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英华语言录》（Custom Officers’ English-Chinese VadeMecum， compiled with a view to member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 Service），191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旨在帮助中国海关工作的外国人员学习汉语。该书尺寸为32开本，共95页，在民国海关洋员中产生一定影响。

作者与成书背景

　　该书作者署名D. Okamoto，日本人。史料对其记载不多。詹庆华、冯庆松（2008）简单提及了《海关英华语言录》一书，将D. Okamoto翻译成冈本大八。但并未详细介绍作者及该书。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人名权威检索系统中，可查到D. Okamoto，中文译名为冈本大八，并附有其简单生平简历：于1909年4月初次来华，在海关担任巡役。1938年2月至1940年在上海的江海关任职，先后担任江海关署副税务司、副税务司、总监察长。而关于他的生卒年、详细的生平简历无从考证。1909-1938年在华的活动也无法得知。那么这位冈本大八（D.Okamoto）是否就是《海关英华语言录》的作者呢？目前无法查到更多关于D.Okamoto的资料。但依据该书的序言中作者的署名及其头衔可知，在编写该书时（即1915年2月），D. Okamoto为龙井村分关（即珲春关延吉分关）二等钤子手（2nd class Tidewaiter）。我们据此推测，该书作者D.Okamoto中有可能就是中研院检索系统所查到的冈本大八。原因有二：其一，1909年来华进入海关，从巡役做起，需要经过试用钤子手、四等钤子手、三等钤子手，才能晋升为二等钤子手。那么在1915年成为二等钤子手，从时间来看，似乎很有可能。其二，1904年日俄战争后，中国东三省的海关里开始陆续出现日本籍工作人员。七七事变后，日本逐渐获得上海江海关的控制权。因此对照冈本的经历，1915年在辽宁珲春关工作，1938—1940年在上海江海关任职，似乎很能说得通。除了这本《海关英华语言录》之外，并未见冈本大八的其他著作，是否存有，待考。
　　该书之所以写作是因为海关洋员汉语学习的重要性使然。1911年，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接替赫德（Robert Hart）成为海关总税务司。1911年1月3日，安格联发表第1756号通令，就汉语学习方法、课程、考试安排和学习参考书提出了具体要求。在该通令中，安格联明确了海关洋员的汉语水平考试内容：口語（300分），公文（300分）、发音（50分）、标点（50分）、海关术语知识（50分）、提问（50分）、音节（50分）、汉字书写（50分）。1911年3月29日，安格联在第1783号通令中，重申汉语学习的重要性，通过奖学金刺激等鼓励海关洋员学习汉语，把汉语学习与考试作为升迁的主要依据，规定每年5月第二周举行外班洋员的汉语考试。此外，安格联于1914年在奉天专门开设税务学堂培养海关学习汉语。冈本是否有可能参加了该学堂的汉语学习，目前没有史料佐证。但从安格联上任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可知，自1911年始，海关汉语学习更加系统化、专业化以及专门化。这也是这一阶段汉语教材编写的依据和指导原则。《海关英华语言录》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同时，该书成书也体现出了对清末民初海关外班洋员生存状态的关注。当时主管外班洋员的上海关超等总巡道森（C. P. Dowson）于1912年公开反对安格联制定的关于外班洋员的一些规章制度，多次写信表达了对海关外班洋员在华生活待遇、生存状态的担忧，希望海关能够对这一群体予以重视。因此，也催生了针对海关外班洋员的汉语学习教材的出现。我们在《海关英华语言录》的序言里也可以看出，道森对该书的出版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和推动。

该书有何特色

　　从对外汉语教材角度出发，《海关英华语言录》是一本专门为海关事务人员而编写的实用汉语手册，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针对性强：教学对象明确、教学内容呈现出专业汉语话题、场景等特点。从教学对象来看，作者在序言里指出，该书特别针对海关税课司稽查科外班洋员而编写。根据总税务司安格联于1912年发出的通令，自1912年6月1日起，海关人员分为税课司（即原来的征税项）、海政局（即原来的船钞项）以及工程局三部分。这三部分以税课司人员最重要，人数也最多，约占全部海关人员80%以上。从当时通行的汉语教材来看，并没有针对这一庞大群体汉语学习的专门教材。因此，该书的出现显得尤为重要，是海关洋员的工作手册。稽查科专司货物验估及防杜走私。因此，针对稽查科的工作性质，该书内容共有十课，分别为：进口船、装卸货物、验船、出口船、监视、封船口、验货厂、诘问违章、搜查以及常用词汇。从编写体例来看，每课以英文翻译、中文课文、威妥玛式拼音三纵览呈现。在该书的编撰过程中，冈本得到了大连关署税务司黑泽礼吉（M. Tachibana）以及主管外班洋员的上海关超等总巡道森的帮助。这也使得该书的专业性不言自明。从对外汉语教材角度来看，这是一部针对性很强、专业性很强的专门用途汉语教材。编者以稽查科外班洋员日常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对话为编撰原则，引入真实场景语料，生动地再现了其工作真实场景。以第五课“监视”为例：
　　A（监视员）：您是船客么，有行李没有。
　　B（船客）：有，可都是罐头东西，还得上税么。
　　A：那现在还不敢准说上不上，我想因为这罐头太多了，你也得上税罢。
　　二是实用性强：不考虑汉语学习的整体安排，讲究“速成”“便利”与“捷径”。作为一本专门用途汉语教材，学习重点是会话和行业用语。作者并未考虑汉语学习的整体安排，并未按语音、字、词、句循序渐进的顺序进行，而是从实用角度出发，以话题为编写考量，重视句型教学和语流教学。前九课是稽查科工作人员需要面对的九种工作场景，第十课为这些工作人员所需要的常用词汇，冈本按“义类”分为十类：地名类（包括国家名称、中国开埠城市及其所属海关）、文具类、家具类、药材类、果蔬类、禽兽类、饮食类、金石类、军械类、杂项（主要是数词、量词及度量衡等）。这些词汇正是进出关时海关税课司局稽查科外班洋员所必须掌握的词汇。海关对于内外班的汉语水平要求不同。内班人员文化层次较高，外班人员对身体素质和品行有一定要求，教育程度要求较低，只要求能流畅地读和写。因此，该书从实用、速成、便利和捷径出发，不求外班洋员对语音、汉字、词汇的全方面掌握，而是编写能让他们快速查到、能立刻用上的词汇和句子。该书以学习者为中心，根据具体的交际场景、交际对象和交际目的设计话题，注意将话题与功能相结合，使学习者能很容易进入角色，迅速地进入到有效的学习中去，使学习者更好、更快地达到学习目标，体现了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实用性原则。以第四课“检验船”为例： 　　A：这只船，几点钟要开呀？
　　B：等货物全都卸完了，立刻就要开的。
　　A：那么已经上关报明出口了么？
　　B：您得切记着，是没带出口准单的船，都不准出口的。
　　A：现在挂了旗号了。
　　三是属于20世纪初的“京味儿”：该书的语言体现了清末北京话口语的特点。除了有大量儿化词之外，还有许多北京话口语词汇，如：时间名词“昨儿个”“今儿”等，代词“您”“您纳”“多偺”“些个”“那么”“那么着”“这么着”等，动词“得”“拐”等，形容词“不得劲儿”，介词“趁”“从”“打”“起”等，语气词“罢”“呢”“呀”“咯/了”等，助词“来着”“着呢/哪”等。这些北京话词语的选择，不仅体现了自19世纪末起，北京官话一直是海关洋员汉语教学重点，也反映了清末民初北京话口语的基本面貌，为我们研究清末民初北京官话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具有汉语史价值。特别是其中记录的一些北京话口语的词汇，当今的北京话词典并未记载，更具有价值。
　　四是以交际功能为首要目的，“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海关英华语言录》以交际情景功能为主，兼顾语言要素，按实际需要的交际场景构成词句和课文，旨在培养外班洋员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帮助他们在特定的情景和特定的话题中完成一项交际功能。《现代语言交际大纲》指出，在目的语文化语境实现有效的交际，包括四个部分：功能、情景、话题和表达。我们从这四个标准来评估《海关英华语言录》，可以看出该书很好地设置对话情景，将话题与交际功能结合起来，指导学习者进行有效、规范的表达。学习者学习完这些话题就可以直接将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这一点给当今对外汉语专门用途汉语教材编写很有启发意义。以第三课“验船”中的一段对话为例，冈本设置了特别真实的对话情景：外班洋员检查船主的船。在这个对话中，话题和交际功能特别好地结合在一起：
　　A：那船底下的篓子里，装的是甚么呀，给我打开看一看。
　　B：这不是洋药么，这是中国严禁进口的东西，您万不可以带着上岸。
　　五是该书所列海关工作人员必备进出口货物词汇表突显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有的词汇表述方式。例如：“风雨表”（即晴雨表）、“双筒千里眼”（即望远镜）、“寒暑表”（即温度表）、“激筒”（即泵）、“自来血”（即补药）、“假奶油”（即人造奶油）、“火酒”（即酒精浓度）、“麻茄酱”（即番茄酱）等。

启示与意义

　　自19世纪中叶起，海关从清政府的行政序列中分离出来，实行高度自主的垂直领导体制，其活动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海关总税务司署掌握全国海关行政权。作为总税务司的赫德和安格联大力推行汉语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控制中国海关，维护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将海关洋员汉语学习自晚清从个体的、无针对性、分散式的学习模式发展成为民初系统的、有针对性、有组织的学习模式，在这一变化中，教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海关英华语言录》纯粹出于海关实际工作的需要，是一本针对海关税课司稽查科外班洋员的专门用途汉语教材。该书来自实践、经过实践检验并运用于实践，对海关税课司专业词汇汉英译名的统一起到了很大作用，对海关洋员熟悉汉语海关术语起到了辅助作用，而且从该书可以钩沉和梳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语言面貌、中西语言学的发展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对现当代西方汉学界的逐步关注、借鉴与合作，推进了各项专题研究的进展。其中近代来华西人的汉语学习与汉学成就，已成为国内语言学与历史文献学者共同瞩目的研究领域。然而总体上来说，目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究其原因，一是语言的异质程度大，二是语言接触的规模和范围广。而海关洋员则由于关税工作的特殊性、海关档案的保密性，更是导致其汉语学习史与汉学贡献，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海关洋员面对中外商贸的岗位职责，促使其学习汉语、使用汉语，也因其对中国社会的亲身体察，他们的研究更深刻、更准确，而不像传教士、外交官无法改变的宗教使命与外交立场。因此，从该书的内容及重要价值为个案来看，也在提醒学界需要重视加快推进对中国近代海关洋员汉语教学与汉学论著的整理研究。
　　特别是该书对我国当前的汉语国际教育与推广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冈本大八的这本以特定群体的专门教材，在汉语学习的方法上、教材编写方面更系统、更专业，為今天的汉语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借鉴。我们可借鉴冈本大八探索汉语学习规律的经验。该书以学习者为中心，以交际功能为纲，以“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为编撰原则，以北京官话口语为教学重点，按话题编排课文，按“义类”方式编排词汇，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指导性。当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不断设立，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而该书的汉语学习方法在今天仍然可以为外国人如何学好汉语提供帮助，并为汉语国际教育与推广的专门用途汉语教材的编写提供一定的参考。
　　语言作为文化载体和交流工具，构建起不同文明间对话的桥梁。据初步统计，洋员的国籍有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瑞典、西班牙、比利时、奥地利、匈牙利、挪威、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20多个国家。因此，海关洋员学习汉语的过程与文化传播的过程紧密相连。尽管当时海关提倡汉语学习动机并不纯粹为了传播中国文化，但从客观效果来看，海关洋员成了中国文化的吸收者和传播者，海关洋员通过编写教材、词典和文化读本，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入学习。这些语言教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话。以一个世纪前的这本海关职业汉语学习教材为例，对这一群体汉语教学的研究，为当今“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和交流具有借鉴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