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北京近兩年的冬天温暖异常，令人既没有寒冷中的紧迫感，也同样没能收获那份得意在瑟瑟凛冽中取暖的安逸；编辑部的成员们信步走在草场地艺术区的“大街小巷”：画廊、咖啡厅、小摊、杂货铺“一字排开”。各路人群熙熙攘攘，一切都展示着那份只可能属于草场地的独特风情。
而我们这群“不速之客”此行的目的地则是要探访坐落在草场地艺术区深处的邵译农工作室，继续执行杂志的“艺术家工作室大调查”专题计划。
几经辗转，终于，在邵译农工作室所在地的略显凌乱的厂房大院找到了入口。而厂院深处，则赫然矗立着一幢其貌不扬的小高层建筑——便是邵译农老师的工作室。由于我们此前已经熟悉了多数艺术家工作室的“原形”和构造，所以这次也就同样娴熟地通过了邵老师为我们拉开了的“车间”铁门：这是一座经艺术家之手悉心改造过的原汽车配件作坊。霸气地挑高、厚重的墙壁，工业范儿十足，而整个谈话还没开始，就显示出了某种仪式感，使我们都不自觉的开始期待接下来的谈话……
卖画为继，十年清苦
早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邵译农便来到了北京，参加当时美院的助教班考试。那年的中国当代文化还很年轻、活跃。没有“新三座大山”压力下的年轻人则显得思想异常敏锐、“上升”。用邵译农自己的话来说，初到北京的几年间，深刻感受到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最为黄金的几年，更是亲历了整个85运动。而就在他遥想当年时，我也清楚的看到邵译农脸上划过的兴奋与欣喜，一切都像在昨天——近在咫尺、壮志凌云。
而在此后的十年间，根据邵诣农描述，那时多数的艺术家都还未形成完全的“工作室”概念，只有在自己的住处开辟出的小天地里创作，直到圆明园画家村聚落的成型。
此时，时间进入到90年代。这时的邵译农在圆明园画家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间工作室：卫生间、厨房、甚至是独立的锅炉室都一应俱全，用现在的话说，邵译农在当时已然过上了“土豪”般的工作生活，当然，这处条件良好、总面积达到200多平方米的院落的租金也已经达到了天价般的800元每月！而因着早先的磨砺，除了经历了创作上的转型，邵译农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一切都显得驾轻就熟。
但是，手头并不富裕的邵译农，在当时一年到头的主要任务还是为了高昂的租金想法子，情况最不乐观的时候，他也已经没办法乐哉、悠哉的坐在客厅和藏家谈笑风生，只能四处游走着“兜售”作品。300、500，1000、2000，即使是这样廉价的“大贩卖”，还是有点入不敷出。但在邵译农回想起来，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不管是卖给朋友还是熟人，作品最终都成功的销售了，至少保证了继续创作和生活。
为了坚持职业画家的身份，早已放弃了其他工作的邵译农，甚至还有过在西藏靠写生维持生计的经历：那时，邵译农和自己身边的小伙伴穿梭于拉萨有外国人聚居的宾馆区，为老外写生赚钱。而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在两个人与数月没吃过肉的情况下，用一幅卖了2美元的作品买来猪肘子供他们“饕餮”……
乐观“革命”，坚持到底
邵译农之所以能有草场地的这处目前一切状态良好的“根据地”，仍是历经了“艰险”，几年前，频繁的停水停电停暖，不仅逼停了早先的工厂，更驱散了随后而来的艺术家。而到现在，连邵译农自己都记不清自己是这处房子的几房东了！条件的艰险让这里几经易主，但邵译农却看到了它的闪光点：安静、纯粹；所以在这样的坚持下，他选择留下来，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终于，“乐观的革命精神”使邵译农看到了意外的峰回，这几年间的时间里，不仅一切的生活保障和房屋设施都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完善，草场地艺术区的人气也日趋旺盛。最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稳定环境下，也使得邵译农有了将更多精力用于创作的可能。他还通过这个大后方又先后觅得了几处条件不错的工作室做不同用途，为严谨的作品的产生提供了极大便利。
诚然，“扎堆儿”是目前几乎各行各业都比较适用的一个容易生存的方式，不仅在北京，全国的艺术家工作室似乎也永远都是不确定的状态。而获得一个舒适、安稳，既不干扰别人、也不影响自由的生活、工作氛围绝对也是每个艺术家心目中共同的追求。但在邵译农看来，理想实现与否从来都要靠现实中的行动去弥合。艺术家为保证思想的先进，能及时与志同道合者的促膝长谈的“聚居”需求是必要的，但真正做到精神、物质、艺术语言的独立就不是一朝一夕，甚至是靠维持原始的、“乡土的”抱团取暖般的“聚集”来解决的了。这也许是早就为了脱离体制而饱尝随之而来的人生代价的邵译农最为敏感的体悟。
游弋人生，否极泰来
因为工作室，邵译农经了无数次的搬迁：单元楼、废工厂、合住公寓，只要能够栖身、工作，他就无所不至。而在得到现在这处在他看来仍是“临时”属性的工作室以前，为获得“与世无争”的生活环境，邵译农更是创下了本刊专题调查一年搬7次的最高记录！从拆迁、因生活方式导致的邻里不和、以及被各色“开发商”、“管理者”的驱逐、恫吓的所有经历使邵译农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老钉子”和“游击战士”。不过，他对自己的评价倒显得十分轻描淡写、充满着老辣：“我们已经习惯了居无定所的生活状态，这就像是乘在一艘漂泊在茫茫大海的渡船：你可以在船上吃喝、睡觉、舞蹈、玩乐——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你并不知最终要去哪。”
当然，态度归态度，频繁搬动工作室，对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不可能不产生负面影响，用邵译农的话来说：“一年到头的折腾，气都是散的。”精力不够、状态萎靡，这是最明显的搬家综合症。
不过，他也同时认为，从这样的恶劣环境却可得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快意。而不是在那些规划有条的、养尊处优的所谓专业工作室的襁褓里无视现实，变成“从事流水线化生产的艺术工人。”最苦的断不是生活环境，而是艺术态度和作品不能触及社会中最残酷、冰冷的一面，从而真实的展现艺术的生命：“我们是野狼，不是宠物……”
不论新题还是旧话，离开邵译农的工作室后，每每回想，良久感触万千。我能确定席间自己因着设身处地的情绪起伏，也知道因闻所未闻的出乎意料和经验所致的意料之中。但又顿觉一切像极了邵译农在对答中始终都显得轻松、释然的言谈——好像他在席间提到过的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无常之常—东方经验与当代艺术”。这里，我想提取、并释义那个展名中除去美学经验属性后的前半部分：工作室，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空间，有太多的风雨、太多的故事。而此刻，在我们心里，它或许也应随着杂志即将结束的艺术家工作室专题而暂时划上一个句号。至少，我们该停止这种由此而来的懵懂或是恍惚，因为他们正像是我们无常人生中的那份“无常之常”。
而我们这群“不速之客”此行的目的地则是要探访坐落在草场地艺术区深处的邵译农工作室，继续执行杂志的“艺术家工作室大调查”专题计划。
几经辗转，终于，在邵译农工作室所在地的略显凌乱的厂房大院找到了入口。而厂院深处，则赫然矗立着一幢其貌不扬的小高层建筑——便是邵译农老师的工作室。由于我们此前已经熟悉了多数艺术家工作室的“原形”和构造，所以这次也就同样娴熟地通过了邵老师为我们拉开了的“车间”铁门：这是一座经艺术家之手悉心改造过的原汽车配件作坊。霸气地挑高、厚重的墙壁，工业范儿十足，而整个谈话还没开始，就显示出了某种仪式感，使我们都不自觉的开始期待接下来的谈话……
卖画为继，十年清苦
早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邵译农便来到了北京，参加当时美院的助教班考试。那年的中国当代文化还很年轻、活跃。没有“新三座大山”压力下的年轻人则显得思想异常敏锐、“上升”。用邵译农自己的话来说，初到北京的几年间，深刻感受到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最为黄金的几年，更是亲历了整个85运动。而就在他遥想当年时，我也清楚的看到邵译农脸上划过的兴奋与欣喜，一切都像在昨天——近在咫尺、壮志凌云。
而在此后的十年间，根据邵诣农描述，那时多数的艺术家都还未形成完全的“工作室”概念，只有在自己的住处开辟出的小天地里创作，直到圆明园画家村聚落的成型。
此时，时间进入到90年代。这时的邵译农在圆明园画家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间工作室：卫生间、厨房、甚至是独立的锅炉室都一应俱全，用现在的话说，邵译农在当时已然过上了“土豪”般的工作生活，当然，这处条件良好、总面积达到200多平方米的院落的租金也已经达到了天价般的800元每月！而因着早先的磨砺，除了经历了创作上的转型，邵译农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一切都显得驾轻就熟。
但是，手头并不富裕的邵译农，在当时一年到头的主要任务还是为了高昂的租金想法子，情况最不乐观的时候，他也已经没办法乐哉、悠哉的坐在客厅和藏家谈笑风生，只能四处游走着“兜售”作品。300、500，1000、2000，即使是这样廉价的“大贩卖”，还是有点入不敷出。但在邵译农回想起来，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不管是卖给朋友还是熟人，作品最终都成功的销售了，至少保证了继续创作和生活。
为了坚持职业画家的身份，早已放弃了其他工作的邵译农，甚至还有过在西藏靠写生维持生计的经历：那时，邵译农和自己身边的小伙伴穿梭于拉萨有外国人聚居的宾馆区，为老外写生赚钱。而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在两个人与数月没吃过肉的情况下，用一幅卖了2美元的作品买来猪肘子供他们“饕餮”……
乐观“革命”，坚持到底
邵译农之所以能有草场地的这处目前一切状态良好的“根据地”，仍是历经了“艰险”，几年前，频繁的停水停电停暖，不仅逼停了早先的工厂，更驱散了随后而来的艺术家。而到现在，连邵译农自己都记不清自己是这处房子的几房东了！条件的艰险让这里几经易主，但邵译农却看到了它的闪光点：安静、纯粹；所以在这样的坚持下，他选择留下来，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终于，“乐观的革命精神”使邵译农看到了意外的峰回，这几年间的时间里，不仅一切的生活保障和房屋设施都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完善，草场地艺术区的人气也日趋旺盛。最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稳定环境下，也使得邵译农有了将更多精力用于创作的可能。他还通过这个大后方又先后觅得了几处条件不错的工作室做不同用途，为严谨的作品的产生提供了极大便利。
诚然，“扎堆儿”是目前几乎各行各业都比较适用的一个容易生存的方式，不仅在北京，全国的艺术家工作室似乎也永远都是不确定的状态。而获得一个舒适、安稳，既不干扰别人、也不影响自由的生活、工作氛围绝对也是每个艺术家心目中共同的追求。但在邵译农看来，理想实现与否从来都要靠现实中的行动去弥合。艺术家为保证思想的先进，能及时与志同道合者的促膝长谈的“聚居”需求是必要的，但真正做到精神、物质、艺术语言的独立就不是一朝一夕，甚至是靠维持原始的、“乡土的”抱团取暖般的“聚集”来解决的了。这也许是早就为了脱离体制而饱尝随之而来的人生代价的邵译农最为敏感的体悟。
游弋人生，否极泰来
因为工作室，邵译农经了无数次的搬迁：单元楼、废工厂、合住公寓，只要能够栖身、工作，他就无所不至。而在得到现在这处在他看来仍是“临时”属性的工作室以前，为获得“与世无争”的生活环境，邵译农更是创下了本刊专题调查一年搬7次的最高记录！从拆迁、因生活方式导致的邻里不和、以及被各色“开发商”、“管理者”的驱逐、恫吓的所有经历使邵译农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老钉子”和“游击战士”。不过，他对自己的评价倒显得十分轻描淡写、充满着老辣：“我们已经习惯了居无定所的生活状态，这就像是乘在一艘漂泊在茫茫大海的渡船：你可以在船上吃喝、睡觉、舞蹈、玩乐——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你并不知最终要去哪。”
当然，态度归态度，频繁搬动工作室，对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不可能不产生负面影响，用邵译农的话来说：“一年到头的折腾，气都是散的。”精力不够、状态萎靡，这是最明显的搬家综合症。
不过，他也同时认为，从这样的恶劣环境却可得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快意。而不是在那些规划有条的、养尊处优的所谓专业工作室的襁褓里无视现实，变成“从事流水线化生产的艺术工人。”最苦的断不是生活环境，而是艺术态度和作品不能触及社会中最残酷、冰冷的一面，从而真实的展现艺术的生命：“我们是野狼，不是宠物……”
不论新题还是旧话，离开邵译农的工作室后，每每回想，良久感触万千。我能确定席间自己因着设身处地的情绪起伏，也知道因闻所未闻的出乎意料和经验所致的意料之中。但又顿觉一切像极了邵译农在对答中始终都显得轻松、释然的言谈——好像他在席间提到过的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无常之常—东方经验与当代艺术”。这里，我想提取、并释义那个展名中除去美学经验属性后的前半部分：工作室，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空间，有太多的风雨、太多的故事。而此刻，在我们心里，它或许也应随着杂志即将结束的艺术家工作室专题而暂时划上一个句号。至少，我们该停止这种由此而来的懵懂或是恍惚，因为他们正像是我们无常人生中的那份“无常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