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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女性观念的提出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它不但推动了现实中的妇女运动，而且在文学世界中激发了女权主义观念的表达。本文以女权主义批评为视角，阐释分析了两个新女性文化大背景下的女性形象：康拉德《间谍》中的维妮和席莱纳《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中的琳代尔。
关键词：新女性 女权主义 《间谍》 维妮 《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 琳代尔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与维多利亚时代所描述的那些男人家中的“天使”或是妓女的旧女性形象相比，新女性观念的提出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象征。新女性是自由女性，是敢于表达并实践女权主义理念的女性。尽管有人认为新女性现象仅仅存在于像《the fin de siecle》这样的杂志中，然而这种现象所产生的效果却值得深思。本文以女权主义理论为视角阐释和分析了两位女性形象：康拉德《间谍》中的维妮和席莱纳《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中的琳代尔。以上两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都拥有新女性的特质。维妮从自由女性方面来说，可被诠释为一位新女性。尽管她从维多利亚式的妇女转变为新女性有一个过程，而且小说中她的悲剧命运似乎是对她为获得自由所做行为的否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她理想的抹杀。然而，文章中不断出现的“自由”一词也可说是对女权主义表征的一种明显的支持，这是作者意图的表达。与此形成对照，琳代尔是鲜明的女权主义理念的倡导者，她是新女性的典范。因此，席莱纳关注的是通过现实来诠释女权主义话语。所以，无论作者意图通过角色的塑造传达何种理念来表现自己所持的立场，无论人物如何在小说中被塑造，这种新女性的话语表达无疑对建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本文第一部分将主要阐释新女性的概念，这个概念将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所谓的“旧女性”形成鲜明的对照。随后，新女性现象将被全面展现。它不仅仅是19世纪末媒体的构架，而且极有可能加速了那时的女权主义运动，并对文学界中以女权主义思想文化表达为中心的文学作品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而在《间谍》故事结尾，主人公维妮谋杀其夫的行为将被诠释为女性对不幸婚姻的反抗，尽管维妮之前是一个恭顺的家庭主妇，从属于丈夫。当得知丈夫欺骗自己，利用了自己的弟弟去完成他作为间谍爆炸的使命，结果使其受害时，她做出了谋杀丈夫的举动。之后，她仍然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被另外一位叫奥赛波的男人所骗，跳河自尽。然而，在席莱纳所著《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中的女性形象琳代尔在故事初始便显现出了更加明显的女权主义特色，使其成为新女性群体的代表。本文使我们领悟到：尽管两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有同样的悲剧命运，但她们不甘于受压迫的觉醒，对已有婚姻和母性理想的挑战、对于传统妇女特质的毁灭，无疑对于在虚构或现实中女权主义乌托邦事业的建立都是有激励意义的。
二 小说建构中的新女性现象
维多利亚时期对于性别和性的意识观念的表现通常是一成不变的：女性或是屋子里的天使，或是妓女形象；在性道德方面的双重标准——允许男性放荡甚至嫖娼，却谴责女性的性欲望；对非传统性倾向的不容忍。考虑到性别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女性以家庭生活为导向，男性则以事业为重；在教育、财产法、选举权、婚姻与工作中盛行歧视；宣传母性，贬低对知识的追求。简而言之，那时期的女性在各方面都处于从属于男人的位置。
然而，到19世纪末，由于在法律、教育和职业机构中的改革，一场对性问题的直率探讨和对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全国调查引发了公众关注。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许多关注女性问题的文章在《Fin-de-Siecle》杂志上十分流行。新女性这个字眼最初是奎达根据萨拉的文章《女性问题的新方面》中的内容所杜撰。安认为这个概念的提出或许对当时的女权主义运动是场灾难，她认为对新女性的定义仅仅让公众关注到新女性小说并非真正的新女性，即维多利亚晚期的女权主义者。因为害怕破坏了当时掌权的男性资产阶级的男性霸权，对新女性的一些文本建构意在讽刺和控制叛逆者。另一方面，这也为真正同情女权主义的文本产品提供了多层次空间。综上所述，“新女性”狂热或许推动了两大阵营的形成，即女权主义者和将在20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反女权主义者。
那么，新女性是谁，且她们在小说中的建构，便值得考虑。当时大量的作者从短篇故事到期刊论文，利用了各种文学形式来描述这个形象。可以从对立的视角把它当成想象中讽刺的漫画形象，比如像在《Punch》这本19世纪90年代的文学期刊中所描述的那些女性形象：她们穿着严肃正式、戴着大学领结、抽烟，并讨论放在家中桌上的书籍内容，而家中的男人们则逃到佣人间去喝茶闲聊。她们也会被描述成“疯狂女人”、“光荣的老处女”、“进步女性”、“现代女性”、“修女”、“叛逆的女儿们”和自由女性等。对这些形象的描述总是与以下观念相联系：从传统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追求社会政治和学术活动，甚至攻击母亲身份，藐视传统婚姻和性纯洁，追求自由之爱。简而言之，它是对维多利亚主义单一文化的挑战。然而，几乎所有新女性女人公的命运悲惨这一事实，看似支持了《Punch》中的主要论点，即：“曾经有过一位新女性”，她“只是纸上谈兵”。因此，尽管在19世纪末新女性现象只是一个虚构的建设，且也仅是“夸张地追求解放的妇女的狂野想象”。但新女性“从不会安静下来的”，作为大众文化和乌托邦事业的一部分，它就像一面镜子，照镜人可以看到除了自己的脸蛋之外的东西，看到她的过去和未来。下面将以新女性现象为视角来展现两位女性形象。
三 维妮：康拉德《间谍》中的自由女性
大部分评论家认为康拉德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带有某种不可捉摸的气质。在他的小说中，女主人公总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却有着悲剧的命运，《间谍》中的维妮也不例外。尽管小说总体上是作者带有一丝阴暗的讽刺对一个腐败社会的描述，但它也是维妮的故事。维妮的丈夫沃洛克先生表面上经营着一家贩卖色情物品的小商店，实则为外国大使馆的特务。他不惜获得了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的信任，并为他们的集会提供场所，即自己的商店。维妮嫁给他并非真爱，而是因为他可以为她的瘸腿的母亲和智力残疾的弟弟斯蒂文提供保护。她为了这个交易，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对她来说，丈夫的工作性质全不重要，只要他能够容忍并保护自己的弟弟，这是她最关心的。然而，她自私的丈夫却有负于她的信任。为了免于上级的开除，完成任务，他设计使维妮的弟弟参与了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爆炸活动，并使其死亡。当调查员向维妮出示被炸成条的外衣时，她看到了大衣领子下面自己亲手为弟弟缝上的姓名，她开始觉醒了。她把刀刺进丈夫的后背的谋杀行为表明了她的巨大愤怒、想要复仇的欲望与想要摆脱丈夫的控制与没有意义的家庭生活束缚的渴望。然而，她仍无法逃脱被另外一位男性人物奥赛波所欺骗的悲剧命运。他帮助维妮逃脱只是为了获得她的财产和银行账户。最终，因被同伴所抛弃，维妮从汽船上跳河自尽。
综上所述，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维妮并不是一位新女性。因为她在经济上依赖于丈夫、在精神世界中恭顺，这也是旧世界中女性的显著表现。她把爱情作为交易来换取对自己家庭的保护，这一点说明她身上也缺乏对个体价值实现的追求。而对个人价值实现的追求正是新女性的一个重要特质。当她告诉奥赛波自己与丈夫的关系时，她实际已是一具尸体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很难将她定为新女性。
但从另一方面，也可说她是新女性。因为在小说结尾，维妮谋杀丈夫的行为正是她对自己懦弱特质否定的表现，这成为她转变为新女性的途径。在第十一章中，维妮对自己丈夫解释的反应与她心理的精确描写都是自由女性的精确宣言。她挣脱不正常的无意义的婚姻的渴望是在得知弟弟死亡后被充分展现出来的。当丈夫试图为自己的不可饶恕的错误解释时，维妮拒绝交流，这可看作为谋杀的前奏。她冷冰冰地说道：“只要我活着就不想再看你一眼”，成为她决心的宣言。沃洛克坚持但无用的借口只能加速她的厌恶。这种绝望的真情流露最终使维妮奇怪不满意地盯着他，这时的她除了自己的愤怒和无望外，已然听不进任何话语。一旦与沃洛克结婚的契约被毁，她想要复仇的渴望便不可避免了。最终，维妮完成了转变。她从“漠然的女人”、“一位沉默寡言的妇女”、“恭顺的生物”变成了一位“自由的女性”。
尽管成为了自由女性，但女主人公注定的悲剧命运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理想的抹杀。然而，文章中不断出现的“自由”一词也可说是对女权主义表征的一种明显的支持，表明了在一个父权社会出现的新女性，这应该是有很大进步意义的。
四 琳代尔：席莱纳《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中的新女性
《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这部小说建构了一个发生在帝国主义时期的南非中充满了女性气质的故事。琳代尔——“英国小说中第一个十分正式的女权主义女主人公”成为了新女性的约定形象。作为生活在非洲农场上的一个生存上依赖于人的孤儿，她深受自身童年被人压迫情结的影响，并目睹了来自于帝国殖民冒险者的压迫，发誓“当那一天到来，我变得强大时，我会痛恨所有有权势的，帮助所有弱小的”。这明显是女权主义者的宣言。而且，小说的一大部分都被其女权主义的宣言所占据，比如：“我才不着急嫁人让自己被践踏在男人的脚下呢，我也不羡慕那些小婴儿的啼哭”，这都表达了她对传统婚姻和母性角色的挑战。她在寄宿学校所受的教育仅仅包括音乐课和针线活儿，旨在培养一位资产阶级的妻子与母亲，而这些都无法满足她独立闯荡世界的雄心壮志。然而，在对女人充满敌意的气候中，“强大无法帮助（女性），知识也不能，劳动也不能”，琳代尔的命运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来抵制对男性的依赖而告终。
但有意思的是，琳代尔认为母亲这一职责在女人生命中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的这一点，却似乎与她最初的宣言“我一点也不羡慕婴儿的哭声”相悖。正如维妮带有对她智力上残疾的弟弟的母性之情，琳代尔似乎也正是为了能够尽到对未出生婴儿的责任，履行自己的母性责任而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同意嫁给一个男人以求保护。然而，终因恐惧婚姻的束缚，她仅仅履行了情人的义务而不做传统意义上的妻子。因恐惧对他的依赖感，她在分娩前把他打发走了。小说以悲剧告终：女主人公因坐在婴儿墓前感染了疾病，死于高烧。
五 结语
尽管新女性产生成长的大环境充满着敌意，但无论在文学领域还是现实世界中所出现的这种女权主义的理念都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本文所论述的两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都拥有新女性的特质。维妮从自由女性方面来说，可被诠释为一位新女性。她从维多利亚式的妇女转变为新女性也是有一个过程的。然而小说中她的悲剧命运似乎是对她为获得自由所做行为的否定。与此形成对照，琳代尔是鲜明的女权主义理念的倡导者，她是新女性的典范。她鲜明地表述了女权主义的想法，比如，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对传统婚姻的反对。然而，在现实的残酷的男权世界中，她的命运也以死亡告终。正如她在故事初期所反思的：“我已经注意到……只有编造的故事结尾才是美好的”；“真”的故事总是以死亡或损失结束。因此，席莱纳关注的是通过现实来诠释女权主义话语。尽管两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有同样的悲剧命运，但她们不甘于受压迫的觉醒、对已有婚姻和母性理想的挑战、对于传统妇女特质的毁灭无疑对于在虚构或现实中女权主义乌托邦事业的建立都是有激励意义的。所以，无论作者意图通过角色的塑造传达何种理念来表现自己所持的立场，无论人物如何在小说中被塑造，这种新女性的话语表达对建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约瑟夫·康拉德：《间谍》，伦敦企鹅出版社，2001年版。
[2] 约瑟芬·米·盖伊：《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1998年版。
[3] 席莱纳：《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伦敦企鹅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江润洁，女，1979—，山东沂源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劳伦斯与英国现代文学，工作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新女性 女权主义 《间谍》 维妮 《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 琳代尔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与维多利亚时代所描述的那些男人家中的“天使”或是妓女的旧女性形象相比，新女性观念的提出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象征。新女性是自由女性，是敢于表达并实践女权主义理念的女性。尽管有人认为新女性现象仅仅存在于像《the fin de siecle》这样的杂志中，然而这种现象所产生的效果却值得深思。本文以女权主义理论为视角阐释和分析了两位女性形象：康拉德《间谍》中的维妮和席莱纳《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中的琳代尔。以上两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都拥有新女性的特质。维妮从自由女性方面来说，可被诠释为一位新女性。尽管她从维多利亚式的妇女转变为新女性有一个过程，而且小说中她的悲剧命运似乎是对她为获得自由所做行为的否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她理想的抹杀。然而，文章中不断出现的“自由”一词也可说是对女权主义表征的一种明显的支持，这是作者意图的表达。与此形成对照，琳代尔是鲜明的女权主义理念的倡导者，她是新女性的典范。因此，席莱纳关注的是通过现实来诠释女权主义话语。所以，无论作者意图通过角色的塑造传达何种理念来表现自己所持的立场，无论人物如何在小说中被塑造，这种新女性的话语表达无疑对建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本文第一部分将主要阐释新女性的概念，这个概念将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所谓的“旧女性”形成鲜明的对照。随后，新女性现象将被全面展现。它不仅仅是19世纪末媒体的构架，而且极有可能加速了那时的女权主义运动，并对文学界中以女权主义思想文化表达为中心的文学作品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而在《间谍》故事结尾，主人公维妮谋杀其夫的行为将被诠释为女性对不幸婚姻的反抗，尽管维妮之前是一个恭顺的家庭主妇，从属于丈夫。当得知丈夫欺骗自己，利用了自己的弟弟去完成他作为间谍爆炸的使命，结果使其受害时，她做出了谋杀丈夫的举动。之后，她仍然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被另外一位叫奥赛波的男人所骗，跳河自尽。然而，在席莱纳所著《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中的女性形象琳代尔在故事初始便显现出了更加明显的女权主义特色，使其成为新女性群体的代表。本文使我们领悟到：尽管两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有同样的悲剧命运，但她们不甘于受压迫的觉醒，对已有婚姻和母性理想的挑战、对于传统妇女特质的毁灭，无疑对于在虚构或现实中女权主义乌托邦事业的建立都是有激励意义的。
二 小说建构中的新女性现象
维多利亚时期对于性别和性的意识观念的表现通常是一成不变的：女性或是屋子里的天使，或是妓女形象；在性道德方面的双重标准——允许男性放荡甚至嫖娼，却谴责女性的性欲望；对非传统性倾向的不容忍。考虑到性别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女性以家庭生活为导向，男性则以事业为重；在教育、财产法、选举权、婚姻与工作中盛行歧视；宣传母性，贬低对知识的追求。简而言之，那时期的女性在各方面都处于从属于男人的位置。
然而，到19世纪末，由于在法律、教育和职业机构中的改革，一场对性问题的直率探讨和对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全国调查引发了公众关注。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许多关注女性问题的文章在《Fin-de-Siecle》杂志上十分流行。新女性这个字眼最初是奎达根据萨拉的文章《女性问题的新方面》中的内容所杜撰。安认为这个概念的提出或许对当时的女权主义运动是场灾难，她认为对新女性的定义仅仅让公众关注到新女性小说并非真正的新女性，即维多利亚晚期的女权主义者。因为害怕破坏了当时掌权的男性资产阶级的男性霸权，对新女性的一些文本建构意在讽刺和控制叛逆者。另一方面，这也为真正同情女权主义的文本产品提供了多层次空间。综上所述，“新女性”狂热或许推动了两大阵营的形成，即女权主义者和将在20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反女权主义者。
那么，新女性是谁，且她们在小说中的建构，便值得考虑。当时大量的作者从短篇故事到期刊论文，利用了各种文学形式来描述这个形象。可以从对立的视角把它当成想象中讽刺的漫画形象，比如像在《Punch》这本19世纪90年代的文学期刊中所描述的那些女性形象：她们穿着严肃正式、戴着大学领结、抽烟，并讨论放在家中桌上的书籍内容，而家中的男人们则逃到佣人间去喝茶闲聊。她们也会被描述成“疯狂女人”、“光荣的老处女”、“进步女性”、“现代女性”、“修女”、“叛逆的女儿们”和自由女性等。对这些形象的描述总是与以下观念相联系：从传统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追求社会政治和学术活动，甚至攻击母亲身份，藐视传统婚姻和性纯洁，追求自由之爱。简而言之，它是对维多利亚主义单一文化的挑战。然而，几乎所有新女性女人公的命运悲惨这一事实，看似支持了《Punch》中的主要论点，即：“曾经有过一位新女性”，她“只是纸上谈兵”。因此，尽管在19世纪末新女性现象只是一个虚构的建设，且也仅是“夸张地追求解放的妇女的狂野想象”。但新女性“从不会安静下来的”，作为大众文化和乌托邦事业的一部分，它就像一面镜子，照镜人可以看到除了自己的脸蛋之外的东西，看到她的过去和未来。下面将以新女性现象为视角来展现两位女性形象。
三 维妮：康拉德《间谍》中的自由女性
大部分评论家认为康拉德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带有某种不可捉摸的气质。在他的小说中，女主人公总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却有着悲剧的命运，《间谍》中的维妮也不例外。尽管小说总体上是作者带有一丝阴暗的讽刺对一个腐败社会的描述，但它也是维妮的故事。维妮的丈夫沃洛克先生表面上经营着一家贩卖色情物品的小商店，实则为外国大使馆的特务。他不惜获得了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的信任，并为他们的集会提供场所，即自己的商店。维妮嫁给他并非真爱，而是因为他可以为她的瘸腿的母亲和智力残疾的弟弟斯蒂文提供保护。她为了这个交易，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对她来说，丈夫的工作性质全不重要，只要他能够容忍并保护自己的弟弟，这是她最关心的。然而，她自私的丈夫却有负于她的信任。为了免于上级的开除，完成任务，他设计使维妮的弟弟参与了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爆炸活动，并使其死亡。当调查员向维妮出示被炸成条的外衣时，她看到了大衣领子下面自己亲手为弟弟缝上的姓名，她开始觉醒了。她把刀刺进丈夫的后背的谋杀行为表明了她的巨大愤怒、想要复仇的欲望与想要摆脱丈夫的控制与没有意义的家庭生活束缚的渴望。然而，她仍无法逃脱被另外一位男性人物奥赛波所欺骗的悲剧命运。他帮助维妮逃脱只是为了获得她的财产和银行账户。最终，因被同伴所抛弃，维妮从汽船上跳河自尽。
综上所述，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维妮并不是一位新女性。因为她在经济上依赖于丈夫、在精神世界中恭顺，这也是旧世界中女性的显著表现。她把爱情作为交易来换取对自己家庭的保护，这一点说明她身上也缺乏对个体价值实现的追求。而对个人价值实现的追求正是新女性的一个重要特质。当她告诉奥赛波自己与丈夫的关系时，她实际已是一具尸体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很难将她定为新女性。
但从另一方面，也可说她是新女性。因为在小说结尾，维妮谋杀丈夫的行为正是她对自己懦弱特质否定的表现，这成为她转变为新女性的途径。在第十一章中，维妮对自己丈夫解释的反应与她心理的精确描写都是自由女性的精确宣言。她挣脱不正常的无意义的婚姻的渴望是在得知弟弟死亡后被充分展现出来的。当丈夫试图为自己的不可饶恕的错误解释时，维妮拒绝交流，这可看作为谋杀的前奏。她冷冰冰地说道：“只要我活着就不想再看你一眼”，成为她决心的宣言。沃洛克坚持但无用的借口只能加速她的厌恶。这种绝望的真情流露最终使维妮奇怪不满意地盯着他，这时的她除了自己的愤怒和无望外，已然听不进任何话语。一旦与沃洛克结婚的契约被毁，她想要复仇的渴望便不可避免了。最终，维妮完成了转变。她从“漠然的女人”、“一位沉默寡言的妇女”、“恭顺的生物”变成了一位“自由的女性”。
尽管成为了自由女性，但女主人公注定的悲剧命运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理想的抹杀。然而，文章中不断出现的“自由”一词也可说是对女权主义表征的一种明显的支持，表明了在一个父权社会出现的新女性，这应该是有很大进步意义的。
四 琳代尔：席莱纳《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中的新女性
《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这部小说建构了一个发生在帝国主义时期的南非中充满了女性气质的故事。琳代尔——“英国小说中第一个十分正式的女权主义女主人公”成为了新女性的约定形象。作为生活在非洲农场上的一个生存上依赖于人的孤儿，她深受自身童年被人压迫情结的影响，并目睹了来自于帝国殖民冒险者的压迫，发誓“当那一天到来，我变得强大时，我会痛恨所有有权势的，帮助所有弱小的”。这明显是女权主义者的宣言。而且，小说的一大部分都被其女权主义的宣言所占据，比如：“我才不着急嫁人让自己被践踏在男人的脚下呢，我也不羡慕那些小婴儿的啼哭”，这都表达了她对传统婚姻和母性角色的挑战。她在寄宿学校所受的教育仅仅包括音乐课和针线活儿，旨在培养一位资产阶级的妻子与母亲，而这些都无法满足她独立闯荡世界的雄心壮志。然而，在对女人充满敌意的气候中，“强大无法帮助（女性），知识也不能，劳动也不能”，琳代尔的命运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来抵制对男性的依赖而告终。
但有意思的是，琳代尔认为母亲这一职责在女人生命中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的这一点，却似乎与她最初的宣言“我一点也不羡慕婴儿的哭声”相悖。正如维妮带有对她智力上残疾的弟弟的母性之情，琳代尔似乎也正是为了能够尽到对未出生婴儿的责任，履行自己的母性责任而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同意嫁给一个男人以求保护。然而，终因恐惧婚姻的束缚，她仅仅履行了情人的义务而不做传统意义上的妻子。因恐惧对他的依赖感，她在分娩前把他打发走了。小说以悲剧告终：女主人公因坐在婴儿墓前感染了疾病，死于高烧。
五 结语
尽管新女性产生成长的大环境充满着敌意，但无论在文学领域还是现实世界中所出现的这种女权主义的理念都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本文所论述的两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都拥有新女性的特质。维妮从自由女性方面来说，可被诠释为一位新女性。她从维多利亚式的妇女转变为新女性也是有一个过程的。然而小说中她的悲剧命运似乎是对她为获得自由所做行为的否定。与此形成对照，琳代尔是鲜明的女权主义理念的倡导者，她是新女性的典范。她鲜明地表述了女权主义的想法，比如，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对传统婚姻的反对。然而，在现实的残酷的男权世界中，她的命运也以死亡告终。正如她在故事初期所反思的：“我已经注意到……只有编造的故事结尾才是美好的”；“真”的故事总是以死亡或损失结束。因此，席莱纳关注的是通过现实来诠释女权主义话语。尽管两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有同样的悲剧命运，但她们不甘于受压迫的觉醒、对已有婚姻和母性理想的挑战、对于传统妇女特质的毁灭无疑对于在虚构或现实中女权主义乌托邦事业的建立都是有激励意义的。所以，无论作者意图通过角色的塑造传达何种理念来表现自己所持的立场，无论人物如何在小说中被塑造，这种新女性的话语表达对建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约瑟夫·康拉德：《间谍》，伦敦企鹅出版社，2001年版。
[2] 约瑟芬·米·盖伊：《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1998年版。
[3] 席莱纳：《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伦敦企鹅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江润洁，女，1979—，山东沂源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劳伦斯与英国现代文学，工作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