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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并提出了两项改革计划：“一曰改良讲义”、“二曰添购书籍”。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改良讲义”一项，竟在北大掀起了一场牵涉到整个北京学界的轩然大波。
1916年9月1日，正值秋季开学之际，蔡元培收到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
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蔡元培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欣然就职，并于1917年1月9日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在演讲中，蔡元培提到了他的两项计划：“一曰改良讲义”、“二曰添购书籍”。此后，蔡元培在北大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改良讲义”一项，竟在北大掀起了一场牵涉到整个北京学界的轩然大波。
“讲义费”引发辞职风波
老师将授课内容形诸文字后油印或铅印发给学生，称为讲义。按照当时的规定，大学教授一般都会在课堂上免费发放讲义，这项规定由来已久，北大学生早就习以为常。
然而，1922年10月12日，北大新学年开学教授评议会上却通过了一项新的规定：从本学期起对学生收取讲义费，发给讲义券，以券领讲义。
“讲义要收钱啦——”习惯于免费的学生们纷纷表示了强烈的不满。10月17日下午，数十位学生涌入红楼请愿，抗议讲义收费；次日上午，又有学生代表来到校长室，要求立即取消讲义收费。迫于压力，蔡元培不得不向学生允诺：三日内暂不收费，三日后如评议会坚持收费，则此三日内全校讲义费由他个人承担。
蔡元培的让步并没有让冲动的学生满意，学生代表们寸步不让地守在校长室门口，要求立即停止收费。几百名学生聚集在走廊上，顺势呐喊起哄，场面十分混乱。
面对这一场景，蔡元培勃然大怒，不仅将写好并签了字的三日内不收费的字据撕去，还拍案而起，捋起袖口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
因主张“兼容并包”而被戏称为“好好先生”的蔡元培校长竟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这让学生们有些害怕，便纷纷散去。但蔡元培余怒未息，于次日递交辞呈，要求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废置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此皆由元培等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愧惭……迫不获己，惟有恳请辞职。”
接着，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等人分别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北大全体职员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连身在济南参加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胡适都收到了北大教务处电报：“为讲义费哄闹，校长以下皆辞职，请速回京。”
捉襟见肘的教育经费
北大为何要向学生收取“讲义费”？事实上，所谓的“讲义费”并非空穴来风，其背后是一本“难念的经”。
当时，为使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平民化，作为全国第一所也是当时唯一一所综合性国立大学的北京大学，其学费非常低廉，每生每学期只缴纳学费10元，而作为教会大学的燕京大学，学费则高达55元。北大因此成为穷学生最青睐的学校。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当时北京的政府教育部拨付的经费不足，到1922年，北大等各高校的欠费欠薪现象已经非常严重。1922年9月21日，蔡元培与许寿裳、李建勋、周颂声等人联名发表《北京国立八校校务讨论会启事》：“前因教育经费积欠五个月以上，迭经呼吁，未有效果，除呈请辞职外，曾宣言不负责任，兹已由政府拨给两个月费，并允于本月三十号以前，再发半个月，敞会同人为尊重学生学业起见，不得不勉力维持，亟图开学。”
除了向政府索薪，北大也开始千方百计节约经费。北大教授评议会成员联合向校长蔡元培建议：“本校讲义印刷费，岁达一万余元；然图书扩充费，为数极微。现在学校既决定收纳讲义费，我们为学校计，为学生计，谨向先生提议，将所收讲义费，尽数拨归图书馆支出……”
对此，蔡元培表示赞同，他认为：“此次征收讲义费，一方面为学生恃有讲义，往往有听讲时全不注意，及平时竟不用功，但于考试时急读讲义等流弊，故特令费由己出，以示限制。一方面则因购书无费，于讲义未废以前，即以所收讲义费为补助购书之款……”
蔡元培此举除了节约经费、促进学生重视学业的原因外，更有不为人知的难言之隐。原来，自从蔡任校长后，北大实行开放式教学，课堂上的旁听生比正式生多上好几倍，学校免费发放的讲义往往到了旁听生手中。为了杜绝这一现象，校评议会便想出了发放讲义券的办法。
“小题大做”与《以小见大》
在学校教务面临瘫痪的情况下，北大教授评议会通过三项决议：一、开除学生代表冯省三；二、全体学生于本周内各以书面形式向各系主任声明是否参与暴动；三、讲议费暂缓收取。
在教育部次长马叙伦的劝说下，蔡元培答应收回辞呈，并于10月25日回校复职。他在当天的师生大会上发表演说：“我这一回的辞职，有多数的人都说我‘小题大做’。但是我对于十八日的暴举，实在看得很重大。第一，此等蔑视他人人格、即放弃自己人格的举动，虽极无知识的人，犹所羞为，今竟出于大学的学生。第二，尔日所要求的事，甚为微末，很有从容商量的余地，为什么要用这种蛮横的手段……”
与此同时，北大全体学生也发表了宣言：“征收讲义费，系经评议会议决；取消讲义费，也须用适当的手段……我们大多数固然赞成废止讲义费，然而激烈行为，却绝对不能承认。”
事已至此，尽管北大不少学生难以接受教授评议会的第二项决议，但这场风波也算基本平息，北大的校园秩序也基本恢复了正常。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风潮结束一个月后，作为旁观者的鲁迅突然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以小见大》，矛头直指蔡元培：“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芒稍火焰似的起来，又芒峭火焰似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这事很奇特， 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
除鲁迅外，李大钊和胡适也曾批评过蔡元培辞职乃“小题大做”。对此，周作人总结道：“蔡先生貌很谦和，办学主张古今中外兼容并包，可是其精神却又强毅，认定他所要做的事非至最后不肯放手，其不可及处即在于此。”这或许就是对于蔡元培之所以“小题大做”的最好诠释吧。
1916年9月1日，正值秋季开学之际，蔡元培收到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
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蔡元培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欣然就职，并于1917年1月9日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在演讲中，蔡元培提到了他的两项计划：“一曰改良讲义”、“二曰添购书籍”。此后，蔡元培在北大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改良讲义”一项，竟在北大掀起了一场牵涉到整个北京学界的轩然大波。
“讲义费”引发辞职风波
老师将授课内容形诸文字后油印或铅印发给学生，称为讲义。按照当时的规定，大学教授一般都会在课堂上免费发放讲义，这项规定由来已久，北大学生早就习以为常。
然而，1922年10月12日，北大新学年开学教授评议会上却通过了一项新的规定：从本学期起对学生收取讲义费，发给讲义券，以券领讲义。
“讲义要收钱啦——”习惯于免费的学生们纷纷表示了强烈的不满。10月17日下午，数十位学生涌入红楼请愿，抗议讲义收费；次日上午，又有学生代表来到校长室，要求立即取消讲义收费。迫于压力，蔡元培不得不向学生允诺：三日内暂不收费，三日后如评议会坚持收费，则此三日内全校讲义费由他个人承担。
蔡元培的让步并没有让冲动的学生满意，学生代表们寸步不让地守在校长室门口，要求立即停止收费。几百名学生聚集在走廊上，顺势呐喊起哄，场面十分混乱。
面对这一场景，蔡元培勃然大怒，不仅将写好并签了字的三日内不收费的字据撕去，还拍案而起，捋起袖口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
因主张“兼容并包”而被戏称为“好好先生”的蔡元培校长竟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这让学生们有些害怕，便纷纷散去。但蔡元培余怒未息，于次日递交辞呈，要求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废置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此皆由元培等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愧惭……迫不获己，惟有恳请辞职。”
接着，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等人分别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北大全体职员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连身在济南参加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胡适都收到了北大教务处电报：“为讲义费哄闹，校长以下皆辞职，请速回京。”
捉襟见肘的教育经费
北大为何要向学生收取“讲义费”？事实上，所谓的“讲义费”并非空穴来风，其背后是一本“难念的经”。
当时，为使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平民化，作为全国第一所也是当时唯一一所综合性国立大学的北京大学，其学费非常低廉，每生每学期只缴纳学费10元，而作为教会大学的燕京大学，学费则高达55元。北大因此成为穷学生最青睐的学校。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当时北京的政府教育部拨付的经费不足，到1922年，北大等各高校的欠费欠薪现象已经非常严重。1922年9月21日，蔡元培与许寿裳、李建勋、周颂声等人联名发表《北京国立八校校务讨论会启事》：“前因教育经费积欠五个月以上，迭经呼吁，未有效果，除呈请辞职外，曾宣言不负责任，兹已由政府拨给两个月费，并允于本月三十号以前，再发半个月，敞会同人为尊重学生学业起见，不得不勉力维持，亟图开学。”
除了向政府索薪，北大也开始千方百计节约经费。北大教授评议会成员联合向校长蔡元培建议：“本校讲义印刷费，岁达一万余元；然图书扩充费，为数极微。现在学校既决定收纳讲义费，我们为学校计，为学生计，谨向先生提议，将所收讲义费，尽数拨归图书馆支出……”
对此，蔡元培表示赞同，他认为：“此次征收讲义费，一方面为学生恃有讲义，往往有听讲时全不注意，及平时竟不用功，但于考试时急读讲义等流弊，故特令费由己出，以示限制。一方面则因购书无费，于讲义未废以前，即以所收讲义费为补助购书之款……”
蔡元培此举除了节约经费、促进学生重视学业的原因外，更有不为人知的难言之隐。原来，自从蔡任校长后，北大实行开放式教学，课堂上的旁听生比正式生多上好几倍，学校免费发放的讲义往往到了旁听生手中。为了杜绝这一现象，校评议会便想出了发放讲义券的办法。
“小题大做”与《以小见大》
在学校教务面临瘫痪的情况下，北大教授评议会通过三项决议：一、开除学生代表冯省三；二、全体学生于本周内各以书面形式向各系主任声明是否参与暴动；三、讲议费暂缓收取。
在教育部次长马叙伦的劝说下，蔡元培答应收回辞呈，并于10月25日回校复职。他在当天的师生大会上发表演说：“我这一回的辞职，有多数的人都说我‘小题大做’。但是我对于十八日的暴举，实在看得很重大。第一，此等蔑视他人人格、即放弃自己人格的举动，虽极无知识的人，犹所羞为，今竟出于大学的学生。第二，尔日所要求的事，甚为微末，很有从容商量的余地，为什么要用这种蛮横的手段……”
与此同时，北大全体学生也发表了宣言：“征收讲义费，系经评议会议决；取消讲义费，也须用适当的手段……我们大多数固然赞成废止讲义费，然而激烈行为，却绝对不能承认。”
事已至此，尽管北大不少学生难以接受教授评议会的第二项决议，但这场风波也算基本平息，北大的校园秩序也基本恢复了正常。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风潮结束一个月后，作为旁观者的鲁迅突然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以小见大》，矛头直指蔡元培：“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芒稍火焰似的起来，又芒峭火焰似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这事很奇特， 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
除鲁迅外，李大钊和胡适也曾批评过蔡元培辞职乃“小题大做”。对此，周作人总结道：“蔡先生貌很谦和，办学主张古今中外兼容并包，可是其精神却又强毅，认定他所要做的事非至最后不肯放手，其不可及处即在于此。”这或许就是对于蔡元培之所以“小题大做”的最好诠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