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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戴尔·福斯特对话艾利卡·蒂耶特斯
你是如何走上摄影之路的？
15岁时，我们举家迁往美国华盛顿特区，我父亲当时是哥伦比亚大使馆的专属警察。那时我完全不懂英语，语言突然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了。
在学校，老师安排我学基础英语以及其他一些不太倚赖语言的课。我便开始学习艺术，陶艺，戏剧和摄影。在艺术学校上了一个学期后，我迎来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刻之一——发现了照相机这个东西。我相信我能快速学会英语的原因就是我想听懂摄影课！
可以说说你早期的《寂静》（Silencios）那个系列吗？（图02～05）
那时我刚和丈夫约瑟夫·卡普兰结婚，他是犹太人。他的祖母在1936年和家人逃离德国，2004年去世。我们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张她和家人在离开德国前往哥伦比亚登船时的照片。这让我很惊讶，因为哥伦比亚的犹太人很少，除了犹太人群体之外，普通大众并不清楚身边还有大屠杀幸存者的存在。
《寂静》这个系列拍摄的是生活在哥伦比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幸存者。我从波哥大（哥伦比亚的首都）开始拍摄他们，但一番调查研究将我引向其他城市，如巴兰基亚，麦德林和卡利。这个系列的展览在哥伦比亚造成了轰动，因为它将那些在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和其他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人的证词公诸于众。这本影集后来成为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因为它作为见证记录下曾经的痛苦，以及幸存者如何在哥伦比亚重建生活的故事。
《裹尸布》（Sudarios）那个系列是如何拍摄的？照片中那些女人是谁？（图06～08）
那20个女人住在哥伦比亚的安蒂奥基亚（Antioquia），此区域长久以来一直陷于毒品交易，军队及游击队冲突之中。我拍摄的每一个女人饱受折磨，她们曾被迫观看暴徒向自己所爱的人施以极端可怕的暴力。而她们自己没有被施以肉体伤害，是因为那些暴徒要让她们作为这些恐怖罪行的见证人，以恐吓警示其他人。
为什么其中大部分的女性肖像都是闭着眼睛？
我拍摄照片时，那些女人正在对心理医生讲述她们的经历。我特意选择在她们回忆起目击恐怖事件的时刻按下快门，她们几乎所有人都是闭着眼睛的。那一刻，记忆中失去爱人之痛真切地重现了。我坚信，在那个时刻，你甚至能感受到施暴者与暴行的恐怖就在眼前，不仅如此，你还能切身感受到她们对于被害者的爱。那个瞬间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游离的瞬间。
我相信那一瞬间之所以刺痛心灵，是因为你能感受到那正是她们生活中坍塌的一刻——从那以后生活再也不会和从前一样了。
为什么这些作品会采用如此特别的印刷和悬挂方式？（图09～11）
我总是倾向于把这些肖像印在丝绸上，因为我希望画面可以像幽灵般轻盈，既不是转瞬即逝的，也不非常坚硬。那些女人曾不止一次对我说，她们感觉自己已不再属于这个世界，那些暴行让她们成了“活死人”。我想丝绸可以完美地展现这一点。
而且我也希望观众可以用特殊的方式与这个作品互动：走入这些肖像之间，或者说这些“裹尸布”之间，被它们所环绕。在安装的时候，有些图片悬挂得很低，目的是让观众穿过整间展厅直接与画面交流，仿佛像每一个女人的痛苦都能更直观地触动观众。
你选择在教堂这样的地方展示这些作品，这与画廊那样的“白盒子”似的空间完全不同，这样构思的原因是什么？
我构想的《裹尸布》是一个装置艺术品。在一个神圣的，令人自省的地方进行展示是这套作品的基本思路。我希望观众能理解这一点，并将这些作品与谦卑、与世隔绝的环境联系起来。从概念和形象上将这些画面升华到一个神圣的层面，从而将观众带入一个新的理解层次。抛开宗教不说，我希望观众能获得强烈的感受，切身体会照片所捕捉到的深沉痛苦，并感受他们自身的脆弱。
具体的安装方案是如何设计的？
作为一个艺术家，你提供给观众的其实是一种体验。每件物品，每个细节，都在讲述故事。我逐渐意识到甚至连作品上的灯光照明都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每个展览空间都是不同的，都是新的挑战。所以不同的空间需要设计不同的展示风格。
我想让观众能立体地穿过这些悬挂得高低不一的作品。通常在整个装置的中心，你会发现在视平线处有一幅肖像面对着你，双眼是睁开的。即使你能看到她的眼睛，她看上去仍然是茫然和虚无，充满惊骇的凝视。然后你继续前行，画面的位置会越来越高，最终高出观众的视线。
你还有一个早期的作品系列叫《顺流而下》（Rio Abajo），想表达怎样的想法？（图12～17）
在《顺流而下》这个系列中，我的关注点是衣物。那些衣物属于“失踪者”，他们的家人将其作为“失踪”亲人的遗物而始终保存着。我走访过哥伦比亚很多地区，采访了很多“被失踪”的受害者家庭。这些图片记录了罪犯组织最常用的毁尸灭迹手法——将被肢解的尸体扔到河里。在很多案件中，受害人在世时饱受无尽的折磨，死后被肢解或是毁容。在很大程度上，就算最终尸体被发现，他们的身份也无法确认。
这些衣服被置于水下拍摄，然后放大打印到玻璃上。每一块玻璃镶嵌有一个独立的相框。我的意图是让观众可以环绕行走在这些玻璃中，感觉好像他们已身处于画面之中，那些画面可以是他们家人的，甚至是他们自己的。（图15）
你发掘的是一些具有地域性的特殊故事，但传达的却是一种普适的情感，不同的观众对你的作品有怎样不同的反应？
当我在拍摄地展示这些作品时，当地人受到极大撼动。因为他们不仅仅是观者，还是悼念者，甚至是受害者。这意味着这些作品给那些曾经被黑暗笼罩，残暴肆虐的偏远山区带去了治愈与关注。
我也有幸在不同的国家举办过展览：阿根廷，澳大利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和美国。这些地方观众的反应比较相似，人们能够联想到失去所爱之人的痛苦。遗憾的是，在某个时刻，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一种痛，它其实与我们每个人都相关。
我的作品讲述了哥伦比亚特殊环境下的事件，但是我没有选择去呈现暴力的细节，而是去关注幸存者的痛苦。正因如此，我相信作品的全球性，是能吸引不同国家观众的原因。
你最近致力于哪些创作？（图18～21）
最近4年来，我都在创作一个名为《遗物》（Relicarios）的系列作品。最初的灵感来自琥珀。你知道，就是那种把昆虫困在里面几百万年的琥珀。我认为这正是我的国家的暴力方式……很多很多暴力冲突，持续很多很多年。游击队、军队、恐怖武装集团、革命武装分子，各种武装力量，施暴者是谁已经不重要了。经过了这么多年战乱，哥伦比亚人很痛苦，这正是我想表达的悲痛。
创作《遗物》这个系列需要强烈的情感投入，为此我做了很多极端的决定，比如在安蒂奥基亚（ 哥伦比亚西北部省份）建一个工作室就是其中之一。我住在波哥大，与之相距600公里远，这意味着我得抛开日常生活，投入大量时间在创作中。同时这也让悼念者们必须步行13个小时再乘坐5个小时公车才能到达我的工作室。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一段单纯耗费体力的行程，而是到公共场合缅怀他们逝去的爱人。为此他们还必须交出保存了近20年的私人物品，那些曾经属于“失踪”的家人的东西。
我将这些物品封存在一种高分子聚合橡胶里，就像琥珀里保存的昆虫。我的设想是造一个长长的通道，参观者走在其中，就像走在墓地中。而作品将会放置在地上，这样参观者必须低头注视着地面，以一种谦卑，忠诚和尊敬的姿态行走。
这项创作还在进行之中，至少还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
回首往事，为什么你会选择用摄影这种表达方式来讲述这些故事？
我相信摄影能够捕捉到我们的本质，实现我们超越时间的梦想不被遗忘。 它能冻结我们存在的一个瞬间，使其持续永恒。
你是如何走上摄影之路的？
15岁时，我们举家迁往美国华盛顿特区，我父亲当时是哥伦比亚大使馆的专属警察。那时我完全不懂英语，语言突然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了。
在学校，老师安排我学基础英语以及其他一些不太倚赖语言的课。我便开始学习艺术，陶艺，戏剧和摄影。在艺术学校上了一个学期后，我迎来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刻之一——发现了照相机这个东西。我相信我能快速学会英语的原因就是我想听懂摄影课！
可以说说你早期的《寂静》（Silencios）那个系列吗？（图02～05）
那时我刚和丈夫约瑟夫·卡普兰结婚，他是犹太人。他的祖母在1936年和家人逃离德国，2004年去世。我们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张她和家人在离开德国前往哥伦比亚登船时的照片。这让我很惊讶，因为哥伦比亚的犹太人很少，除了犹太人群体之外，普通大众并不清楚身边还有大屠杀幸存者的存在。
《寂静》这个系列拍摄的是生活在哥伦比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幸存者。我从波哥大（哥伦比亚的首都）开始拍摄他们，但一番调查研究将我引向其他城市，如巴兰基亚，麦德林和卡利。这个系列的展览在哥伦比亚造成了轰动，因为它将那些在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和其他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人的证词公诸于众。这本影集后来成为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因为它作为见证记录下曾经的痛苦，以及幸存者如何在哥伦比亚重建生活的故事。
《裹尸布》（Sudarios）那个系列是如何拍摄的？照片中那些女人是谁？（图06～08）
那20个女人住在哥伦比亚的安蒂奥基亚（Antioquia），此区域长久以来一直陷于毒品交易，军队及游击队冲突之中。我拍摄的每一个女人饱受折磨，她们曾被迫观看暴徒向自己所爱的人施以极端可怕的暴力。而她们自己没有被施以肉体伤害，是因为那些暴徒要让她们作为这些恐怖罪行的见证人，以恐吓警示其他人。
为什么其中大部分的女性肖像都是闭着眼睛？
我拍摄照片时，那些女人正在对心理医生讲述她们的经历。我特意选择在她们回忆起目击恐怖事件的时刻按下快门，她们几乎所有人都是闭着眼睛的。那一刻，记忆中失去爱人之痛真切地重现了。我坚信，在那个时刻，你甚至能感受到施暴者与暴行的恐怖就在眼前，不仅如此，你还能切身感受到她们对于被害者的爱。那个瞬间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游离的瞬间。
我相信那一瞬间之所以刺痛心灵，是因为你能感受到那正是她们生活中坍塌的一刻——从那以后生活再也不会和从前一样了。
为什么这些作品会采用如此特别的印刷和悬挂方式？（图09～11）
我总是倾向于把这些肖像印在丝绸上，因为我希望画面可以像幽灵般轻盈，既不是转瞬即逝的，也不非常坚硬。那些女人曾不止一次对我说，她们感觉自己已不再属于这个世界，那些暴行让她们成了“活死人”。我想丝绸可以完美地展现这一点。
而且我也希望观众可以用特殊的方式与这个作品互动：走入这些肖像之间，或者说这些“裹尸布”之间，被它们所环绕。在安装的时候，有些图片悬挂得很低，目的是让观众穿过整间展厅直接与画面交流，仿佛像每一个女人的痛苦都能更直观地触动观众。
你选择在教堂这样的地方展示这些作品，这与画廊那样的“白盒子”似的空间完全不同，这样构思的原因是什么？
我构想的《裹尸布》是一个装置艺术品。在一个神圣的，令人自省的地方进行展示是这套作品的基本思路。我希望观众能理解这一点，并将这些作品与谦卑、与世隔绝的环境联系起来。从概念和形象上将这些画面升华到一个神圣的层面，从而将观众带入一个新的理解层次。抛开宗教不说，我希望观众能获得强烈的感受，切身体会照片所捕捉到的深沉痛苦，并感受他们自身的脆弱。
具体的安装方案是如何设计的？
作为一个艺术家，你提供给观众的其实是一种体验。每件物品，每个细节，都在讲述故事。我逐渐意识到甚至连作品上的灯光照明都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每个展览空间都是不同的，都是新的挑战。所以不同的空间需要设计不同的展示风格。
我想让观众能立体地穿过这些悬挂得高低不一的作品。通常在整个装置的中心，你会发现在视平线处有一幅肖像面对着你，双眼是睁开的。即使你能看到她的眼睛，她看上去仍然是茫然和虚无，充满惊骇的凝视。然后你继续前行，画面的位置会越来越高，最终高出观众的视线。
你还有一个早期的作品系列叫《顺流而下》（Rio Abajo），想表达怎样的想法？（图12～17）
在《顺流而下》这个系列中，我的关注点是衣物。那些衣物属于“失踪者”，他们的家人将其作为“失踪”亲人的遗物而始终保存着。我走访过哥伦比亚很多地区，采访了很多“被失踪”的受害者家庭。这些图片记录了罪犯组织最常用的毁尸灭迹手法——将被肢解的尸体扔到河里。在很多案件中，受害人在世时饱受无尽的折磨，死后被肢解或是毁容。在很大程度上，就算最终尸体被发现，他们的身份也无法确认。
这些衣服被置于水下拍摄，然后放大打印到玻璃上。每一块玻璃镶嵌有一个独立的相框。我的意图是让观众可以环绕行走在这些玻璃中，感觉好像他们已身处于画面之中，那些画面可以是他们家人的，甚至是他们自己的。（图15）
你发掘的是一些具有地域性的特殊故事，但传达的却是一种普适的情感，不同的观众对你的作品有怎样不同的反应？
当我在拍摄地展示这些作品时，当地人受到极大撼动。因为他们不仅仅是观者，还是悼念者，甚至是受害者。这意味着这些作品给那些曾经被黑暗笼罩，残暴肆虐的偏远山区带去了治愈与关注。
我也有幸在不同的国家举办过展览：阿根廷，澳大利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和美国。这些地方观众的反应比较相似，人们能够联想到失去所爱之人的痛苦。遗憾的是，在某个时刻，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一种痛，它其实与我们每个人都相关。
我的作品讲述了哥伦比亚特殊环境下的事件，但是我没有选择去呈现暴力的细节，而是去关注幸存者的痛苦。正因如此，我相信作品的全球性，是能吸引不同国家观众的原因。
你最近致力于哪些创作？（图18～21）
最近4年来，我都在创作一个名为《遗物》（Relicarios）的系列作品。最初的灵感来自琥珀。你知道，就是那种把昆虫困在里面几百万年的琥珀。我认为这正是我的国家的暴力方式……很多很多暴力冲突，持续很多很多年。游击队、军队、恐怖武装集团、革命武装分子，各种武装力量，施暴者是谁已经不重要了。经过了这么多年战乱，哥伦比亚人很痛苦，这正是我想表达的悲痛。
创作《遗物》这个系列需要强烈的情感投入，为此我做了很多极端的决定，比如在安蒂奥基亚（ 哥伦比亚西北部省份）建一个工作室就是其中之一。我住在波哥大，与之相距600公里远，这意味着我得抛开日常生活，投入大量时间在创作中。同时这也让悼念者们必须步行13个小时再乘坐5个小时公车才能到达我的工作室。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一段单纯耗费体力的行程，而是到公共场合缅怀他们逝去的爱人。为此他们还必须交出保存了近20年的私人物品，那些曾经属于“失踪”的家人的东西。
我将这些物品封存在一种高分子聚合橡胶里，就像琥珀里保存的昆虫。我的设想是造一个长长的通道，参观者走在其中，就像走在墓地中。而作品将会放置在地上，这样参观者必须低头注视着地面，以一种谦卑，忠诚和尊敬的姿态行走。
这项创作还在进行之中，至少还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
回首往事，为什么你会选择用摄影这种表达方式来讲述这些故事？
我相信摄影能够捕捉到我们的本质，实现我们超越时间的梦想不被遗忘。 它能冻结我们存在的一个瞬间，使其持续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