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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与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具有极高的耦合关联度。基于对2019年全国1344所高职院校质量年度报告的分析发现，“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主要呈现出三种实践样态，即职教“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的国际化。虽然高职教育国际化水平逐年攀升，但也存在国际化战略不清、资源虚耗，国际化协作不够、各自为战，国际影响力地域相差悬殊，职教国际化品牌缺乏等问题。为进一步推进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化，应把握高职优势，寻求国际化战略突破口;开展多主体多方式协作，共同促国际化发展;发掘区位优势，加强区域联动发展;建立职教“国-省-院”国际化品牌体系，扩大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 “一带一路”;高职教育;国际化;高职院校质量年度报告
中图分类号 G648.9 文献标識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22-0020-06
“一带一路”倡议与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具有极高的耦合关联度。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已与沿线71个国家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国际化合作，“一带一路”建设由宏观描绘“大写意”进入了深度雕刻“精工笔”的新阶段[1] 。我国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受惠于此，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之路。然而，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收官之年，其“扩大教育开放，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2]这一目标在高职教育领域实现得如何，需要进一步考究。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以下简称“高职质量年度报告”）是高职教育履行责任担当、确立质量发展观、宣传发展成绩、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制度载体[3]。2012年以来，高职质量年度报告已连续发布8年，其内容全面且准确地反映了全国每所高职院校的发展状况。其中，“国际影响力”是其“五维质量观”中的重要一维，是反映高职院校国际合作和发挥影响力的管理评价工具。因此，基于2019年全国1344所高职院校发布的质量年度报告，分析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实践样态与问题所在，提出推进策略，对“一带一路”倡议下进一步提升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扩大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价值。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实践样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合作取得新突破，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初现，国际化成果显著、类型丰富、量质同增。通过对2019年全国1344所高职院校发布的质量年度报告和据此评选出的“国际影响力50强”高职院校的分析发现，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主要呈现出三种实践样态，借用经济领域国际化的说法可概括如下。
（一）职教“原材料”国际化：高职师生互访互学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向纵深推进，我国高职教育迅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枝散叶，与“一带一路”国家在人才交流、互访互学方面取得良好进展。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除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外，“一带一路”国家成为新的留学目的地增长点[4]。职业教育国际化最基础、影响力最大的要数职业教育“原材料”的国际化，即教师和学生双向留学、互访互学的跨国流动。2019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报对“国际影响表”中个别指标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七项指标中有五项是关于高职师生跨国双向交流学习的，如学校对国（境）外人员开展的各类培训项目，学校专任教师到国（境）外进行专业实践教学指导、培训人员、技术服务和研发，在校学生服务中国企业到国（境）外进行专业实践等。2019年高职质量年度报告统计显示，高职院校跨国师生流动类型丰富、规模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高职教育招收留学生的主要生源地。与上一年相比，“国际影响力50强”院校专任教师国（境）外服务时间、国（境）外担任职务、国（境）外大赛获奖这几项指标平均值的增幅分别达到143.9%、93.1%、102.4%。与此同时，来华全日制留学、非全日制培训规模等指标平均值的增幅为24.9%、5.5%[5]。职教“原材料”国际化这种实践样态在全国1344所高职院校中占比最大，95%以上的高职院校都有报告，师生合作交流日趋活跃，双向留学人数不断增长，且互访互学形式多样、成果丰硕。如搭建“汉语桥”“中外教师（校长）论坛”“学生夏令营”等国际合作平台，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国际职业技能大赛、职业文化展示、国际青少年人文交流和实习实训、职业教育学术交流合作、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论坛等交流活动。
（二）职教“半成品”国际化：高职携手企业走出去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我国企业借助政策东风，积极响应国家倡议和市场需求，迅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2017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4403.16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36.20%，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59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3.6亿美元[6]。“走出去”的企业在自身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对国内劳务输出和国外当地用工都产生了巨大需求。高职教育“走出去”实践中“企业需求驱动型”是一大类型[7]。诸多高职院校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作为与企业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教育类型的作用，助力企业海外发展，通过多种形式与企业合作，实现从“人力半成品”到“人力成品”的最后培养，携手企业走出去。2019年高职质量年报“国际影响表”中，“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实习时间”环比增长，高职携手企业走出去实践案例丰富。很多高职院校作为联合单位，主动发掘和服务中国“走出去”企业和境外中资企业提出的需求，通过联合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积极提供人才培养培训、技术咨询等服务，伴随企业“走出去”，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比如，有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等合作的行校、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实践，还有很多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案例，如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共建“中湘海外”基层管理与技术人员培训基地，为海外建筑工程项目订单培养学生110名，对接集团海外建筑工程项目，组织海外本土化人员建筑工程施工与管理培训20450人次;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与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共建“常州机电—德龙镍业印尼学院”，设立“德龙”订单班，与企业共育国际人才，服务“走出去”企业。 （三）职教“成品”国际化：高职优质产品出国门
为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大高职院校不断创新国际化方式，不仅通过职教“原材料”、职教人力“半成品”国际化这两种实践样态促进其国际化实践，还通过职教“成品”国际化，推动优质产品出国门，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所谓职教“成品”，主要指高职的三大优质产品。第一个职教“成品”是职教基地，即高职通过在境外建立分校、培训基地、技术服务中心等将中国职教品牌直接输出，实现高职教育的高质量国际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高职境外办学的主要集聚地。据不完全统计，30余所高职院校在境外建立了33个海外分校[8]。职教基地的典型代表当属“鲁班工坊”。泰国大城技术学院“鲁班工坊”是中国在海外开办的首个“鲁班工坊”，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目前已被推广到全球8个国家。2020年底前我国将在非洲完成10家“鲁班工坊”建设。“魯班工坊”已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新名片。第二个职教“成品”是高职毕业生，即高职院校通过优秀毕业生海外就业实现国际化。如湖南多所高职院校培养出来的“芙蓉工匠”新生代遍布“一带一路”国家，仅2018年就有299名毕业生就业于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19个国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兰州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实现毕业生海外就业零突破，15名毕业生就职于新加坡联华电子公司;还有一些省份，如甘肃、山东设有专门的大学生海外就业服务中心，秉承国际化办学理念，开拓大学生就业市场，打造国际就业品牌。第三个职教“成品”是职教标准，即高职院校将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培训标准、技术技能标准等“中国标准”输出海外，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教育教学标准输出，是实现中国职教国际化、标准国际化的重要路径[9]。2019年高职质量年度报告发布的“国际影响力50强”，指标优化幅度较大，更加注重教学内涵建设的国际影响力，其中一大体现就是国（境）外采用的专业和课程标准。与2017年相比，50强院校这项指标平均值的增幅达到了92.0%，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高职院校有595个专业教学标准落地国（境）外[10]。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面临问题
（一）国际化战略不清，资源虚耗
纵览2019年1344所高职院校质量年度报告中的“国际影响表”，分析其上报的“国际合作”内容可以发现，我国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战略各有不同。“国际影响力50强”高职院校多凭借其雄厚的师资和国家级骨干示范院校所能获取的政治科研资源，以直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组织或地方院校合作办学为抓手，输出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技术标准，互派留学生，借助境内外合作办学优势推荐就业等，大幅提升其“国际影响力表”中的各项评分。50强以外，多数省级骨干示范等重点高职院校着力点在于省内“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企业，主要通过加强和企业的合作关系，打造双师培养平台，协同科研资源，调整学校专业，配合省内企业走出去，进而实现国际化。相比50强高职院校，这些学校虽然基础资源稍差，但资源调配合理，因此在国际化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以上两大类高职院校只占少数，大多数学校实力有限，资源稀缺，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好时机，无法做到准确定位，更没办法制定出清晰的国际化战略。从高职质量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出，众多高职院校定位不准，国际化战略不清，为在“国际影响表”中获得较高评分，盲目提出响应国家号召，建设课程标准，培养具有国际化水平的“双师型”教师等高大上目标，将自身有限的资源用于超短期的交换生和访学项目，摊薄了自身本就薄弱的资源，致使后续累积效果较差，陷入低效的“消耗”作战境地。
（二）国际化协作不够，各自为战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促进教育领域合作共赢，“到2020年，……双边多边教育合作广度和深度有效拓展”[11]。从2019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来看，我国高职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但同时也发现，众多高职院校在国际化发展方面各自为战，相互间协力互助不足，双边多边教育合作不够，生存扩展力差。在校企合作方面，很多高职都通过携手企业走出去实现国际化，但真正能够协力互助的仍属少数，除去骨干、示范、优质高职院校科研教学实力强劲、基础资源丰厚，能够在借助跨国企业力量的同时为企业提供人才和科研支撑，双方处于平等互助的地位之外，多数院校单纯借助企业通道，派遣数量不多的实习生到境外实习，在合作中多扮演“拖油瓶”的角色。高职院校区域性、行业性校际联盟与教育涉外行业组织开展协作的更是寥寥无几。在师生互学互访方面，众多高职院校不论是留学人数还是教师访学、在境外团体或国际机构中担任专职或兼职工作的人数等都较上一年获得了较大增长。从各高职院校提交的质量年报来看，高职院校师生遍布“一带一路”诸多国家，但略作分析就可发现，有些高职院校的交流目的国频繁更改，遍地撒网，“四处出击”签协议，甚至出现既不在同一政治地理区域也不在同一文化圈交流的现象;有些高职一味追求“国际影响表”中评分的增长，为国际化而“走出去”，未对合作目标区域和国家进行深入研究，就进行互访互学。总之，高职院校与国际组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友好学校之间缺乏深度合作，未形成双边多边教育合作机制。
（三）国际影响力地域相差悬殊
为科学评估各区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与成效，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在《“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8）》中将我国境内31个省、市、自治区共划分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四个区域①，并测评了四大区域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和“教育合作”情况[12]。测评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水平最好，西部地区相对较弱;各区域海外教育合作水平差距显著，其中东北部和东部地区表现突出，合作办学数量较多，而西部地区明显较弱，见图1。各区域对外经贸和教育合作水平影响着本区域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水平。通过对2019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评选出的“国际影响力50强”高职院校统计分析发现，从区域看，东部地区遥遥领先，占据大部份额，东北部地区与中部地区水平相当，并未有效利用其与“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的优势，西部地区高职国际影响力反而位居第二，见图2。整体来看，我国高职院校的国际影响力区域差异很大。进一步从省域分布情况来看，不论在占比上还是绝对数量上，东部地区的江苏、浙江、山东都表现突出，分列前三，这与三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明显的地理优势和扎实的开放型经济不无关系。江苏省作为领头雁，有19所（占江苏省21.3%）高职院校跻身2019年“国际影响力50强”，而很多省份却榜上无名，见图3。由此可见，我国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地域相差悬殊，高职教育国际化水平非常不均衡。 （四）职教国际化品牌缺乏
为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2016年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在泰国建立了我国首个冠以中国工匠代表“鲁班”命名的“鲁班工坊”。“鲁班工坊”已在海外建立了成熟的职业教育输出体系，将中国职业标准带到了世界各地，是中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新名片。显然，“鲁班工坊”已成为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孔子学院，亦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输出的又一张国家名片。然而，在“鲁班工坊”国家级品牌建立的背后是一出国家品牌的“独角戏”，省、市、院品牌缺乏。随着我国高职院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不断拓展，不可能所有院校都集中于“鲁班工坊”这一个平台。2016年，湖南省启动了《湖南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6-2018年）实施方案》，提出培养高职院校的“芙蓉学者”，孕育“芙蓉工匠”，促进“芙蓉工匠”走出去。“芙蓉工匠”是省一级品牌打造的典型代表。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协同广西企业家团队与缅甸工商联、缅甸纺织协会合作，构建“职业院校 政府 行会 跨国企业”四方联动机制，打造“衣路工坊”项目，是学院层面品牌的典型代表。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职教国际化品牌仍寥寥无几，现有的几家也处于“提法”层次。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推进策略
（一）把握高职优势，凝聚资源，寻求国际化战略突破口
战略关乎成败。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化面向、方式等与普通高校不同，国际化战略也不相同。高职院校要准确把握高职特征，展现专业技术优势和技术技能人才优势，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耕目标区域，培养熟悉异域风土人情、掌握不同法律规则、灵活运用国际规则的技术技能人才和服务海外中企的本土精英，发挥好对外开放办学窗口和桥梁作用，形成国际合作亮点。同时，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职院校也要把握好国际化时机，审视自身情况，准确定位，凝聚资源，寻找战略突破点，力求在质上出“品”，如职教品牌、标准品牌、平台品牌等，力求在质上出“人”，如国际化职教名师、国际化工匠人才。国家骨干、示范、优质高职院校要凭借自身资源、平台和科研优势，与大型跨国企业对接，在提供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等服务的同时，根据大型企业的市场和人才需求计划，对目标区域实行深耕，进行深入的国别研究，提供了解目标国国情和熟悉目标国本土文化的特需型技能人才，实现人才的出口;与目标国政府、教育组织、院校共建海外职教基地，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品牌，输出职业教育专业标准，建成覆盖大部分行业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13]。对于底蕴稍差，难以与大型跨国企业达成合作，无法达到共建学院、输出标准和师资的普通高职院校，则要将有限资源定向投放，把国际化目标放在走出去的中小型企业上。伴随“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的中小型企业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主体。中小型企业的国际化之路较大型企业来说，地域和市场的随机性都较强，其对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水平的技能型人才需求，并非像大型企业般通过订单式培养来获得，多通过招聘来满足。因此，普通高职院校要在走出去的中小企业的普遍性与各家企业的特殊性之间找到共通性，尽可能与区域内走出去的中小企业、同类院校组建国际化合作平台，培养普适性的符合国际化标准的人才，从而促进学生就业的国际化，开展国际职业教育服务，为走出去的中资企业提供海外员工培训等。
（二）多主体多方式协作互助，互生共荣，共促国际化发展
在国际化这条路上，高职教育要想走实走深，就要牵手政府、行业企业、同盟院校、境外组织甚至民间社会力量等多主体，通过政策支持、资金资助、合作共赢、共享发展等多种方式协作互助、互生共荣、共谋国际化发展。
第一，加強政校协助。江苏、浙江和山东高职院校在国际化方面优势明显，这3个省既是职教大省，也是职教强省，这与省级政府重视职业教育关系密切。因此，从国家到省市各级政府都要协助推动高职教育的国际化，通过政策支持为高职院校走出去提供助力。
第二，与行业企业构筑命运共同体。大型跨国企业和国家骨干、示范、优质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合作紧密，但还需进一步推进，形成利益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体。
第三，建立高职院校校际联盟。从2019年高职质量年度报告可以看出，我国以国家骨干示范校为代表的沿海发达地区高职院校在国际化道路上走在前列，无论是留学生的互学互访，还是海外共建高职院校、输出教学标准等都取得了较大成就。从这些院校个体的国际化来看已经达到了较高程度，在国际化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和积累的成果给予了其同行龙头地位。因此，当以这些院校为代表，广泛成立区域性、行业性校际联盟，共享国际化经验，共同打造国内外行业、区域统一标准，把握职教标准的制定权。
第四，加强与境外相关组织的协作。高职院校要加深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了解，积极寻求与沿线国家政府、企业、教育组织的合作，将海外企业之需、目标国之需作为自身海外办学的供给起点，提升目标国政府和教育组织的受益度和信任度，多方共建国际合作平台，分享中国职教发展模式与经验，扩大我国高职教育的影响力。此外，还要加强与民间社会组织的协作。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伴生的各国鼓励性政策的出台，社会力量参与境外办学项目也受到了资本的热捧。如2015年华商教育集团成立“华商—澳洲国际学院”，这是第一家民间资本拓域海外的中国实体大学，华为的ICT学院与华为海外市场的开拓一路并进，锡华教育集团2019年也发布了自身的海外投资计划。高职院校可借助混合所有制模式，与社会力量、民间资本携手出发，这既可以解决高职院校走出去过程中财政拨款有限的问题，也可为社会力量民间资本在海外投资办学提供介入渠道，实现共赢，共促国际化发展。
（三）发掘区位优势，加强区域联动发展，实现国际化合作
高职教育的国际化与自身区位有关。各高职院校要充分发掘自身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联合周边省份，加强区域联动发展，积极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高职教育国际化方面持续发力。对处于沿边、沿海、沿江区域的高职院校来讲，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实现国际化并非难事，如广西利用面向东盟的独特区位优势，建立了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输出职业教育标准。像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等沿边境省份高职院校可依托区位有利条件，积极发挥窗口和桥梁作用，探索建设“国门高职”新模式。像大连这样沿海城市的高职院校，作为区域经贸往来的桥头堡和国际海陆联运枢纽，是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进出口的海上大门，不仅要实现自身的国际化，还要联合东北区域各大高职院校，利用夏季达沃斯论坛等机制和平台，全面扩大对外人文交流，实现整个东北区域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合作。像重庆这样沿江城市的高职院校，则要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上游多式联运联通战略连接点的枢纽作用，增强在西部开发开放中的聚集辐射能力，依托“渝新欧”互联互通大通道、长江黄金水道和渝昆泛亚铁路大通道，携手长江沿岸、四川、云南等地的高职院校一起走出去，实现联动发展。对于完全处于内陆地区的高职院校而言并非无计可施，同样可以深度发掘自身区位优势。此外，高职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一种教育类型，与各地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高职院校的国际影响力与当地经济的国际化发展相辅相成。内陆高职院校可以利用区域的对外经贸合作通道和平台实现国际化。如陕西的高职院校可以利用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科教资源，以及立足古丝绸之路起点和“向西开放”战略前沿的区位优势，加强与西部省区市的区域联动发展，推动区域对外开放。 （四）建立职教“国-省-院”国际化品牌体系，扩大国际影响力
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化已从引进来发展到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阶段。高职院校走出去要走出特点、走出新意。教育走出去的本质是其所蕴含的文化基因的走出去。教育品牌作为文化基因的外显形式，需要多层次多角度的表达。“鲁班工坊”这个国家级品牌的建立，凝聚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也蕴含着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孕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优秀的中华文化伴随中国复兴的伟大进程和对外开放的步伐走向世界，被“一带一路”国家所认可。同时，这些文化基因也烙印在走出去的每一所高职院校中，是中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特有标识。从文化基因表达的视角看，这些文化基因只通过“鲁班工坊”一个国家级品牌来表达显得过于单调、不够丰满。不同地域的人文历史、文化特色、国际交流环境都各不相同、极具特点，是从不同侧面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表达。从区域文化与高职教育结合中提取出的品牌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是对大中华文化基因的补充和丰富。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过程中，不同高职院校应从自身优势入手，结合不同行业领域、不同行政地域特色，将其凝练成品牌，使区域、院校的品牌与“鲁班工坊”形成众星拱月之形、星月交辉之势，从而更好地弘扬中华文化。从品控管理的角度看，品牌生态理论认为，精心组建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品牌群可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品牌群整体生态系统的构建能够提升品牌生存力和影响力[14]。“鲁班工坊”作为一个国家级品牌俨然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得认可，但是单一的高光品牌会有“树大而不招风”之感。高职教育的进一步国际化需要凝聚更多共识，在品牌建设、品控管理方面作出更多努力，打造一个由行业领域、行政地域、院校联盟等各维度品牌组成的生态系统，以适应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特殊需求;建立一个从国家到省市再到院校的同基因高职品牌体系，从而增强高职教育的国际生存力、扩大国际影响力。
参 考 文 献
[1][4][6][12]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3.48.11-12.51.
[2]國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2010-07-29）[2020-02-13].http：//www.moe.edu.cn/srcsite/A01/s7048/201007/t20100729_171904.html.
[3]关于持续做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和报送工作的通知[EB/OL].（2019-11-28）[2020-02-05].http：//www.moe.gov.cn/s78/A07/A07_gggs/A07_sjhj/201912/t20191202_410484.html.
[5][8][10]中国教育新闻网.2019中国高职质量年度报告发布[EB/OL].（2019-06-21）[2020-02-05].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902/t20190223_370857.html.
[7]王琪，刘亚西，张菊霞，祝蕾.高职教育多主体协同“走出去”：实践类型与优化治理[J].教育发展研究，2019（5）：14-19.
[9]唐正玲.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职教育教学标准输出实践研究与展望——以浙江省高职院校为例[J].职业技术教育，2020（17）：11-15.
[1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EB/OL].（2016-04-29）[2020-02-05].http：//www.gov.cn/zhengce/2016-04/29/content_5069311.html.
[13]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19-01-24）[2020-02-21].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904/t20190404_376701.html.
[14]王启万，朱虹，王兴元.品牌生态理论研究动态及展望[J].企业经济，2017（3）：14-22.
关键词 “一带一路”;高职教育;国际化;高职院校质量年度报告
中图分类号 G648.9 文献标識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22-0020-06
“一带一路”倡议与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具有极高的耦合关联度。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已与沿线71个国家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国际化合作，“一带一路”建设由宏观描绘“大写意”进入了深度雕刻“精工笔”的新阶段[1] 。我国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受惠于此，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之路。然而，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收官之年，其“扩大教育开放，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2]这一目标在高职教育领域实现得如何，需要进一步考究。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以下简称“高职质量年度报告”）是高职教育履行责任担当、确立质量发展观、宣传发展成绩、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制度载体[3]。2012年以来，高职质量年度报告已连续发布8年，其内容全面且准确地反映了全国每所高职院校的发展状况。其中，“国际影响力”是其“五维质量观”中的重要一维，是反映高职院校国际合作和发挥影响力的管理评价工具。因此，基于2019年全国1344所高职院校发布的质量年度报告，分析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实践样态与问题所在，提出推进策略，对“一带一路”倡议下进一步提升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扩大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价值。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实践样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合作取得新突破，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初现，国际化成果显著、类型丰富、量质同增。通过对2019年全国1344所高职院校发布的质量年度报告和据此评选出的“国际影响力50强”高职院校的分析发现，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主要呈现出三种实践样态，借用经济领域国际化的说法可概括如下。
（一）职教“原材料”国际化：高职师生互访互学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向纵深推进，我国高职教育迅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枝散叶，与“一带一路”国家在人才交流、互访互学方面取得良好进展。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除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外，“一带一路”国家成为新的留学目的地增长点[4]。职业教育国际化最基础、影响力最大的要数职业教育“原材料”的国际化，即教师和学生双向留学、互访互学的跨国流动。2019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报对“国际影响表”中个别指标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七项指标中有五项是关于高职师生跨国双向交流学习的，如学校对国（境）外人员开展的各类培训项目，学校专任教师到国（境）外进行专业实践教学指导、培训人员、技术服务和研发，在校学生服务中国企业到国（境）外进行专业实践等。2019年高职质量年度报告统计显示，高职院校跨国师生流动类型丰富、规模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高职教育招收留学生的主要生源地。与上一年相比，“国际影响力50强”院校专任教师国（境）外服务时间、国（境）外担任职务、国（境）外大赛获奖这几项指标平均值的增幅分别达到143.9%、93.1%、102.4%。与此同时，来华全日制留学、非全日制培训规模等指标平均值的增幅为24.9%、5.5%[5]。职教“原材料”国际化这种实践样态在全国1344所高职院校中占比最大，95%以上的高职院校都有报告，师生合作交流日趋活跃，双向留学人数不断增长，且互访互学形式多样、成果丰硕。如搭建“汉语桥”“中外教师（校长）论坛”“学生夏令营”等国际合作平台，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国际职业技能大赛、职业文化展示、国际青少年人文交流和实习实训、职业教育学术交流合作、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论坛等交流活动。
（二）职教“半成品”国际化：高职携手企业走出去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我国企业借助政策东风，积极响应国家倡议和市场需求，迅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2017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4403.16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36.20%，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59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3.6亿美元[6]。“走出去”的企业在自身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对国内劳务输出和国外当地用工都产生了巨大需求。高职教育“走出去”实践中“企业需求驱动型”是一大类型[7]。诸多高职院校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作为与企业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教育类型的作用，助力企业海外发展，通过多种形式与企业合作，实现从“人力半成品”到“人力成品”的最后培养，携手企业走出去。2019年高职质量年报“国际影响表”中，“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实习时间”环比增长，高职携手企业走出去实践案例丰富。很多高职院校作为联合单位，主动发掘和服务中国“走出去”企业和境外中资企业提出的需求，通过联合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积极提供人才培养培训、技术咨询等服务，伴随企业“走出去”，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比如，有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等合作的行校、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实践，还有很多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案例，如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共建“中湘海外”基层管理与技术人员培训基地，为海外建筑工程项目订单培养学生110名，对接集团海外建筑工程项目，组织海外本土化人员建筑工程施工与管理培训20450人次;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与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共建“常州机电—德龙镍业印尼学院”，设立“德龙”订单班，与企业共育国际人才，服务“走出去”企业。 （三）职教“成品”国际化：高职优质产品出国门
为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大高职院校不断创新国际化方式，不仅通过职教“原材料”、职教人力“半成品”国际化这两种实践样态促进其国际化实践，还通过职教“成品”国际化，推动优质产品出国门，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所谓职教“成品”，主要指高职的三大优质产品。第一个职教“成品”是职教基地，即高职通过在境外建立分校、培训基地、技术服务中心等将中国职教品牌直接输出，实现高职教育的高质量国际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高职境外办学的主要集聚地。据不完全统计，30余所高职院校在境外建立了33个海外分校[8]。职教基地的典型代表当属“鲁班工坊”。泰国大城技术学院“鲁班工坊”是中国在海外开办的首个“鲁班工坊”，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目前已被推广到全球8个国家。2020年底前我国将在非洲完成10家“鲁班工坊”建设。“魯班工坊”已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新名片。第二个职教“成品”是高职毕业生，即高职院校通过优秀毕业生海外就业实现国际化。如湖南多所高职院校培养出来的“芙蓉工匠”新生代遍布“一带一路”国家，仅2018年就有299名毕业生就业于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19个国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兰州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实现毕业生海外就业零突破，15名毕业生就职于新加坡联华电子公司;还有一些省份，如甘肃、山东设有专门的大学生海外就业服务中心，秉承国际化办学理念，开拓大学生就业市场，打造国际就业品牌。第三个职教“成品”是职教标准，即高职院校将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培训标准、技术技能标准等“中国标准”输出海外，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教育教学标准输出，是实现中国职教国际化、标准国际化的重要路径[9]。2019年高职质量年度报告发布的“国际影响力50强”，指标优化幅度较大，更加注重教学内涵建设的国际影响力，其中一大体现就是国（境）外采用的专业和课程标准。与2017年相比，50强院校这项指标平均值的增幅达到了92.0%，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高职院校有595个专业教学标准落地国（境）外[10]。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面临问题
（一）国际化战略不清，资源虚耗
纵览2019年1344所高职院校质量年度报告中的“国际影响表”，分析其上报的“国际合作”内容可以发现，我国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战略各有不同。“国际影响力50强”高职院校多凭借其雄厚的师资和国家级骨干示范院校所能获取的政治科研资源，以直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组织或地方院校合作办学为抓手，输出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技术标准，互派留学生，借助境内外合作办学优势推荐就业等，大幅提升其“国际影响力表”中的各项评分。50强以外，多数省级骨干示范等重点高职院校着力点在于省内“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企业，主要通过加强和企业的合作关系，打造双师培养平台，协同科研资源，调整学校专业，配合省内企业走出去，进而实现国际化。相比50强高职院校，这些学校虽然基础资源稍差，但资源调配合理，因此在国际化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以上两大类高职院校只占少数，大多数学校实力有限，资源稀缺，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好时机，无法做到准确定位，更没办法制定出清晰的国际化战略。从高职质量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出，众多高职院校定位不准，国际化战略不清，为在“国际影响表”中获得较高评分，盲目提出响应国家号召，建设课程标准，培养具有国际化水平的“双师型”教师等高大上目标，将自身有限的资源用于超短期的交换生和访学项目，摊薄了自身本就薄弱的资源，致使后续累积效果较差，陷入低效的“消耗”作战境地。
（二）国际化协作不够，各自为战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促进教育领域合作共赢，“到2020年，……双边多边教育合作广度和深度有效拓展”[11]。从2019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来看，我国高职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但同时也发现，众多高职院校在国际化发展方面各自为战，相互间协力互助不足，双边多边教育合作不够，生存扩展力差。在校企合作方面，很多高职都通过携手企业走出去实现国际化，但真正能够协力互助的仍属少数，除去骨干、示范、优质高职院校科研教学实力强劲、基础资源丰厚，能够在借助跨国企业力量的同时为企业提供人才和科研支撑，双方处于平等互助的地位之外，多数院校单纯借助企业通道，派遣数量不多的实习生到境外实习，在合作中多扮演“拖油瓶”的角色。高职院校区域性、行业性校际联盟与教育涉外行业组织开展协作的更是寥寥无几。在师生互学互访方面，众多高职院校不论是留学人数还是教师访学、在境外团体或国际机构中担任专职或兼职工作的人数等都较上一年获得了较大增长。从各高职院校提交的质量年报来看，高职院校师生遍布“一带一路”诸多国家，但略作分析就可发现，有些高职院校的交流目的国频繁更改，遍地撒网，“四处出击”签协议，甚至出现既不在同一政治地理区域也不在同一文化圈交流的现象;有些高职一味追求“国际影响表”中评分的增长，为国际化而“走出去”，未对合作目标区域和国家进行深入研究，就进行互访互学。总之，高职院校与国际组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友好学校之间缺乏深度合作，未形成双边多边教育合作机制。
（三）国际影响力地域相差悬殊
为科学评估各区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与成效，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在《“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8）》中将我国境内31个省、市、自治区共划分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四个区域①，并测评了四大区域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和“教育合作”情况[12]。测评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水平最好，西部地区相对较弱;各区域海外教育合作水平差距显著，其中东北部和东部地区表现突出，合作办学数量较多，而西部地区明显较弱，见图1。各区域对外经贸和教育合作水平影响着本区域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水平。通过对2019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评选出的“国际影响力50强”高职院校统计分析发现，从区域看，东部地区遥遥领先，占据大部份额，东北部地区与中部地区水平相当，并未有效利用其与“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的优势，西部地区高职国际影响力反而位居第二，见图2。整体来看，我国高职院校的国际影响力区域差异很大。进一步从省域分布情况来看，不论在占比上还是绝对数量上，东部地区的江苏、浙江、山东都表现突出，分列前三，这与三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明显的地理优势和扎实的开放型经济不无关系。江苏省作为领头雁，有19所（占江苏省21.3%）高职院校跻身2019年“国际影响力50强”，而很多省份却榜上无名，见图3。由此可见，我国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地域相差悬殊，高职教育国际化水平非常不均衡。 （四）职教国际化品牌缺乏
为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2016年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在泰国建立了我国首个冠以中国工匠代表“鲁班”命名的“鲁班工坊”。“鲁班工坊”已在海外建立了成熟的职业教育输出体系，将中国职业标准带到了世界各地，是中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新名片。显然，“鲁班工坊”已成为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孔子学院，亦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输出的又一张国家名片。然而，在“鲁班工坊”国家级品牌建立的背后是一出国家品牌的“独角戏”，省、市、院品牌缺乏。随着我国高职院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不断拓展，不可能所有院校都集中于“鲁班工坊”这一个平台。2016年，湖南省启动了《湖南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6-2018年）实施方案》，提出培养高职院校的“芙蓉学者”，孕育“芙蓉工匠”，促进“芙蓉工匠”走出去。“芙蓉工匠”是省一级品牌打造的典型代表。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协同广西企业家团队与缅甸工商联、缅甸纺织协会合作，构建“职业院校 政府 行会 跨国企业”四方联动机制，打造“衣路工坊”项目，是学院层面品牌的典型代表。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职教国际化品牌仍寥寥无几，现有的几家也处于“提法”层次。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推进策略
（一）把握高职优势，凝聚资源，寻求国际化战略突破口
战略关乎成败。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化面向、方式等与普通高校不同，国际化战略也不相同。高职院校要准确把握高职特征，展现专业技术优势和技术技能人才优势，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耕目标区域，培养熟悉异域风土人情、掌握不同法律规则、灵活运用国际规则的技术技能人才和服务海外中企的本土精英，发挥好对外开放办学窗口和桥梁作用，形成国际合作亮点。同时，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职院校也要把握好国际化时机，审视自身情况，准确定位，凝聚资源，寻找战略突破点，力求在质上出“品”，如职教品牌、标准品牌、平台品牌等，力求在质上出“人”，如国际化职教名师、国际化工匠人才。国家骨干、示范、优质高职院校要凭借自身资源、平台和科研优势，与大型跨国企业对接，在提供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等服务的同时，根据大型企业的市场和人才需求计划，对目标区域实行深耕，进行深入的国别研究，提供了解目标国国情和熟悉目标国本土文化的特需型技能人才，实现人才的出口;与目标国政府、教育组织、院校共建海外职教基地，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品牌，输出职业教育专业标准，建成覆盖大部分行业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13]。对于底蕴稍差，难以与大型跨国企业达成合作，无法达到共建学院、输出标准和师资的普通高职院校，则要将有限资源定向投放，把国际化目标放在走出去的中小型企业上。伴随“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的中小型企业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主体。中小型企业的国际化之路较大型企业来说，地域和市场的随机性都较强，其对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水平的技能型人才需求，并非像大型企业般通过订单式培养来获得，多通过招聘来满足。因此，普通高职院校要在走出去的中小企业的普遍性与各家企业的特殊性之间找到共通性，尽可能与区域内走出去的中小企业、同类院校组建国际化合作平台，培养普适性的符合国际化标准的人才，从而促进学生就业的国际化，开展国际职业教育服务，为走出去的中资企业提供海外员工培训等。
（二）多主体多方式协作互助，互生共荣，共促国际化发展
在国际化这条路上，高职教育要想走实走深，就要牵手政府、行业企业、同盟院校、境外组织甚至民间社会力量等多主体，通过政策支持、资金资助、合作共赢、共享发展等多种方式协作互助、互生共荣、共谋国际化发展。
第一，加強政校协助。江苏、浙江和山东高职院校在国际化方面优势明显，这3个省既是职教大省，也是职教强省，这与省级政府重视职业教育关系密切。因此，从国家到省市各级政府都要协助推动高职教育的国际化，通过政策支持为高职院校走出去提供助力。
第二，与行业企业构筑命运共同体。大型跨国企业和国家骨干、示范、优质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合作紧密，但还需进一步推进，形成利益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体。
第三，建立高职院校校际联盟。从2019年高职质量年度报告可以看出，我国以国家骨干示范校为代表的沿海发达地区高职院校在国际化道路上走在前列，无论是留学生的互学互访，还是海外共建高职院校、输出教学标准等都取得了较大成就。从这些院校个体的国际化来看已经达到了较高程度，在国际化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和积累的成果给予了其同行龙头地位。因此，当以这些院校为代表，广泛成立区域性、行业性校际联盟，共享国际化经验，共同打造国内外行业、区域统一标准，把握职教标准的制定权。
第四，加强与境外相关组织的协作。高职院校要加深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了解，积极寻求与沿线国家政府、企业、教育组织的合作，将海外企业之需、目标国之需作为自身海外办学的供给起点，提升目标国政府和教育组织的受益度和信任度，多方共建国际合作平台，分享中国职教发展模式与经验，扩大我国高职教育的影响力。此外，还要加强与民间社会组织的协作。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伴生的各国鼓励性政策的出台，社会力量参与境外办学项目也受到了资本的热捧。如2015年华商教育集团成立“华商—澳洲国际学院”，这是第一家民间资本拓域海外的中国实体大学，华为的ICT学院与华为海外市场的开拓一路并进，锡华教育集团2019年也发布了自身的海外投资计划。高职院校可借助混合所有制模式，与社会力量、民间资本携手出发，这既可以解决高职院校走出去过程中财政拨款有限的问题，也可为社会力量民间资本在海外投资办学提供介入渠道，实现共赢，共促国际化发展。
（三）发掘区位优势，加强区域联动发展，实现国际化合作
高职教育的国际化与自身区位有关。各高职院校要充分发掘自身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联合周边省份，加强区域联动发展，积极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高职教育国际化方面持续发力。对处于沿边、沿海、沿江区域的高职院校来讲，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实现国际化并非难事，如广西利用面向东盟的独特区位优势，建立了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输出职业教育标准。像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等沿边境省份高职院校可依托区位有利条件，积极发挥窗口和桥梁作用，探索建设“国门高职”新模式。像大连这样沿海城市的高职院校，作为区域经贸往来的桥头堡和国际海陆联运枢纽，是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进出口的海上大门，不仅要实现自身的国际化，还要联合东北区域各大高职院校，利用夏季达沃斯论坛等机制和平台，全面扩大对外人文交流，实现整个东北区域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合作。像重庆这样沿江城市的高职院校，则要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上游多式联运联通战略连接点的枢纽作用，增强在西部开发开放中的聚集辐射能力，依托“渝新欧”互联互通大通道、长江黄金水道和渝昆泛亚铁路大通道，携手长江沿岸、四川、云南等地的高职院校一起走出去，实现联动发展。对于完全处于内陆地区的高职院校而言并非无计可施，同样可以深度发掘自身区位优势。此外，高职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一种教育类型，与各地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高职院校的国际影响力与当地经济的国际化发展相辅相成。内陆高职院校可以利用区域的对外经贸合作通道和平台实现国际化。如陕西的高职院校可以利用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科教资源，以及立足古丝绸之路起点和“向西开放”战略前沿的区位优势，加强与西部省区市的区域联动发展，推动区域对外开放。 （四）建立职教“国-省-院”国际化品牌体系，扩大国际影响力
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化已从引进来发展到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阶段。高职院校走出去要走出特点、走出新意。教育走出去的本质是其所蕴含的文化基因的走出去。教育品牌作为文化基因的外显形式，需要多层次多角度的表达。“鲁班工坊”这个国家级品牌的建立，凝聚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也蕴含着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孕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优秀的中华文化伴随中国复兴的伟大进程和对外开放的步伐走向世界，被“一带一路”国家所认可。同时，这些文化基因也烙印在走出去的每一所高职院校中，是中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特有标识。从文化基因表达的视角看，这些文化基因只通过“鲁班工坊”一个国家级品牌来表达显得过于单调、不够丰满。不同地域的人文历史、文化特色、国际交流环境都各不相同、极具特点，是从不同侧面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表达。从区域文化与高职教育结合中提取出的品牌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是对大中华文化基因的补充和丰富。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过程中，不同高职院校应从自身优势入手，结合不同行业领域、不同行政地域特色，将其凝练成品牌，使区域、院校的品牌与“鲁班工坊”形成众星拱月之形、星月交辉之势，从而更好地弘扬中华文化。从品控管理的角度看，品牌生态理论认为，精心组建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品牌群可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品牌群整体生态系统的构建能够提升品牌生存力和影响力[14]。“鲁班工坊”作为一个国家级品牌俨然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得认可，但是单一的高光品牌会有“树大而不招风”之感。高职教育的进一步国际化需要凝聚更多共识，在品牌建设、品控管理方面作出更多努力，打造一个由行业领域、行政地域、院校联盟等各维度品牌组成的生态系统，以适应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特殊需求;建立一个从国家到省市再到院校的同基因高职品牌体系，从而增强高职教育的国际生存力、扩大国际影响力。
参 考 文 献
[1][4][6][12]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3.48.11-12.51.
[2]國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2010-07-29）[2020-02-13].http：//www.moe.edu.cn/srcsite/A01/s7048/201007/t20100729_171904.html.
[3]关于持续做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和报送工作的通知[EB/OL].（2019-11-28）[2020-02-05].http：//www.moe.gov.cn/s78/A07/A07_gggs/A07_sjhj/201912/t20191202_410484.html.
[5][8][10]中国教育新闻网.2019中国高职质量年度报告发布[EB/OL].（2019-06-21）[2020-02-05].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902/t20190223_370857.html.
[7]王琪，刘亚西，张菊霞，祝蕾.高职教育多主体协同“走出去”：实践类型与优化治理[J].教育发展研究，2019（5）：14-19.
[9]唐正玲.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职教育教学标准输出实践研究与展望——以浙江省高职院校为例[J].职业技术教育，2020（17）：11-15.
[1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EB/OL].（2016-04-29）[2020-02-05].http：//www.gov.cn/zhengce/2016-04/29/content_5069311.html.
[13]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19-01-24）[2020-02-21].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904/t20190404_376701.html.
[14]王启万，朱虹，王兴元.品牌生态理论研究动态及展望[J].企业经济，2017（3）：1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