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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江苏省4所高职院校的346名应届毕业生为调查对象，探察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与应付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高职毕业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较好，应付方式、心理健康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社会支持在专业上存在显著差异;社会支持、成熟型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正相关，不成熟型应付方式、混合型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水平呈负相关;应付方式各维度在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认为，对高职毕业生开展心理疏导和教育干预，有必要关注群体内部差异，不仅要提供一定的社会支持，还要注重形成合理的应付方式。
关键词 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中介效应;高职毕业生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14-0074-06
近年来，受社会和用人单位对学历要求等客观因素和自身就业期望值普通偏高、有业不就等主观因素影响，高职毕业生出现了难以找到称心满意的岗位、对口就业率普遍偏低、就业压力与日俱增、就业心理问题层出不穷等亟待解决的问题[1]。哪些因素影响着高职毕业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如何更好地帮助他们调整心态积极面对就业？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对促进高职毕业生形成良好的就业心理，有针对性地推进高职院校心理育人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已有研究认为，作为外在因素的社会支持与作为内在因素的应付方式与个体心理健康关联紧密。本研究将基于对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探讨高职毕业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为高职院校有效开展毕业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现实依据与可行性建议。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是一定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者进行无偿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2]，可分为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和主观的、体验到的或情感上的支持，以及个体对支持的利用情况[3]。目前有关大学生社会支持的研究大多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心理健康，社会支持质量较低的学生更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4][5]。就高职毕业生而言，不同专业类别、生源地的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社会支持情况存在显著差异[6]。然而国外也有研究显示，由于主体特征的差异，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并非都能起到积极作用，如Madonna G.Constantine等人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网络对黑人大学生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但对拉美裔大学生却不起作用[7]。从普遍性上考虑，本研究提出假设H1：高职毕业生的社会支持显著预测其心理健康水平。
应付方式（coping style）以对“应付”的理解为基础。Stephen D.Fabick指出，应付是对被视为威胁的内部或外部需求作出反应的过程，通常有采取行动导向的方法和态度导向的方法两种应付策略[8]。我国学者肖计划认为，应付可理解为个体在应激环境或事件中，对该环境或事件作出认知评价以及继认知评价之后为平衡自身精神状态所采取的措施。应付方式就是在应付过程中继认知评价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应付活动。个性、年龄、性别、自我评价、生理状态等是应付方式形成的有关因素[9]。在应付方式与大学毕业生心理健康的议题上，阳德华等认为，多数大学毕业生采用积极的或综合型的应付方式，但一部分学生仍采用消极的应付方式。解决问题、求助等积极的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有正向的联系，而幻想、自责等消极的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有更多的负向联系[10]。陈启山等研究也表明，一些消极应付方式与高职大学毕业生健康不良症状存在普遍关联[11]。根据以往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假设H2：高职毕业生的应付方式显著预测其心理健康水平。
有关大学生群体的社会支持、应付方式、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还显示，一方面，社会支持是影响应付方式的因素之一，支持性的社交网络可以提高个体对现实刺激的应付功能[12]，良好的社会支持利用度作为一种应对的资源，使个体更有可能采取成熟的应付方式[13];另一方面，具有更为成熟应付方式的高职毕业生也具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14]。由此提出假设H3：高职毕业生的应付方式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建立中介模型，见图1。其中，a是社会支持对应付方式的回归系数，b是应付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回归系数，c’为直接效应，a*b的乘积是经过中介变量应付方式的间接效应。在以往的研究中，通常将社会支持和应付方式作为整体进行分析，考虑到社会支持和应付方式的分维度包含了更多的信息，因此在本研究中，将着重分析应付方式各维度在社会支持各维度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隨机整群取样的方法，对江苏省不同地域4所高职院校的371名应届毕业生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346份，有效回收率为93.26%，包括道路桥梁与工程技术、财务管理、会计、电气自动化、文秘等11个专业。其中，男生217人（62.72%），女生129人（37.28%）;文科116人（33.53%），理科81人（23.41%），工科149人（43.06%）;城市生源97人（28.03%），农村生源249人（71.97%）;独生子女127人（36.71%），非独生子女219人（63.29%）。
（二）研究工具
社会支持：采用叶悦妹、戴晓阳、崔汉卿、王娥编制的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15]。该量表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共17个条目，采用1（不符合）～5（符合）5点评分，评分越高表示该项状况越好。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α系数为0.93。
应付方式：采用肖计划、许秀峰编制的应付方式问卷（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CSQ）[16]。该问卷包括62个条目①，由6个分量表构成，其中，解决问题、求助属于成熟型应付方式，退避、自责、幻想属于不成熟型应付方式，合理化属于混合型应付方式。按“是”“否”两级计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越倾向于使用该方式。本研究中该问卷的α系数为0.91，说明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 心理健康：采用国内外广泛使用的心理健康状况鉴别及团体心理卫生普查用量表——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 List 90，SCL-90）[17]。该量表共包括90个项目，含10个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及其他，采用1（无）～5（严重）5级评分，评定的时间范围是“现在”或者是“最近1周”，评分越高表示该项症状越严重，各症状效度系数为0.77～0.99（P<0.01）。
（三）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Hayes推荐的PROCESS中介程序进行自举检验（Bootstrapping）。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运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对问卷所有项目进行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发现，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19.33%，小于40%的临界标准，即排除本研究的结果受到共同方法偏差影响的可能。
（二）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的描述分析
本研究对回收问卷进行了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数据显示，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的状况总体较好，客观支持平均得分较高，优于主观支持。在应付方式上，常采用解决问题、求助这类成熟型的应付方式，而较少使用自责、退避的不成熟型方式应付困难与挫折。高职毕业生的心理健康处于中上水平，各因子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强迫症状、其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精神病性、躯体化、恐怖。
（三）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的人口学差异分析
为考察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本研究对调查数据分别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 。
在性别差异方面，男生与女生的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女生的社会支持总均分高于男生，但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显著，男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女生（t=-1.98，p<0.05）。在是否独生子女、家庭城乡差异方面，社会支持、应付方式、心理健康三者的差异均不显著。在专业差异方面，社会支持存在显著差异（F=5.19，p<0.01），而应付方式、心理健康差异不显著。
由于性别、专业的人口学变量在本研究中呈现出一定的统计学意义，进一步分析二者在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应付方式、心理健康各维度的得分情况，结果见表3。可以看到，女生在不成熟型应付方式及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因子上的平均得分高于男生，且差异显著;理科学生的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得分均高于文科、工科学生，且差异显著;文科学生在抑郁、焦虑、恐怖因子上的平均得分高于理科、工科学生，且差异显著。
（四）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考察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应付方式各维度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4显示，高职毕业生的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及成熟型应付方式与SCL-90得分呈负相关，有统计学意义;不成熟型应付方式、混合型应付方式与SCL-90得分呈正相关，有统计学意义。
（五）应付方式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具体了解各变量间的作用机制，采用由Hayes提出的PROCESS中介程序，对以上相关显著的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具体方式为以社会支持各维度为自变量，SCL-90平均分为因变量，应付方式各维度为中介变量。设定样本量为5000，以求得接近无偏的抽样伪样本总体分布并估计95%的置信区间，结果如下。
成熟型应付方式在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心理健康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见图2。主观支持對SCL-90的直接效应为-0.15，成熟型应付方式的中介效应为-0.03（-0.34*0.10），总效应为-0.1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6.67%。客观支持对SCL-90的直接效应为-0.18，成熟型应付方式的中介效应为-0.03（-0.36*0.09），总效应为-0.2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4.29%。
不成熟型应付方式在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心理健康间也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见图3。主观支持对SCL-90的直接效应为-0.16，不成熟型应付方式的中介效应为-0.02（-0.05*0.39），总效应为-0.1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1.11%。客观支持对SCL-90的直接效应为-0.20，不成熟型应付方式的中介效应为-0.02（-0.04*0.41），总效应为-0.2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9.10%。
混合型应付方式在客观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中介效应，见图4，在社会支持的其他维度上则无中介效应。客观支持对SCL-90的直接效应为-0.21，混合型应付方式的中介效应为-0.01（-0.04*0.22），总效应为-0.2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55%。
对各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自举检验，如表5所示。
结果表明，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均不跨越0，由此可见，应付方式各维度在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大样本（n>300）调查了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高职毕业生的心理健康整体水平较好，但仍有一定比例的学生（13.29%）心理症状总分呈阳性（sum>160），值得重视。性别差异比较发现，女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男生，且更多地采用不成熟型应付方式。该结果可能与高职女生在择业与就业时遇到更多的困难有关，也可能与人格上的性别差异有关。由于当前社会就业性别结构矛盾依然显现，在为高职毕业生提供的技能型岗位上，男生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有研究发现，高职女生在求职竞争、自我认识与定位方面感受到比男生更为显著的压力[18]，可能属于压力的易感人群[19]。专业差异比较发现，理科学生的社会支持得分显著高于文科、工科学生，他们对社会支持的主观感受与利用情况更为理想。文科高职毕业生较理科、工科学生更多出现抑郁、焦虑、恐怖等心理状况，这可能由于理工科高职学生动手能力较强，受到企业的青睐，而文科高职毕业生则明显优势不足，存在就业质量不高等问题，由此易产生不良心理。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均与高职毕业生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假设H1得到验证。一方面，客观支持得分较高，说明高职毕业生获得客观物质条件及社会关系的情况较为理想。在遇到困难和问题时，他们可以得到家人或亲友的照顾、支持和帮助，产生良好的心理体验。另一方面，高职毕业生的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有待提高。这意味着当遇到麻烦、烦恼和两难选择时，高职毕业生对自己拥有的社会支持资源主观感觉不足，比较缺乏向周围同学、朋友倾诉和寻求帮助的主动性，对各种社会支持资源的利用程度不够。
研究结果显示，高职毕业生的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呈显著相关，假设H2得到验证，该结果与吴小苹、陈雪玲的研究结论相一致[20]。这表明，拥有成熟型应付方式的高职毕业生更能够减缓心理危机，维持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反，采用不成熟型应付方式则会带来内心的矛盾和不良的情绪体验。从调查数据来看，高职毕业生倾向采用解决问题和求助的应付方式，验证了以往的研究结果[21][22][23][24]。这既可能与大学生外向性和开放性等人格特征有关[25]，也与应付所产生的直接效果相关。
研究结果表明，应付方式在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3得到验证。已有研究指出，解决问题、求助等积极的应付方式能够通过影响主体对信息支持的知觉和利用以缓解就业压力[26]，增强心理健康水平。通过细化应付方式类型发现，高职毕业生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会随着应付方式类型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具体而言，主观支持和客观支持通过成熟型应付方式正向预测心理健康，而通过不成熟型应付方式负向预测心理健康。混合型应付方式虽然能在客观支持和心理健康间起到中介作用，但考虑到中介解释率太低，不足5%，因此认为其仅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对实际的工作影响并不大。从中介效应的解释率上看，成熟型应付方式解释率较不成熟型应付方式更高。由此可见，高职毕业生通过成熟的应付方式能够感知到社会支持的作用继而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而采用不成熟的应付方式在感知到社会支持后反而会对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二）相关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高职院校对高职毕业生进行心理疏导和教育，有必要关注群体内部差異，不仅要考虑给予一定的社会支持，还要注重形成合理的应付方式。
一是针对个体差异，分层分类引导。对高职毕业生的教育干预不仅要从“共同性”上出发，解决他们具有的普遍问题，更有必要加强“个别性”的关怀，针对差异予以引导。首先，高职毕业生的性别差异值得重视，女生较男生更易采用不成熟型应付方式和存在不良的心理状况，提示教育者在开展日常教育和就业指导中应对女生予以重点关注，提供可能的关心和帮助。其次，由于企业用人需求在不断变化，各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专业优势不尽相同，导致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面临着不同的就业形势，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因此，有必要结合院校实际，加强对薄弱学科如文科专业高职毕业生的心理关照和就业推进工作。另外，即使同性别、同专业的高职毕业生之间也往往存在着较大的个体差异，教育者要针对不同特点的学生进行分类指导。
二是优化社会支持网络，提高支持利用度。鉴于社会支持各维度与高职毕业生心理健康水平显著相关，高职院校心理育人工作可重点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提供有效的主客观支持，优化高职毕业生的社会支持网络。除了父母、亲友给予的支持外，还应充分发挥教师和同学在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资源提供方面的优势。高职院校的教师应及时了解毕业生们的所需所求，提供可感知的精神性支持和可利用的信息性、工具性支持，如倾听他们的情绪表达、给出合理建议、推送就业信息、传授求职技巧等，以解决高职学生毕业前面临的主要困惑与问题。此外，教育者应鼓励高职毕业生朋辈之间相互帮助，引导毕业生分析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增进与他人的联系，培养主动求助的意识和能力来加强主观支持。另一方面，针对不同的压力源，对高职毕业生如何应用各种支持提供可行性指导，促进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的社会支持资源，善于建构和合理利用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
三是鼓励积极方式，提升应付能力。应付本身包含了多种策略，当个体遭遇压力、考验、突发情况时，如何选择运用，既需要理智思考与判断，更离不开已有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因此，高职院校有必要借助课程融入、专题讲座等途径，对高职学生进行必要的应付相关知识教育，帮助他们认识到改变不良应付方式及运用合理应付方式的重要意义，并使他们知晓一定的应付技巧，如求职面试的技巧等。通过团体辅导、情境模拟进一步向学生提供相应能力的训练，引导学生面对困境敢于知难而进，勇于解决问题，能够进行有效求助，而不是消极地去逃避、自责。当高职学生遭遇重大生活事件无法自行化解危机时，教育者应进行及时干预，提供改善应付的有效方法，以帮助学生树立信心。
参 考 文 献
[1][6]徐继燕.高职毕业生心理求助态度和社会支持对其就业的影响力研究——以重庆五所高职院校为例[J].职教论坛，2014（14）：34-37.
[2]陈成文，潘泽泉.论社会支持的社会学意义[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6）：25-31.
[3]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临床医学精神杂志，1994（2）：98-100.
[4]HEFNER J.
关键词 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中介效应;高职毕业生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14-0074-06
近年来，受社会和用人单位对学历要求等客观因素和自身就业期望值普通偏高、有业不就等主观因素影响，高职毕业生出现了难以找到称心满意的岗位、对口就业率普遍偏低、就业压力与日俱增、就业心理问题层出不穷等亟待解决的问题[1]。哪些因素影响着高职毕业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如何更好地帮助他们调整心态积极面对就业？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对促进高职毕业生形成良好的就业心理，有针对性地推进高职院校心理育人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已有研究认为，作为外在因素的社会支持与作为内在因素的应付方式与个体心理健康关联紧密。本研究将基于对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探讨高职毕业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为高职院校有效开展毕业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现实依据与可行性建议。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是一定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者进行无偿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2]，可分为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和主观的、体验到的或情感上的支持，以及个体对支持的利用情况[3]。目前有关大学生社会支持的研究大多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心理健康，社会支持质量较低的学生更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4][5]。就高职毕业生而言，不同专业类别、生源地的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社会支持情况存在显著差异[6]。然而国外也有研究显示，由于主体特征的差异，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并非都能起到积极作用，如Madonna G.Constantine等人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网络对黑人大学生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但对拉美裔大学生却不起作用[7]。从普遍性上考虑，本研究提出假设H1：高职毕业生的社会支持显著预测其心理健康水平。
应付方式（coping style）以对“应付”的理解为基础。Stephen D.Fabick指出，应付是对被视为威胁的内部或外部需求作出反应的过程，通常有采取行动导向的方法和态度导向的方法两种应付策略[8]。我国学者肖计划认为，应付可理解为个体在应激环境或事件中，对该环境或事件作出认知评价以及继认知评价之后为平衡自身精神状态所采取的措施。应付方式就是在应付过程中继认知评价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应付活动。个性、年龄、性别、自我评价、生理状态等是应付方式形成的有关因素[9]。在应付方式与大学毕业生心理健康的议题上，阳德华等认为，多数大学毕业生采用积极的或综合型的应付方式，但一部分学生仍采用消极的应付方式。解决问题、求助等积极的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有正向的联系，而幻想、自责等消极的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有更多的负向联系[10]。陈启山等研究也表明，一些消极应付方式与高职大学毕业生健康不良症状存在普遍关联[11]。根据以往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假设H2：高职毕业生的应付方式显著预测其心理健康水平。
有关大学生群体的社会支持、应付方式、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还显示，一方面，社会支持是影响应付方式的因素之一，支持性的社交网络可以提高个体对现实刺激的应付功能[12]，良好的社会支持利用度作为一种应对的资源，使个体更有可能采取成熟的应付方式[13];另一方面，具有更为成熟应付方式的高职毕业生也具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14]。由此提出假设H3：高职毕业生的应付方式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建立中介模型，见图1。其中，a是社会支持对应付方式的回归系数，b是应付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回归系数，c’为直接效应，a*b的乘积是经过中介变量应付方式的间接效应。在以往的研究中，通常将社会支持和应付方式作为整体进行分析，考虑到社会支持和应付方式的分维度包含了更多的信息，因此在本研究中，将着重分析应付方式各维度在社会支持各维度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隨机整群取样的方法，对江苏省不同地域4所高职院校的371名应届毕业生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346份，有效回收率为93.26%，包括道路桥梁与工程技术、财务管理、会计、电气自动化、文秘等11个专业。其中，男生217人（62.72%），女生129人（37.28%）;文科116人（33.53%），理科81人（23.41%），工科149人（43.06%）;城市生源97人（28.03%），农村生源249人（71.97%）;独生子女127人（36.71%），非独生子女219人（63.29%）。
（二）研究工具
社会支持：采用叶悦妹、戴晓阳、崔汉卿、王娥编制的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15]。该量表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共17个条目，采用1（不符合）～5（符合）5点评分，评分越高表示该项状况越好。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α系数为0.93。
应付方式：采用肖计划、许秀峰编制的应付方式问卷（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CSQ）[16]。该问卷包括62个条目①，由6个分量表构成，其中，解决问题、求助属于成熟型应付方式，退避、自责、幻想属于不成熟型应付方式，合理化属于混合型应付方式。按“是”“否”两级计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越倾向于使用该方式。本研究中该问卷的α系数为0.91，说明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 心理健康：采用国内外广泛使用的心理健康状况鉴别及团体心理卫生普查用量表——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 List 90，SCL-90）[17]。该量表共包括90个项目，含10个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及其他，采用1（无）～5（严重）5级评分，评定的时间范围是“现在”或者是“最近1周”，评分越高表示该项症状越严重，各症状效度系数为0.77～0.99（P<0.01）。
（三）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Hayes推荐的PROCESS中介程序进行自举检验（Bootstrapping）。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运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对问卷所有项目进行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发现，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19.33%，小于40%的临界标准，即排除本研究的结果受到共同方法偏差影响的可能。
（二）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的描述分析
本研究对回收问卷进行了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数据显示，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的状况总体较好，客观支持平均得分较高，优于主观支持。在应付方式上，常采用解决问题、求助这类成熟型的应付方式，而较少使用自责、退避的不成熟型方式应付困难与挫折。高职毕业生的心理健康处于中上水平，各因子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强迫症状、其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精神病性、躯体化、恐怖。
（三）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的人口学差异分析
为考察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本研究对调查数据分别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 。
在性别差异方面，男生与女生的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女生的社会支持总均分高于男生，但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显著，男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女生（t=-1.98，p<0.05）。在是否独生子女、家庭城乡差异方面，社会支持、应付方式、心理健康三者的差异均不显著。在专业差异方面，社会支持存在显著差异（F=5.19，p<0.01），而应付方式、心理健康差异不显著。
由于性别、专业的人口学变量在本研究中呈现出一定的统计学意义，进一步分析二者在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应付方式、心理健康各维度的得分情况，结果见表3。可以看到，女生在不成熟型应付方式及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因子上的平均得分高于男生，且差异显著;理科学生的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得分均高于文科、工科学生，且差异显著;文科学生在抑郁、焦虑、恐怖因子上的平均得分高于理科、工科学生，且差异显著。
（四）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考察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应付方式各维度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4显示，高职毕业生的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及成熟型应付方式与SCL-90得分呈负相关，有统计学意义;不成熟型应付方式、混合型应付方式与SCL-90得分呈正相关，有统计学意义。
（五）应付方式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具体了解各变量间的作用机制，采用由Hayes提出的PROCESS中介程序，对以上相关显著的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具体方式为以社会支持各维度为自变量，SCL-90平均分为因变量，应付方式各维度为中介变量。设定样本量为5000，以求得接近无偏的抽样伪样本总体分布并估计95%的置信区间，结果如下。
成熟型应付方式在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心理健康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见图2。主观支持對SCL-90的直接效应为-0.15，成熟型应付方式的中介效应为-0.03（-0.34*0.10），总效应为-0.1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6.67%。客观支持对SCL-90的直接效应为-0.18，成熟型应付方式的中介效应为-0.03（-0.36*0.09），总效应为-0.2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4.29%。
不成熟型应付方式在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心理健康间也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见图3。主观支持对SCL-90的直接效应为-0.16，不成熟型应付方式的中介效应为-0.02（-0.05*0.39），总效应为-0.1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1.11%。客观支持对SCL-90的直接效应为-0.20，不成熟型应付方式的中介效应为-0.02（-0.04*0.41），总效应为-0.2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9.10%。
混合型应付方式在客观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中介效应，见图4，在社会支持的其他维度上则无中介效应。客观支持对SCL-90的直接效应为-0.21，混合型应付方式的中介效应为-0.01（-0.04*0.22），总效应为-0.2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55%。
对各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自举检验，如表5所示。
结果表明，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均不跨越0，由此可见，应付方式各维度在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大样本（n>300）调查了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高职毕业生的心理健康整体水平较好，但仍有一定比例的学生（13.29%）心理症状总分呈阳性（sum>160），值得重视。性别差异比较发现，女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男生，且更多地采用不成熟型应付方式。该结果可能与高职女生在择业与就业时遇到更多的困难有关，也可能与人格上的性别差异有关。由于当前社会就业性别结构矛盾依然显现，在为高职毕业生提供的技能型岗位上，男生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有研究发现，高职女生在求职竞争、自我认识与定位方面感受到比男生更为显著的压力[18]，可能属于压力的易感人群[19]。专业差异比较发现，理科学生的社会支持得分显著高于文科、工科学生，他们对社会支持的主观感受与利用情况更为理想。文科高职毕业生较理科、工科学生更多出现抑郁、焦虑、恐怖等心理状况，这可能由于理工科高职学生动手能力较强，受到企业的青睐，而文科高职毕业生则明显优势不足，存在就业质量不高等问题，由此易产生不良心理。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均与高职毕业生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假设H1得到验证。一方面，客观支持得分较高，说明高职毕业生获得客观物质条件及社会关系的情况较为理想。在遇到困难和问题时，他们可以得到家人或亲友的照顾、支持和帮助，产生良好的心理体验。另一方面，高职毕业生的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有待提高。这意味着当遇到麻烦、烦恼和两难选择时，高职毕业生对自己拥有的社会支持资源主观感觉不足，比较缺乏向周围同学、朋友倾诉和寻求帮助的主动性，对各种社会支持资源的利用程度不够。
研究结果显示，高职毕业生的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呈显著相关，假设H2得到验证，该结果与吴小苹、陈雪玲的研究结论相一致[20]。这表明，拥有成熟型应付方式的高职毕业生更能够减缓心理危机，维持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反，采用不成熟型应付方式则会带来内心的矛盾和不良的情绪体验。从调查数据来看，高职毕业生倾向采用解决问题和求助的应付方式，验证了以往的研究结果[21][22][23][24]。这既可能与大学生外向性和开放性等人格特征有关[25]，也与应付所产生的直接效果相关。
研究结果表明，应付方式在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3得到验证。已有研究指出，解决问题、求助等积极的应付方式能够通过影响主体对信息支持的知觉和利用以缓解就业压力[26]，增强心理健康水平。通过细化应付方式类型发现，高职毕业生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会随着应付方式类型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具体而言，主观支持和客观支持通过成熟型应付方式正向预测心理健康，而通过不成熟型应付方式负向预测心理健康。混合型应付方式虽然能在客观支持和心理健康间起到中介作用，但考虑到中介解释率太低，不足5%，因此认为其仅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对实际的工作影响并不大。从中介效应的解释率上看，成熟型应付方式解释率较不成熟型应付方式更高。由此可见，高职毕业生通过成熟的应付方式能够感知到社会支持的作用继而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而采用不成熟的应付方式在感知到社会支持后反而会对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二）相关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高职院校对高职毕业生进行心理疏导和教育，有必要关注群体内部差異，不仅要考虑给予一定的社会支持，还要注重形成合理的应付方式。
一是针对个体差异，分层分类引导。对高职毕业生的教育干预不仅要从“共同性”上出发，解决他们具有的普遍问题，更有必要加强“个别性”的关怀，针对差异予以引导。首先，高职毕业生的性别差异值得重视，女生较男生更易采用不成熟型应付方式和存在不良的心理状况，提示教育者在开展日常教育和就业指导中应对女生予以重点关注，提供可能的关心和帮助。其次，由于企业用人需求在不断变化，各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专业优势不尽相同，导致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面临着不同的就业形势，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因此，有必要结合院校实际，加强对薄弱学科如文科专业高职毕业生的心理关照和就业推进工作。另外，即使同性别、同专业的高职毕业生之间也往往存在着较大的个体差异，教育者要针对不同特点的学生进行分类指导。
二是优化社会支持网络，提高支持利用度。鉴于社会支持各维度与高职毕业生心理健康水平显著相关，高职院校心理育人工作可重点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提供有效的主客观支持，优化高职毕业生的社会支持网络。除了父母、亲友给予的支持外，还应充分发挥教师和同学在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资源提供方面的优势。高职院校的教师应及时了解毕业生们的所需所求，提供可感知的精神性支持和可利用的信息性、工具性支持，如倾听他们的情绪表达、给出合理建议、推送就业信息、传授求职技巧等，以解决高职学生毕业前面临的主要困惑与问题。此外，教育者应鼓励高职毕业生朋辈之间相互帮助，引导毕业生分析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增进与他人的联系，培养主动求助的意识和能力来加强主观支持。另一方面，针对不同的压力源，对高职毕业生如何应用各种支持提供可行性指导，促进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的社会支持资源，善于建构和合理利用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
三是鼓励积极方式，提升应付能力。应付本身包含了多种策略，当个体遭遇压力、考验、突发情况时，如何选择运用，既需要理智思考与判断，更离不开已有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因此，高职院校有必要借助课程融入、专题讲座等途径，对高职学生进行必要的应付相关知识教育，帮助他们认识到改变不良应付方式及运用合理应付方式的重要意义，并使他们知晓一定的应付技巧，如求职面试的技巧等。通过团体辅导、情境模拟进一步向学生提供相应能力的训练，引导学生面对困境敢于知难而进，勇于解决问题，能够进行有效求助，而不是消极地去逃避、自责。当高职学生遭遇重大生活事件无法自行化解危机时，教育者应进行及时干预，提供改善应付的有效方法，以帮助学生树立信心。
参 考 文 献
[1][6]徐继燕.高职毕业生心理求助态度和社会支持对其就业的影响力研究——以重庆五所高职院校为例[J].职教论坛，2014（14）：34-37.
[2]陈成文，潘泽泉.论社会支持的社会学意义[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6）：25-31.
[3]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临床医学精神杂志，1994（2）：98-100.
[4]HEFNER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