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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87年师从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荣幸成为费孝通门下唯一“边区开发”方向的博士生，从此和费先生及其家人结缘。先生已经仙逝15年了，15年后的今天，跟先生学习的情景仍时时浮现脑海，斯人已逝，思念依然。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城（今苏州市吴江区）富家桥弄的一个没落绅士家庭。得益于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费孝通从14岁就开始发表文章。对于早年的费孝通来说，父母的乡土情结和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再加上那个时代救国强国的社会氛围，使他从学医救人改为学社会学以救中国。1928年费孝通考入东吴大学医学预科学习，“五卅”运动爆发后，费孝通热血沸腾地和同学一起上街游行闹学潮，因此被迫转学到北平的燕京大学。1933年费孝通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又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人类学硕士研究生。
1935年费孝通清华硕士毕业后，立即就和新婚不久的妻子王同惠，赴山高路险的广西金秀大瑶山实地调查，半途发生一死一伤的悲剧。费孝通误入虎阱，王同惠慌忙觅援不幸失足跌崖。费孝通养伤期间，回到了老家吴江，去了姐姐工作的开弦弓村，凭着姐姐在村子里的崇高威望，做了一个多月的社会调查。依据这些感情充沛又深入细致的调研材料，费孝通留学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并顺利完成学业，他的博士毕业论文《江村经济》（英文著作名《中国农民的生活》）得到导师马林诺斯基教授的高度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美人类学、社会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从此步入世界人类学、社会学著名学者行列。
费孝通于1938年从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毕业后，当年10月辗转到达抗战大后方昆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职，15天后就马上选择禄丰县的村庄开始内地农村调查。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他不得不迁移到昆明远郊的呈贡县，借用古旧的魁星阁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工作。费孝通率领一批有志青年，坚持不懈地开展认识中国的调查研究，1939到1940年他和助手张之毅、史国衡、谷苞等人又多次到昆明、玉溪、大理等地进行田野调查，聚集“魁阁”热烈讨论和反复修改，先后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昆厂劳工》等一批调查报告。
1943年6月至1944年6月，费孝通赴美访学一年。他利用抗战时期这一难得的平静机会，不仅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合编翻译成《云南三村》（EarthboundChina）在美出版，还不断写出“旅美寄言”系列文章在云南的《生活导报》上连载，1945年由生活出版社集辑为《初访美国》出版。为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美国文化，他将美国女人类学家米德的著作《美国人的性格》进行翻译改写为读书笔记，1947年也由生活出版社发行。这使得他的类型加比较的研究方法，又加入了美国社会的参照。1948年4月将报刊上所发文章14篇，由上海观察社列入“观察丛书”结集为《乡土中国》一书出版。
在充分调查研究乡土中国的基础上，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费孝通和一批知识分子就开始探索乡土重建。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生育制度》，是费孝通研究中国婚姻制度的一本力作。1948年春费孝通停顿了“一向做的实地研究工作”，打算“转变一个研究的方向，费几年读读中国历史”，1948年夏天由上海观察社出版《乡土重建》一书；他与吴晗等六人一起探讨“中国社会结构”，于1948年底由上海观察社出版了合著的《皇权与绅权》一书。他认为中国社会正面临农业文化“匮乏经济”向工业文化“丰裕经济”的变迁过程。
费孝通1939年与孟吟结为终身伴侣，1940年女儿费宗惠出生，沉重的生活负担，也将他逼成写文章的“快手”，靠给报刊杂志写稿以补贴家用。好不容易盼到1945年抗战胜利，全面内战又阴云密布。费孝通作为当时著名的民主教授，走在要民主、反内战、反饥饿的前列。国民党特务痛下杀手，先后暗杀了李公仆、闻一多等民主教授，费孝通也被列入黑名单，他在最后关头弃家逃命，连千辛万苦得来的大瑶山体质人类学调查材料等都没来得及带走。1946年11月他应英国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访问英国，1947年3月归国后跟随潘光旦先生加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工作。1948年4月，费孝通和雷洁琼等人一起，应中共中央邀请赴西柏坡共商国是。1949年9月，费孝通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此意气风发地参与新中国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热情洋溢地投身国家的建设事业。费孝通受中共中央的委任，担任国家专家局和中央民委的领导工作，参与了民族慰问、民族识别、民族大调查、民族学院组建及其相关的教学活动。1957年以后费孝通沉寂了20年，政治风云变幻所带来的国家和个人遭遇，对于一个学者既是灾难也是一笔财富。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讓费孝通格外珍惜。费孝通总是站在时代的前沿，紧贴中国的实际，不断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他总结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经验，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他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富民，思考最多是中国发展之路。
费孝通及时提出“小城镇，大问题”，先后总结出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民权模式等不同的发展类型。他在1987年提出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设想，首倡“边区开发”并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1990年费孝通以民盟中央名义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发展；在珠江模式追踪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珠三角一体化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费孝通在天津考察时强调港口与腹地的关系，对沿渤海湾开发和京津冀建设提出建议，今天也发展为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他还最早提出激活早就存在的丝绸之路，带动西北、西南的整体发展，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在他的“凉山行”和“甘肃行”中就能找到根。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以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16字箴言，与中国新时代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和平发展”达成新型国际关系也遥相呼应。
1987年夏天，笔者跟随费孝通先生考察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的嗄仙洞，据说这里是中国古代鲜卑人的发源地，费孝通先生兴趣盎然地实地考察研究。
总结费孝通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之路，他经历过三次死亡考验，有过两次传奇的爱情经历，承受20年的压抑与沉默，坚持70年的学术生涯。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又幸运地师从吴文藻、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等国内外著名学者，饱喝洋墨水却一头扎进“乡土中国”，毕生“行行重行行”，探索“认识中国从而改变中国”的路径，当过国家领导人却始终自认为“老来依然一书生”。
“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既是费孝通一生学术追求的自我概括，也是费孝通学术思想的高度总结，他毕生都围绕中国现实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始终贯穿着他所倡导的“从实求知”精神和“志在富民”的抱负。正因为费孝通很好地解决了理论和实际、学术和应用、高深和普及的关系，他的学问对国家有贡献、对人民有关怀，对社会有用处、对学术有意义，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代学术大师，更为后人树立了为学为人的榜样。
（作者简介：徐平，1990年获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法学博士学位，师承费孝通教授。现任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城（今苏州市吴江区）富家桥弄的一个没落绅士家庭。得益于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费孝通从14岁就开始发表文章。对于早年的费孝通来说，父母的乡土情结和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再加上那个时代救国强国的社会氛围，使他从学医救人改为学社会学以救中国。1928年费孝通考入东吴大学医学预科学习，“五卅”运动爆发后，费孝通热血沸腾地和同学一起上街游行闹学潮，因此被迫转学到北平的燕京大学。1933年费孝通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又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人类学硕士研究生。
1935年费孝通清华硕士毕业后，立即就和新婚不久的妻子王同惠，赴山高路险的广西金秀大瑶山实地调查，半途发生一死一伤的悲剧。费孝通误入虎阱，王同惠慌忙觅援不幸失足跌崖。费孝通养伤期间，回到了老家吴江，去了姐姐工作的开弦弓村，凭着姐姐在村子里的崇高威望，做了一个多月的社会调查。依据这些感情充沛又深入细致的调研材料，费孝通留学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并顺利完成学业，他的博士毕业论文《江村经济》（英文著作名《中国农民的生活》）得到导师马林诺斯基教授的高度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美人类学、社会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从此步入世界人类学、社会学著名学者行列。
费孝通于1938年从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毕业后，当年10月辗转到达抗战大后方昆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职，15天后就马上选择禄丰县的村庄开始内地农村调查。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他不得不迁移到昆明远郊的呈贡县，借用古旧的魁星阁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工作。费孝通率领一批有志青年，坚持不懈地开展认识中国的调查研究，1939到1940年他和助手张之毅、史国衡、谷苞等人又多次到昆明、玉溪、大理等地进行田野调查，聚集“魁阁”热烈讨论和反复修改，先后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昆厂劳工》等一批调查报告。
1943年6月至1944年6月，费孝通赴美访学一年。他利用抗战时期这一难得的平静机会，不仅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合编翻译成《云南三村》（EarthboundChina）在美出版，还不断写出“旅美寄言”系列文章在云南的《生活导报》上连载，1945年由生活出版社集辑为《初访美国》出版。为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美国文化，他将美国女人类学家米德的著作《美国人的性格》进行翻译改写为读书笔记，1947年也由生活出版社发行。这使得他的类型加比较的研究方法，又加入了美国社会的参照。1948年4月将报刊上所发文章14篇，由上海观察社列入“观察丛书”结集为《乡土中国》一书出版。
在充分调查研究乡土中国的基础上，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费孝通和一批知识分子就开始探索乡土重建。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生育制度》，是费孝通研究中国婚姻制度的一本力作。1948年春费孝通停顿了“一向做的实地研究工作”，打算“转变一个研究的方向，费几年读读中国历史”，1948年夏天由上海观察社出版《乡土重建》一书；他与吴晗等六人一起探讨“中国社会结构”，于1948年底由上海观察社出版了合著的《皇权与绅权》一书。他认为中国社会正面临农业文化“匮乏经济”向工业文化“丰裕经济”的变迁过程。
费孝通1939年与孟吟结为终身伴侣，1940年女儿费宗惠出生，沉重的生活负担，也将他逼成写文章的“快手”，靠给报刊杂志写稿以补贴家用。好不容易盼到1945年抗战胜利，全面内战又阴云密布。费孝通作为当时著名的民主教授，走在要民主、反内战、反饥饿的前列。国民党特务痛下杀手，先后暗杀了李公仆、闻一多等民主教授，费孝通也被列入黑名单，他在最后关头弃家逃命，连千辛万苦得来的大瑶山体质人类学调查材料等都没来得及带走。1946年11月他应英国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访问英国，1947年3月归国后跟随潘光旦先生加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工作。1948年4月，费孝通和雷洁琼等人一起，应中共中央邀请赴西柏坡共商国是。1949年9月，费孝通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此意气风发地参与新中国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热情洋溢地投身国家的建设事业。费孝通受中共中央的委任，担任国家专家局和中央民委的领导工作，参与了民族慰问、民族识别、民族大调查、民族学院组建及其相关的教学活动。1957年以后费孝通沉寂了20年，政治风云变幻所带来的国家和个人遭遇，对于一个学者既是灾难也是一笔财富。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讓费孝通格外珍惜。费孝通总是站在时代的前沿，紧贴中国的实际，不断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他总结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经验，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他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富民，思考最多是中国发展之路。
费孝通及时提出“小城镇，大问题”，先后总结出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民权模式等不同的发展类型。他在1987年提出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设想，首倡“边区开发”并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1990年费孝通以民盟中央名义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发展；在珠江模式追踪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珠三角一体化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费孝通在天津考察时强调港口与腹地的关系，对沿渤海湾开发和京津冀建设提出建议，今天也发展为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他还最早提出激活早就存在的丝绸之路，带动西北、西南的整体发展，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在他的“凉山行”和“甘肃行”中就能找到根。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以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16字箴言，与中国新时代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和平发展”达成新型国际关系也遥相呼应。
总结费孝通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之路，他经历过三次死亡考验，有过两次传奇的爱情经历，承受20年的压抑与沉默，坚持70年的学术生涯。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又幸运地师从吴文藻、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等国内外著名学者，饱喝洋墨水却一头扎进“乡土中国”，毕生“行行重行行”，探索“认识中国从而改变中国”的路径，当过国家领导人却始终自认为“老来依然一书生”。
“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既是费孝通一生学术追求的自我概括，也是费孝通学术思想的高度总结，他毕生都围绕中国现实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始终贯穿着他所倡导的“从实求知”精神和“志在富民”的抱负。正因为费孝通很好地解决了理论和实际、学术和应用、高深和普及的关系，他的学问对国家有贡献、对人民有关怀，对社会有用处、对学术有意义，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代学术大师，更为后人树立了为学为人的榜样。
（作者简介：徐平，1990年获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法学博士学位，师承费孝通教授。现任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