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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病的“老四样”
清晨7点，王争艳匆匆灌下一杯牛奶，又从冰箱里取出昨天的剩饭，放进包里，就骑着她的“老爷车”出门了。8点不到，金桥社区卫生中心，病人们早已在走廊里排起了队。王争艳穿上白大褂，走进诊室，一边向病人点头问好，一边习惯性地摸了摸口袋，里面的听诊器、小电筒、棉签，再加上手上那块“老古董”手表，是她几十年来看病必备的“老四样”。
排在第一的病人，是湖北蕲春县的一对农民父子。他们是慕名而来的。不过，这对父子只带了农合卡，却忘了带病历和之前的检查单等。王争艳认真地诊断后，告诉他们平时要注意的事项。同时叮嘱说，以后看病一定要带上病历。“就目前的情况，你们最好回蕲春治疗，如果乡卫生院解决不了，可以上县医院……”她耐心地给这对父子讲以后该如何看病，最后一分钱的药都没开。
一上午，被病人围着的王争艳只喝了一口水。直到下午1点，她才拿出饭盒，放进微波炉里热一下，吃上了午饭。
这只是王争艳工作中最平常的一个上午，这样的日子她已坚持了近30年。从医多年，她平均单张处方从没超过80元，最便宜的一张处方只有2毛7分钱，那是为一名胃炎患者开的一支止吐剂，而在同类药品中，最贵的针剂要100元一支。因为这份坚持，人们亲切地称她为“小处方医生”。这些年，“小处方医生”为患者解决了不少大问题。
退休工人王建生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辗转几家大医院，每月的医药费要800多元，可他每月的养老金只有1000元出头。无奈之下，他找到了王争艳。按照她的治疗方案，王建生每个月只需花80多元，血压就能控制得很好。
“您有什么诀窍，用这么少的钱就控制了我的病？”他问王争艳。王争艳笑笑说：“可开可不开的药，我从来不开；太贵的药，我会尽量找便宜但效果相当的替代品。”在王争艳看来，为患者节约一点就是一点，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在社区里看病，面对的大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我了解他们的生活，开贵药我下不了手。”王争艳对记者说。
王争艳开处方，从来不会为了小而小。在她眼里，处方其实没有大小之分。“我只是本着医生的良心，尽量为病人着想，下笔时既考虑到他的病情，更兼顾他的经济状况。”
不能给“好医生”抹黑
王争艳如此为病人着想，跟他的家庭不无关系。1954年,王争艳出生在湖北省洪湖市的一个医护之家。父亲是一名军医，母亲是护士。王争艳说，少年时最清晰的记忆来自母亲。在手术室工作，母亲常常一边工作，一边挽袖子为手术台上的病人献血。
1977年，王争艳考上了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想继承父母的衣钵做一名医生。但不幸的是，求学期间，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只得休学治疗，这一治疗就是3年。这段经历，更坚定了她从医的决心。
1984年，王争艳大学毕业后进入武汉市汉口医院（原汉口铁路医院），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在做了11年的内科住院医师后，当医院要派人到门诊站点时，她主动报了名，要求当一名社区医生。这一干就是十几年。
同事们替王争艳总结过，来找王医生看病的，大都是4种病人：诊断不清的、以前看过病但效果不好的、经济条件不好的、得病后心里特别想不开的。
病人身上没带够钱，是王争艳时常遇到的情况。从几块钱的挂号费，到几十元的药费，甚至上百元的住院费，垫钱成了王争艳的习惯。什么时候，给谁垫了多少钱？她都不记得了。“这个不用记，他们都会还的。”王争艳笑着说。
一位来自郊区的农民因为感染，全身过敏，跑了多家医院，医生都说要打吊针。听说要花几十元钱，老农舍不得。王争艳给他开了几片抗过敏药，一共就花了几块钱。老农连声道谢。王争艳又从身上拿出100元钱，递到老农手中，“大爷，您这几天要好好休息，不能干活了，这就给您当生活费吧。”一周后，身体康复的老农背着一袋东西来看王争艳，“王医生，这是我们自家做的红薯粉条，给您尝尝。”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爱与爱的呼应更幸福的了。”王争艳说，她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全因为病人的爱。她先后待过多个门诊站点，每到一处，都有老病人辗转追随，又有新病人聚少成多。王争艳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光顾汉口医院门口一家水果摊，因为只要她去买水果，老板肯定不收钱。在这家人心里，王争艳就是他们的大恩人。
2009年9月，经过武汉市民的无记名投票，王争艳当选为“武汉市人民满意的好医生”。出名后，不但当地人来求医，全国各地的患者也知道了这个好医生。面对不断找上门来的病人，王争艳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她甚至害怕，“我每天都告诉自己，不能犯一点错。这么多人来找我，不能给‘好医生’的牌子抹黑啊！”
想工作到70岁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收入不高，却经常为病人垫钱，家人反对过吗？
王争艳：没有。我们一家都是很实在的，我丈夫比我还重视奉献，很少受社会外界的影响。比方说，我看到一个很造孽（武汉话，可怜的意思）的人，就给了他100块，身上还剩100块。回家后跟老公说起这事，他就会说，“他那么造孽，你怎么不都给他呢？”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医生，您觉得现在医患关系较紧张的原因是什么？
王争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贵，再就是因为难。这个贵和难，用我们武汉话讲“病人心里是黑的”。病人看了病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医生单子就开了，然后药就来了，这样病人自然会有意见。如果医生多和病人沟通，让他们清楚病情，意见就会少一些。还可以学习海南，引入第三方基金保險，病人、医生、医院都可以投保，这样可以有效缓解医患关系，免去医生后顾之忧。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医改，您怎么看？
王争艳：医改早已开始了，现在是推进的过程。老百姓体会得不明显，是因为改革正涉入深水区，只能慢慢来。医改要深入推进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同时要做好基础健康教育工作。我建议老百姓，一般的病进社区看，普通检查进二级医院，急难危重进三级医院等，以期做到“分流有序”。
环球人物杂志：您当选十八大代表后，感觉有什么变化吗？
王争艳：当选十八大代表，一方面群众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我感觉身上的时代感、历史责任感更重了。另一方面，我当上代表不是因为做得好，只是刚好迎合了国家政策、时代和群众的要求，加上组织的培养，我还是一个普通人。
环球人物杂志：十八大召开时您准备反映哪些问题？
王争艳：这还用准备吗？平常老百姓都在跟我说“我想怎么样，您开会一定要说……”都烂熟于心了。群众、医生的期望，我会结合实际情况提些能够“蹦起来够得着”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已经快60岁了，准备工作到什么时候？
王争艳：两年前，现任省委书记李鸿忠还是省长时，见到我说，“我看您还可以工作到70岁”，我想我应该可以做到吧。
清晨7点，王争艳匆匆灌下一杯牛奶，又从冰箱里取出昨天的剩饭，放进包里，就骑着她的“老爷车”出门了。8点不到，金桥社区卫生中心，病人们早已在走廊里排起了队。王争艳穿上白大褂，走进诊室，一边向病人点头问好，一边习惯性地摸了摸口袋，里面的听诊器、小电筒、棉签，再加上手上那块“老古董”手表，是她几十年来看病必备的“老四样”。
排在第一的病人，是湖北蕲春县的一对农民父子。他们是慕名而来的。不过，这对父子只带了农合卡，却忘了带病历和之前的检查单等。王争艳认真地诊断后，告诉他们平时要注意的事项。同时叮嘱说，以后看病一定要带上病历。“就目前的情况，你们最好回蕲春治疗，如果乡卫生院解决不了，可以上县医院……”她耐心地给这对父子讲以后该如何看病，最后一分钱的药都没开。
一上午，被病人围着的王争艳只喝了一口水。直到下午1点，她才拿出饭盒，放进微波炉里热一下，吃上了午饭。
这只是王争艳工作中最平常的一个上午，这样的日子她已坚持了近30年。从医多年，她平均单张处方从没超过80元，最便宜的一张处方只有2毛7分钱，那是为一名胃炎患者开的一支止吐剂，而在同类药品中，最贵的针剂要100元一支。因为这份坚持，人们亲切地称她为“小处方医生”。这些年，“小处方医生”为患者解决了不少大问题。
退休工人王建生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辗转几家大医院，每月的医药费要800多元，可他每月的养老金只有1000元出头。无奈之下，他找到了王争艳。按照她的治疗方案，王建生每个月只需花80多元，血压就能控制得很好。
“您有什么诀窍，用这么少的钱就控制了我的病？”他问王争艳。王争艳笑笑说：“可开可不开的药，我从来不开；太贵的药，我会尽量找便宜但效果相当的替代品。”在王争艳看来，为患者节约一点就是一点，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在社区里看病，面对的大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我了解他们的生活，开贵药我下不了手。”王争艳对记者说。
王争艳开处方，从来不会为了小而小。在她眼里，处方其实没有大小之分。“我只是本着医生的良心，尽量为病人着想，下笔时既考虑到他的病情，更兼顾他的经济状况。”
不能给“好医生”抹黑
王争艳如此为病人着想，跟他的家庭不无关系。1954年,王争艳出生在湖北省洪湖市的一个医护之家。父亲是一名军医，母亲是护士。王争艳说，少年时最清晰的记忆来自母亲。在手术室工作，母亲常常一边工作，一边挽袖子为手术台上的病人献血。
1977年，王争艳考上了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想继承父母的衣钵做一名医生。但不幸的是，求学期间，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只得休学治疗，这一治疗就是3年。这段经历，更坚定了她从医的决心。
1984年，王争艳大学毕业后进入武汉市汉口医院（原汉口铁路医院），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在做了11年的内科住院医师后，当医院要派人到门诊站点时，她主动报了名，要求当一名社区医生。这一干就是十几年。
同事们替王争艳总结过，来找王医生看病的，大都是4种病人：诊断不清的、以前看过病但效果不好的、经济条件不好的、得病后心里特别想不开的。
病人身上没带够钱，是王争艳时常遇到的情况。从几块钱的挂号费，到几十元的药费，甚至上百元的住院费，垫钱成了王争艳的习惯。什么时候，给谁垫了多少钱？她都不记得了。“这个不用记，他们都会还的。”王争艳笑着说。
一位来自郊区的农民因为感染，全身过敏，跑了多家医院，医生都说要打吊针。听说要花几十元钱，老农舍不得。王争艳给他开了几片抗过敏药，一共就花了几块钱。老农连声道谢。王争艳又从身上拿出100元钱，递到老农手中，“大爷，您这几天要好好休息，不能干活了，这就给您当生活费吧。”一周后，身体康复的老农背着一袋东西来看王争艳，“王医生，这是我们自家做的红薯粉条，给您尝尝。”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爱与爱的呼应更幸福的了。”王争艳说，她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全因为病人的爱。她先后待过多个门诊站点，每到一处，都有老病人辗转追随，又有新病人聚少成多。王争艳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光顾汉口医院门口一家水果摊，因为只要她去买水果，老板肯定不收钱。在这家人心里，王争艳就是他们的大恩人。
2009年9月，经过武汉市民的无记名投票，王争艳当选为“武汉市人民满意的好医生”。出名后，不但当地人来求医，全国各地的患者也知道了这个好医生。面对不断找上门来的病人，王争艳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她甚至害怕，“我每天都告诉自己，不能犯一点错。这么多人来找我，不能给‘好医生’的牌子抹黑啊！”
想工作到70岁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收入不高，却经常为病人垫钱，家人反对过吗？
王争艳：没有。我们一家都是很实在的，我丈夫比我还重视奉献，很少受社会外界的影响。比方说，我看到一个很造孽（武汉话，可怜的意思）的人，就给了他100块，身上还剩100块。回家后跟老公说起这事，他就会说，“他那么造孽，你怎么不都给他呢？”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医生，您觉得现在医患关系较紧张的原因是什么？
王争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贵，再就是因为难。这个贵和难，用我们武汉话讲“病人心里是黑的”。病人看了病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医生单子就开了，然后药就来了，这样病人自然会有意见。如果医生多和病人沟通，让他们清楚病情，意见就会少一些。还可以学习海南，引入第三方基金保險，病人、医生、医院都可以投保，这样可以有效缓解医患关系，免去医生后顾之忧。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医改，您怎么看？
王争艳：医改早已开始了，现在是推进的过程。老百姓体会得不明显，是因为改革正涉入深水区，只能慢慢来。医改要深入推进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同时要做好基础健康教育工作。我建议老百姓，一般的病进社区看，普通检查进二级医院，急难危重进三级医院等，以期做到“分流有序”。
环球人物杂志：您当选十八大代表后，感觉有什么变化吗？
王争艳：当选十八大代表，一方面群众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我感觉身上的时代感、历史责任感更重了。另一方面，我当上代表不是因为做得好，只是刚好迎合了国家政策、时代和群众的要求，加上组织的培养，我还是一个普通人。
环球人物杂志：十八大召开时您准备反映哪些问题？
王争艳：这还用准备吗？平常老百姓都在跟我说“我想怎么样，您开会一定要说……”都烂熟于心了。群众、医生的期望，我会结合实际情况提些能够“蹦起来够得着”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已经快60岁了，准备工作到什么时候？
王争艳：两年前，现任省委书记李鸿忠还是省长时，见到我说，“我看您还可以工作到70岁”，我想我应该可以做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