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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的天空
这是一个不大的饭馆，除了散座，只有三个小包间。我到的时候，常萍已在最里间的那个包箱里，在手机上看什么东西。星期天，将近十一点钟。
十月份，天还不太冷。但在半阴半晴这种气象的笼罩下，也够凉的。地面上旋着一股说不来的息信。
我避开了常萍帮我脱风衣的手势，把它搭在了沙发背上，觉得不妥，又拿起，递给了常萍，让她挂在了她旁边墙角的衣帽架上。
“还有谁？”落座后，我问。
常萍一直一副很爽朗的样子，面善，可亲，眉骨间透着一股可靠的温良。
“曲文斌。”她说，脸上带出一丝确认的征询。“这人现在很忙，”她说，“忙得很。”服务员进来，要倒茶，她接了茶壶，示意了一下，服务员面无表情地走了出去。她先涮了涮杯子，给我倒了一杯，又给先前自己已喝过的茶杯里添满了茶。
“前几天，我见过他。”我说。顿了顿，我呷了一口茶，嘬着嘴唇看常萍，又睃视了一圈包间，被墙上的一副画吸引住，又多看了一会儿，近乎琢磨。是凡高的《星月夜》，我一直叫它《旋转的天空》，当然是印刷品。不过，这也不同凡响了，在这么一个末流饭馆里，挂着一幅高雅的东西。
我又看常萍时，她也把目光迎向画上。
“他去我家了。”我说。
“哦，”她说，“谁，曲文斌？”没有表情，转而又加重了语气，“他很忙的。”
“是的，文斌。”我说，“他家的西瓜下地的时候，给我送去了一尼龙袋子。”
曲文斌去我家时，开一辆后箱上装着个铁栅栏的农用车，底板上满是羊粪，臭哄哄的，西瓜袋子就放在那上面。那袋瓜很重的，我和他费了好大劲才抬上楼去。他的确很忙，没说上几句话就走了。
她又“哦”了一声。
“就像这画。”她说。
啥意思？我想了想，没想透。
我再没深想，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了一沓诗稿，递到了我面前的茶几上，有些刻意地摇摇头，不自信或者别的什么。我拿起，横着掬了掬，展开了折痕。我望了一眼她看我的眼神，念出了第一页诗的名字：想草原。
这时，门帘掀开了，我的妻子宋丽笑盈盈走了进来，我出门时，她在洗最后几件衣服。她让我先走，完了她就过来。
“怎么就你们俩呀，”宋丽灿灿地说，“还有人吗？”
“噢，对了，还有辛勇。”常萍说。“他昨晚在我的宾馆里住着，我也叫了他。他在赶一篇稿子，十二点准时到。他说的。”
“你们认识吗？”常萍说。
“知道，但没见过面。”我说，回忆般地耸耸眉。
很早了，辛勇是个网络写手，很火，在网上和他交流过。他在离我们所在市一百里地的一个县城里。
宋丽从我的手中接过了常萍的诗稿，埋下头去。
“他啥时候来的？”我说。我向常萍颔了颔首。
“昨天到的，他说他要一站一站边游历边写，一路向西去敦煌，然后新疆。”常萍神往地昂起了头。“真好。”她说。
“真好。”宋丽说。她说的是另一个意思。说的是常萍的诗，她抖着手里的诗稿，与常萍相视一笑，给常萍递，但转手又递给了我。“轻灵，别具一格。”
“哪里。”常萍摇摇头，自惭地说，“要找毛病呀。”
辛勇进来时，背着笔记本电脑。寒暄了几句，他说还有个小工作没完，就打开电脑捣鼓起来。
我把常萍的诗翻着看了两篇，感叹了一声：“好”，想发表我的看法。但她们俩根本没注意我的话题，自管里津津乐道地谈着当红网络诗人赫英的诗，服务员进来，才打断了她们。
“你们的菜啥时候上呀？”服务员说。
“稍等，还有个人没到。”我说，看了看腕上的手表，都十二点过了。“你先忙去，上的时候我们叫你。”支走了服务员。
服务员刚一出门，两个女人几乎同时“扑哧”笑开了。
“你啊吹我的乳房，也荡漾着我的……”还笑。
我明白了她们笑的啥，“阴毛，”赫英的诗，“你啊吹我的乳房，也荡漾着我的阴毛”，我也会意地笑了笑，但很轻微，我一个男人家，不敢在女人面前过于造次。
她们似乎感觉到了我的小尴尬，刹住了笑。宋丽站起来给我们添茶。常萍拿起手机看了看。
“卓玛，卓玛，卓玛/谁来给我攥一个暮晚一样温暖的糌粑”，常萍说，放下了手机。常萍背得是我的诗句，是前些天我从青海玉树回来，写下的一首长诗里的两句，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过，她不但点赞了，还把其中的句子都记下了，我得点赞她的用心。当然，常萍的这组诗，我在她朋友圈也陆续看过，并且都点了赞。但她执意要打印出来让我们看，说是亲自指点，说朋友圈里那都是虚的，只要是朋友，不管好坏，看到就赞，甚至看都不看。说的也是。“同样是写一种渴望的，截然不同的手法。”常萍说。
“渴望啥？说！”宋丽像是抓住了一个把柄，揶揄地向我说。“哪个卓玛？”
两个人又“扑哧哧”地笑开了。
突然，饭馆里一阵熙熙攘攘的脚步声，压过了她们的笑声，还有喊声，那种扑天抢地的喊，和女人的哭声。一个女人哭腔很强烈，附合着几个女人的嘤嘤低泣。夹杂着劝阻和安慰。紧接着一声呵断：“再不要哭了，这是饭馆，让人家嫌弃。”但没有效果，反而像是添了怒意，哭声更强烈了。
又回来了，我直觉意识到，被笑声稀释了的，我早晨感觉到的那种息信一下子明了了，是死亡。
我们都竖起耳朵在听，愣怔间，辛勇已合上电脑，拉起门帘，脸上带着好奇的张慌，走了出去。一下子谁的脸上都挂上了沉痛和无奈的表情，或许还有别的什么。
“前些天，曲文斌也出了点麻烦。”常萍抖了抖身子，像是刻意从一种压抑中挣了出来。“你知道嗎？”她说，问我。
“咋了？”我说。我的声音被那种气息笼罩着，很低沉。
“他贩羊，你听说过吗？”她说。 “我知道，”我说，“他给我说过，就那天送西瓜时，我见他的农用车里的羊粪，问他，他只简短地说了原因，说赶生意，就急急走了。”
“麻烦就是在一个村子里收羊时遇上的。”她说。
我一下子好奇起来。宋丽也惊奇地回到了在场。“咋了？”她说。
常萍似乎知道我这时的心里装着死亡的气息。迎合般地说，“也是死亡。”她说。
我心里一悸，这人咋还不到，这个曲文斌。像是一种补救，又像是分解什么，我赶紧拿起手机，拨上了曲文斌的号。
他刚从新田村回来，羊已买掉了，马上打的过来。
“多久？”我问。
“十分钟左右吧。”他说。话音没落，他就挂了手机。
我沉默着。她们俩也沉默着，像是沉思，又像是倾听外面低下来的哭声。
我走了出去，是看看外面的动静，还是去迎曲文斌，我不知道，也没意识，只是闷闷不乐地走了出去。我看到一个桌子旁，辛勇正和一个满脸长着稀稀拉拉的，像是长势不好的庄稼一样的胡子的，上了年级的男人说着什么。我没有搭讪，径自出了饭馆门。
我拍了拍曲文斌的肩膀，“咋才来呀？看把你忙的，连饭都不吃吗？”我说，没有责备，是老朋友见面后的那种调侃。“从村子里把羊收上，拉到城里来，到屠宰场，卖了才能消停嘛。”曲文斌说。“效益咋样？”我说。“还行吧。”他说。“都是啥时候干？”我问。“除了侍弄庄稼，一有闲空就干。”他说。“庄稼全部收拾完了吗？”我问。“早完了，”他说，“给你送西瓜那次就完了。”他看了看我，“这都啥节气了。”他说，胡乱地笑了笑，也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曲文斌的家在离市区不远的野水地村，我去过多次。记得最清的是，有一年冬天，喝多了酒后，我们俩躺在他家的热炕上，谈了一晚上的诗。
“诗呢？”我说。
他知道我的意思。“肯定写呀，尽管写不好，但好像成了生活中的一部份，就像吃饭一样，即使农活再忙，睡觉前，不看看书，或者诌上两句，总觉得缺少个啥。”他说。
“你写得已非常好。只不過不拿上诗追名逐利罢了。只是生活中的一种情趣，这样反而不随大流。”我说。他写得真的好，完全是自己生活中的体验，有自己独特的乡土。前几年，他出过一本诗集，我写的序。
想起这些，我感到有些汗颜，前几年，过一段时间，他就拿上他新写下的诗，到我家来，或者我到他家去，一首一首地分析解剖。可近两年，他一打电话，我总是说忙，闲下来了再说。至今呢也没闲过。
饭馆的大厅里，那帮哭泣的人大都安定了下来，桌子上陆续端上了饭，有几个已面无表情地吃开了。只有一个桌子上，我出去时注意到的那个哭得最尖利的女人还在抽抽噎噎，哽咽得身子直颤抖。女人有五十岁左右，旁边是那个稀拉胡子的男人在开导或者说安慰。对面是两个比她年轻些的女人，和她长得很像，她们应该是姊妹，也在有一句没一句地帮腔。
辛勇已不在他们里面，想是进了包间。
“咋了？”曲文斌一见，满脸挂上了忧愁，极其悲悯。
我从背上拍了他一下。“进到包间了说。”
“我咋一见这种场景，太难受。”他说，“肯定出啥事了。”
进了包间，谦让着各自落座后，我就问辛勇：
“咋回事？”
“车祸。”辛勇说。“居然和我一个姓。”他说。
“上菜吧。”常萍说，“一点多了，都饿了。”她刚要高声喊服务员，是出于一种尊重吧，对服务员，更是对外面的气氛。她轻轻掀起门帘，到厨房亲自叫去了。
几张脸像一张桌子上放的几杯水，被什么震颤着晃动了几下，又平静了下来。
“咋出得车祸？”到底还是曲文斌急切。
“早晨，听那个出事者的哥哥说，他的兄弟，就是那个哭得最厉害的女人的丈夫，吃过早饭骑上摩托进城到人力市场上去找活干，从一个巷子里驶出时，骑得快，撞在了一辆大卡车上。当时还出着急促的粗气，但送到医院就死了。”
“咋弄下了？”曲文斌说，“我是说咋处理来？”
辛勇摇了摇头。“问题就在这里。”他说。“死人停到太平间后，怎么也找不见当事人了，就是那个卡车司机。这已不仅仅是悲伤，加重了的是愤怒。”
“咋办？”曲文斌像是自动接过了事情的一部份，沉重地说。
“他们的意见也不一，有说死者为尊，先埋了再说，有说把死人先放着，他们去上访，几时处理了再埋。”辛勇说。他说，“关键是死者的儿子还是个痴呆，谁养活”。他感慨地说，“悲伤退却后，是对将后生活的担忧啊。”
紧跟在常萍后面进来的服务员端上了菜来。
“死亡啊，为什么总是这么沉重。”曲文斌叹息道。
死亡，对，我想起了常萍说的，曲文斌前些天也遇到过一个有关死亡的事件，难怪他如此慨叹。
“听常萍说，你前段时间也处过一件不快的事件。咋回事，你说说。”我没敢说死亡，只是说事件。
他夹了口菜，嚼了嚼，慢吞吞地说了起来。
那天，天刚亮他就开着农用车去了羊台村。羊台村离市区很远的，几乎上百公里路呢。因为既没有亲戚走动，更没有别的可能因素，他一直没有去过那里。是前些天在另一个村子里收羊时，听一个在场的好事者说，就因为羊台村离的远，偏僻，又在戈壁滩上的一块小绿洲上，养羊的人家很多。但很少有当地的羊贩子去，只有每年冬天，从河州过来的贩子，开着大卡车，整车整车地把羊贩上去了远方，他就感了兴趣，详细问明了情况，决定去那里收羊。
村子不大，只有几十户人家。他把车停到村中的一个土台边，那应该是个古迹，像是个被风沙磨得所剩无几了的旧城堡，或者就是一个颓废了的烽火墩。他喊了几声收羊了，有个年岁很大的老汉从一个紫漆庄门里走了出来。老汉说听他口音不像是河州来的，再说了，不到点，还不是河州人来的时候。他说他是本地人，是野水地村的。老汉一下来了精神，一种久别重逢的兴头，野水地，那可是个好地方呀，那里姓曲的人多，你知道一个叫曲清的人吗。曲清就是他的爹，能不知道嘛，倒是让他很吃惊老汉怎么知道。他说是自己的父亲，早去世了，好奇地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老汉说他叫廖忠，年轻的时候，他们同时当过村干部，一起在省上学习过。这个曲文斌知道，爹活的时候，老是念叨，那时候有多么多么的风光。 老汉问他父亲是啥年龄去世的，他说七十三。老汉说他和曲文斌的父亲是同岁，他今年八十三了，说你爹去世十年了呀。他说就是的，十年了。老汉像是从暮气里爬了出来，猛地又找见了丢失多年的亮点，怅叹道，好人啊，你爹……都好。他心里一颤，就这句话，比任何悼词都好。
老汉把他当亲戚一样的关心起来，问家里的情况，又问生意怎样。
“这阵子羊都出了圈了，赶到滩上放去了么。”老汉说。“这里滩大，放养，不像别的村子，地连着地，一绺绺埂子，牵上放都难，只能圈养。”
“那我是白跑了一趟。”他说。
“不嘛，”老汉说，“中午羊就归圈了。”
他还是觉得很失落。
“不急，”老汉倒像是遇到了良机，热情更高了，“先到我家去，把饭做上吃了，等羊回来了买。我敢保证你肯定能收上很多羊的。只要你出的价钱合适。就我家的都够你买的了。当然，我家的羊随便你出个价都行。”老汉说。又说，“你爹可是个好人呀，当时我们在一个房间里住，我粮票不够，还是他给我替交的，就凭这，我也得报答呀。可惜一直没机会，他又早早不在了。”
进了屋门，老汉赶紧抱来柴火，生起了灶。
他很生疑。“家里就你一人吗，大爷？”
“几个儿子都分家另过了，我在二儿子这儿。一开春，儿子上新疆打工去了，孙子在城里念书，一周来上一次，家里就剩我和二儿媳妇，她早起放羊去了。”老汉说，“农村里现在就这样，强劳力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家里都剩下老人和小孩。就像我们这样，要是家里养羊，还有女人在，不养羊的人家，连女人都一起上新疆了。有些人家还干脆把门用砖块封了，全家上新疆包种棉花去了。”老汉被烟呛了一下，咳了起来，一阵子咳得连气都背过去了。他赶紧走到跟前，给老汉捶背顺气。老汉努着劲才缓过气来。
老人说的他何尝不知。都差不多，为了生计嘛。他要不是种自家的地，又包了外出打工的几家的几十亩地种，又偷空贩羊做点小生意，也得出外打工去。
火著旺了。老人在锅里添了水，又从缸里窊了面，准备和面，他赶紧接过了老人颤抖的手中的活，做了起来。
老汉坐在了一个很结实的木头墩子上，往灶火里添了几根树枝，从腰里抽出旱烟锅，装上烟，又从灶火里抽出一根着火的小树根，对在烟锅口，吸了几口烟。又吸了几锅，老人把烟锅别回了腰间，低下了头，踅摸着什么，突然说：
“你收羊，出得啥价钱？”
“看啥羊呢，得根据膘份说。”他边和面边说。
“能杀四十斤的羯羊呢？”老汉问。还没等他回答，老汉紧凑地说，“河州人来，出得可六百多呢。”
这么低呀，那么大的羯羊，他最近都出到八百了。但他没说。他说，“差不多。”他想直说，又觉得不妥，但他心里有数，等买羊时，再把价钱抬高，收起来肯定快，也多。
吃过饭后，老人拿出一瓷葫芦酒，斟了两半茶杯，要他喝，他开车不能喝，老人就一个人就着一碟腌且列，小口小口的呡着。酒就像一把锥子，一下一下锥进了岁月的深处，老人很深情很细节地追忆着在省上学习的那段日子，直到羊群回来。
因为他的价位出得高，加上老人的吆喝，一阵子就收了满满一车羊。
外面的女人，哭声突然又爆发了，像一口老旧的瓷缸，受到了重创，一下破碎了。和先前不同的是，哭腔里夹杂了清晰的谩骂。
“这个挨刀的，这个……他跑啥？跑了就算了吗？我就不相信没个说理的地方？”
“你嚷啥？能起啥作用？”是个男人的声音，肯定是那个稀拉胡子。
“咋不起作用？”女的字字强硬，带着沙哑，像是一声爆破后，落下来的石渣。
“就是嚷，也得找对地方，这是人家的饭馆。”男的说。
“啥地方？你说。说上访，你也不同意。”女的说。
“不能无理取闹，着意好了我们找说理的地方去，你咋听不明白。”男的说。
我们都屏声静气，仿佛这样能拖延住什么，或者是一种抵消。
不对，是一种糟糕的东西像缠棉线一样，一圈一圈缠绕着我的心，越缠越紧，让人窒息。我想解开它，为什么要无辜地陷入这种缠绕之中，被死亡重重笼罩呢。也许已不仅仅是死亡，是说理，是争执，是赔偿，是仇恨，死亡已被埋藏，高高在上的是生的阵地，对，是生，是对生的争夺。
争夺往往又以死做单价。
突然听到一阵叫嚣，“你们咋找了找去，我不管了，就那个傻子，你们养活去……”一声重击，声音戛然而止，紧接着就是一阵杂乱的呼天抢地的喊救。
辛勇已挑起门帘看着。“女的撞墙了。”他说，赶紧去了外面。
我们一起跟了出去。
那女的并没撞坏，只有额头上撞破了一小块皮，渗着血；人已被牵在了一个椅子上，眼睛失神地盯着一个地方空望。
常萍和宋丽仗着自己是女的，上前开导。那女的像是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弯了弯脖子，一仰头。“你是谁？与你啥相干？”那女的说，剜了一眼，低下了头。稀拉胡子向她们摆了摆手。
常萍和宋丽退缩到了后面，尴尬得不知所措。
是啊，与我们啥相干，我们为什么要把别人的悲哀强加在自己身上呢。但这毕竟是世上的悲哀呀，遇上了，笼罩了，咋能甩脱。
不过，有些东西是无法分担的，比如死亡，只有忍着。
站在那儿，我们不起作用，反而是一种添堵。我们都撤回到了包间，只有辛勇和稀拉胡子悄悄说着什么。
我们静默着，仿佛以沉默对抗这种难缠的气氛，然而，两个女人的眼泪却增加了沉重。
有个人挑起门帘，探了探头。是饭馆老板。
“进来，老板。”我像一个趔趄的人是抓到了一个扶手。“进来，”我说。
平时大大咧咧的老板，这时，有些怯生，他进来后，让他坐也不坐，很谦恭的样子。
“对不起，闹腾的，让你们吃饭都不安心。担当，担当，改天我请客，补偿。”他说，拱了拱手，“一定补偿。” “哪里呀，”我说，“遇到这种事，谁都得为他们担当，不是为你。谁都一样。”
曲文斌想说什么，站起来，动动嘴，犹豫了一下，又坐了下来。
“没事，没事。”他说。
我又给老板让坐，他依然不坐。“那么，”我说。
“要不，”我说，“你去说一下，兴许起作用。”
“嗯，对。”看来，曲文斌先前肯定想说的就是这话，他连忙附合。
“别闹事，还是让他们先找交警。在饭馆里哭丧，总不是个事嘛……”我还想说更多的，但找不到妥帖的话，不是怕伤谁，主要是怕伤这个事件，就停住了。
老板心领神会。“嗯，嗯，我知道，他们的饭钱我不收了，算是抚恤，让他们赶紧找交警去。”他说，走了出去。
先是一阵嚷嚷，慢慢声音低了下来。紧接着，嘈杂的脚步声向门外涌动，随着塑料门帘啪达啪达地落下，饭馆里陷入了空前的寂静。一会儿，门帘又响了，是辛勇匆匆进来了。
“你们坐着说说话。我给那些人说好了，陪他们去找交警。”辛勇说声“再见”就走了。
收羊的那阵儿，天就阴了，我怕下雨，没领老人的留情———说缓缓了再走，赶紧开车回。没走多远，天就漂起了雨滴。一阵狂风后，天黑了下来，西边的天空里，突然一道亮光，像一根燃断而发火的电线，接通了天地。紧接着，雷鸣电闪，携带着暴雨，不顾一切地浸淫开了。
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离村子十几里处，路的西边，有一座高高的土庄子，以为是个古迹。但这会儿，庄墙边却有个人，看不太清，仿佛打着伞，是个女的，还隐隐约约听到她喊着什么。我心里犹疑了一下，是不是过去避避雨了再走，又一想，不过是阵暴雨，一阵子就过了。
但我感到，有东西在向我包围，是声音，不是雷电声，不是雨声，哄哄然，仿佛一群冲出圈的野兽在奔突，撕咬着，低吟着，那么的遥远又那么的近。那种逼近，那种压力，及至车到了沙河边，我才猛然醒悟过来，沙河里发大水了。那女人喊的应该就是这个。
不用试，水那么汹涌，肯定能把车埋了，即使埋不住，也会被它冲走。
怎么办？去村子里已很远了得不偿失，要么就在河边坐在车里等着，天晴了，洪水退了再走，可天的事，谁能说清楚，等到何时呢；要么……我思忖着，如果这雨要一直下到天黑呢，这里又不熟悉，天黑了连路都找不见；看了看手机，信号都没，已经四点了，最好的做法就是到那个老庄子里避避再说。
那女人似乎料到我会返回她那里，听到车响，她早在门洞里站着等我呢，也许她一直就站在那儿观望着。像是早已达成了什么共识，我的车刚到庄门前，她就把庄门开得大大的，我也没有迟疑，径直把车开进了院子里。
无需转弯子寒暄，我一下车就问：“有羊圈吗？”
她打着伞，到我跟前后，又收了伞，愣怔地看着我，辨别似地想了想。
“有，有圈，”她说，又打起了伞，向后院走去。我注意到她没说是羊圈，那她家肯定没养羊的，什么圈都行，能圈住羊就行。
她看我还在磨蹭，反身从伞里探出头。“快点。”
我说，“我把羊赶上。”
她又折回来帮我。
我把车邦打开，羊兴许是在车里挤久了，加上雨淋，一松动，急慌着争先恐后跳下了车。不用吆喝，已向后院跑去了。
圈很大，但看样子很久没圈过牲畜了，一股陈腐和老旧的气味。
羊进了圈后，我才发现，这圈没门，有安装过门的印痕，又被撬掉了。
“门呢？”我说。
她走过去，从房屋的后墙边拿来一个破破烂烂的栅栏，挡在了圈门上。
“这能挡住羊吗？”我说，不是生疑，是直接的否定。
她来了劲。“圈么，是让羊避雨的，棚顶又不漏雨。”她抬起手指向四处指着说，“这么高的庄墙，大门一闩，还圈不住你的羊。它能跑到哪里去。”
说得是，我感到自己怎么这么迂腐。
家里还有个女孩，五岁左右，在炕上的被窝里偎着。看到淋成了落汤鸡的我，小孩很懂事，巴巴地望了望，趕紧往里挪挪，意思是让我上炕上暖和呢。
“孩子对着呢，”站在我后面的女人说，“赶紧把衣服脱了，炕上去。炕热得很。”
我摇摇头，抖着紧贴在身上的衣服。
她会意。“跟我来。”她说，把我领进了隔壁的屋里，里面也有炕和被窝，“这个炕没人睡，冰着呢，我一会加热，你晚上了睡。（我得走呀，雨住了就走，我心里想，但没说。谁知道雨啥时候停呢。）这会子，你先换了衣服，到那个屋里，热炕上缓去。”她从一个衣厨里拿出了衣裳和裤子，“换上吧，我男人的，他身材和你差不多，应该合身。”
我接过衣服，放在了炕沿上。“你男人呢？”我问。
“上新疆打工去了。”她说，出了门。
上到热炕上，我和女孩说话，她不出声，我问这问那，她只是或点头或摇头。
炕太烫，热得我一阵子就出汗了，身上的冷气全被逼走后，反而有了闷热感，加上收羊、开车的劳累，我在一种恍惚的状态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女人叫我，我才醒的。小孩也在我的对面睡着的呢。不知睡了多久，我一看外面的天都黑了。“雨停了吗？”我说。
“没停，但小了。”她说，在炕上放好了饭桌。
“那沙河里的洪水也应该小了，能过去车了吧。”我说。
“别想。”她说。
“为啥？”我说。
“洪水是从羊台山发下来的，即使这里雨停了，羊台山照样下雨。天一阴，羊台山那儿就下雨，有时候，我们这里干干的，沙河里也发洪水。”她说，“吃饭。”原来我睡觉的这阵子，她把饭都做好了。
我心里发急，手机没信号，家里人以为咋了，肯定急。
我问丰霞（说话中，我已知道了她的名字），“有座机吗？”
“啥座机？”丰霞说。 我拿着手机摇了摇，示意，“就是有线电话。”
“没有。”丰霞摇摇头。
“那你怎么和你丈夫通话？”我说。“难道长期不联系吗？”我说。
“用手机。”她说。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个小手机，“这。”她说。
“没信号呀。”我说。我的智能手机都没信号，你那个能行？
“有，”她说，“得上到庄墙上打。”她说。
“从哪儿上庄墙？我打个电话去。”我说。
“你疯了，雨还没停，墙上滑得很，能站住人吗？”她纵着眉，有些可气地看着我。
“我没疯，但不打的话，家里人会急疯的。”我说。
她靠着正堂的柜子上，一晃一晃地摇着身子，没主意的样子。
“不行。”她说，停了摇晃。
“一定得行，你带我去。”看她不说话，我又说，“你不带我去，我就自己找得上去。”我在地下踱着步，然后，拉开了门。
“稍等，”她说，声音里带着嗔怪和愠怒。“穿上这个。”她说，从柜子道里拿出了一双胶靴。
我坐在椅子上穿好后，她又拿了一团细麻绳，让我“坐着别动”，缠在了靴子底上。“这样防滑。”她说。
宋丽急切地问：“打通了没？”
曲文斌说：“打通了。不打通还了得，家里人已经急得叫上村里的人，连夜找去呢。”
常萍的手机响了。
是辛勇。
常萍接起，说：“好的，好的，没问题。”
我问：“啥事？”
常萍说：“我们走时，把他电脑拿上。”
我说：“我说个话。”接过了常萍的手机。”
“咋弄下了？”我问辛勇，“那会儿忘了说，你们应该先过去把事故现场保护好。”
辛勇说：“保护好了，我们现在就在现场，交警来了。卡车司机也主动来了。”
“那就好。多保重！”我说。
半夜里，一阵窸窣把我闹醒，我想可能是老鼠，翻了身又睡了过去。但动静越来越大了，感觉就在我的旁边。我睁眼一看，眼前站着个人，在脱着衣服。
“谁？”我怕坏了。
“我，丰霞。”
常萍一笑说“，你满足她了吗？人家丈夫一年四季不在家，你应该满足一下呀。”常萍哼哼着，带有嘲讽。“从人道上讲。”
曲文斌“嘿嘿”着，一带而过。
趁丰霞做早饭时，我往车里装羊。可羊少了一只，左数右数，差一只。我就满院子找，并且上到庄墙上，走了一圈，看到别人从外面是绝对上不了墙的。怪了，我下墙后，又在院子里踅摸，最后，目标放在了一个草垛边。我几乎把草垛都摊平了，以为羊冻得慌，钻进草垛了。但是没有。就在我急躁而失望至极时，隐隐约约听到有几声很沉闷的羊叫声，我断定不是车里的，车里的羊叫声很明朗。那个叫声一直没停，悠悠忽忽的，很遥远，是不是墙外面有羊在叫，我又上到庄墙上，四周看了一圈，没有。我回到了草垛边，躬身细听，感觉叫声就在地下。可能吗？我想，它还钻到地缝里去了。还真是，我一步一步踏着铺满草的地上试探着，突然感到一只脚下是空的。我扒拉开脚下的草，有个洞，是个地窖，先前怎么没看到，想来是被浮草遮着，后来被我撕下的草完全埋了。我俯下身子，侧耳一听，羊叫声就在里面。
我把洞周围的草全部清了，沿着完好的台阶走了下去。洞里很黑，我想返回，出去找个手电筒来，又一想，手机就行。我打开手机上的电灯，往里一照，羊的两只眼睛红兮兮地像探照灯一样照了过来，叫声也增大了。我吆喝了几声，羊向我迎来，可是，到跟前后，羊撞了我一下，又折回头，向里跑了。我追上去，羊围着一个什么东西转旋儿。我用手机一照，是个喂羊的木头料槽。近前又照，把我吓得跌了过去。天呀，料槽里是一具死尸，人的。
缓了缓神，怕是我看错了，站起，又用手机电灯照着看。是死尸。我顾不得撵羊，心慌的，连滚带爬地出了地窖。
丰霞差不多已经把饭做好了。我怕惊吓了孩子，没敢直说，把丰霞叫到了我睡过的那个屋里，“说问个事。”
進屋后，我关上了门。我的身子依然颤抖着，我硬挣了一下自己，直截了当地问丰霞：“你究竟干了啥？”
“啥？”丰霞模棱两可。
“地窖。”我提示说。
“啊，”丰霞说，身子摇晃了一下。
“你是不是害了人？”我问，语气很尖，又低了下来，“到底咋回事？”我说。
丰霞恍恍惚惚摇摆着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嘤嘤地哭开了。
“你得说清呀。哭能起啥作用？”我说。
丰霞停了哭，抹了把鼻涕。
“他是廖泉，是我男人。”
“咋死的？”我气呼呼地说，“总是有啥问题。”
“他是被电打死的。”她说，“我们的这个庄子离村子远，一直没电。春节后，他找了村上，又找了乡上，乡上派人来把电给拉上了。就是那个地窖，是存洋芋、蔬菜的，他想在地窖里也拉个灯泡，上下去方便，可就在接线时，他被电打死了。”
“为啥不光明正大地埋了？”我问。
“不敢。”她说。
“咋？”我说。
丰霞长出了一口气，像是一下子释然了，但口气凝重。
“他们有弟兄三个。母亲去世的早，我们结婚后，弟兄三个闹着分家，争得特别凶。廖泉很软弱，被他的两个哥哥赶出了家门，没处去，就住在这个庄子里了。我是怕，让他的哥哥们知道了，他们的弟弟一不在世，我就不是廖家的人了，他们要撵我走，来分我们的家财，我一个女人家带个孩子到哪里生活去。”
“不至于吧。”我说。
“咋不？”丰霞说，“分家时，我们连一个柴棍子都没拿就被撵出来了。你想想，一想就可怕。”
“他们呢，现在在哪？”我说。
“就在羊台村住着呢。一过年都上了新疆打工去了。”她说。 “你们分家时，难道没请村上的人主持公道。”我说。
“能主持个啥？那弟兄俩谁的话都不听。连爹都插不上话。”丰霞叹了口气，沮丧而无助。
“爹还活着吗？”我问，“上这里来不？”
“来过，很少。两个儿子限制住呢。就是他们上了新疆偷偷来上几次，让他们知道了都不依。”丰霞说，叹惜道，“八十多的人了，也难呀！”
我一惊。“叫啥名字？”
“廖忠。”她说。
“啊！”我说。
她说，“怎么了？”
我说，“没啥，没啥”。
我们都唏嘘叹息。
曲文斌则诡异地笑了笑。
吃过早饭，我开车准备回，但心里像被什么压着，很沉重，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不然心里有种不可释然的内疚。出了庄门，我把车头一转，回了羊台村。
车停在了老人家的门口，我推开院门时，老人正坐在院子里的一个小凳上抽旱烟。老人以为我是又一趟买羊去了。
“昨天那些羊卖得咋样，挣得可好？”
“沙河里发洪水了，我就没有回去。”我说。
“我还算得赶发洪水，你过了沙河了。”老人说，抬头望了望晴朗的天空。“在丰霞家住着吧。”他说。“今天应该没雨。”他说。“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说。
我犹疑着，不知当讲不当讲。得讲，出发时的那些想法又咬啮着我的心，还有那具尸体，像一只破船，总在我的眼中晃荡。最终，我把所见到的，很细节地给老人说了一遍。老人一言不发，一直在认真听。完了，他慢悠悠地站了起来。
“这些我都知道。”老人说。
我很吃惊，更觉得匪夷所思。“你没告诉你的两个儿子吧。”我想老人肯定袒护着小儿媳妇丰霞。
结果他说，“都知道，咋能不知道呢。”
更让人无法理解了。
老人顿了顿，咳嗽了两声，是那样的慢条斯理。
“你没发现有问题吗？”他说。
“啥问题？”我摇摇头，回忆性地眯着眼睛。
“她有癔症。”老人说。“儿子和她结婚前也没有发现，可是婚后就表露了出来，她总是疑神疑鬼，动不动还拿上家里的某个人编造些神出鬼没的事，讲给外人听。后来，小儿子觉得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的，不是个办法，就坚持搬到老庄子里住去了”。
“原来是这样呀。”我问，“那廖泉是怎么死的，就像她说的那样吗？”
“不是。”老人一口否定。“他们弟兄三个每年都到新疆，在一个路桥公司干工程活。去年秋天，小儿子在工棚里接电时，被电打死了。接到大儿子的电话，我和她一起过去的。事故处理完，工程队的意思是把尸体火化了让我们带上回，可她不行，坚持要把尸体弄回家。她就时时刻刻在尸体旁守着，谁都不能动，一动她就撕扯谁，出着怪声。没办法，火车飞机都不让上，最后，只好雇了辆卡车拉回来。到来后，应该要埋吧，她也不同意，说她想她男人，要永远和廖泉在一起。不能拗，只得由着她。她就把尸体存在了地窖里了。”
“这样呀。”我说，心里还有质疑，“可是……”我说。
老人明显知道我要问啥。“对着呢，”他说，“你想说啥我明白。”
我点点头，表示继续。
“尸体是肯定不能長期存放的。你看到的那个尸体是假的，是让一个塑料工艺厂里塑造上的。我们在一个夜里偷偷把尸体替换了，埋了。”他说。
我长长地吁了口气，才把心里的重负卸载了。但又一想：“她咋生活？”
“这个没问题。”老人说，“事故处理了六十万，还有低保呢，银行卡在我这里，过段时间我就取出来几百，给她送去。她倒是非常会生活，骑上摩托车，要么到村上来，要么到镇上去，啥都置办上了。”
“没治过吗？”我是说，“病。”
“咋没？”老人说，“北京都去过，一直吃药。药是北京的一个医院按时给寄着呢，收到药后，把钱打过去就行。现在病都好多了。”
曲文斌站起说，“我还有事，得先走一步。”
“啥事？”常萍揶揄地说，“还到羊台村收羊去，这么迟了，肯定回不来，是不是又想在那个老庄子里住宿呀。”
曲文斌咧嘴笑了笑，“住就住嘛，咋了？”又正儿八经地说，“三点钟，美术馆有个书画作品展开展，我去看看。”
常萍又笑，抻了抻曲文斌雪白的衬衣。“我说呀，一个羊贩子，怎么穿得这么崭新？”把脸转向墙上挂的《星月夜》琢磨着。
我说，“你收羊时，也穿得这身衣服吗？”
“怎么会呢，”他说，“这衣服是我早晨出门时，带在车上的。回城后，在屠宰场把羊卖了后，才换上的。”他说，穿上了挂在衣架上的咖啡色夹克。
“我们一起陪你去。”我说。
常萍和宋丽也响应。
石燕飞鸣
妻子去买门票，排着长队。我先是站在她的旁边，人越来越多，我说了句什么。也许我什么也没说，连咕弄也没有，只是想了想，在她面前展了展手机，意思很明了，票买上了给我打电话。
早晨六点多出发，开车，从山丹，十点多就到嘉峪关了。
她想来，朝圣般的心情，好多天前就定下了。
我？
嘉峪关本身就是我一直没有攻破的城池。而心里，总有电视剧《西夏王朝》里那样的一个场景在映像。和她，那是八月，几近黄昏。
五月的早晨，太阳迅速大了起来，水泥地上已反射出了炙人脸面的热气。无法直视太阳了，它像发射着飞针，刺人眼目。
我抬起一只手遮在额头，广场上的霍去病披着自己影子的大氅，凝目远视。远，祁连山的远，白雪皑皑。我是匈奴的后裔吗？不知道，不过，有时候挺想的，想着那样驰骋草原或者惆怅离别的人，真的就是我可触可摸，真真切切的亲人。她是一个疼，一个眼睛一样的伤口。
那是八月，趋近黄昏。我们谈的正是这个问题。我是焉支山人，肯定是匈奴。姑且吧。她叫我小匈奴，其实不知为什么，我一直喜欢“西夏”这个词，兴许是李元昊的气度，也许就是巫刚那爽朗的笑，我的网名就叫“西夏”，我把她叫成了甘州城里的马伊娜。不应该那么叫她，谶语，或者宿命，李元昊攻下甘州城，某种意义上，就是为的马伊娜，而马伊娜却奋身跳进了火池里。 我转过了身子，她，我的妻子还在队中间排着，给旁边一个问话的老太太说着什么。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又是一句谶语，她抚摸着王昭君弹琵琶的雕像，背出了这样的诗句。一种慵懒的怨艾。蹿动的黄昏像是她胸前抱着的一只黧色的猫。
望着南方。祁连雪山。噢，对了，《西夏王朝》还有一个别名，《贺兰雪》，我知道，首播时叫《贺兰雪》，后来怎么改成了《西夏王朝》？她说他喜欢那个叫没藏黑云的女人。我也是，因为她和她长得很像，尤其是那嘴，挺———
她坐在了雕塑下的一个石凳上。
沿路的一排杨树下，是一绺卖旅游纪念品的小卖店。一顶礼帽，一个小皮骆驼，一个飞天女葫芦雕，一对夜光杯，还有……我拿起了一对玉手镯，心一动，买，她和我，一人戴一个……眼前，一卷木牍吸引了我，知道敦煌、居延都出土过此类东西，但还没见过，这宝怎么会在市场上卖呢？
我示意卖主，他点头，可以打开看。
春宫图。
卖主贴近了我的身边，很隐含，又很淫秽地引诱：稀缺，神秘……
我心已不在木牍上。在玉手镯上。
“这是啥？”她站在了我的旁边。
“木牍，”我说，赶紧圈了起来。
“我看一下。”
“看不懂的，西夏文。”
她更好奇和固执了。“见识一下。”
她刚打开，一下扔回了摊上，脸比夕光还红，走远了。
卖主发着淫荡的笑声，像一口黄昏的破钟。
我买。有种负罪感，或者是一种心旌吧，慌慌买了那对玉手镯。
“石燕，”我喊。
“手机响了。”妻子已迎上我走来。
飞鸣一直跟着我，和我亲，都说，长得像我。
城门里两个古装士卒，脸抹着古铜色，眼睛不眨，几乎像俑。飞鸣摸摸士卒手中的矛杆，依然不动。她被一种坚毅的静给吓住了，猛一踅，捉住了我的衣襟。
“啥？”
眼睛里有湿气渗出，像泉边，忽而又有蝴蝶一样的笑意扑闪扑闪。
“人，”我说。
还增加了射箭场、戏台等娱乐场所。给飞鸣在一个梳着小辫子的艺人前剪了一张侧影相。又剪了一张合影。
那时候是八月，城楼里还没有这些设施，只有几个卖小玩意的，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像个慵倦的更夫。晚风吹动檐角上的风铃。
上城楼，得向右拐，斜坡：并行着青砖台阶和马道。
拐角处一块大石头，中间有两个石窝，被石头磨得很光滑。“燕鸣石”，墙上有说明书。妻子看过说明书后，拿起石窝里的一块石头在大石头上砸了几下，墙角里传出“啾啾啾”的回音。
“真像燕子叫呢，”她说。
“士兵们想家了，敲几下，这种燕鸣声就能传到千里之外的家中。那边人听到了，拿两块石头一敲，这边也能感应到，像家书。”
“那，城楼上多余的那块砖呢———不是说那是家书吗？”
“都是，寄托吧。”就像———她。
八月的暮晚，天氣起了凉意。城楼里的古意也更深了。她拿起石窝里的石头时，哆嗦了一下。“冰，”她说，忍了忍牙，在大石头上砸了三下，是三下，记得很清，就像是叩拜，只三下。啾啾啾，暮色中，声音更空旷，厚重的像是一个新生命在诞生。她的神情有些凄然的庄重。
“燕鸣，不是太好，飞鸣更好。”她说，又拿石头敲了三下，居然真有一群燕子，仿佛刚从大石头里飞出，飞过了城墙，在高空盘旋。
她开朗地一笑，很莫名。
“要是生个女孩子叫飞鸣多好，”她说，嗔兮兮地瞥了我一眼。
我逗。当然是逗她。
“姓啥？姓我吗？”
“当然指的是我的姓，付。”
“去。”
她一笑，突然又凄然了。
“就跟我的姓吧，要真生了的话。”
“什么意思？”
“姑且吧。”
“什么意思？”
姑且。
“石飞鸣，”我吟了吟，“不好，还逗，付飞鸣也不好。”
她的眼中是啥？旧日，还是未来？莹莹的。
“你的名字加上才好呢，石燕，石燕飞鸣。”
她不得不为我的机智笑。“姑且吧，”她说。
飞鸣也想拿起石头敲敲，得双手，只一下，石头就滑下去了，差点砸在脚上。但她不罢休，要爸爸替她敲三下，我敲了，是六下———我替她，石燕，也默念着敲了三下。
啾啾啾，就像追一群燕子，妻子走台阶，我牵飞鸣的手走马道，上了城楼。
她看着后楼平台上，放置了几百年的一块青砖。“家书，”她说，想想挺有寓意的。
“圣旨，明朝皇帝的圣旨。”我说。
“其实，家书和圣旨有什么区别呢，对于一个家，一封家书无疑就是一道圣旨。”她说。
她就是我的圣旨。
我苦苦追求她，可她总是若即若离。尤其是近半年，她几乎不给我机会，连电话都不接，甚至是一种逃离。
昨天，她突然的一道圣旨。
她发短信说，“想和我一起出去走走吗？”
“去哪？”
“你说。”
“说个意向。”
“大漠，孤烟，美酒，月光。”
“那就嘉峪关吧。”
“好。”
“明天早晨出发。”
“不行，下午。我有些事要安顿。”她短信说，好像是出趟多远的门呢，甚至我脑子里跳出了一句不详的话：像是安排后事呢。
“石燕，其实，你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一道圣旨。”我说。
她看看我，又看看那块青砖；圣旨也孤寂呀，她说。
“你倒底有什么心事？” 她摇摇头。
“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儿离阳关远不远？”她突然说。
“不太远，”我说，“也就一百多公里。想去吗？要不，明天我们去阳关，还有敦煌。”
“算了，她长长出了口气，心远地自偏呀，可是———”
没了下句，只有八月的晚风忽地卷上来一股黄沙，像是我们适才惊飞的那群石燕子，落在了城墙垛上，婆婆娑娑的。
向北望去，暮气中的马鬃山被夕光染得昕红，风一描，简直就是一匹奔跑的枣红马，你能感觉到它那不羁的嘶鸣和寂寥的鼻喷。
这样的暮光下，谁不会为一个憷憷的女子不单是动容，甚至舍身。战争在这里留下了千年的伤痕，但随着时间都平复了，何况石燕，究竟心里有多少的泥泞，多少的淤塞呀。
“石燕，嫁给我吧。”
她一惊，身子随着暮色的挤压而收紧。远处，有一群羚羊奔跑着，扬起了尘沙，进了山谷之中。
“不行，”她闭上了眼睛。像是自己走进了自己，关上了身体。
“为什么？”我说，我想摇着她的身子、她的灵魂，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贴得很近，灵魂和灵魂似乎都萦绕在一起了，可是，究竟哪儿出了偏差，为什么……我握紧的只是城墙垛上的一块青砖。
她慢慢睁开了眼睛，像是哗哗翻开了两页书，让我从中辨认。
“我倒是想，可是我不能。”她说。
我从她的眼睛里认出了幽怨，可从她的话里却认不出原由。
“为什么？”
“你会明白的。”
“飞鸣坠着我的衣襟，爸爸，”她说。她还说什么来着，我几乎没有听清，其实她的声音很大，像是一个木锤，敲了我一下，而我像是一口搁潮了的鼓，甍地响了一声。
“石燕飞鸣，”我说，突然冒出来的。我几时这样叫过飞鸣，说都不说。只有那次，她说，她要生个孩子就叫飞鸣，我说石飞鸣、付飞鸣，最后姑且成了石燕飞鸣。
飞鸣说，“啥？”
我把她搂起来，“石燕飞鸣，”我说，亲亲她的耳朵说，“听到了吗？”像是给她在那个暮晚说的———石燕飞鸣。
深暮中，她的伤感像一个雪球。
两年前，我和她刚认识不久，那时我们都是对方最新鲜的东西。那年冬天，我们一起去过一次甘州城外的黑水国遗址。
在古城池里，我们捡拾着子母砖，但总是没有对成一块完整的。
那天，天空飘着明霜，她的脸冻得红扑扑的。我心疼地捂住了她，她没有拒绝我双手的暖意，甚至嘴唇。
我们从一个地洞里钻进去，攀着土台，上到了箭楼上。坐在一截断垣上，我们都穿着黑黑的棉衣。请一个牧羊人照相。“看，多像一对刚刚捡到的陶罐，”我说。她笑，把冰手杵进了我的怀里。
“回吧，”我说。我想搂着她，像一只陶罐碰响另一只陶罐。
但她拒绝了。她只是轻轻攥了攥我伸出的手，像放弃什么似地，唉了一声，“回就回吧。”
下了城楼，我想搀着她，或者更亲密些。而她，就那么似有似无的走着，不拒绝也不接受。这样反而比冷漠更冷漠。
雪球在月光下越滚越大。
在嘉峪关场楼广场上，她坐在了王昭君雕像旁的石凳上。我站在旁边，摸摸石雕上昭君怀抱的琵弦，似乎一阵嘈嘈切切，震得心里山崩地裂。我也被伤感了。
“为什么？”我依然问。
她摇摇头，月光像她刚沐浴过，甩出的水珠。
她要我的手机打个电话。她的手机总是关机，为什么？她究竟在躲避什么？
我给了她，她要向远走开打去，我知道她要避我，还是我走开了。
“爸爸，我想要个手镯。”
“石燕，”我喊，手里拿着刚买上的一对玉手镯。
“石燕。”
“爸爸，我是飞鸣，刚才你在城楼上叫我石燕飞鸣，这会儿怎么又给我改名了，咋光是石燕，没了飞鸣。”
哦，飞鸣呀，我恍然大悟。石燕飞鸣，对，石燕也行，飞鸣也行，都是简称。
进了一个纪念品店。我首先在摊子上扫视了一圈，看看有没有木牍。似乎还是那个店，人还是那个脸上有些油腔滑调的男人，只是时间那把凿子又在他的脸上凿了几道印痕。那么我呢？是不是还是见了春宫图就不知所措的那个付成？而她呢？
她打完电话，把手机给我后，心情突然变得很明朗。
“走，进嘉峪关城里吃火锅去，”她说，还像在黑水国遗址那次一样，把脸贴在了我的脸上，还有嘴上。
我们喝了酒，两人一瓶五十二度白酒。
夜深了，我们才相互搀扶着，摇摇晃晃地找到了一家宾馆。
“登两间。”我说。
“不，”她说，“我给你……”
“什么？”我说。
“不要浪费钱，”她说，一字一顿。“不要浪费……”
“什么？”我说，“什么呀？”
“感情，”她说。
“石燕，”我说。
“我什么都没了，”她说，脸上升起了一种东西。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今夜。
回山丹后，她一下子仿佛失踪般杳无音讯。
我能怎样？说实话，我还不知道她的家住哪里。她家住甘州人，我在山丹，我们是在一次文艺活动中认识的，只知道她办着一个古筝培训班。那些天，我几乎疯了般跑遍了整个甘州城，到处打听哪里有古筝培训班。却一次次落空。
半个月后的某一天，我突然又收到了她圣旨般的短信。
我有种不详之感。真要是那样，有人会和你联系的。别再找我。
手机立马打过去就关机了。
两天后。医院里。
一个护士打电话，把我叫了去。给了我一封信和一个孩子，还有一个手镯。她大出血。
孩子是他的，但他不知道，我不想让他知道，你也是，一定保密，替我养大。有天晚上他约我喝茶，茶里放了药。
嘉峪关才是我的真爱。
我知道她说的嘉峪关是什么，就是那天晚上，她说她把她给我，但是最好的已被人掠夺了。我以为她说醉话呢。
那么，他是谁呢？
我想到她那天在嘉峪關打的那个电话，我赶紧翻通话记录，早没了，也许她当时就删了。
后来，有个男人给我打电话，开口就问我把石燕弄哪去了。
妈的，我一想，肯定就是那个他。妈的，我说，滚！
飞鸣，你看，我从随身背的包里掏出了和摊位上一模一样的一对玉手镯。
哪来的？飞鸣说，惊奇的眼睛里像飞出了一群鸟儿。
你的，我说。石燕飞鸣的。
妻子笑了笑，剜了我一眼，大热天的，像甜蜜的毒汁。
责任编辑：频阳子
作者简介：梁积林，甘肃山丹县人。参加过诗刊社第二十一届青春诗会。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级研修班学员。著有诗集《河西大地》《西北偏北》《部落》等多部和短篇小说集《寻找道尔基》。
这是一个不大的饭馆，除了散座，只有三个小包间。我到的时候，常萍已在最里间的那个包箱里，在手机上看什么东西。星期天，将近十一点钟。
十月份，天还不太冷。但在半阴半晴这种气象的笼罩下，也够凉的。地面上旋着一股说不来的息信。
我避开了常萍帮我脱风衣的手势，把它搭在了沙发背上，觉得不妥，又拿起，递给了常萍，让她挂在了她旁边墙角的衣帽架上。
“还有谁？”落座后，我问。
常萍一直一副很爽朗的样子，面善，可亲，眉骨间透着一股可靠的温良。
“曲文斌。”她说，脸上带出一丝确认的征询。“这人现在很忙，”她说，“忙得很。”服务员进来，要倒茶，她接了茶壶，示意了一下，服务员面无表情地走了出去。她先涮了涮杯子，给我倒了一杯，又给先前自己已喝过的茶杯里添满了茶。
“前几天，我见过他。”我说。顿了顿，我呷了一口茶，嘬着嘴唇看常萍，又睃视了一圈包间，被墙上的一副画吸引住，又多看了一会儿，近乎琢磨。是凡高的《星月夜》，我一直叫它《旋转的天空》，当然是印刷品。不过，这也不同凡响了，在这么一个末流饭馆里，挂着一幅高雅的东西。
我又看常萍时，她也把目光迎向画上。
“他去我家了。”我说。
“哦，”她说，“谁，曲文斌？”没有表情，转而又加重了语气，“他很忙的。”
“是的，文斌。”我说，“他家的西瓜下地的时候，给我送去了一尼龙袋子。”
曲文斌去我家时，开一辆后箱上装着个铁栅栏的农用车，底板上满是羊粪，臭哄哄的，西瓜袋子就放在那上面。那袋瓜很重的，我和他费了好大劲才抬上楼去。他的确很忙，没说上几句话就走了。
她又“哦”了一声。
“就像这画。”她说。
啥意思？我想了想，没想透。
我再没深想，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了一沓诗稿，递到了我面前的茶几上，有些刻意地摇摇头，不自信或者别的什么。我拿起，横着掬了掬，展开了折痕。我望了一眼她看我的眼神，念出了第一页诗的名字：想草原。
这时，门帘掀开了，我的妻子宋丽笑盈盈走了进来，我出门时，她在洗最后几件衣服。她让我先走，完了她就过来。
“怎么就你们俩呀，”宋丽灿灿地说，“还有人吗？”
“噢，对了，还有辛勇。”常萍说。“他昨晚在我的宾馆里住着，我也叫了他。他在赶一篇稿子，十二点准时到。他说的。”
“你们认识吗？”常萍说。
“知道，但没见过面。”我说，回忆般地耸耸眉。
很早了，辛勇是个网络写手，很火，在网上和他交流过。他在离我们所在市一百里地的一个县城里。
宋丽从我的手中接过了常萍的诗稿，埋下头去。
“他啥时候来的？”我说。我向常萍颔了颔首。
“昨天到的，他说他要一站一站边游历边写，一路向西去敦煌，然后新疆。”常萍神往地昂起了头。“真好。”她说。
“真好。”宋丽说。她说的是另一个意思。说的是常萍的诗，她抖着手里的诗稿，与常萍相视一笑，给常萍递，但转手又递给了我。“轻灵，别具一格。”
“哪里。”常萍摇摇头，自惭地说，“要找毛病呀。”
辛勇进来时，背着笔记本电脑。寒暄了几句，他说还有个小工作没完，就打开电脑捣鼓起来。
我把常萍的诗翻着看了两篇，感叹了一声：“好”，想发表我的看法。但她们俩根本没注意我的话题，自管里津津乐道地谈着当红网络诗人赫英的诗，服务员进来，才打断了她们。
“你们的菜啥时候上呀？”服务员说。
“稍等，还有个人没到。”我说，看了看腕上的手表，都十二点过了。“你先忙去，上的时候我们叫你。”支走了服务员。
服务员刚一出门，两个女人几乎同时“扑哧”笑开了。
“你啊吹我的乳房，也荡漾着我的……”还笑。
我明白了她们笑的啥，“阴毛，”赫英的诗，“你啊吹我的乳房，也荡漾着我的阴毛”，我也会意地笑了笑，但很轻微，我一个男人家，不敢在女人面前过于造次。
她们似乎感觉到了我的小尴尬，刹住了笑。宋丽站起来给我们添茶。常萍拿起手机看了看。
“卓玛，卓玛，卓玛/谁来给我攥一个暮晚一样温暖的糌粑”，常萍说，放下了手机。常萍背得是我的诗句，是前些天我从青海玉树回来，写下的一首长诗里的两句，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过，她不但点赞了，还把其中的句子都记下了，我得点赞她的用心。当然，常萍的这组诗，我在她朋友圈也陆续看过，并且都点了赞。但她执意要打印出来让我们看，说是亲自指点，说朋友圈里那都是虚的，只要是朋友，不管好坏，看到就赞，甚至看都不看。说的也是。“同样是写一种渴望的，截然不同的手法。”常萍说。
“渴望啥？说！”宋丽像是抓住了一个把柄，揶揄地向我说。“哪个卓玛？”
两个人又“扑哧哧”地笑开了。
突然，饭馆里一阵熙熙攘攘的脚步声，压过了她们的笑声，还有喊声，那种扑天抢地的喊，和女人的哭声。一个女人哭腔很强烈，附合着几个女人的嘤嘤低泣。夹杂着劝阻和安慰。紧接着一声呵断：“再不要哭了，这是饭馆，让人家嫌弃。”但没有效果，反而像是添了怒意，哭声更强烈了。
又回来了，我直觉意识到，被笑声稀释了的，我早晨感觉到的那种息信一下子明了了，是死亡。
我们都竖起耳朵在听，愣怔间，辛勇已合上电脑，拉起门帘，脸上带着好奇的张慌，走了出去。一下子谁的脸上都挂上了沉痛和无奈的表情，或许还有别的什么。
“前些天，曲文斌也出了点麻烦。”常萍抖了抖身子，像是刻意从一种压抑中挣了出来。“你知道嗎？”她说，问我。
“咋了？”我说。我的声音被那种气息笼罩着，很低沉。
“他贩羊，你听说过吗？”她说。 “我知道，”我说，“他给我说过，就那天送西瓜时，我见他的农用车里的羊粪，问他，他只简短地说了原因，说赶生意，就急急走了。”
“麻烦就是在一个村子里收羊时遇上的。”她说。
我一下子好奇起来。宋丽也惊奇地回到了在场。“咋了？”她说。
常萍似乎知道我这时的心里装着死亡的气息。迎合般地说，“也是死亡。”她说。
我心里一悸，这人咋还不到，这个曲文斌。像是一种补救，又像是分解什么，我赶紧拿起手机，拨上了曲文斌的号。
他刚从新田村回来，羊已买掉了，马上打的过来。
“多久？”我问。
“十分钟左右吧。”他说。话音没落，他就挂了手机。
我沉默着。她们俩也沉默着，像是沉思，又像是倾听外面低下来的哭声。
我走了出去，是看看外面的动静，还是去迎曲文斌，我不知道，也没意识，只是闷闷不乐地走了出去。我看到一个桌子旁，辛勇正和一个满脸长着稀稀拉拉的，像是长势不好的庄稼一样的胡子的，上了年级的男人说着什么。我没有搭讪，径自出了饭馆门。
我拍了拍曲文斌的肩膀，“咋才来呀？看把你忙的，连饭都不吃吗？”我说，没有责备，是老朋友见面后的那种调侃。“从村子里把羊收上，拉到城里来，到屠宰场，卖了才能消停嘛。”曲文斌说。“效益咋样？”我说。“还行吧。”他说。“都是啥时候干？”我问。“除了侍弄庄稼，一有闲空就干。”他说。“庄稼全部收拾完了吗？”我问。“早完了，”他说，“给你送西瓜那次就完了。”他看了看我，“这都啥节气了。”他说，胡乱地笑了笑，也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曲文斌的家在离市区不远的野水地村，我去过多次。记得最清的是，有一年冬天，喝多了酒后，我们俩躺在他家的热炕上，谈了一晚上的诗。
“诗呢？”我说。
他知道我的意思。“肯定写呀，尽管写不好，但好像成了生活中的一部份，就像吃饭一样，即使农活再忙，睡觉前，不看看书，或者诌上两句，总觉得缺少个啥。”他说。
“你写得已非常好。只不過不拿上诗追名逐利罢了。只是生活中的一种情趣，这样反而不随大流。”我说。他写得真的好，完全是自己生活中的体验，有自己独特的乡土。前几年，他出过一本诗集，我写的序。
想起这些，我感到有些汗颜，前几年，过一段时间，他就拿上他新写下的诗，到我家来，或者我到他家去，一首一首地分析解剖。可近两年，他一打电话，我总是说忙，闲下来了再说。至今呢也没闲过。
饭馆的大厅里，那帮哭泣的人大都安定了下来，桌子上陆续端上了饭，有几个已面无表情地吃开了。只有一个桌子上，我出去时注意到的那个哭得最尖利的女人还在抽抽噎噎，哽咽得身子直颤抖。女人有五十岁左右，旁边是那个稀拉胡子的男人在开导或者说安慰。对面是两个比她年轻些的女人，和她长得很像，她们应该是姊妹，也在有一句没一句地帮腔。
辛勇已不在他们里面，想是进了包间。
“咋了？”曲文斌一见，满脸挂上了忧愁，极其悲悯。
我从背上拍了他一下。“进到包间了说。”
“我咋一见这种场景，太难受。”他说，“肯定出啥事了。”
进了包间，谦让着各自落座后，我就问辛勇：
“咋回事？”
“车祸。”辛勇说。“居然和我一个姓。”他说。
“上菜吧。”常萍说，“一点多了，都饿了。”她刚要高声喊服务员，是出于一种尊重吧，对服务员，更是对外面的气氛。她轻轻掀起门帘，到厨房亲自叫去了。
几张脸像一张桌子上放的几杯水，被什么震颤着晃动了几下，又平静了下来。
“咋出得车祸？”到底还是曲文斌急切。
“早晨，听那个出事者的哥哥说，他的兄弟，就是那个哭得最厉害的女人的丈夫，吃过早饭骑上摩托进城到人力市场上去找活干，从一个巷子里驶出时，骑得快，撞在了一辆大卡车上。当时还出着急促的粗气，但送到医院就死了。”
“咋弄下了？”曲文斌说，“我是说咋处理来？”
辛勇摇了摇头。“问题就在这里。”他说。“死人停到太平间后，怎么也找不见当事人了，就是那个卡车司机。这已不仅仅是悲伤，加重了的是愤怒。”
“咋办？”曲文斌像是自动接过了事情的一部份，沉重地说。
“他们的意见也不一，有说死者为尊，先埋了再说，有说把死人先放着，他们去上访，几时处理了再埋。”辛勇说。他说，“关键是死者的儿子还是个痴呆，谁养活”。他感慨地说，“悲伤退却后，是对将后生活的担忧啊。”
紧跟在常萍后面进来的服务员端上了菜来。
“死亡啊，为什么总是这么沉重。”曲文斌叹息道。
死亡，对，我想起了常萍说的，曲文斌前些天也遇到过一个有关死亡的事件，难怪他如此慨叹。
“听常萍说，你前段时间也处过一件不快的事件。咋回事，你说说。”我没敢说死亡，只是说事件。
他夹了口菜，嚼了嚼，慢吞吞地说了起来。
那天，天刚亮他就开着农用车去了羊台村。羊台村离市区很远的，几乎上百公里路呢。因为既没有亲戚走动，更没有别的可能因素，他一直没有去过那里。是前些天在另一个村子里收羊时，听一个在场的好事者说，就因为羊台村离的远，偏僻，又在戈壁滩上的一块小绿洲上，养羊的人家很多。但很少有当地的羊贩子去，只有每年冬天，从河州过来的贩子，开着大卡车，整车整车地把羊贩上去了远方，他就感了兴趣，详细问明了情况，决定去那里收羊。
村子不大，只有几十户人家。他把车停到村中的一个土台边，那应该是个古迹，像是个被风沙磨得所剩无几了的旧城堡，或者就是一个颓废了的烽火墩。他喊了几声收羊了，有个年岁很大的老汉从一个紫漆庄门里走了出来。老汉说听他口音不像是河州来的，再说了，不到点，还不是河州人来的时候。他说他是本地人，是野水地村的。老汉一下来了精神，一种久别重逢的兴头，野水地，那可是个好地方呀，那里姓曲的人多，你知道一个叫曲清的人吗。曲清就是他的爹，能不知道嘛，倒是让他很吃惊老汉怎么知道。他说是自己的父亲，早去世了，好奇地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老汉说他叫廖忠，年轻的时候，他们同时当过村干部，一起在省上学习过。这个曲文斌知道，爹活的时候，老是念叨，那时候有多么多么的风光。 老汉问他父亲是啥年龄去世的，他说七十三。老汉说他和曲文斌的父亲是同岁，他今年八十三了，说你爹去世十年了呀。他说就是的，十年了。老汉像是从暮气里爬了出来，猛地又找见了丢失多年的亮点，怅叹道，好人啊，你爹……都好。他心里一颤，就这句话，比任何悼词都好。
老汉把他当亲戚一样的关心起来，问家里的情况，又问生意怎样。
“这阵子羊都出了圈了，赶到滩上放去了么。”老汉说。“这里滩大，放养，不像别的村子，地连着地，一绺绺埂子，牵上放都难，只能圈养。”
“那我是白跑了一趟。”他说。
“不嘛，”老汉说，“中午羊就归圈了。”
他还是觉得很失落。
“不急，”老汉倒像是遇到了良机，热情更高了，“先到我家去，把饭做上吃了，等羊回来了买。我敢保证你肯定能收上很多羊的。只要你出的价钱合适。就我家的都够你买的了。当然，我家的羊随便你出个价都行。”老汉说。又说，“你爹可是个好人呀，当时我们在一个房间里住，我粮票不够，还是他给我替交的，就凭这，我也得报答呀。可惜一直没机会，他又早早不在了。”
进了屋门，老汉赶紧抱来柴火，生起了灶。
他很生疑。“家里就你一人吗，大爷？”
“几个儿子都分家另过了，我在二儿子这儿。一开春，儿子上新疆打工去了，孙子在城里念书，一周来上一次，家里就剩我和二儿媳妇，她早起放羊去了。”老汉说，“农村里现在就这样，强劳力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家里都剩下老人和小孩。就像我们这样，要是家里养羊，还有女人在，不养羊的人家，连女人都一起上新疆了。有些人家还干脆把门用砖块封了，全家上新疆包种棉花去了。”老汉被烟呛了一下，咳了起来，一阵子咳得连气都背过去了。他赶紧走到跟前，给老汉捶背顺气。老汉努着劲才缓过气来。
老人说的他何尝不知。都差不多，为了生计嘛。他要不是种自家的地，又包了外出打工的几家的几十亩地种，又偷空贩羊做点小生意，也得出外打工去。
火著旺了。老人在锅里添了水，又从缸里窊了面，准备和面，他赶紧接过了老人颤抖的手中的活，做了起来。
老汉坐在了一个很结实的木头墩子上，往灶火里添了几根树枝，从腰里抽出旱烟锅，装上烟，又从灶火里抽出一根着火的小树根，对在烟锅口，吸了几口烟。又吸了几锅，老人把烟锅别回了腰间，低下了头，踅摸着什么，突然说：
“你收羊，出得啥价钱？”
“看啥羊呢，得根据膘份说。”他边和面边说。
“能杀四十斤的羯羊呢？”老汉问。还没等他回答，老汉紧凑地说，“河州人来，出得可六百多呢。”
这么低呀，那么大的羯羊，他最近都出到八百了。但他没说。他说，“差不多。”他想直说，又觉得不妥，但他心里有数，等买羊时，再把价钱抬高，收起来肯定快，也多。
吃过饭后，老人拿出一瓷葫芦酒，斟了两半茶杯，要他喝，他开车不能喝，老人就一个人就着一碟腌且列，小口小口的呡着。酒就像一把锥子，一下一下锥进了岁月的深处，老人很深情很细节地追忆着在省上学习的那段日子，直到羊群回来。
因为他的价位出得高，加上老人的吆喝，一阵子就收了满满一车羊。
外面的女人，哭声突然又爆发了，像一口老旧的瓷缸，受到了重创，一下破碎了。和先前不同的是，哭腔里夹杂了清晰的谩骂。
“这个挨刀的，这个……他跑啥？跑了就算了吗？我就不相信没个说理的地方？”
“你嚷啥？能起啥作用？”是个男人的声音，肯定是那个稀拉胡子。
“咋不起作用？”女的字字强硬，带着沙哑，像是一声爆破后，落下来的石渣。
“就是嚷，也得找对地方，这是人家的饭馆。”男的说。
“啥地方？你说。说上访，你也不同意。”女的说。
“不能无理取闹，着意好了我们找说理的地方去，你咋听不明白。”男的说。
我们都屏声静气，仿佛这样能拖延住什么，或者是一种抵消。
不对，是一种糟糕的东西像缠棉线一样，一圈一圈缠绕着我的心，越缠越紧，让人窒息。我想解开它，为什么要无辜地陷入这种缠绕之中，被死亡重重笼罩呢。也许已不仅仅是死亡，是说理，是争执，是赔偿，是仇恨，死亡已被埋藏，高高在上的是生的阵地，对，是生，是对生的争夺。
争夺往往又以死做单价。
突然听到一阵叫嚣，“你们咋找了找去，我不管了，就那个傻子，你们养活去……”一声重击，声音戛然而止，紧接着就是一阵杂乱的呼天抢地的喊救。
辛勇已挑起门帘看着。“女的撞墙了。”他说，赶紧去了外面。
我们一起跟了出去。
那女的并没撞坏，只有额头上撞破了一小块皮，渗着血；人已被牵在了一个椅子上，眼睛失神地盯着一个地方空望。
常萍和宋丽仗着自己是女的，上前开导。那女的像是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弯了弯脖子，一仰头。“你是谁？与你啥相干？”那女的说，剜了一眼，低下了头。稀拉胡子向她们摆了摆手。
常萍和宋丽退缩到了后面，尴尬得不知所措。
是啊，与我们啥相干，我们为什么要把别人的悲哀强加在自己身上呢。但这毕竟是世上的悲哀呀，遇上了，笼罩了，咋能甩脱。
不过，有些东西是无法分担的，比如死亡，只有忍着。
站在那儿，我们不起作用，反而是一种添堵。我们都撤回到了包间，只有辛勇和稀拉胡子悄悄说着什么。
我们静默着，仿佛以沉默对抗这种难缠的气氛，然而，两个女人的眼泪却增加了沉重。
有个人挑起门帘，探了探头。是饭馆老板。
“进来，老板。”我像一个趔趄的人是抓到了一个扶手。“进来，”我说。
平时大大咧咧的老板，这时，有些怯生，他进来后，让他坐也不坐，很谦恭的样子。
“对不起，闹腾的，让你们吃饭都不安心。担当，担当，改天我请客，补偿。”他说，拱了拱手，“一定补偿。” “哪里呀，”我说，“遇到这种事，谁都得为他们担当，不是为你。谁都一样。”
曲文斌想说什么，站起来，动动嘴，犹豫了一下，又坐了下来。
“没事，没事。”他说。
我又给老板让坐，他依然不坐。“那么，”我说。
“要不，”我说，“你去说一下，兴许起作用。”
“嗯，对。”看来，曲文斌先前肯定想说的就是这话，他连忙附合。
“别闹事，还是让他们先找交警。在饭馆里哭丧，总不是个事嘛……”我还想说更多的，但找不到妥帖的话，不是怕伤谁，主要是怕伤这个事件，就停住了。
老板心领神会。“嗯，嗯，我知道，他们的饭钱我不收了，算是抚恤，让他们赶紧找交警去。”他说，走了出去。
先是一阵嚷嚷，慢慢声音低了下来。紧接着，嘈杂的脚步声向门外涌动，随着塑料门帘啪达啪达地落下，饭馆里陷入了空前的寂静。一会儿，门帘又响了，是辛勇匆匆进来了。
“你们坐着说说话。我给那些人说好了，陪他们去找交警。”辛勇说声“再见”就走了。
收羊的那阵儿，天就阴了，我怕下雨，没领老人的留情———说缓缓了再走，赶紧开车回。没走多远，天就漂起了雨滴。一阵狂风后，天黑了下来，西边的天空里，突然一道亮光，像一根燃断而发火的电线，接通了天地。紧接着，雷鸣电闪，携带着暴雨，不顾一切地浸淫开了。
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离村子十几里处，路的西边，有一座高高的土庄子，以为是个古迹。但这会儿，庄墙边却有个人，看不太清，仿佛打着伞，是个女的，还隐隐约约听到她喊着什么。我心里犹疑了一下，是不是过去避避雨了再走，又一想，不过是阵暴雨，一阵子就过了。
但我感到，有东西在向我包围，是声音，不是雷电声，不是雨声，哄哄然，仿佛一群冲出圈的野兽在奔突，撕咬着，低吟着，那么的遥远又那么的近。那种逼近，那种压力，及至车到了沙河边，我才猛然醒悟过来，沙河里发大水了。那女人喊的应该就是这个。
不用试，水那么汹涌，肯定能把车埋了，即使埋不住，也会被它冲走。
怎么办？去村子里已很远了得不偿失，要么就在河边坐在车里等着，天晴了，洪水退了再走，可天的事，谁能说清楚，等到何时呢；要么……我思忖着，如果这雨要一直下到天黑呢，这里又不熟悉，天黑了连路都找不见；看了看手机，信号都没，已经四点了，最好的做法就是到那个老庄子里避避再说。
那女人似乎料到我会返回她那里，听到车响，她早在门洞里站着等我呢，也许她一直就站在那儿观望着。像是早已达成了什么共识，我的车刚到庄门前，她就把庄门开得大大的，我也没有迟疑，径直把车开进了院子里。
无需转弯子寒暄，我一下车就问：“有羊圈吗？”
她打着伞，到我跟前后，又收了伞，愣怔地看着我，辨别似地想了想。
“有，有圈，”她说，又打起了伞，向后院走去。我注意到她没说是羊圈，那她家肯定没养羊的，什么圈都行，能圈住羊就行。
她看我还在磨蹭，反身从伞里探出头。“快点。”
我说，“我把羊赶上。”
她又折回来帮我。
我把车邦打开，羊兴许是在车里挤久了，加上雨淋，一松动，急慌着争先恐后跳下了车。不用吆喝，已向后院跑去了。
圈很大，但看样子很久没圈过牲畜了，一股陈腐和老旧的气味。
羊进了圈后，我才发现，这圈没门，有安装过门的印痕，又被撬掉了。
“门呢？”我说。
她走过去，从房屋的后墙边拿来一个破破烂烂的栅栏，挡在了圈门上。
“这能挡住羊吗？”我说，不是生疑，是直接的否定。
她来了劲。“圈么，是让羊避雨的，棚顶又不漏雨。”她抬起手指向四处指着说，“这么高的庄墙，大门一闩，还圈不住你的羊。它能跑到哪里去。”
说得是，我感到自己怎么这么迂腐。
家里还有个女孩，五岁左右，在炕上的被窝里偎着。看到淋成了落汤鸡的我，小孩很懂事，巴巴地望了望，趕紧往里挪挪，意思是让我上炕上暖和呢。
“孩子对着呢，”站在我后面的女人说，“赶紧把衣服脱了，炕上去。炕热得很。”
我摇摇头，抖着紧贴在身上的衣服。
她会意。“跟我来。”她说，把我领进了隔壁的屋里，里面也有炕和被窝，“这个炕没人睡，冰着呢，我一会加热，你晚上了睡。（我得走呀，雨住了就走，我心里想，但没说。谁知道雨啥时候停呢。）这会子，你先换了衣服，到那个屋里，热炕上缓去。”她从一个衣厨里拿出了衣裳和裤子，“换上吧，我男人的，他身材和你差不多，应该合身。”
我接过衣服，放在了炕沿上。“你男人呢？”我问。
“上新疆打工去了。”她说，出了门。
上到热炕上，我和女孩说话，她不出声，我问这问那，她只是或点头或摇头。
炕太烫，热得我一阵子就出汗了，身上的冷气全被逼走后，反而有了闷热感，加上收羊、开车的劳累，我在一种恍惚的状态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女人叫我，我才醒的。小孩也在我的对面睡着的呢。不知睡了多久，我一看外面的天都黑了。“雨停了吗？”我说。
“没停，但小了。”她说，在炕上放好了饭桌。
“那沙河里的洪水也应该小了，能过去车了吧。”我说。
“别想。”她说。
“为啥？”我说。
“洪水是从羊台山发下来的，即使这里雨停了，羊台山照样下雨。天一阴，羊台山那儿就下雨，有时候，我们这里干干的，沙河里也发洪水。”她说，“吃饭。”原来我睡觉的这阵子，她把饭都做好了。
我心里发急，手机没信号，家里人以为咋了，肯定急。
我问丰霞（说话中，我已知道了她的名字），“有座机吗？”
“啥座机？”丰霞说。 我拿着手机摇了摇，示意，“就是有线电话。”
“没有。”丰霞摇摇头。
“那你怎么和你丈夫通话？”我说。“难道长期不联系吗？”我说。
“用手机。”她说。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个小手机，“这。”她说。
“没信号呀。”我说。我的智能手机都没信号，你那个能行？
“有，”她说，“得上到庄墙上打。”她说。
“从哪儿上庄墙？我打个电话去。”我说。
“你疯了，雨还没停，墙上滑得很，能站住人吗？”她纵着眉，有些可气地看着我。
“我没疯，但不打的话，家里人会急疯的。”我说。
她靠着正堂的柜子上，一晃一晃地摇着身子，没主意的样子。
“不行。”她说，停了摇晃。
“一定得行，你带我去。”看她不说话，我又说，“你不带我去，我就自己找得上去。”我在地下踱着步，然后，拉开了门。
“稍等，”她说，声音里带着嗔怪和愠怒。“穿上这个。”她说，从柜子道里拿出了一双胶靴。
我坐在椅子上穿好后，她又拿了一团细麻绳，让我“坐着别动”，缠在了靴子底上。“这样防滑。”她说。
宋丽急切地问：“打通了没？”
曲文斌说：“打通了。不打通还了得，家里人已经急得叫上村里的人，连夜找去呢。”
常萍的手机响了。
是辛勇。
常萍接起，说：“好的，好的，没问题。”
我问：“啥事？”
常萍说：“我们走时，把他电脑拿上。”
我说：“我说个话。”接过了常萍的手机。”
“咋弄下了？”我问辛勇，“那会儿忘了说，你们应该先过去把事故现场保护好。”
辛勇说：“保护好了，我们现在就在现场，交警来了。卡车司机也主动来了。”
“那就好。多保重！”我说。
半夜里，一阵窸窣把我闹醒，我想可能是老鼠，翻了身又睡了过去。但动静越来越大了，感觉就在我的旁边。我睁眼一看，眼前站着个人，在脱着衣服。
“谁？”我怕坏了。
“我，丰霞。”
常萍一笑说“，你满足她了吗？人家丈夫一年四季不在家，你应该满足一下呀。”常萍哼哼着，带有嘲讽。“从人道上讲。”
曲文斌“嘿嘿”着，一带而过。
趁丰霞做早饭时，我往车里装羊。可羊少了一只，左数右数，差一只。我就满院子找，并且上到庄墙上，走了一圈，看到别人从外面是绝对上不了墙的。怪了，我下墙后，又在院子里踅摸，最后，目标放在了一个草垛边。我几乎把草垛都摊平了，以为羊冻得慌，钻进草垛了。但是没有。就在我急躁而失望至极时，隐隐约约听到有几声很沉闷的羊叫声，我断定不是车里的，车里的羊叫声很明朗。那个叫声一直没停，悠悠忽忽的，很遥远，是不是墙外面有羊在叫，我又上到庄墙上，四周看了一圈，没有。我回到了草垛边，躬身细听，感觉叫声就在地下。可能吗？我想，它还钻到地缝里去了。还真是，我一步一步踏着铺满草的地上试探着，突然感到一只脚下是空的。我扒拉开脚下的草，有个洞，是个地窖，先前怎么没看到，想来是被浮草遮着，后来被我撕下的草完全埋了。我俯下身子，侧耳一听，羊叫声就在里面。
我把洞周围的草全部清了，沿着完好的台阶走了下去。洞里很黑，我想返回，出去找个手电筒来，又一想，手机就行。我打开手机上的电灯，往里一照，羊的两只眼睛红兮兮地像探照灯一样照了过来，叫声也增大了。我吆喝了几声，羊向我迎来，可是，到跟前后，羊撞了我一下，又折回头，向里跑了。我追上去，羊围着一个什么东西转旋儿。我用手机一照，是个喂羊的木头料槽。近前又照，把我吓得跌了过去。天呀，料槽里是一具死尸，人的。
缓了缓神，怕是我看错了，站起，又用手机电灯照着看。是死尸。我顾不得撵羊，心慌的，连滚带爬地出了地窖。
丰霞差不多已经把饭做好了。我怕惊吓了孩子，没敢直说，把丰霞叫到了我睡过的那个屋里，“说问个事。”
進屋后，我关上了门。我的身子依然颤抖着，我硬挣了一下自己，直截了当地问丰霞：“你究竟干了啥？”
“啥？”丰霞模棱两可。
“地窖。”我提示说。
“啊，”丰霞说，身子摇晃了一下。
“你是不是害了人？”我问，语气很尖，又低了下来，“到底咋回事？”我说。
丰霞恍恍惚惚摇摆着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嘤嘤地哭开了。
“你得说清呀。哭能起啥作用？”我说。
丰霞停了哭，抹了把鼻涕。
“他是廖泉，是我男人。”
“咋死的？”我气呼呼地说，“总是有啥问题。”
“他是被电打死的。”她说，“我们的这个庄子离村子远，一直没电。春节后，他找了村上，又找了乡上，乡上派人来把电给拉上了。就是那个地窖，是存洋芋、蔬菜的，他想在地窖里也拉个灯泡，上下去方便，可就在接线时，他被电打死了。”
“为啥不光明正大地埋了？”我问。
“不敢。”她说。
“咋？”我说。
丰霞长出了一口气，像是一下子释然了，但口气凝重。
“他们有弟兄三个。母亲去世的早，我们结婚后，弟兄三个闹着分家，争得特别凶。廖泉很软弱，被他的两个哥哥赶出了家门，没处去，就住在这个庄子里了。我是怕，让他的哥哥们知道了，他们的弟弟一不在世，我就不是廖家的人了，他们要撵我走，来分我们的家财，我一个女人家带个孩子到哪里生活去。”
“不至于吧。”我说。
“咋不？”丰霞说，“分家时，我们连一个柴棍子都没拿就被撵出来了。你想想，一想就可怕。”
“他们呢，现在在哪？”我说。
“就在羊台村住着呢。一过年都上了新疆打工去了。”她说。 “你们分家时，难道没请村上的人主持公道。”我说。
“能主持个啥？那弟兄俩谁的话都不听。连爹都插不上话。”丰霞叹了口气，沮丧而无助。
“爹还活着吗？”我问，“上这里来不？”
“来过，很少。两个儿子限制住呢。就是他们上了新疆偷偷来上几次，让他们知道了都不依。”丰霞说，叹惜道，“八十多的人了，也难呀！”
我一惊。“叫啥名字？”
“廖忠。”她说。
“啊！”我说。
她说，“怎么了？”
我说，“没啥，没啥”。
我们都唏嘘叹息。
曲文斌则诡异地笑了笑。
吃过早饭，我开车准备回，但心里像被什么压着，很沉重，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不然心里有种不可释然的内疚。出了庄门，我把车头一转，回了羊台村。
车停在了老人家的门口，我推开院门时，老人正坐在院子里的一个小凳上抽旱烟。老人以为我是又一趟买羊去了。
“昨天那些羊卖得咋样，挣得可好？”
“沙河里发洪水了，我就没有回去。”我说。
“我还算得赶发洪水，你过了沙河了。”老人说，抬头望了望晴朗的天空。“在丰霞家住着吧。”他说。“今天应该没雨。”他说。“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说。
我犹疑着，不知当讲不当讲。得讲，出发时的那些想法又咬啮着我的心，还有那具尸体，像一只破船，总在我的眼中晃荡。最终，我把所见到的，很细节地给老人说了一遍。老人一言不发，一直在认真听。完了，他慢悠悠地站了起来。
“这些我都知道。”老人说。
我很吃惊，更觉得匪夷所思。“你没告诉你的两个儿子吧。”我想老人肯定袒护着小儿媳妇丰霞。
结果他说，“都知道，咋能不知道呢。”
更让人无法理解了。
老人顿了顿，咳嗽了两声，是那样的慢条斯理。
“你没发现有问题吗？”他说。
“啥问题？”我摇摇头，回忆性地眯着眼睛。
“她有癔症。”老人说。“儿子和她结婚前也没有发现，可是婚后就表露了出来，她总是疑神疑鬼，动不动还拿上家里的某个人编造些神出鬼没的事，讲给外人听。后来，小儿子觉得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的，不是个办法，就坚持搬到老庄子里住去了”。
“原来是这样呀。”我问，“那廖泉是怎么死的，就像她说的那样吗？”
“不是。”老人一口否定。“他们弟兄三个每年都到新疆，在一个路桥公司干工程活。去年秋天，小儿子在工棚里接电时，被电打死了。接到大儿子的电话，我和她一起过去的。事故处理完，工程队的意思是把尸体火化了让我们带上回，可她不行，坚持要把尸体弄回家。她就时时刻刻在尸体旁守着，谁都不能动，一动她就撕扯谁，出着怪声。没办法，火车飞机都不让上，最后，只好雇了辆卡车拉回来。到来后，应该要埋吧，她也不同意，说她想她男人，要永远和廖泉在一起。不能拗，只得由着她。她就把尸体存在了地窖里了。”
“这样呀。”我说，心里还有质疑，“可是……”我说。
老人明显知道我要问啥。“对着呢，”他说，“你想说啥我明白。”
我点点头，表示继续。
“尸体是肯定不能長期存放的。你看到的那个尸体是假的，是让一个塑料工艺厂里塑造上的。我们在一个夜里偷偷把尸体替换了，埋了。”他说。
我长长地吁了口气，才把心里的重负卸载了。但又一想：“她咋生活？”
“这个没问题。”老人说，“事故处理了六十万，还有低保呢，银行卡在我这里，过段时间我就取出来几百，给她送去。她倒是非常会生活，骑上摩托车，要么到村上来，要么到镇上去，啥都置办上了。”
“没治过吗？”我是说，“病。”
“咋没？”老人说，“北京都去过，一直吃药。药是北京的一个医院按时给寄着呢，收到药后，把钱打过去就行。现在病都好多了。”
曲文斌站起说，“我还有事，得先走一步。”
“啥事？”常萍揶揄地说，“还到羊台村收羊去，这么迟了，肯定回不来，是不是又想在那个老庄子里住宿呀。”
曲文斌咧嘴笑了笑，“住就住嘛，咋了？”又正儿八经地说，“三点钟，美术馆有个书画作品展开展，我去看看。”
常萍又笑，抻了抻曲文斌雪白的衬衣。“我说呀，一个羊贩子，怎么穿得这么崭新？”把脸转向墙上挂的《星月夜》琢磨着。
我说，“你收羊时，也穿得这身衣服吗？”
“怎么会呢，”他说，“这衣服是我早晨出门时，带在车上的。回城后，在屠宰场把羊卖了后，才换上的。”他说，穿上了挂在衣架上的咖啡色夹克。
“我们一起陪你去。”我说。
常萍和宋丽也响应。
石燕飞鸣
妻子去买门票，排着长队。我先是站在她的旁边，人越来越多，我说了句什么。也许我什么也没说，连咕弄也没有，只是想了想，在她面前展了展手机，意思很明了，票买上了给我打电话。
早晨六点多出发，开车，从山丹，十点多就到嘉峪关了。
她想来，朝圣般的心情，好多天前就定下了。
我？
嘉峪关本身就是我一直没有攻破的城池。而心里，总有电视剧《西夏王朝》里那样的一个场景在映像。和她，那是八月，几近黄昏。
五月的早晨，太阳迅速大了起来，水泥地上已反射出了炙人脸面的热气。无法直视太阳了，它像发射着飞针，刺人眼目。
我抬起一只手遮在额头，广场上的霍去病披着自己影子的大氅，凝目远视。远，祁连山的远，白雪皑皑。我是匈奴的后裔吗？不知道，不过，有时候挺想的，想着那样驰骋草原或者惆怅离别的人，真的就是我可触可摸，真真切切的亲人。她是一个疼，一个眼睛一样的伤口。
那是八月，趋近黄昏。我们谈的正是这个问题。我是焉支山人，肯定是匈奴。姑且吧。她叫我小匈奴，其实不知为什么，我一直喜欢“西夏”这个词，兴许是李元昊的气度，也许就是巫刚那爽朗的笑，我的网名就叫“西夏”，我把她叫成了甘州城里的马伊娜。不应该那么叫她，谶语，或者宿命，李元昊攻下甘州城，某种意义上，就是为的马伊娜，而马伊娜却奋身跳进了火池里。 我转过了身子，她，我的妻子还在队中间排着，给旁边一个问话的老太太说着什么。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又是一句谶语，她抚摸着王昭君弹琵琶的雕像，背出了这样的诗句。一种慵懒的怨艾。蹿动的黄昏像是她胸前抱着的一只黧色的猫。
望着南方。祁连雪山。噢，对了，《西夏王朝》还有一个别名，《贺兰雪》，我知道，首播时叫《贺兰雪》，后来怎么改成了《西夏王朝》？她说他喜欢那个叫没藏黑云的女人。我也是，因为她和她长得很像，尤其是那嘴，挺———
她坐在了雕塑下的一个石凳上。
沿路的一排杨树下，是一绺卖旅游纪念品的小卖店。一顶礼帽，一个小皮骆驼，一个飞天女葫芦雕，一对夜光杯，还有……我拿起了一对玉手镯，心一动，买，她和我，一人戴一个……眼前，一卷木牍吸引了我，知道敦煌、居延都出土过此类东西，但还没见过，这宝怎么会在市场上卖呢？
我示意卖主，他点头，可以打开看。
春宫图。
卖主贴近了我的身边，很隐含，又很淫秽地引诱：稀缺，神秘……
我心已不在木牍上。在玉手镯上。
“这是啥？”她站在了我的旁边。
“木牍，”我说，赶紧圈了起来。
“我看一下。”
“看不懂的，西夏文。”
她更好奇和固执了。“见识一下。”
她刚打开，一下扔回了摊上，脸比夕光还红，走远了。
卖主发着淫荡的笑声，像一口黄昏的破钟。
我买。有种负罪感，或者是一种心旌吧，慌慌买了那对玉手镯。
“石燕，”我喊。
“手机响了。”妻子已迎上我走来。
飞鸣一直跟着我，和我亲，都说，长得像我。
城门里两个古装士卒，脸抹着古铜色，眼睛不眨，几乎像俑。飞鸣摸摸士卒手中的矛杆，依然不动。她被一种坚毅的静给吓住了，猛一踅，捉住了我的衣襟。
“啥？”
眼睛里有湿气渗出，像泉边，忽而又有蝴蝶一样的笑意扑闪扑闪。
“人，”我说。
还增加了射箭场、戏台等娱乐场所。给飞鸣在一个梳着小辫子的艺人前剪了一张侧影相。又剪了一张合影。
那时候是八月，城楼里还没有这些设施，只有几个卖小玩意的，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像个慵倦的更夫。晚风吹动檐角上的风铃。
上城楼，得向右拐，斜坡：并行着青砖台阶和马道。
拐角处一块大石头，中间有两个石窝，被石头磨得很光滑。“燕鸣石”，墙上有说明书。妻子看过说明书后，拿起石窝里的一块石头在大石头上砸了几下，墙角里传出“啾啾啾”的回音。
“真像燕子叫呢，”她说。
“士兵们想家了，敲几下，这种燕鸣声就能传到千里之外的家中。那边人听到了，拿两块石头一敲，这边也能感应到，像家书。”
“那，城楼上多余的那块砖呢———不是说那是家书吗？”
“都是，寄托吧。”就像———她。
八月的暮晚，天氣起了凉意。城楼里的古意也更深了。她拿起石窝里的石头时，哆嗦了一下。“冰，”她说，忍了忍牙，在大石头上砸了三下，是三下，记得很清，就像是叩拜，只三下。啾啾啾，暮色中，声音更空旷，厚重的像是一个新生命在诞生。她的神情有些凄然的庄重。
“燕鸣，不是太好，飞鸣更好。”她说，又拿石头敲了三下，居然真有一群燕子，仿佛刚从大石头里飞出，飞过了城墙，在高空盘旋。
她开朗地一笑，很莫名。
“要是生个女孩子叫飞鸣多好，”她说，嗔兮兮地瞥了我一眼。
我逗。当然是逗她。
“姓啥？姓我吗？”
“当然指的是我的姓，付。”
“去。”
她一笑，突然又凄然了。
“就跟我的姓吧，要真生了的话。”
“什么意思？”
“姑且吧。”
“什么意思？”
姑且。
“石飞鸣，”我吟了吟，“不好，还逗，付飞鸣也不好。”
她的眼中是啥？旧日，还是未来？莹莹的。
“你的名字加上才好呢，石燕，石燕飞鸣。”
她不得不为我的机智笑。“姑且吧，”她说。
飞鸣也想拿起石头敲敲，得双手，只一下，石头就滑下去了，差点砸在脚上。但她不罢休，要爸爸替她敲三下，我敲了，是六下———我替她，石燕，也默念着敲了三下。
啾啾啾，就像追一群燕子，妻子走台阶，我牵飞鸣的手走马道，上了城楼。
她看着后楼平台上，放置了几百年的一块青砖。“家书，”她说，想想挺有寓意的。
“圣旨，明朝皇帝的圣旨。”我说。
“其实，家书和圣旨有什么区别呢，对于一个家，一封家书无疑就是一道圣旨。”她说。
她就是我的圣旨。
我苦苦追求她，可她总是若即若离。尤其是近半年，她几乎不给我机会，连电话都不接，甚至是一种逃离。
昨天，她突然的一道圣旨。
她发短信说，“想和我一起出去走走吗？”
“去哪？”
“你说。”
“说个意向。”
“大漠，孤烟，美酒，月光。”
“那就嘉峪关吧。”
“好。”
“明天早晨出发。”
“不行，下午。我有些事要安顿。”她短信说，好像是出趟多远的门呢，甚至我脑子里跳出了一句不详的话：像是安排后事呢。
“石燕，其实，你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一道圣旨。”我说。
她看看我，又看看那块青砖；圣旨也孤寂呀，她说。
“你倒底有什么心事？” 她摇摇头。
“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儿离阳关远不远？”她突然说。
“不太远，”我说，“也就一百多公里。想去吗？要不，明天我们去阳关，还有敦煌。”
“算了，她长长出了口气，心远地自偏呀，可是———”
没了下句，只有八月的晚风忽地卷上来一股黄沙，像是我们适才惊飞的那群石燕子，落在了城墙垛上，婆婆娑娑的。
向北望去，暮气中的马鬃山被夕光染得昕红，风一描，简直就是一匹奔跑的枣红马，你能感觉到它那不羁的嘶鸣和寂寥的鼻喷。
这样的暮光下，谁不会为一个憷憷的女子不单是动容，甚至舍身。战争在这里留下了千年的伤痕，但随着时间都平复了，何况石燕，究竟心里有多少的泥泞，多少的淤塞呀。
“石燕，嫁给我吧。”
她一惊，身子随着暮色的挤压而收紧。远处，有一群羚羊奔跑着，扬起了尘沙，进了山谷之中。
“不行，”她闭上了眼睛。像是自己走进了自己，关上了身体。
“为什么？”我说，我想摇着她的身子、她的灵魂，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贴得很近，灵魂和灵魂似乎都萦绕在一起了，可是，究竟哪儿出了偏差，为什么……我握紧的只是城墙垛上的一块青砖。
她慢慢睁开了眼睛，像是哗哗翻开了两页书，让我从中辨认。
“我倒是想，可是我不能。”她说。
我从她的眼睛里认出了幽怨，可从她的话里却认不出原由。
“为什么？”
“你会明白的。”
“飞鸣坠着我的衣襟，爸爸，”她说。她还说什么来着，我几乎没有听清，其实她的声音很大，像是一个木锤，敲了我一下，而我像是一口搁潮了的鼓，甍地响了一声。
“石燕飞鸣，”我说，突然冒出来的。我几时这样叫过飞鸣，说都不说。只有那次，她说，她要生个孩子就叫飞鸣，我说石飞鸣、付飞鸣，最后姑且成了石燕飞鸣。
飞鸣说，“啥？”
我把她搂起来，“石燕飞鸣，”我说，亲亲她的耳朵说，“听到了吗？”像是给她在那个暮晚说的———石燕飞鸣。
深暮中，她的伤感像一个雪球。
两年前，我和她刚认识不久，那时我们都是对方最新鲜的东西。那年冬天，我们一起去过一次甘州城外的黑水国遗址。
在古城池里，我们捡拾着子母砖，但总是没有对成一块完整的。
那天，天空飘着明霜，她的脸冻得红扑扑的。我心疼地捂住了她，她没有拒绝我双手的暖意，甚至嘴唇。
我们从一个地洞里钻进去，攀着土台，上到了箭楼上。坐在一截断垣上，我们都穿着黑黑的棉衣。请一个牧羊人照相。“看，多像一对刚刚捡到的陶罐，”我说。她笑，把冰手杵进了我的怀里。
“回吧，”我说。我想搂着她，像一只陶罐碰响另一只陶罐。
但她拒绝了。她只是轻轻攥了攥我伸出的手，像放弃什么似地，唉了一声，“回就回吧。”
下了城楼，我想搀着她，或者更亲密些。而她，就那么似有似无的走着，不拒绝也不接受。这样反而比冷漠更冷漠。
雪球在月光下越滚越大。
在嘉峪关场楼广场上，她坐在了王昭君雕像旁的石凳上。我站在旁边，摸摸石雕上昭君怀抱的琵弦，似乎一阵嘈嘈切切，震得心里山崩地裂。我也被伤感了。
“为什么？”我依然问。
她摇摇头，月光像她刚沐浴过，甩出的水珠。
她要我的手机打个电话。她的手机总是关机，为什么？她究竟在躲避什么？
我给了她，她要向远走开打去，我知道她要避我，还是我走开了。
“爸爸，我想要个手镯。”
“石燕，”我喊，手里拿着刚买上的一对玉手镯。
“石燕。”
“爸爸，我是飞鸣，刚才你在城楼上叫我石燕飞鸣，这会儿怎么又给我改名了，咋光是石燕，没了飞鸣。”
哦，飞鸣呀，我恍然大悟。石燕飞鸣，对，石燕也行，飞鸣也行，都是简称。
进了一个纪念品店。我首先在摊子上扫视了一圈，看看有没有木牍。似乎还是那个店，人还是那个脸上有些油腔滑调的男人，只是时间那把凿子又在他的脸上凿了几道印痕。那么我呢？是不是还是见了春宫图就不知所措的那个付成？而她呢？
她打完电话，把手机给我后，心情突然变得很明朗。
“走，进嘉峪关城里吃火锅去，”她说，还像在黑水国遗址那次一样，把脸贴在了我的脸上，还有嘴上。
我们喝了酒，两人一瓶五十二度白酒。
夜深了，我们才相互搀扶着，摇摇晃晃地找到了一家宾馆。
“登两间。”我说。
“不，”她说，“我给你……”
“什么？”我说。
“不要浪费钱，”她说，一字一顿。“不要浪费……”
“什么？”我说，“什么呀？”
“感情，”她说。
“石燕，”我说。
“我什么都没了，”她说，脸上升起了一种东西。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今夜。
回山丹后，她一下子仿佛失踪般杳无音讯。
我能怎样？说实话，我还不知道她的家住哪里。她家住甘州人，我在山丹，我们是在一次文艺活动中认识的，只知道她办着一个古筝培训班。那些天，我几乎疯了般跑遍了整个甘州城，到处打听哪里有古筝培训班。却一次次落空。
半个月后的某一天，我突然又收到了她圣旨般的短信。
我有种不详之感。真要是那样，有人会和你联系的。别再找我。
手机立马打过去就关机了。
两天后。医院里。
一个护士打电话，把我叫了去。给了我一封信和一个孩子，还有一个手镯。她大出血。
孩子是他的，但他不知道，我不想让他知道，你也是，一定保密，替我养大。有天晚上他约我喝茶，茶里放了药。
嘉峪关才是我的真爱。
我知道她说的嘉峪关是什么，就是那天晚上，她说她把她给我，但是最好的已被人掠夺了。我以为她说醉话呢。
那么，他是谁呢？
我想到她那天在嘉峪關打的那个电话，我赶紧翻通话记录，早没了，也许她当时就删了。
后来，有个男人给我打电话，开口就问我把石燕弄哪去了。
妈的，我一想，肯定就是那个他。妈的，我说，滚！
飞鸣，你看，我从随身背的包里掏出了和摊位上一模一样的一对玉手镯。
哪来的？飞鸣说，惊奇的眼睛里像飞出了一群鸟儿。
你的，我说。石燕飞鸣的。
妻子笑了笑，剜了我一眼，大热天的，像甜蜜的毒汁。
责任编辑：频阳子
作者简介：梁积林，甘肃山丹县人。参加过诗刊社第二十一届青春诗会。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级研修班学员。著有诗集《河西大地》《西北偏北》《部落》等多部和短篇小说集《寻找道尔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