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斯特亚就是一个典型的“西化”印度人。他的父亲是孟加拉邦的长官，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开放的印度教徒；而他的母亲则是果阿邦的一位天主教徒。母亲不幸去世后，他跟随姑姑先后在大吉岭、加尔各答以及德里求学，接受了现代科学文化的教育，并在大学中主修英语。这使阿加斯特亚的文化构成中天然地存在西方基因。他的叔叔这样评论他：
　　“寄宿英语学校的教育和你那来自神话的晦涩名字放在一起，让你看起来像个怪胎。”
　　西方与现代文明深深地影响了阿加斯特亚的人生观，他渴望成为英国人，喜欢被别人称呼昵称“August”（Agastya的谐音）或者“Ogu”，而他出自印度神话的本名（Agastya，印度教吠陀仙人），则遭到了他的不屑和戏谑：“（阿加斯特亚）只是一个每天早晨都要定量排泄的怪人”，而记载这位仙人的印度大史诗则是“儿童催眠读物”。对西方文化的热爱与对传统文化的漠视表现出他对自我印度身份认同感的缺失。当来到马德纳这个与其之前生活环境极端相反的地方，他便陷入了手足无措的迷茫境地。就像他的好友杜鲁伯所预示的那样：
　　“我感觉，奥古斯特，你会在马德纳经历无数次折磨（hazaar fucked）。”
　　“hazaar fucked”这一乌尔都语—英语混合词汇预示着阿加斯特亚在马德纳的生活中，西方文化与印度传统文化无处不在的矛盾。可以说，主人公在马德纳的生活就是经受折磨，他始终无法融入这个地方，无法同印度的传统甚至是所领导的民众产生共鸣。他在这个地方彻底被异化了，聆听长官的吹嘘、陪领导夫人喝茶、监督村里的挖井工作，这些无意义的工作慢慢剥离了阿加斯特亚的主体性。在离开马德纳时他评论道：“我感觉很迷惑、很糟糕，出差接着出差，不管是坐火车还是吉普，一直停不下来……我不停地漫游，脑子里被未来的选择和过去生活的美好画面搅得一团糟。”他无法融入工作，更无法融入生活，在马德纳的圈子里，他不停地撒谎，把自己伪装成一名28岁的挪威穆斯林，而且是已婚成熟男士。他彻底封闭了自己，找不到自我的定位与价值，只能在大麻、酒精与性幻想之中寻找慰藉。
　　乌帕马尼亚关注到印度后殖民时代，大城市精英分子的身份困境。“阿加斯特亚”们长期浸染于全球化的现代文明，与大城市以外的广阔印度土地格格不入。他们漂泊在印度之外，既无法真正成为西方人，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认同感与自信心，对外来文明仰视甚至是谄媚，“（说英语）给人们带来‘自信’”。随着印度的发展和进步，全球化对印度的冲击将不断加大。正如学者马杜里·贝特的评论，“他们是后殖民时代文化教育的受害者”，这一群体如何寻回自身的民族身份，正是乌帕马尼亚向读者抛出的又一问题。

官僚主义的“叛逆者”

　　印度的官僚体制，对公务员乌帕马尼亚来说就是最真实的生活环境。而他对这个再熟悉不过的体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讽刺。M·大卫·拉朱指出：“乌帕马尼亚在讽刺及黑色幽默方面具有非凡的天分。”因此，他的作品使读者会心一笑的同时，也会使其对印度官僚体制的现状感到不寒而栗。
　　《英语，八月》中，作者着重表现了IAS官僚的荒谬、无能与形式主义。在阿加斯特亚第一次到达马德纳地方行政机构时，他便见识了当地官员办事的滑稽可笑。阿加斯特亚无法猜出院内的一座“肥胖的，拄着拐杖的”的人物雕像竟正是印度无人不知的圣雄甘地，而那根“拐杖”则是防止这座劣质雕像倒塌的支撑物。这里的官员在方方面面得过且过，重复着无聊繁复的工作，丝毫没有一点耐心与责任心。作为小说中最突出的官僚形象，地方税收长官斯里瓦斯塔夫以及警察局长库马尔都被描写成肥胖、滑稽的官僚。斯里瓦斯塔夫似乎总是在对下属咆哮，时时刻刻都“紧锁眉头”；而库马尔则更是被阿加斯特亚戏谑道：“如果戴着眼镜，他可能就是外面那个可笑的石雕圣像。”这些官僚形象，与马德纳当地贫穷落后的环境格格不入。他们会询问阿加斯特亚的生活与情况，但只是例行公事，并非真诚关心，面对主人公的生活问题，他们只是一味地要他适应：
　　“这就是马德纳。”
　　这不仅是他们对待阿加斯特亚的态度，同样也是他们对待工作及责任的态度。在谈到马德纳发展问题时，斯里瓦斯塔夫说道：“发展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如果开发创造了像马德纳这样的地方，那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他在反思问题时，丝毫没有将社会与民众的需求纳入考虑范围之内：“（解决问题）需要优先考虑的是，我们如何花钱，是花在勘探资源上，还是城市规划上，或者是在森林保护上。而且我们任期是有限的，永远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去发展。”这些官员表面的严肃光鲜与其内在的懒惰、世故以及无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们的工作看起来繁忙而宏大，而实际上只是在进行一些无意义的表面工作而已，“他们总是试图解释，试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试图给人以指导，试图为自己辩护”，正义凛然的表白寓于虚假的官腔之中，产生了极强的反讽效果，令人觉得可笑的同时，又会发出深深的哀叹。

　　一直以来，乌帕马尼亚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就是《英语，八月》与《最后的负担》等作品塑造的那样：写作风格西方化，但主题扎根印度本土；充满辛辣讽刺与黑色幽默，情节零散，色调灰暗。这种后现代风格很难对印度读者的胃口，《减肥》《五十岁的童话》等等作品皆反响平平，连作者本人也调侃道：“面对这样的情节（指“plot less”），你应该给读者多准备点笑话。”但是，在2018年《英语，八月》出版三十周年之际，乌帕马尼亚推出了这部经典小说的又一续作——《非素食者的复仇》。它可以说是《英语，八月》前传，主人公正是阿加斯特亚那位卓越的公务员父亲，马德苏丹·森。这部中篇小说吸取了大量侦探、悬疑小说的元素，节奏紧张，情节紧凑，引人入胜。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小镇巴提亚，这个小镇以一座上千年历史的印度教神庙而闻名，人们虔诚地信仰印度教，严守清规戒律。马德苏丹担任巴提亚的副镇长，他的工作助理达尔威是一名穆斯林。马德苏丹是一个肉食主义者，达尔威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为他供应牛肉和鸡蛋。可是，在一场大火中，达尔威和他的家人全部罹难，警方判定这是一场谋杀，马德苏丹自此立誓一定要为达尔威复仇，并从此戒掉肉食，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追凶一共经历了24年（1949年—1973年），马德苏丹最终将凶手——达尔威的低种姓仆人巴尔绳之以法。在极短的篇幅中，乌帕马尼亚不仅以复仇为线索将故事叙述完成；同时，这部小说依旧注入了作者对印度社会问题的深沉关切，巴尔与达尔威的悲剧并不单纯是个人恩怨造成的，它交织着宗教冲突、种姓压迫以及司法制度等诸多印度社会问题。
　　乌帕马尼亚认为成为全职作者甚至可能阻碍他的创作，他十分享受公务员与作家身份共存的“精神分裂”式的生活。30年来，他的生活塑造作品，作品反思生活，其所有创作正源于他对印度社会问题深入与精准的洞察，而这与他的印度公职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公务员身份使其立于印度现代社会的中心，给与了他同其他印度英语作家完全不同的创作视角以及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马德纳的发展一定是最具代表性的印度故事”，贪污腐败、贫富差距、产业转型、宗教冲突、教育普及，这些出现在乌帕马尼亚作品中的问题，同样也是当代印度所面临的疑难杂症。我国印度文学学者石海峻评价道：“……乌帕马尼亚·查特吉等，则常常回归于印度文化，采取内在的视角，改造并重塑着自己的文化形象……”英语写作只是乌帕马尼亚的表达方式，他始终站在印度的立场上致力于描绘最真实的印度。乌帕马尼亚曾对部分印裔英语作家的作品表示愤怒，他认为这些作家根本不属于印度，他们的印度是想象的，而并非经验的。相较拉什迪、奈保尔等作家，他笔下的印度更像是真实的印度，浸染着作者对祖国的羁绊与热爱，充斥着对印度传统文化未来走向的苦思忧虑。而这正是乌帕马尼亚作品经久不衰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