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学真原》是“国学丛书”中的一种。
　　今天所说的天文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人类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一项科学活动。在科学史的意义上，天文学包括观测天象、记录天文、指导民时、编制历书、制造仪器等等。但是，“天学”就不同了。按照《天学真原》的观点，它具有更为广泛的文化内涵，包括政治、哲学、军事、宗教、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上述“科学活动”仅仅是它的一个“子系统”。为了说明这一点，《天学真原》的作者采取了历史实证的方法，实事求是地阐释了古代天象观测的文化意义。
　　首先，古代天文学的涵义就与现代不同。“天文”一词最早见于《易传》，是天象的意思。而古人观测天象的目的是什么呢？《易传》中说得十分清楚：“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就是说天象昭示着人事的吉凶，圣人根据它进行占卜。事实上，历朝历代的所谓“天文学家”，诸如羲和、巫咸、史佚、苌弘、子韦、裨灶、甘公、石申等等，察其言行，虽然都有天文学的专长，但身份却一律是大占星家所为。他们出入于宫廷之中，活跃于帝王之侧，假借天象谈论着王朝兴衰、君臣生死、争战成败、民心向背等政治时事，常常成为一些政治事件的核心人物。即使是司马迁的《天官书》，其中每一种星象都有占星学的解释，占辞多达二百余条。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天文者，……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所以与其说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是一项科学活动，不如说它是一项具有占星学特征的政治活动更为准确些。
　　当然，古代天文观测的性质是由当时的文化氛围决定的。从《尚书·泰誓》的“天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到“天学”的集大成者董仲舒，“天”完全被拟人化，从而建立了系统完整的“天人合一”观念。这种“天人感应”学说既建立了古代占星学的哲学基础，又成为古代天文学研究的“原动力”。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我们的祖先建立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庞大的天学体系。历代王朝都极为重视天文观测，“从理论上说，皇家天学机构应是无分昼夜、每时每刻都有人监视着天空，随时将各种天象记录下来并进行汇报”。(《天学真原》)《尚书·胤征》中记载了羲和由于醉酒而没能预报一次日食、遭到讨伐的故事，其中写道：“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足见其重视程度。另外，中国古代天文观测与制定历法也是由皇家专控的。相传早在颛顼时代天地是相通的，民众可以随时上天向天帝诉说不平之事。后来颛顼为了强化王权，命令重和黎切断了天地之间的通道，从此“通天”就成了帝王的专权了。事实上，历朝历代对于私习天文者都是严惩不贷的，处以流放、充军、鲸面乃至极刑。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从司马迁的《天官书》、《历书》肇始，历代的正史之中都有像《历律志》、《五行志》、《天文志》一类的天学专书，而自然科学中的其它分支学科都没有这样的殊荣。这一切超出常理的现象都在提示我们：古代中国的天学绝不是单纯的科学活动，“其本旨不出为政治服务之通天星占之学及为择吉服务之历忌之学”。(《天学真原》)
　　可是现代的科学史研究为什么没能看到古代天学的这些基本特征呢？问题在于“价值取向”。我们正处在一个“科学崇拜”的时代，一切事物的认定与取舍都要用“科学”这把尺子量一量，“历史”也不例外。近一个世纪兴起的科学史研究，大都是这把尺子度量的结果。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这种做法是无可厚非的，科学家除了对潜科学或前科学稍加宽容之外，是绝不允许伪科学介入的。所以在科学史中剔除占星、宗教、政治、伦理一类的东西，只留下古人的观测结果、科学成就、创造发明等内容也是合乎情理的。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自然科学的强盛和人们对它的迷信，“科学”这把尺子竟然“量”向所有的领域，当然它也量向了自己的“母系统”文化学。于是，现代的价值观决定了历史的取舍与评估，古代天学的“主题”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发生了“偷换”。正是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之下，“历史”在人们的观念中渐渐地改变了模样。
　　《天学真原》的作者坦率地承认，他也曾经在那条既定的道路上走了一段时间，走着走着，心底却涌现出诸多无法排解的疑窦，所以才下决心“回身过去”，重新审视古代中国天学的那块“科学化”的基石。他说：“作为基石它实际上至多还只有半块，即属于‘内史’的那半块，而‘外史’的那半块则尚属阙如。进而言之，没有后面半块，则其前半块也终不能臻于完善一一归根结底，它们本来应该是一整块！”《天学真原》正是作者的“补天”之举！
　　
　　(《天学真原》，江晓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版，7.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