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让一个父亲马哈维亚·辛格·珀尕夜不能寐的，一准就是没有生儿子了。可当他多年以后，听到印度国歌在赛场响起，一度的沮丧彻底烟消云散。女儿吉塔和巴比塔身上的潜质，让他看到意外之喜。她们避开了锅碗瓢盆，走向弥漫着男性荷尔蒙的摔跤场，一番寒彻骨，终得扑鼻香。两个女儿都取得了骄人成绩，载誉而归。
　　父亲的梦，寄托在一项体育运动上——摔跤。这似乎天然地把入场券交给了男性，特别是在电影1988年的时间设定下。因此，在父亲之梦、社会认知和国家荣誉的作用下，“摔跤”染上了多元意义，在父亲层面，是爱与付出，是孤胆英雄的矢志不渝；在社会认知层面，我们看到女性的独立与自由，在庸常生活之外的个体选择，应当成为常态；在国家荣誉上，诉说了个人吁求国家关注体育，加强体育教育和建设，为国家攫取光荣。
　　真诚：感动而不烂俗的叙事
　　影片是一个典型的类型故事，走的是励志温情片的路线。本来这类撒鸡汤的故事除了赚取一些眼泪外，容易烂俗。但是故事的基本元素永远能打动人，就像水一样，无人能否定这个必需品的地位。这源于，一方面是影片的真实性，它取材于印度的真人真事；另一方面，真人真事不代表它在商业和艺术上的成功，如何进行艺术转化也是影片要考量的问题，它需要避免把感动坠入烂俗的危险。

　　以摔跤为印度体育的载体，不单可以看作是对加强体育事业的呼吁，而且放大了印度作为后发国家逐渐获得民族自信，振奋国情的一面。1757年沦为英殖民地后的印度，直到1947年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成为主权国家，漫长的殖民史，让它和大多数殖民国家有着类似的问题，在后殖民时代如何塑造自己的国家形象？在电影开篇，黑白电视机里讲述着：“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摔跤在印度盛行，可是印度摔跤手在本届奥运会中的表现令人失望。”本是摔跤大国，但是逼仄的小巷，贫穷的家庭，晦暗的小屋，身体营养的不足，基本体育设施的匮乏，在反复强调印度的贫弱，从摔跤体育到国家形象。
　　扮演父亲的演员阿米尔·汗，在以往的《三傻大闹宝莱坞》《我的个神啊》等影片中，一向关注社会问题。这一次，他仍然如此，父亲以个人之力来推广摔跤，来挑战对女性的偏见，来引起国家的关注与自豪，是用个人之力来介入国家层面的问题，付出了大于自身职责的心力。所以，当父亲近乎偏执地、病态地甩开众人的非议，独面冰冷的孤独，把期望压在两个女儿身上时，喷射出一阵阵弥漫着悲壮氛围的英雄色彩。父亲教育大女儿吉塔，大意是，“如果你得了银牌，很快就被忘记；得到金牌，成为榜样，就会激励孩子，永远不会被忘记。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胜利，而是成千上万女孩儿的胜利。那些认为女孩儿不如男孩儿的人就会闭嘴，她们被迫禁锢在家中做家务，一生的价值只是结婚生子。所以，明天比赛是一场重要的比赛，对阵的不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是所有歧视女性的人。”

　　那个早早便出嫁的女子坐在祝福的中心，可神色漠然，一边哭诉自己的命运，一边劝慰不想去训练的两姐妹：“我却希望有一个你们那样的父亲，至少你们的父亲关心你们，而我们的命运从我们生下来就注定了，学习洗衣做饭，强迫做所有的家务。在成年后，就会被嫁出去，减少父母的负担，把她交给一个陌生男人，然后开始生孩子，这就是女人的命运。看看你们的父亲，他不顾所有人反对，忍受所有的嘲讽，他希望你们有自己的人生，他哪里錯了？”有了这段话做铺垫，我们才理解父亲的用心。他固然未免专横地垄断了女儿许多快乐，强迫她们训练。可是放她们去寻找自己的生活，就会幸福吗？还是重蹈身不由己、困于锅碗瓢盆的梦魇，走在女性被工具化的轮回之路上？一面是父亲的“应试教育”，发展她们的摔跤才能；另一面是松手，任她们做家务，然后嫁出去，相夫教子。其间，是没有一个自由空间的，相对而言，父亲反而发挥了女儿身体的优势，成就了她们，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滑向平庸人生的危险。
　　摔跤，固然有他个人情结在里面，同时何尝不是使女儿摆脱女性传统命运的途径？这个平台的搭建者是父亲，施展的是女儿们的摔跤才能。起初不理解的她们在出嫁女孩儿的提醒下，明白了父亲的用心，由被动承受转为个体自觉，不再用鞭策，而是主动迎难而上，爱上了训练和摔跤。电影叙事的节奏和色彩为之一变，预示了这种变化。问题在于，这种以父亲为转变动力的故事，能走多远？这是不是类似“娜拉出走之后，还会回来”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不是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父亲介入她们的生活，在前面做引导？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来完成在当时环境下女性举步维艰的境况呢？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情理疑难。因此有人说，这部电影表面上宣扬女性独立，倡导提高女性尊严，骨子里却是给男人打广告，证明男人的高大。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如果前半部分，父亲强迫女儿摔跤是居高临下的态度，有男权的色彩，那么后面女儿走向自觉，无疑表明她们不再是父亲心愿的傀儡。如果把印度的女性现状比作一汪泥地，影片中的父亲带着女儿逃出泥泞，难道不能允许人家腿上沾点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