这很好，因为我从来就害怕时髦。移民是一种很深刻的经验，里面纠缠着许多的主题，如记忆、孤独、语言、荒诞、故乡、时间、距离等等……在《白求恩的孩子们》里，我其实已经在尝试着处理移民经验。小说的叙述者就是一位居住在蒙特利尔的中国历史学者。当然，它的移民生活不过是“白求恩的孩子们”的生活的继续，是那么多年的中国本土生活的阴影。
　　人物周刊：怎么看移民文学？
　　薛忆沩：移民文学涉及至少两种语言、两片土地、两种生活方式，应该有宽阔的视野。哪怕内容涉及的只是家庭琐事和个人境遇，也应该有大的视野。如果写作者能够有意识地保持较高的美学的标准，作品就能够呈现出大的视野。我相信美学是写作的最高标准。美学本身就具有批判性，就是文学的政治。看看布罗茨基的散文和奈保尔等人的小说就清楚了。美学反映的就是艺术家对事物的根本看法。对美学的追求一定会让写作者对陈词滥调极为警惕。写作者不需要在作品里喊口号，而应该让美学来呈现自己的追求。

在与历史的较量中，人是注定的失败者

　　人物周刊：你曾说你的小说关注灵魂的秘密，怎么理解？
　　薛忆沩：回到刚刚出版的“深圳人”系列小说集《出租车司机》吧。在集中的所有12篇作品中，读者都很少看到背景城市的地标。这是我的故意，或者说我的美学标准。因为我关注的是“情绪的震颤”，普通人“情绪的震颤”。个人和历史的关系一直是我创作的一个主题。在恶梦般的历史里面，所有人的灵魂都是脆弱的。我们小时候的教育充满英雄主义的臆想，这种英雄主义导致了对个人的错误认识。人不是英雄，在与历史的较量中，人是注定的失败者。我的那些“战争”小说如 《首战告捷》 和 《历史中的转折点》 记录了这种失败。而作为见证这种失败的艺术家肯定要比一般人更加脆弱。我总是说伟大的写作者一定是一个极度脆弱的人。没有极度的脆弱，你不可能发现灵魂的秘密。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写作是最艰难的人生冒险之一，写作者又必须有坚强的意志。这种分裂的状况让所有虔诚的写作者都很痛苦。
　　人物周刊：你被形容为迷人的异类，你跟别的中国作家不一样在哪里？
　　薛忆沩：我是一个认真写短篇小说的人。我认为语言是小说最重要的因素，而短篇小说是磨练语言又炫耀语言的体裁，它让我感觉卑微，又让我感觉过瘾。我的长篇小说都是用写短篇小说那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写成的。我对语言甚至包括标点符号的激进态度大概是我与许多中国作家不一样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想通过小说解决什么问题？
　　薛忆沩：小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小说带来问题，呈现问题。小说的世界是可能的世界，里面充满了问题。写作者通常都是偏执的人。现实世界里有太多的障碍，偏执的结果是头破血流，而小说纵容偏执。叙述让我体会到充分的自由。一位历史学家说，自由让祖国近在咫尺。是的，叙述的自由让我与母语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
　　薛忆沩
　　生于1964年，曾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著有《遗弃》《流动的房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出租车司机》。他是一个严肃、内省的小说家，作品里充满了对生命终极问题的哲学追问，被称为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