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三农问题一直是关系到我国全局发展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村发展速度对于城市的快速发展相对滞后。在持续的惠农政策下，城乡的居民收入差距却仍在扩大，2007年我国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3．33:1，为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最大值。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如何进行农村改革，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值得我们去探讨。
我国与日本、韩国同属东亚国家，农业、农村的特点有许多相似之处。准确把握并认真研究借鉴两国在推进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必将对我国正在推进的新农村建设带来有益的启示。
1日本韩国新农村建设
首先，介绍下两国各自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取得的成就。
1．1日本的新农村建设
日本在二战结束时，经济颓废。政府把有限的资源重点投放在大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上，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
面对发展的不平衡，1955年政府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构想”，第一次对农村的进行改革。改革的措施是，选择特定的地区成立农业振兴协会，制定发展农村经济的规划并加以实施，加大对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对实施新农村改革的市町村，建设费用中有40％是来自政府补贴。日本政府还在1961年制订了《农业基本法》，通过增加财政预算为农业生产建设提供贷款和补贴．重点投入在种植结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这次长达7年的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农业总产值由1955年的16617亿日元增至1962年的24381亿日元，农户平均年纯收入也增长了47％。
但日本区域间和行业间的差距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在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后，这个差距还在扩大。为此，1967年日本政府开始了第二次“新农村建设”，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实施有利于产业均衡发展、区域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一系列措施。在此阶段，日本政府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和经营现代化建设的资金投入。每个实施计划的市町村除政府补贴9000万日元外，还能得到2000万日元的国家农业金融机构贷款。在1972年日本成立了构造改善局，专门从事规划水利建设等工作，积极推动农村改革。这次改革的结果是：到70年代初，日本农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良种化。农业生产总值由1967年的41661亿日元增至1979年的115640亿日元，增幅高达177．16％。农民人均收入从1973年起就超过了城市居民收入。到1979年，农户平均纯收入已达53313万日元，比城市工薪家庭高出21．7％。
1．2韩国的新农村建设
韩国在实施经济发展计划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产业部门之间也出现了非均衡的增长，农业部门的发展严重滞后，城乡差距逐渐拉大。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为缓和社会矛盾，缩小城乡差距，解决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韩国政府于1970年提出了“新村运动”。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展历程具体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在这一阶段，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农村改革网络，同时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韩国政府还为全国所有农村免费提供水泥，用于农村的公共事业，这一措施意在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扩散阶段(1974--1976年)：此阶段新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建设的重点从基础阶段的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修建了村民会馆和以及生产生活公用设施。对发展条件好的农村提供贷款和优惠政策。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
(3)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79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在这一阶段，国内政治动荡，新村运动受到阻碍。经过调整后，新村运动从以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式改革，更加注重改革内涵和社会实效。
(4)国民自发阶段(1980--1989年)：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由民间组织对农民进行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等间接手段，重点调整农业结构，鼓励发展多种经营，推进农村金融发展，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当时农村居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准。
(5)自我发展阶段(1990年以后)：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新村运动带有鲜明的文明建设特点。政府倡导公民自觉抵制社会不良现象，推动国民道德建设、集体意识教育和法制教育。
经过二十多年的新村运动，到1993年，韩国人均GDP达到1400美元，农村居民的收入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广大农村地区进入了农业机械化、村村电气化、交通网络化、教育普及化阶段，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同步提高的目标。
2两国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农村建设的启示
日本和韩国的农村政策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政府积极参与建设。从日本的两次农村建设看，都是自上而下以政府为主体推进改革，即由政府针对农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主动倡导农村建设，体现了政府对农村的高度重视。韩国政府在推动农村改革过程中也起到了主导作用，调动农民的建设积极性，形成全民关注并参与农村建设的局面。
我国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明确政府在改革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须以政府为主导，结合农村实际，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和科技培训，并调动全社会各方面人士积极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使“三农”问题不再仅仅是农业部门关注的事情，而是政府各部门以及全社会都必须支持和参与的事，关系到国家振兴的重大事业。同时要注重科学合理的对农村进行建设，尤其是农村的开发必须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样才能保证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2)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组织作用。尽快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村产业新格局，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这不仅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前提条件。当前我国2亿5千万农户大多仍处于分散经营状态，农户经营的组织保障体制和机制至今尚未解决。与日本相比，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存在巨大差距。日本战后重建的“农业协同组合”在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一个集农业、农村、农户于一体的综合组织，由农民自愿结合而成的。该组织工作几乎涉及到了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目前全日本99％以上的农户都属于该组织。韩国在其农村建设的第三阶段也注意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通过由农民自己成立的组织来 主导新农村的建设，政府只是通过制定政策来辅助建设。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起到了政府难以替代的作用，在推动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农民组织强度低也是酿成“三农”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积极推进建设农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受益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3)积极培养新型农民。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软硬件环境的建设。在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要不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使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人翁，这是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巩固建设成果的关键。
日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十分关心农村基础干部的培养。韩国政府在进行农村建设初期，就动员大中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科技人员到农村推广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对新村指导员、社会各界负责人进行新农村改革教育。不但提高了农村建设者的素质，也为以后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石。
我国农村具有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等综合素质的管理干部十分匮乏，同时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又加剧了农村人才的供求矛盾。因此，要采取切实措施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使他们逐渐成为建设和管理新农村的核心力量。与日韩两国相比，我国农民整体素质水平还是比较低，要大力发展免费职业教育，加强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培训力度，是须最先进行的基础工作。
(4)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与制度。农村政策必须作为长期执行的一项稳定的基本国策，注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政策朝令夕改，这是日韩农村开发政策取得成效的关键。在日本两次推进新农村建设前后，政府共出台三十多部法律与法令，这些法律法令涉及新农村建设的各个领域，使农村建设过程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法制不完善，农村政策经常存在朝令夕改的情形。目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十一五”规划并实施，表明我国政府对农村建设和农业振兴以及农民生活的改善，已经纳入纲领性决策的范畴。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不但要注意政策的持续性，还应该分阶段制定阶段目标，逐步达到各项农业发展的目标。在200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上，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涉及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是我们党对农村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想的进一步细化，为8亿农民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奋斗目标，也让广大农民清晰地看到了美好的未来。
我国与日本、韩国同属东亚国家，农业、农村的特点有许多相似之处。准确把握并认真研究借鉴两国在推进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必将对我国正在推进的新农村建设带来有益的启示。
1日本韩国新农村建设
首先，介绍下两国各自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取得的成就。
1．1日本的新农村建设
日本在二战结束时，经济颓废。政府把有限的资源重点投放在大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上，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
面对发展的不平衡，1955年政府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构想”，第一次对农村的进行改革。改革的措施是，选择特定的地区成立农业振兴协会，制定发展农村经济的规划并加以实施，加大对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对实施新农村改革的市町村，建设费用中有40％是来自政府补贴。日本政府还在1961年制订了《农业基本法》，通过增加财政预算为农业生产建设提供贷款和补贴．重点投入在种植结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这次长达7年的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农业总产值由1955年的16617亿日元增至1962年的24381亿日元，农户平均年纯收入也增长了47％。
但日本区域间和行业间的差距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在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后，这个差距还在扩大。为此，1967年日本政府开始了第二次“新农村建设”，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实施有利于产业均衡发展、区域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一系列措施。在此阶段，日本政府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和经营现代化建设的资金投入。每个实施计划的市町村除政府补贴9000万日元外，还能得到2000万日元的国家农业金融机构贷款。在1972年日本成立了构造改善局，专门从事规划水利建设等工作，积极推动农村改革。这次改革的结果是：到70年代初，日本农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良种化。农业生产总值由1967年的41661亿日元增至1979年的115640亿日元，增幅高达177．16％。农民人均收入从1973年起就超过了城市居民收入。到1979年，农户平均纯收入已达53313万日元，比城市工薪家庭高出21．7％。
1．2韩国的新农村建设
韩国在实施经济发展计划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产业部门之间也出现了非均衡的增长，农业部门的发展严重滞后，城乡差距逐渐拉大。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为缓和社会矛盾，缩小城乡差距，解决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韩国政府于1970年提出了“新村运动”。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展历程具体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在这一阶段，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农村改革网络，同时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韩国政府还为全国所有农村免费提供水泥，用于农村的公共事业，这一措施意在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扩散阶段(1974--1976年)：此阶段新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建设的重点从基础阶段的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修建了村民会馆和以及生产生活公用设施。对发展条件好的农村提供贷款和优惠政策。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
(3)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79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在这一阶段，国内政治动荡，新村运动受到阻碍。经过调整后，新村运动从以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式改革，更加注重改革内涵和社会实效。
(4)国民自发阶段(1980--1989年)：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由民间组织对农民进行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等间接手段，重点调整农业结构，鼓励发展多种经营，推进农村金融发展，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当时农村居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准。
(5)自我发展阶段(1990年以后)：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新村运动带有鲜明的文明建设特点。政府倡导公民自觉抵制社会不良现象，推动国民道德建设、集体意识教育和法制教育。
经过二十多年的新村运动，到1993年，韩国人均GDP达到1400美元，农村居民的收入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广大农村地区进入了农业机械化、村村电气化、交通网络化、教育普及化阶段，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同步提高的目标。
2两国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农村建设的启示
日本和韩国的农村政策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政府积极参与建设。从日本的两次农村建设看，都是自上而下以政府为主体推进改革，即由政府针对农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主动倡导农村建设，体现了政府对农村的高度重视。韩国政府在推动农村改革过程中也起到了主导作用，调动农民的建设积极性，形成全民关注并参与农村建设的局面。
我国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明确政府在改革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须以政府为主导，结合农村实际，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和科技培训，并调动全社会各方面人士积极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使“三农”问题不再仅仅是农业部门关注的事情，而是政府各部门以及全社会都必须支持和参与的事，关系到国家振兴的重大事业。同时要注重科学合理的对农村进行建设，尤其是农村的开发必须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样才能保证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2)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组织作用。尽快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村产业新格局，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这不仅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前提条件。当前我国2亿5千万农户大多仍处于分散经营状态，农户经营的组织保障体制和机制至今尚未解决。与日本相比，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存在巨大差距。日本战后重建的“农业协同组合”在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一个集农业、农村、农户于一体的综合组织，由农民自愿结合而成的。该组织工作几乎涉及到了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目前全日本99％以上的农户都属于该组织。韩国在其农村建设的第三阶段也注意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通过由农民自己成立的组织来 主导新农村的建设，政府只是通过制定政策来辅助建设。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起到了政府难以替代的作用，在推动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农民组织强度低也是酿成“三农”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积极推进建设农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受益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3)积极培养新型农民。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软硬件环境的建设。在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要不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使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人翁，这是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巩固建设成果的关键。
日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十分关心农村基础干部的培养。韩国政府在进行农村建设初期，就动员大中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科技人员到农村推广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对新村指导员、社会各界负责人进行新农村改革教育。不但提高了农村建设者的素质，也为以后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石。
我国农村具有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等综合素质的管理干部十分匮乏，同时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又加剧了农村人才的供求矛盾。因此，要采取切实措施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使他们逐渐成为建设和管理新农村的核心力量。与日韩两国相比，我国农民整体素质水平还是比较低，要大力发展免费职业教育，加强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培训力度，是须最先进行的基础工作。
(4)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与制度。农村政策必须作为长期执行的一项稳定的基本国策，注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政策朝令夕改，这是日韩农村开发政策取得成效的关键。在日本两次推进新农村建设前后，政府共出台三十多部法律与法令，这些法律法令涉及新农村建设的各个领域，使农村建设过程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法制不完善，农村政策经常存在朝令夕改的情形。目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十一五”规划并实施，表明我国政府对农村建设和农业振兴以及农民生活的改善，已经纳入纲领性决策的范畴。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不但要注意政策的持续性，还应该分阶段制定阶段目标，逐步达到各项农业发展的目标。在200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上，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涉及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是我们党对农村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想的进一步细化，为8亿农民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奋斗目标，也让广大农民清晰地看到了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