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有着暴戾凶残的另一面，这表现为他对于文人臣子们在种族问题上任何冒犯行为的高度敏感。清代文人们很快便发现，文字可以带来杀身之祸。一位朝鲜使者在1780年发现，他所遇到的所有人都谨慎小心到了极点：“虽寻常酬答之事，语后即焚，不留片纸。此非但汉人如是，满人尤甚。”
　　如果说，“文字狱”还不足以让批评者三缄其口的话，那么，还有被指控为“结党”的恐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若是有人反对皇上宠臣的“结党”行为，他们自己就会被扣上“结党”的帽子。
　　整个18世纪90年代，乾隆对于和珅的宠信一直坚定不移，甚至压倒了他对于朋党派系活动的敌意。乾隆的政策搞得官员们明哲保身，但和珅的势力却靠着乾隆这道护身符，得以在官僚机构中大肆扩张。少数敢于对此提出挑战的官员，自己都倒了大霉。一直到乾隆帝于1799年驾崩之后，和珅及其一党才被推翻。
　　究竟是什么使得“结党”的指控成为清代统治者手中如此有效的武器？这种指控的力量之所在，部分来自于精英阶层自己对于结党的不齿。清代精英层的大家都同意这样的看法：17世纪上半夜，正是由于朝廷的朋党争斗而导致了明朝的瓦解。
　　“朋党”本身便是恶名昭彰。孔子曰，君子“群而不党”。这为所有执政者阻止部属们拉帮结派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但实际上，在政府的各个层次，拉帮结派的活动却仍在暗中进行。
　　18世纪官场中的结党行为，一般来说并不以关于政策的共同看法为前提，而是建立在宗教、乡谊和师生同门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从朝廷的角度来看，这些关系中的最后一类是最伤脑筋的，是因为科举考试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生产朋党的作坊。一方面，考官和考生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了恩师与门生的网络；另一方面，身居高位的考官们可以利用职权来操纵或“设定”考试结果，这又转变为朋党活动的催化剂。在官场之外，结党活动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土壤中自发地蔓延开来。宗教、同乡和师生关系结合在一起，成为结党的温床。当朋党势力强大到足以制约皇家的权威和资源时，它便成为令统治者们极为头痛的问题。然而，要铲除朋党活动却是不可能办到的。给朋党活动贴上“谋求私利”的标签，并不能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可是，从权势者的角度来看，这却不失为没有办法时的一种办法。只要同“谋叛”稍稍沾边，人们便再不敢从事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了。朋党活动依然存在，但要在从政时明目张胆地结党，却是有着很大风险的。
　　那么，文人们自己是否对“公共利益是单一的和排他的”这一点存在怀疑呢？从文人们反抗朝廷暴政的一桩命案——17世纪20年代的东林党运动——来看，并非如此。东林党事件所涉及的，是文人官员们拉帮结派，下决心要通过控制科举考试来操纵对于官员的任命并安插私人，从而控制北京的朝政。东林党人群起呐喊，对太监“阉党”在朝廷的邪恶专权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仅仅将视野局限于东林党人对于“专权”的不屈不挠的抵制的话，那么，我们便有可能会忽略，他们采取行动的前提其实是自己所反对事物的一种翻版。当东林党人转而掌权时，他们反过来对处于自己对立面的官员们进行了无情的镇压。无论是权力的分享或对于利益的多元化考虑，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不可接受的。在他们看来，公共利益只能有一种，其界定，则是通过以个人德行为基础的公正言辞而实现的，为了捍卫公共利益而献身成仁的精神是可以接受的。东林党运动及其命运所描绘的，是一幅派系斗争中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图景。在这样的党政中，能够使差异得到缓和或调节的机制是全然不存在的。到了清代，东林党事件成为使党争视为损害公共利益和国家稳定的一种前车之鉴。
　　乾隆一生都对朋党活动深恶痛绝。他在位初年，必须对付父皇留下来的两位老臣和他们的亲信随从。到了晚年，尽管他可能认为自己已经铲除了所有的旧朋党，并通过恫吓手段使得无人胆敢建立新朋党，但实际上，当时他的锐气已远不复当年，而和珅之流所从事的朋党活动又乘机卷土重来，这对帝国的伤害极大。
　　（摘自《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