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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意识作为一种新生的文学意识在近年来发展势头很猛，展示着其独特性。在女性文学创作中，生态意识也同样彰显其蓬勃的生命力。女性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生态意识的加入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景象，昭示着女性文学新的发展趋向，尤其是城市中的女性文学的发展更突出其独特之处。在与女性文学相结合后所形成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因其具有了中国地域特色，创作成就更大。
关键词：生态意识 女性文学 城市 生态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一 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F·奥波尼于1974年在《女人或死亡》一书中首次提出来的，它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生态女性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渗透到文学界。生态女性主义对生态问题和全人类生存前景的关怀使得它充满了生机，展示着无限的活力。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产生的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理论、生态哲学和环境伦理学，它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批评，是研究文学、自然、女性、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它从环境和性别的双重视角进行文学批评，在性别歧视和生态危机的语境下，“把性别、自然、文学、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反对物种歧视和性别歧视，质疑和解构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观念，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父权制中心文化，其目的是通过文学研究对文学作品进而对整个人类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改变自然和女性的“他者”和“边缘化”地位，唤醒人们的生态整体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建立一个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物种平等、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社会，一个允许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世界。”
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对自然的主宰和对女性的压迫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结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因此，生态女性主义在多维视野下既是生态的又是女性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关注弱势群体的权利，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解构中心，关注“他者”。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质疑和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试图埋葬旧的中心，营造出一个新的、两性和谐的世界。
早在1886年，美国女作家萨拉·奥恩·朱厄特就创作了作品《一只白鹭》。而2003年，有着“加拿大的文学女皇”之称的阿特伍德推出了她的扛鼎之作《羚羊与秧鸡》，为生态女性文学主义提供了可做的标本。女性与自然是生态女性主义至今所关注的主题，女性作家的生态意识很早就已有且具一定认识。生态意识是指从生命与环境的整体优化目标来理解和追求社会发展的一类意识要素与观念形态，是生态规律的支配作用和生态条件的制约作用在人的观念上的反映，它注重维护社会发展的生态基础，强调从生态价值的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生目的。正是具有着这样的意识，女性作家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来书写自然。面对自然，女性作家们给出了自己的态度，既有悲泣、愤怒，更有呐喊和劝诫。
二 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缘起及发展
中国的女性文学受到生态女性主义的影响，在个性化写作维度和个体生命的鲜活力量都获得解放后，演绎了独立的品性，充满了精彩，也满溢着无奈。
在中国，所谓生态文学，根据我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开拓者王诺先生对生态文学所下的定义看，是指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简言之，生态文学就是一种反映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文学。因此，生态文学是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生态责任是生态文学的突出特点。自然与人的方方面面都是生态文学所关注的内容。许多生态文学作品既表达了这种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同时也预测了人类的未来。可以说，回归自然是生态文学永恒的主题和梦想。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生态文明传统，从古代产生的朴素自然观开始就具有了生态文化的思想。阴阳和谐的自然观在《周易》里得到了强调，不可违背自然规律自古就作为规则开始流传，对于后世的哲学思想有着很深的影响。道家崇尚自然，超越世俗功利，主张返朴归真，向往人与动植物和谐共处的生态境界，是一种自然生态观。自然就是天然自成的生态，老子强调人取自然，融入自然，这就是强调自然生态，尊重自然界的规律。而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入世，重视伦理的世界观，以人为本，是要建立一种和睦相处的人伦生态环境。荀子曰：“礼有三本：大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这就要求人不仅应以“礼”待人，亦要以“礼”对待天地间的自然物，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既然天人合一，人我一体，人要珍视自己的生命，亦应推己及人，珍视他人、他物及天地间的一切生命。正是源于这样丰富的传统生态文化资源，中国的女性作家自然就对生态文学有了亲近感，女性文学自然就有了新的资源。
中国的生态女性文学的发展实际上是伴随着女性意识的抗争进行的，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爆发。“在历史上，传统男性中心观认为，女人无史。女性无史——历史规则的制定者是男性，历史的主体是男性，历史的书写者是男性，表现的客体是男性，历史阐释的权力者也是男性。”自古以来，中国的话语书写就一直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获取话语权，20世纪开始，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作家尤其女性作家们自觉地对菲勒斯男性话语中心进行了挑战和颠覆。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种颠覆出现了大面积的冲击，给了男性中心话语解构以打击。这种变化使得中国长期以来话语失衡的局面得到了改变，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平衡。生态意识开始进驻女性文学文本的创作中，显示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也昭示着女性文学新的发展趋向。
在当前中国的女性作家队伍里，很多都是富有才情和深邃思想的，她们用自己的笔把历史的使命扛起来，丰富着文学史的写作。可以说，中国的生态女性文学正是在这些具有使命感的女性作家身上得到了体现。这些女性作家大多数都生活在都市里，在写作时，自然要顾及到城市的感受，所以城市和生态就结合在了一起，有了中国特色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
女性作家用私人化写作、身体书写进行试验是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的一种尝试，尤其是在城市语境下。她们把这种写作从社会生活中撤离出来，进而转向自我的经验世界，强调自我意识、性别意识，从而凸显身体经验，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对男性话语中心进行颠覆和解构。在“男性话语中心社会中，做着女性争夺话语权利的突围和表演，一次来历不明去处也不明的狂妄冲杀”。但由于存在的缺陷，使得这样的写作充满了悖论，可以说，女性文学在根本上并没有起到真正的颠覆作用，甚至有矫枉过正的嫌疑。在对西方女权主义的倚重过程中过分的依赖使得她们在创作中迷失了价值目标，对于男性形象的塑造就出现了放逐、拒绝，趋于对立的现状，而且从原来的“男尊女卑”的情况转变为“女尊男卑”，这种女权意识的大肆彰显，使得女性写作在策略上潜伏着危机，特别是对男权文化的批判上更是如此。以对抗方式进行的写作实际上充满了浓厚的女权主义色彩，激进的色彩也愈加浓厚，这对于女性文学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阻碍。因此，生态女性文学的出现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
在中国女性文学当下的生态写作，有着“为文学史而写作”、“为市场而写作”、“流行渠道广泛”等特点，为生态女性文学的发展展示出丰富多彩的态势，生态意识开始渗入作家的思想深处。张洁、铁凝等用自己阔大的笔触描绘了中国大地上生活着的女性及其生存状态，可以说为生态女性文学扛起了一面大旗。
21世纪的中国社会，欲望与消费是主导，消费文化成为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城市中扮演着主角。女性文学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消费与时尚的视线投注就要多得多。市场造就了人们对于消费的认识，城市给了文学反映消费的机会。欲望化的书写应运而生，像九丹的《乌鸦》、木子美的《遗情书》、卫慧的《上海宝贝》等成品随之出现。尽管作家们说自己“我要表达的是女人在异乡生存的挣扎与痛苦，即使有性爱情节，也是与她的精神状态连结的。我认为孤立的性爱快乐是不真实的”，可是这样一种欲望化狂欢的景象在中国文坛上却以一种不可阻挡之势燃烧了起来，使得人们必须正视它的存在。“女作家们以自传、半自传或模仿自传的书写方式，描绘着感官上欢乐的尖叫、精神上虚无的呻吟以及身体上去蔽的裸露。这种‘身体’诉求的女性市场写作，既带来了“身体”与文化传统和道德伦理的冲突，也带来了‘身体’与思想和妇女解放的冲突，更带来了‘身体’与文学审美和人文精神的冲突。而九丹等人的‘身体狂欢’，恰恰缺乏文学审美属性所要求的人性澄明底蕴以及由此而来的高贵、温暖、爱和终极关怀。”因此，这股身体书写、欲望化写作只是一味地冲锋，而没有得到沉淀和反思，在审美上存在缺陷。颠覆、解构，城市元素的渗透，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生存困境的挣扎、突围，女性文学在不断地找寻。无论是身体书写也好，欲望化书写也罢，都是一种在城市中找寻生存适合状态的探索。在市场化的背景下，这种探索也是生态文学的一种试验。可以说，在城市中怎样写作生态文学，写作生态女性文学，怎样把城市和生态很好地结合，对女性文学自身的发展怎样推动，这都是摆在女性作家面前的难题。张洁、铁凝、王安忆、池莉、方方、陈染、张欣、徐坤、林白、卫慧、棉棉、九丹等形成一个大的作家群，她们用各自不同的风格，表现同一的主题，张扬着女性书写意识，解决着这些难题。这股强势在文坛上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大量作品的出现，而且影响巨大。整个的生态女性文学正处在一个发展的上升期。
三 结语
21世纪出现的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因适应了人类更为健康、更富有人性的环境和新的生活模式而成为首选。女性作家看到了这种趋势，用自己的笔开始描绘这种生活模式的蓝图，构建心目中的圣殿形象。我们在看到了21世纪女性文学作品后，自然对这种生态文明的生活模式产生兴趣。回归和谐成为当下女性文学发展的主题，也是女性文学中两性关系描写的主旋律。女性作家们在进行个体生命言说时，多一些理性的认识和思考，在创作上就可以减少男女两性之间的对立，消解一些对抗，在作品中写出具有悲悯、温暖和希望的人类情怀，从而提高生态女性文学的质量，这对于女性文学的发展来讲是一种促进，而对于城市中的女性文学而言，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女性作家而言，生态文学的出现给了她们创作新的动机和力量，也给了她们新的素材和题材。生态女性文学在城市中就有了新的身份和地位，在原有的城市女性文学的基础上获得了生机和活力。女性作家在这样大的背景和潮流下，把生活的环境、城市和生活的形态、生态三者结合了起来，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体现出一种奋进的姿态，女性意识得到了新的元素注入，焕发出新的面貌。生态意识给了女性文学新的生命力。自然，这是一个值得人思考并探索的领域，两者的结合成就了彼此。
参考文献：
[1] 陈茂林：《生态批评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区别与联系》，《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
[2] 单旭珠：《悲泣与呐喊——女性文学中的生态观》，《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4期。
[3] 王岳川：《女性歌吟是人类精神生态的复归》，《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4期。
[4] 徐坤：《路啊路·铺满红罂粟》，《北京文学》，1995年第1期。
[5] 陈凤珍：《“生态女性文学”身份的确立》，《河池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6] 温伟中：《〈乌鸦〉掀起口水战——九丹批评〈谁是乌鸦？〉手法低俗》，《新明日报》，2002年1月23日。
[7] 毛正天、冉小平：《中国女性文学当下生态的审视》，《文艺报》，2006年第1期。
作者简介：姚冬青，女，1979—，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大学语文教学、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工作单位：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关键词：生态意识 女性文学 城市 生态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一 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F·奥波尼于1974年在《女人或死亡》一书中首次提出来的，它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生态女性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渗透到文学界。生态女性主义对生态问题和全人类生存前景的关怀使得它充满了生机，展示着无限的活力。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产生的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理论、生态哲学和环境伦理学，它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批评，是研究文学、自然、女性、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它从环境和性别的双重视角进行文学批评，在性别歧视和生态危机的语境下，“把性别、自然、文学、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反对物种歧视和性别歧视，质疑和解构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观念，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父权制中心文化，其目的是通过文学研究对文学作品进而对整个人类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改变自然和女性的“他者”和“边缘化”地位，唤醒人们的生态整体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建立一个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物种平等、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社会，一个允许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世界。”
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对自然的主宰和对女性的压迫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结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因此，生态女性主义在多维视野下既是生态的又是女性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关注弱势群体的权利，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解构中心，关注“他者”。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质疑和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试图埋葬旧的中心，营造出一个新的、两性和谐的世界。
早在1886年，美国女作家萨拉·奥恩·朱厄特就创作了作品《一只白鹭》。而2003年，有着“加拿大的文学女皇”之称的阿特伍德推出了她的扛鼎之作《羚羊与秧鸡》，为生态女性文学主义提供了可做的标本。女性与自然是生态女性主义至今所关注的主题，女性作家的生态意识很早就已有且具一定认识。生态意识是指从生命与环境的整体优化目标来理解和追求社会发展的一类意识要素与观念形态，是生态规律的支配作用和生态条件的制约作用在人的观念上的反映，它注重维护社会发展的生态基础，强调从生态价值的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生目的。正是具有着这样的意识，女性作家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来书写自然。面对自然，女性作家们给出了自己的态度，既有悲泣、愤怒，更有呐喊和劝诫。
二 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缘起及发展
中国的女性文学受到生态女性主义的影响，在个性化写作维度和个体生命的鲜活力量都获得解放后，演绎了独立的品性，充满了精彩，也满溢着无奈。
在中国，所谓生态文学，根据我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开拓者王诺先生对生态文学所下的定义看，是指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简言之，生态文学就是一种反映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文学。因此，生态文学是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生态责任是生态文学的突出特点。自然与人的方方面面都是生态文学所关注的内容。许多生态文学作品既表达了这种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同时也预测了人类的未来。可以说，回归自然是生态文学永恒的主题和梦想。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生态文明传统，从古代产生的朴素自然观开始就具有了生态文化的思想。阴阳和谐的自然观在《周易》里得到了强调，不可违背自然规律自古就作为规则开始流传，对于后世的哲学思想有着很深的影响。道家崇尚自然，超越世俗功利，主张返朴归真，向往人与动植物和谐共处的生态境界，是一种自然生态观。自然就是天然自成的生态，老子强调人取自然，融入自然，这就是强调自然生态，尊重自然界的规律。而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入世，重视伦理的世界观，以人为本，是要建立一种和睦相处的人伦生态环境。荀子曰：“礼有三本：大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这就要求人不仅应以“礼”待人，亦要以“礼”对待天地间的自然物，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既然天人合一，人我一体，人要珍视自己的生命，亦应推己及人，珍视他人、他物及天地间的一切生命。正是源于这样丰富的传统生态文化资源，中国的女性作家自然就对生态文学有了亲近感，女性文学自然就有了新的资源。
中国的生态女性文学的发展实际上是伴随着女性意识的抗争进行的，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爆发。“在历史上，传统男性中心观认为，女人无史。女性无史——历史规则的制定者是男性，历史的主体是男性，历史的书写者是男性，表现的客体是男性，历史阐释的权力者也是男性。”自古以来，中国的话语书写就一直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获取话语权，20世纪开始，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作家尤其女性作家们自觉地对菲勒斯男性话语中心进行了挑战和颠覆。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种颠覆出现了大面积的冲击，给了男性中心话语解构以打击。这种变化使得中国长期以来话语失衡的局面得到了改变，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平衡。生态意识开始进驻女性文学文本的创作中，显示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也昭示着女性文学新的发展趋向。
在当前中国的女性作家队伍里，很多都是富有才情和深邃思想的，她们用自己的笔把历史的使命扛起来，丰富着文学史的写作。可以说，中国的生态女性文学正是在这些具有使命感的女性作家身上得到了体现。这些女性作家大多数都生活在都市里，在写作时，自然要顾及到城市的感受，所以城市和生态就结合在了一起，有了中国特色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
女性作家用私人化写作、身体书写进行试验是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的一种尝试，尤其是在城市语境下。她们把这种写作从社会生活中撤离出来，进而转向自我的经验世界，强调自我意识、性别意识，从而凸显身体经验，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对男性话语中心进行颠覆和解构。在“男性话语中心社会中，做着女性争夺话语权利的突围和表演，一次来历不明去处也不明的狂妄冲杀”。但由于存在的缺陷，使得这样的写作充满了悖论，可以说，女性文学在根本上并没有起到真正的颠覆作用，甚至有矫枉过正的嫌疑。在对西方女权主义的倚重过程中过分的依赖使得她们在创作中迷失了价值目标，对于男性形象的塑造就出现了放逐、拒绝，趋于对立的现状，而且从原来的“男尊女卑”的情况转变为“女尊男卑”，这种女权意识的大肆彰显，使得女性写作在策略上潜伏着危机，特别是对男权文化的批判上更是如此。以对抗方式进行的写作实际上充满了浓厚的女权主义色彩，激进的色彩也愈加浓厚，这对于女性文学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阻碍。因此，生态女性文学的出现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
在中国女性文学当下的生态写作，有着“为文学史而写作”、“为市场而写作”、“流行渠道广泛”等特点，为生态女性文学的发展展示出丰富多彩的态势，生态意识开始渗入作家的思想深处。张洁、铁凝等用自己阔大的笔触描绘了中国大地上生活着的女性及其生存状态，可以说为生态女性文学扛起了一面大旗。
21世纪的中国社会，欲望与消费是主导，消费文化成为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城市中扮演着主角。女性文学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消费与时尚的视线投注就要多得多。市场造就了人们对于消费的认识，城市给了文学反映消费的机会。欲望化的书写应运而生，像九丹的《乌鸦》、木子美的《遗情书》、卫慧的《上海宝贝》等成品随之出现。尽管作家们说自己“我要表达的是女人在异乡生存的挣扎与痛苦，即使有性爱情节，也是与她的精神状态连结的。我认为孤立的性爱快乐是不真实的”，可是这样一种欲望化狂欢的景象在中国文坛上却以一种不可阻挡之势燃烧了起来，使得人们必须正视它的存在。“女作家们以自传、半自传或模仿自传的书写方式，描绘着感官上欢乐的尖叫、精神上虚无的呻吟以及身体上去蔽的裸露。这种‘身体’诉求的女性市场写作，既带来了“身体”与文化传统和道德伦理的冲突，也带来了‘身体’与思想和妇女解放的冲突，更带来了‘身体’与文学审美和人文精神的冲突。而九丹等人的‘身体狂欢’，恰恰缺乏文学审美属性所要求的人性澄明底蕴以及由此而来的高贵、温暖、爱和终极关怀。”因此，这股身体书写、欲望化写作只是一味地冲锋，而没有得到沉淀和反思，在审美上存在缺陷。颠覆、解构，城市元素的渗透，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生存困境的挣扎、突围，女性文学在不断地找寻。无论是身体书写也好，欲望化书写也罢，都是一种在城市中找寻生存适合状态的探索。在市场化的背景下，这种探索也是生态文学的一种试验。可以说，在城市中怎样写作生态文学，写作生态女性文学，怎样把城市和生态很好地结合，对女性文学自身的发展怎样推动，这都是摆在女性作家面前的难题。张洁、铁凝、王安忆、池莉、方方、陈染、张欣、徐坤、林白、卫慧、棉棉、九丹等形成一个大的作家群，她们用各自不同的风格，表现同一的主题，张扬着女性书写意识，解决着这些难题。这股强势在文坛上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大量作品的出现，而且影响巨大。整个的生态女性文学正处在一个发展的上升期。
三 结语
21世纪出现的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因适应了人类更为健康、更富有人性的环境和新的生活模式而成为首选。女性作家看到了这种趋势，用自己的笔开始描绘这种生活模式的蓝图，构建心目中的圣殿形象。我们在看到了21世纪女性文学作品后，自然对这种生态文明的生活模式产生兴趣。回归和谐成为当下女性文学发展的主题，也是女性文学中两性关系描写的主旋律。女性作家们在进行个体生命言说时，多一些理性的认识和思考，在创作上就可以减少男女两性之间的对立，消解一些对抗，在作品中写出具有悲悯、温暖和希望的人类情怀，从而提高生态女性文学的质量，这对于女性文学的发展来讲是一种促进，而对于城市中的女性文学而言，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女性作家而言，生态文学的出现给了她们创作新的动机和力量，也给了她们新的素材和题材。生态女性文学在城市中就有了新的身份和地位，在原有的城市女性文学的基础上获得了生机和活力。女性作家在这样大的背景和潮流下，把生活的环境、城市和生活的形态、生态三者结合了起来，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体现出一种奋进的姿态，女性意识得到了新的元素注入，焕发出新的面貌。生态意识给了女性文学新的生命力。自然，这是一个值得人思考并探索的领域，两者的结合成就了彼此。
参考文献：
[1] 陈茂林：《生态批评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区别与联系》，《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
[2] 单旭珠：《悲泣与呐喊——女性文学中的生态观》，《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4期。
[3] 王岳川：《女性歌吟是人类精神生态的复归》，《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4期。
[4] 徐坤：《路啊路·铺满红罂粟》，《北京文学》，1995年第1期。
[5] 陈凤珍：《“生态女性文学”身份的确立》，《河池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6] 温伟中：《〈乌鸦〉掀起口水战——九丹批评〈谁是乌鸦？〉手法低俗》，《新明日报》，2002年1月23日。
[7] 毛正天、冉小平：《中国女性文学当下生态的审视》，《文艺报》，2006年第1期。
作者简介：姚冬青，女，1979—，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大学语文教学、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工作单位：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