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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草不生的荒凉大戈壁，酷热难耐的一波波热浪，卷着沙砾呼啸而过的狂风，日头刚落就密密麻麻扑过来的蚊虫，危险的毒蜘蛛，硕大的老鼠，或远或近的狼嚎……你相信吗?就是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中国地质大学博物馆馆长周洪瑞带领他的同事们一呆就是两个月。
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遇到的困难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粮食、蔬菜要从200多公里外的县城往回拉，由于天气炎热，运回的生肉在半路就已经馊掉了，到了驻扎地，做饭的时候只能放大把大把的花椒来掩盖肉的臭味；没有水，只能从50公里外的油田作业点运水，水的严重缺乏只能保证基本的饮用，洗澡、洗衣服都是一种奢求。平常衣服被汗一遍遍的湿透，汗碱堆积，衣服都硬成了一个壳；没有任何通讯信号，两个月里和家人取不到一丁点联系；凶猛的蚊虫只要碰到裸露在外的皮肤就一窝蜂似地涌上来…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周洪瑞带领着自己的团队，为地学博物馆内容的丰富和形象苦苦寻找着标本。不一样的“课堂”
凭着一种执着的精神，周洪瑞带领大家积极扩大馆藏、调整展厅，使得一向给人印象比較冷清的高校博物馆，在中国地质大学博物馆却呈现出另一种景象：博物馆布展与教材结合，每周接待四五个班的学生来上课。
“无论什么系的学生，入校培训中的一课就是参观校园博物馆，这是一道不成文的规定。”周洪瑞说，“与社会博物馆定位不同，高校博物馆最希望吸引的参观主体是学生和老师。因此博物馆重新布展时，我们把展厅分为地球科学厅、恐龙厅、地球与生命的历史厅和地球物质厅4个，分别对应地球科学概论、矿物学等7门基础课程。”换句话说，整座地质大学博物馆相当于7套“实体教材”。
“只要课本上有的标本，在博物馆里都可以找到实物。”周洪瑞自信地说，“从去年春天开馆至今，展厅每周都能吸引不少班级来上课，除了本校的，还有附近的林业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中关村_二小也把地理课搬到了博物馆，平均每周接待四五个班，最多一周接待了24个班的学生来上课。”
除了“展”教材，这座博物馆将学校历史也“凝固”成石头史，在地球科学展厅的展柜中亮相。指着展柜中错落摆放的十多块石头标本，周洪瑞说：“博物馆的大部分藏品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校时，继承了北京大学地质系、清华大学地质系、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地质系和唐山铁道学院地质科的收藏，历史已逾百年。如今，我们特意挑选出部分经典收藏配合当初的老标签一起展出，学生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学校的历史传承。”
博物馆里，还有一个怪现象。一些展柜空着，里面摆放着写有“标本待采预留位置”的纸条。 “高校的博物馆具有科普性，但更应该具有专业性，布展的时候我们是按照物种类别进行，遇到一些物种暂时没有合适的标本，就将位置空置出来。今后有机会通过采集、购买等方式补全。”周洪瑞说， “每年我们馆都会有新展品补充进来，我就曾经利用暑期发掘了22米长的恐龙骨架，如今就摆在展厅里。”
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
在博物馆的展厅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些见证了地球和生命演化历史的珍贵标本。“比如，在地球科学厅的一座展柜里，就陈列着采自南极洲的岩石和地衣。这一组12件标本，是由我们的校友，著名女地质学家金庆民捐赠的，是中国地质工作者不畏艰险探求真知的见证。”
与采自南极的标本同样难得一见的，是一块珠穆朗玛峰的岩石。周洪瑞告诉记者：“珠峰岩石标本是我们在中国登山队工作的校友的捐赠，它虽然体积不大，却曾经经历了喜马拉雅山脉风雪的洗礼，是来自。‘世界屋脊’的珍贵纪念。”
“作为高校博物馆，我们需要在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进行的同时，兼顾公众的科普需求。”周洪瑞说，“正因如此，我们在布展的时候，才力图用专业的眼光，将博物馆打造成一扇窗口，让更多的人有可能深入地了解这颗星球的奥秘。”
在地球科学展厅，一组火山喷发模型清晰地再现了火山喷发的全过程。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沙盘与投影设备展示了岩浆在地表火火上喷射而出，带来的火山灰漫天翻滚，火山喷出的岩浆在地表冷凝形成坚硬的火山岩。
“这些藏品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大部分藏品是几代地质学者与学校师生自上世纪以来在各种艰苦的野外环境下采集和积累起来的，其中也有校友、国际友人馈赠的标本，还有部分购置的标本。四个展厅的布展总投资在1000万元左右，平均每平方米4000元多一点。”周洪瑞说。
中国地质大学博物馆本身就是一本书，书里边的故事，是周洪瑞和他的同事们一点点打造出来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书里的故事一定会越来越精彩。
周洪瑞，男，汉族，1958年出生，籍贯河南。1975年参加工作，198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物馆馆长，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地层委员会前寒武纪工作组委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地层学、沉积地质学，出版专著1本，发表论文50余篇。代表性成果有：《华北地台南部中、新元古界层序地层研究》、《华北大陆南缘中、新元古代大陆边缘性质及构造古地理演化》、《豫西栾川地区“陶湾群”研究》、 《南天山遣山带综合地层学研究》等。
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遇到的困难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粮食、蔬菜要从200多公里外的县城往回拉，由于天气炎热，运回的生肉在半路就已经馊掉了，到了驻扎地，做饭的时候只能放大把大把的花椒来掩盖肉的臭味；没有水，只能从50公里外的油田作业点运水，水的严重缺乏只能保证基本的饮用，洗澡、洗衣服都是一种奢求。平常衣服被汗一遍遍的湿透，汗碱堆积，衣服都硬成了一个壳；没有任何通讯信号，两个月里和家人取不到一丁点联系；凶猛的蚊虫只要碰到裸露在外的皮肤就一窝蜂似地涌上来…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周洪瑞带领着自己的团队，为地学博物馆内容的丰富和形象苦苦寻找着标本。不一样的“课堂”
凭着一种执着的精神，周洪瑞带领大家积极扩大馆藏、调整展厅，使得一向给人印象比較冷清的高校博物馆，在中国地质大学博物馆却呈现出另一种景象：博物馆布展与教材结合，每周接待四五个班的学生来上课。
“无论什么系的学生，入校培训中的一课就是参观校园博物馆，这是一道不成文的规定。”周洪瑞说，“与社会博物馆定位不同，高校博物馆最希望吸引的参观主体是学生和老师。因此博物馆重新布展时，我们把展厅分为地球科学厅、恐龙厅、地球与生命的历史厅和地球物质厅4个，分别对应地球科学概论、矿物学等7门基础课程。”换句话说，整座地质大学博物馆相当于7套“实体教材”。
“只要课本上有的标本，在博物馆里都可以找到实物。”周洪瑞自信地说，“从去年春天开馆至今，展厅每周都能吸引不少班级来上课，除了本校的，还有附近的林业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中关村_二小也把地理课搬到了博物馆，平均每周接待四五个班，最多一周接待了24个班的学生来上课。”
除了“展”教材，这座博物馆将学校历史也“凝固”成石头史，在地球科学展厅的展柜中亮相。指着展柜中错落摆放的十多块石头标本，周洪瑞说：“博物馆的大部分藏品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校时，继承了北京大学地质系、清华大学地质系、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地质系和唐山铁道学院地质科的收藏，历史已逾百年。如今，我们特意挑选出部分经典收藏配合当初的老标签一起展出，学生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学校的历史传承。”
博物馆里，还有一个怪现象。一些展柜空着，里面摆放着写有“标本待采预留位置”的纸条。 “高校的博物馆具有科普性，但更应该具有专业性，布展的时候我们是按照物种类别进行，遇到一些物种暂时没有合适的标本，就将位置空置出来。今后有机会通过采集、购买等方式补全。”周洪瑞说， “每年我们馆都会有新展品补充进来，我就曾经利用暑期发掘了22米长的恐龙骨架，如今就摆在展厅里。”
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
在博物馆的展厅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些见证了地球和生命演化历史的珍贵标本。“比如，在地球科学厅的一座展柜里，就陈列着采自南极洲的岩石和地衣。这一组12件标本，是由我们的校友，著名女地质学家金庆民捐赠的，是中国地质工作者不畏艰险探求真知的见证。”
与采自南极的标本同样难得一见的，是一块珠穆朗玛峰的岩石。周洪瑞告诉记者：“珠峰岩石标本是我们在中国登山队工作的校友的捐赠，它虽然体积不大，却曾经经历了喜马拉雅山脉风雪的洗礼，是来自。‘世界屋脊’的珍贵纪念。”
“作为高校博物馆，我们需要在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进行的同时，兼顾公众的科普需求。”周洪瑞说，“正因如此，我们在布展的时候，才力图用专业的眼光，将博物馆打造成一扇窗口，让更多的人有可能深入地了解这颗星球的奥秘。”
在地球科学展厅，一组火山喷发模型清晰地再现了火山喷发的全过程。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沙盘与投影设备展示了岩浆在地表火火上喷射而出，带来的火山灰漫天翻滚，火山喷出的岩浆在地表冷凝形成坚硬的火山岩。
“这些藏品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大部分藏品是几代地质学者与学校师生自上世纪以来在各种艰苦的野外环境下采集和积累起来的，其中也有校友、国际友人馈赠的标本，还有部分购置的标本。四个展厅的布展总投资在1000万元左右，平均每平方米4000元多一点。”周洪瑞说。
中国地质大学博物馆本身就是一本书，书里边的故事，是周洪瑞和他的同事们一点点打造出来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书里的故事一定会越来越精彩。
周洪瑞，男，汉族，1958年出生，籍贯河南。1975年参加工作，198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物馆馆长，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地层委员会前寒武纪工作组委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地层学、沉积地质学，出版专著1本，发表论文50余篇。代表性成果有：《华北地台南部中、新元古界层序地层研究》、《华北大陆南缘中、新元古代大陆边缘性质及构造古地理演化》、《豫西栾川地区“陶湾群”研究》、 《南天山遣山带综合地层学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