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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改革发展进入现阶段，经济高速发展的光环中隐藏着消费率偏低这一“病灶”。这一状况与贫富分化、制度缺陷、道德滑坡等诸多隐患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努力提高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加大并均衡开展全国各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多种税制促进社会财富合理再分配；提高政府的转移支付；加大文教、科技费的支出；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保持农业持续稳定发展；保护自然环境，力保耕地不受污染。
关键词： 消费；危机；改革；发展；
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应该说，我国人民整体生活消费水平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是，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就不存在问题与潜在危机。中国改革发展进入现阶段，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光环中隐藏着消费率偏低（尤其是居民消费率与世界平水平相比偏低）这一“病灶”。说消费率偏低是“病灶”，是因为这一状况与贫富分化、制度缺陷、道德滑坡等诸多隐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偏低的消费率与我国的贫富分化问题
从消费率开始发掘并剖析中国社会可能发生的危机，是一条见微知著的道路。多年来，我国的消费需求处于较低水平，消费率基本在50%~60%之间，远远低于同期世界上许多国家，2002年我国消费率为60%，比印度的消费率低近20个百分点，比日本的消费率低17个百分点（有关数据参见《国际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摘要2007》）。同时，我国的消费率还呈下降趋势。2000~2005年期间，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平均每年降低2个百分点。到2005年，消费只占到了GDP的52%，其中，政府消费占GDP的13.9%，居民消费约占GDP的38%，投资占42.6%，净出口占5.5%（有关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6年，我国消费率为50%；2007年，我国消费率降至49.5%；2010年，我国消费率进一步降至46.6%，其中政府消费占GDP的13.4%，居民消费约占GDP的33.2%（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公布的相关数据计算）。如果将我国的消费率及其变化趋势和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社会的消费需求相对于高速发展的经济而言呈现出疲软的症状。这一症状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充分为广大的劳动者所分享。
我国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有一定的特殊性，通过仔细研究可以发现，我国消费率偏低折射出贫富分化的重大社会问题。从需求来看，内需（包括消费与投资）是我国长期以来的需求主体。2000~2009年内需占总需求比重为75.47%，但呈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80.6%降至2008年的72.6%和2009年的76.3%①，由前文分析可知，近年来我国社会内需疲软，其问题离不开内需中的消费率下降，尤其是居民消费率下降。居民消费率下降的表象中则隐藏着居民收入差距巨大的问题。自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2006年达到了0.496。近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者对基尼系数的估算出现多样化趋势，对2011年我国基尼系数的计算不乏有约0.5左右的估值。在经济发展并出现贫富分化的社会中，数目有限的高收入人群聚集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广大中低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非常有限。根据瑞士信贷银行的调查，中国最穷的20%家庭，在2004~2009年间平均收入增长一倍，最富的10%家庭，收入增长了255%。由于高收入人群不断聚集大量的社会财富，其拥有资源的能力也几乎是呈几何数级的增长。高收入者显然可以获得更多的生产力资源，并更容易获得更多的财富。马歇尔曾论证过，“对于富人所用的奢侈品中有些花费他们收入不多的东西的需要，都是非常没有弹性的”②。也就是说，富人对一般物品的需要与消费不会因价格变化发生大的变化。由于还存在将剩余财富作为资本赚取更多利润的诱惑，富人在消费达到一定限度时会将财富转向投资（或储蓄）。因此可以推断，在供给充足、经济不衰退的情况下，高收入者作为一个群体的消费量增加率不会有巨大的波动，除非如凡勃伦所言的“明显消费”③成为一个时期的富人群体中的热潮，富人们为了显示荣耀或品位进行无节制的攀比而忘记了赚取更多的财富。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进一步可推断，当数目有限的高收入者随着收入增加，其消费量达到一定程度时，他们的消费性支出的增长率一般波动不会很大。
高收入者将剩余财富转向投资（或储蓄）后，投资（或储蓄）的增长则可进一步为投资者提供了创造新财富的可能性，从而造成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给中低收入者带来的利益相对不明显，他们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自然并不乐观。有限的可支配收入、较低的未来预期和只拥有相对有限的财富使广大的中低收入者消费乏力，从而加剧社会整体消费疲软，内需不足，加之权力财富的集中，将使社会公平、公正难以实现。因此可以说，消费率偏低实际折射出了我国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问题，而贫富分化问题又会诱发更多隐患。
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结构数据中所隐藏的社会二元化的信号
贫富分化只反映我国人民财富分配状况的概貌，而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结构的数据中则隐藏着中国当代社会变迁更为丰富的信号。进一步深入剖析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结构可以发现，目前中国社会不仅有贫富分化的特征，而且有文教消费两极化的特征。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2009年》），就我国2010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来看，最低收入户（家庭总数的10%）为5948.11元，中等收入户（家庭总数的20%）为17224.01元，最高收入户（家庭总数的10%）为51431.57元。
就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来看，最低收入户为5471.84元，中等收入户为12609.43元，最高收入户为31761.63元。做一简单计算即可知，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的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是中等收入户的3.0倍（2008年为3.2倍），是最低收入户的8.6倍（2008年为9.2倍）；最高收入户的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大约是中等收入户的2.5倍（2008年为2.6倍），是最低收入户的5.8倍（2008年为6.0倍）。尽管比2008年的差距有细微缩小，但不同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差距造成的消费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就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中的食物开支来看，最低收入户为2525.32元，中等收入户为4773.83元，最高收入户为8535.21元；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开支最低收入户为502.61元，中等收入户为1421.25元，最高收入户为4515.23元。从消费性支出构成来看，最低收入户的食物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46.15%（2008年为48.14%），中等收入户的食物支出为37.86%（2008年为40.42%），最高收入户的食物支出为26.87%（2008年为29.18%）；最低收入户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开支占消费性支出的9.19%（2008年为9.36%），中等收入户的该项支出占11.27%（2008年为11.32%），最高收入户的该项支出占14.22%（2008年为14.67%）。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最高收入户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约是中等收入户的3.2倍（2008年为3.4倍），约是最低收入户的9.0倍（2008年为9.3倍）。较低收入的家庭不得不将更多的支出用于食物消费，文教方面的花费比例明显偏低。不同家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消费差距影响到不同家庭的生活质量，并且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它们未来的收入差距。
再来看看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情况。将农村家庭总数五等分，2010年占农村家庭总数20%的农村低收入户平均每人总收入为3566.19元，高收入户为18327.39元。高收入户的平均每人总收入是低收入户的5.1倍（2008年为4.8倍）。就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总支出来看，占家庭总数20%的农村低收入户平均每人为2535.35元，高收入户为8190.38元。就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而言，农村低收入户平均每人为164.96元，高收入户为782.23元。不同农村家庭的贫富差距比较小，但它们在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方面的差距则比较大，农村高收入户这方面的开支是低收入户的4.7倍（2008年为4.5倍）。由此可见，2008~2010年，相较城市家庭贫富差距略微缩小，农村家庭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且农村家庭在文教开支方面的差距也明显扩大。这一趋势值得特别重视。因为文教消费或开支的两极化易导致文教程度的两极化，而文教程度的严重两极化会成为社会极不稳定的诱发因素。
社会二元化的深层原因
如果我国社会的城乡二元化、贫富二元化、文教程度二元化、观念意识二元化（这是文化水平二元化的必然结果）特征固化，就不能说我国社会还不是二元化社会。一旦全面步入二元化，我国社会的稳定必将面临巨大的威胁，和谐将成为一个遥远的梦想，社会将可能被分裂和动乱的阴霾所笼罩。
北宋、南宋等中国封建王朝就曾由于权力高度集中、财富高度集中、土地兼并严重而导致贫富分化，最终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异常脆弱的贫富二元社会结构。在当代中国，情况与宋代不太一样，却也有类似之处。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规模巨大，国家财政收入数目可观（2007年财政收入超过5.1万亿元，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也出现了二元化特征。权力、财富高度集中是引起当代中国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与宋代类似。与宋代不同的是，宋代曾经出现的加速贫富分化的重要“催化剂”是土地兼并，但当代加速中国贫富分化的重要“催化剂”则显得更加隐蔽——它们是高度集中的资本、与高度集中的权力相结合的高度集中的生产力资源。
不论北宋、南宋，还是当代中国，生产力资源分配不均是导致贫富差距最深刻的原因。可以说，当代中国面临最大的威胁，正是被经济高速发展所掩盖的生产力资源分配不均、社会贫富二元化问题。因此，如果不能合理分配生产力资源，当代中国社会的二元化发展趋势将无法避免，不同阶层民众的生活消费水平也不可能得到普遍的、均衡的提高，中国可能再次落入历史轮回的怪圈。
应对之策及其相关问题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持续提高广大人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合理分配生产力资源，切实搞好环境保护，使最大多数人的生活消费水平得到持续、均衡的提高。要实现这一目标，至少应采取以下一些方面的行动，以解决相关的具体问题。
第一，继续通过初次分配调整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通过再分配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最近几年中外学术界（如李稻葵、李实、汪同三、常修泽、刘煜辉、Kujis等学者）的研究显示，近年来，在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在下降。④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社会蓝皮书》指出，“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到2006年降至40.6%”。尽管由于我国经济统计核算方法曾有过改变，学者使用不同的核算方法可能统计出不同的数据，但是近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在下降的整体趋势是存在的。另外，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再分配领域，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出现下降趋势，政府和企业收入占GDP的比重则呈上升趋势。学术界已经基本认同：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与再分配领域居民收入下降是造成我国内需不足、消费低迷的重要原因。“初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初次分配领域也应讲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等观点已经得到较多的讨论。通过初次分配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和通过再分配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无疑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战略选择之一。
第二，对投资去向进行结构性调整，加大并平衡全国各地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减少国家对少数超级大城市的依赖。我国经济目前对投资的依赖依然很高。在消费不变的条件下，骤然缩减投资易导致总需求萎缩，可能引发经济衰退，进而诱发一些系列社会问题。但是，房地产吸引过多投资的局面可以被改变，投资可以向中小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转移。在我国经济对投资依赖度尚很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投资公共基础设施，暂时为经济提供必要的支撑。这种投资转向，除了宏观经济意义之外，还可普遍提高广大人民的福利。
公共基础设施与国防力量、法律制度、自然环境等类似，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就公共品供给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在自由市场框架下，公共品有效供给往往会趋向不足，亚当·斯密所言的市场这只“无形之手”通常会失灵。哈丁所谓的“公有地悲剧”同样可能发生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鼓励一部分投资转向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尤其是中小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是政府大有作为之处。有学者建议，“要完善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更多地投向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社会事业、市政公用和现代服务等领域，更好地发挥民间投资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⑤不过，这一建议并未明确指出投资公共基础设施要注意全国各地的均衡性。另外，这一建议针对基础设施、市政公用等公共品供给的时候，可能并不完全适用，除非政府以条件合作者和惩罚者的角色介入。20世纪70年代至1995年的大量早期公共品实验研究（这方面文献综述的重要贡献者是John Leyard）揭示人们的自愿合作行为显著存在但具有脆弱性；1995～2011年之间的后期公共品博弈实验（这方面文献综述的重要贡献者是Ananish Chaudhuri）揭示的规律是自愿合作行为存在有规律的异质性偏好分布，其中条件合作者的存在是自愿合作形成的基础，利他性惩罚往往是解决公共品自愿合作行为脆弱性的一种有效机制。⑥在中小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问题上，政府参与投资运作甚至直接进行投资，可以有效扮演条件合作者角色。对于那些拒绝投资的合作者或搭便车者，政府如能采取措施进行惩罚，将有利于使各种投资者形成投资于中小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合力。
长期以来，我国用于大城市的建设资金偏高，尤其是用于超级大城市豪华设施的建设资金偏高。我国提出的建设新农村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如果没有中小城市的发展作为基础，将缺乏重要的支撑因素。我国古代的宋朝曾由于过度依赖于超级大城市，使国家抗打击能力减弱，北宋王朝因此在外部军事打击之下迅速崩溃。此外，宋朝还由于高消费群过于集中，阻碍真正的大众消费的产生，从而导致城市消费繁荣和整体社会消费疲软并存的奇怪局面，导致城市经济虽比较繁荣，但宋王朝最终失去内生的发展动力。⑦此为史鉴。当代中国政府在引导中小城市的发展时，应通过加强中小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来调整投资结构。全国各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均衡发展，可使国家减少对少数超级大城市的依赖，增加国家的抗打击能力。通过这种调整，可使生产力资源逐步获得均衡配置，使区域发展更加平衡，全面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使内需获得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逐步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第三，采取多种税收制度促进社会财富合理再分配。长期以来，很多人将税收较为单一地视为国家聚集社会财富的重要手段。实际上，这种观点有一定片面性，忽视了多种税收制度实际上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功能。鉴于我国目前财政收入增长很快，而居民收入相对增长较慢的情况，以及家庭贫富分化的状况，税收制度的创新应考虑到针对不同目的、不同征税对象的区别对待。比如，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应重在促进社会财富合理再分配，而不应是重在为国家聚集财富。民众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富，对于国家稳定是一种隐患。这个道理古人早就清楚地指出过。比如，《管子》云：“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⑧消费税则应强调因消费资源不等而应向国家与社会承担相应的纳税责任，应强调缴纳的公平、合理。
具体而言，为促进社会财富再分配，可推行的税收制度可以有：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减少低收入者的所得税，利息税分级，对高额遗产与赠与征收不得免除的高额遗产税和赠与税，完善消费税并推行在商品零售的支付环节明示消费税的办法，进一步增加奢侈消费的消费税率。我国目前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已经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流转税使税收的焦点集中于企业的生产与消费环节，对社会财富在个人层面的再分配影响并不显著。富有阶层由于掌握生产与销售，因此可以在生产与经营环节进行逃税，从而占有更多社会财富。
因此，在税制改革方面，可以分阶段引入新制度：第一阶段，可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这是为了减少中低收入者的税收压力，提高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刺激中低收入者的消费欲求。第二阶段，可进行利息税分级，并推行对高额遗产与赠与征收不得免除的高额遗产税与赠与税。这是为了防止社会财富出现无法遏止的高度集中，避免社会阶层流动出现无可挽回的僵化。第三阶段，进一步在全社会推行普遍、直接的消费税，在商品零售的支付环节征收并明示消费税，实现多有能力多消费的人多纳税，从而进一步稳定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机制。第四阶段可进一步增加奢侈品消费税率，以遏止过度的奢侈消费，在不压制正常消费需求的情况下，进一步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再分配。
以上税制改革的阻力将出现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即利息税分级，增收遗产税和赠与税，在商品零售的支付环节征收并明示消费税。第二阶段利息税分级、对高额遗产和赠与征收不得免除的高额遗产税和赠与税的阻力将主要来源于既得利益者（社会的富裕阶层）。第三阶段在商品零售的支付环节征收并明示消费税的阻力将主要来自于社会中低阶层。因此，不论是利息税分级、对高额遗产和赠与征收不得免除的高额遗产税和赠与税，还是实施普遍、直接的消费税，都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利息税分级、征收高额遗产税和赠与税，需要既得利益集团充分顾全大局，充分理解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与发展困境。征收并明示直接的消费税则只有在全社会的公民意识、民主意识以及受教育程度到达一定的水平时方能顺利实行。北宋时期的王安石新法（如均输法、青苗法等）就曾因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同时也因新法不被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理解而告败。
第四，合理控制政府消费，提高政府的转移支付。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以一定的政府财政收入作为分配对象，政府公益性开支（如教育、医疗等）可作为转移支付（传统上被视为公益性投资），与其他形式的政府支出，或曰政府购买（政府消费）之间，存在经济学中所说的交替关系。长期以来，政府消费中有控制与节制空间的主要是行政管理部分。
在控制行政管理费方面，我国官员规模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我国的官民比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有数据显示，我国官民比例在汉代是1∶7948，唐代是1∶3927，明代是1∶2299，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一说是1∶600），而2011年是1∶30（一说是1∶28），有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空前的1∶9（如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从横向上看，1999年中国的官员比例是1∶30，印尼是1∶98，日本是1∶150，法国是1∶164，美国是1∶187。⑨以上这组数据中，中国2011年官民比存在争议。与唐代和明代相比，宋代有严重的冗官问题。《元丰类稿》卷三十《议经费》中载：“景德官一万余员；皇佑二万余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余员，总二万四千员”。另有数据显示，英宗治平三年，宋人口为29092185口。⑩据此，我们可计算出宋代治平三年（1066年）官民比大约为1∶1212。宋代曾经出现过的冗官问题似乎在当代中国也同样遇到了。国家公务员局负责人指出，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公务员为689.4万人。若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来计算，2010年我国的“官民比”（公务员与总人口比）应为1∶194.3。官员数量增多一般意味着行政费用开支会相应增大，除非政府破产无法维持开支或有意识地节制开支。
考虑到我国人口不断增多，对于官员数目逐渐增加的事实，我们并不会感到特别意外。一个超级人口大国，在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增加官员数目似乎是必要的。这样的解释过于简单。实际上，问题要复杂的多。中国政府逐渐庞大、官员数目大致上日益增多的另一个较为深刻的解释是：随着总人口的增多，社会交往中的矛盾增多，大量的矛盾与冲突加大了社会信任机制减弱的风险，同时，客观上也需要仲裁者的介入进行仲裁。政府官员数量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社会对仲裁需求的推动。政府官员数量的增加，实际上也是信任网络的政治整合和延伸。“人们接受法定货币、购买政府债券、缴纳税款、信赖政府的养老金、服兵役、信赖司法、献身公益，并依赖公开认定的政治角色伸张冤屈或诉求。至少在这些方面，他们是将自己的信任网络融入公共政治之中；至少在这些方面，掌控政府的人——统治者——获得了历史上一度隐匿于信任于网络之中的、被严加看管以免为统治者所利用的宝贵资源。统治者就此获得了现成的财富、信用、劳力、信息，甚至还包括忠诚。” 但是，统治者拥有以上这些资源并不意味着就有权力可以滥用这些资源。
合理控制政府消费、增加政府的公益性投资可以被视为是对人们信任的一种回馈，也可以看成是信任网络政治整合得以实现和维持的基本保证。然而，官员数目的增加、官僚机制的强化，反过来则在社会内部强化了官本位观念，对于公民意识、民主意识的健康发展又形成了巨大的阻力。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制度的内生性特征表现得异常明显。换个角度分析，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官员的数目，而在于政府对人们信任的回馈和政府运作的效率。对国家财政按照功能性质分类，1996年我国政府行政管理费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4.9%，1999年为15.3%，2005年达到19.2%，2006年为18.7%（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数据计算所得）。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不再设“财政按照功能性质分类”这一统计栏目，原该栏目中的“行政管理费”一小项自然也取消了。因此，2007年起，行政管理费无法从《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中清晰地计算出来。根据有关数据计算可知，1996年，我国政府1元行政费大约产出68元国内生产总值；2005年，1元行政经费只产出大约38元国内生产总值。我国政府部门提供公共物品的运作成本正不断提高。实际上，政府运作成本的提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成本意识，盲目决策导致公共开支浪费。因此，合理控制政府消费中的行政管理费，可以在保证国防费、经济建设费等主要支出的同时，为增加政府转移支付提供可能性。通过增加政府的转移支付，可以有效提高社会的医疗保障、社会文教的水平，促进社会平等，从而降低广大民众对于未来风险的预期，间接刺激消费需求。
第五，加大社会文教、科技费的支出，为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普遍提高创造条件。受教育水平对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她）在未来所能拥有的生产力资源，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她）在未来所达到的生活消费水平。
在支持社会文教事业、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政府负有重要的责任。支持科教事业，支持人的发展，可以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所以，古人云：“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一树百获者，人也”。但是，就近些年来看，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1999年，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社会文教费占27.6%，2005年占26.4%，2006年占26.8%（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数据计算所得）。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不再设 “财政按照功能性质分类”这一统计栏目，原该栏目中的“社会文教费”一小项自然也没有了；但是该年鉴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主要支出项目”栏目中，分设有“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播”费用，2007年的以上三项费用总和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为19.7%（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2010年，“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播”费用三项费用总和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降为19.3%（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有关数据计算所得）。200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强调财政资金向社会发展倾斜。文教作为重要的社会公共物品，当然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但是，从近年“社会文教费”或“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播”费用三项费用总和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看（尽管社会文教费支出的绝对数字不断增长），社会文教、科技所受重视程度并没有获得结构性调整。对于农村而言，尽管国家增加了对农村的财政支出，但是农民的基础教育依然严重供给不足。
在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社会文教、科技费占政府消费支出的比例如果没有结构性的提升，无疑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将严重影响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国家竞争力，对社会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将造成巨大障碍。因此，我国政府有必要在政府支出方面作出战略性的调整，加大社会文教、科技费的支出，为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普遍提高创造条件。
第六，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消费水平。按照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农村生活消费水平与城镇相比，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并非是在短期内形成的，而是我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如果从公元前594年鲁宣公颁布“初税亩”算起，农业税历经朝代更替，在我国已走过了2600多个春秋。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草案，结束了中国有数千年历史的农业税，使中国农民从此告别“皇粮国税”。我国的农村税费改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农业税的减免却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城乡收入和生活消费水平的巨大差距。实际上，在减免农业税之前，农业税对我国财政收入贡献所占比例已经很低，在很多地区，农业税则早已名存实亡。农业税的减免，并没有解决农业生产物资价格上涨的问题。农民面临生产成本上涨带来的巨大压力，农村人均收入不断增加的难度很大。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未来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是农村改革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根据农村的社会组织特点进行专门设计。但是，由于社会保障也可能诱发惰性，带来降低生产积极性的消极影响，我国也不应该将提高农民生活消费水平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农村社保体系上。对于未来的中国，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在保障农民自身基本生活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持续充分地满足全社会的基本需求。激励农业创新，尤其是激励生态农业的发展，不仅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有理由成为国家农业战略的一部分。另外，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如果将基本的粮食、蔬菜寄望于进口，在国家战略上有着巨大的风险。就目前来看，在今后十年至二十年，保证农业持续稳定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消费水平的较为积极的措施是：依靠发展农业科技解决农业生产率较低问题，为农业生产物资经营销售环节提高补贴以帮助农民控制或降低农业生产物资的成本，以及通过发展中小城市为农业创造更多的副业发展空间。
第七，保护自然环境，尤其是要保护耕地不受污染。耕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优质耕地资源是不断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重要基础。但近年来，我国耕地被污染情况愈加严重。国家环保部部长周生贤2011年10月2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正式报告中批露，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占18亿亩耕地的8.3%，该数据足以引起国人的高度警惕。尽管目前不同研究者对被污染耕地面积的具体数字尚有不同看法，但中国受污染耕地面积巨大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长期以来并非完全没有被意识到。但太多的人似乎对这个问题熟视无睹。如果任由这一已被察觉的问题继续恶化，将把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后代推向巨大的灾难。
我们的社会已经变得过于利润至上、急功近利以及自我中心。对利益的追求在经济学范畴可能被认为是理性的。当企业一味追求利润时，往往会千方百计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生产活动所引起的外部性污染（如矿产业产生的尾矿、化工业产生的废水等）往往被企业故意排除在视野之外。一些生产过程会产生污染的企业想方设法钻法律空子，不愿承担清理废料、污水等污染物的责任。这种情况，其实并非我国所独有。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也曾出现过类似的事情。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其著作《崩溃》中举了蒙大拿州的例子。该州在1971年就通过了相关法律，但矿产公司将高价值的矿石挖出后，通过宣布破产而逃避清理环境的责任。当时，5亿美元的环境清理费落在了该州居民头上。如今，在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公有地悲剧”正在耕地上令人心痛地一幕一幕上演。那些为恶的企业获得巨大利益，遭受伤害的却是整个社会以及所有人的后代。为了生存和过上更好生活的追求，造成我国很多地区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冲突。
要消解我国耕地污染的危机，绝非易事。政府在这个问题面前首当其冲。更为严格精密的保护耕地的法律法规必须出台，且应毫不容情地执行，对试图通过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的生产者进行有效的约束，使其承担应有的环保责任。对于为恶者，必须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政府还应扩大日常宣传，让公众知晓保护耕地对任何人而言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公有地悲剧”决不能继续在极为有限的耕地中上演下去。
这些针对中国社会隐患所提出的应对之策，在实践中须多方协力、稳步推进，方能达成良好之效果。中国社会是异常复杂的巨大系统，如缺乏系统思维，无法协同运作，则往往会顾此失彼。因此，政府在未来的改革发展道路上，需大大加强掌控全局的能力。
注释
①董志凯：“投资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变迁的回顾与展望——兼及增长方式转变（1950-201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12页。
②［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第128页。
③参见［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四章。
④参见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第27页。
⑤董志凯：“投资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变迁的回顾与展望——兼及增长方式转变（1950-201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12页。
⑥陈叶烽：“实验揭示公共品供给四大基本规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28日。
⑦参见何辉：《宋代消费史：消费与一个王朝的盛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⑧黎翔凤撰：《管子校注》（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2、55页。
⑨安邦咨询：“全球罕见的官民比例已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隐患”，中国经营网，2011年6月27日。
⑩《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考二》。
［美］查尔·斯蒂利：《信任与统治》，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美］贾雷德·戴蒙德：《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江滢，叶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350~351页。
责 编 / 郑韶武
关键词： 消费；危机；改革；发展；
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应该说，我国人民整体生活消费水平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是，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就不存在问题与潜在危机。中国改革发展进入现阶段，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光环中隐藏着消费率偏低（尤其是居民消费率与世界平水平相比偏低）这一“病灶”。说消费率偏低是“病灶”，是因为这一状况与贫富分化、制度缺陷、道德滑坡等诸多隐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偏低的消费率与我国的贫富分化问题
从消费率开始发掘并剖析中国社会可能发生的危机，是一条见微知著的道路。多年来，我国的消费需求处于较低水平，消费率基本在50%~60%之间，远远低于同期世界上许多国家，2002年我国消费率为60%，比印度的消费率低近20个百分点，比日本的消费率低17个百分点（有关数据参见《国际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摘要2007》）。同时，我国的消费率还呈下降趋势。2000~2005年期间，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平均每年降低2个百分点。到2005年，消费只占到了GDP的52%，其中，政府消费占GDP的13.9%，居民消费约占GDP的38%，投资占42.6%，净出口占5.5%（有关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6年，我国消费率为50%；2007年，我国消费率降至49.5%；2010年，我国消费率进一步降至46.6%，其中政府消费占GDP的13.4%，居民消费约占GDP的33.2%（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公布的相关数据计算）。如果将我国的消费率及其变化趋势和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社会的消费需求相对于高速发展的经济而言呈现出疲软的症状。这一症状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充分为广大的劳动者所分享。
我国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有一定的特殊性，通过仔细研究可以发现，我国消费率偏低折射出贫富分化的重大社会问题。从需求来看，内需（包括消费与投资）是我国长期以来的需求主体。2000~2009年内需占总需求比重为75.47%，但呈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80.6%降至2008年的72.6%和2009年的76.3%①，由前文分析可知，近年来我国社会内需疲软，其问题离不开内需中的消费率下降，尤其是居民消费率下降。居民消费率下降的表象中则隐藏着居民收入差距巨大的问题。自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2006年达到了0.496。近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者对基尼系数的估算出现多样化趋势，对2011年我国基尼系数的计算不乏有约0.5左右的估值。在经济发展并出现贫富分化的社会中，数目有限的高收入人群聚集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广大中低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非常有限。根据瑞士信贷银行的调查，中国最穷的20%家庭，在2004~2009年间平均收入增长一倍，最富的10%家庭，收入增长了255%。由于高收入人群不断聚集大量的社会财富，其拥有资源的能力也几乎是呈几何数级的增长。高收入者显然可以获得更多的生产力资源，并更容易获得更多的财富。马歇尔曾论证过，“对于富人所用的奢侈品中有些花费他们收入不多的东西的需要，都是非常没有弹性的”②。也就是说，富人对一般物品的需要与消费不会因价格变化发生大的变化。由于还存在将剩余财富作为资本赚取更多利润的诱惑，富人在消费达到一定限度时会将财富转向投资（或储蓄）。因此可以推断，在供给充足、经济不衰退的情况下，高收入者作为一个群体的消费量增加率不会有巨大的波动，除非如凡勃伦所言的“明显消费”③成为一个时期的富人群体中的热潮，富人们为了显示荣耀或品位进行无节制的攀比而忘记了赚取更多的财富。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进一步可推断，当数目有限的高收入者随着收入增加，其消费量达到一定程度时，他们的消费性支出的增长率一般波动不会很大。
高收入者将剩余财富转向投资（或储蓄）后，投资（或储蓄）的增长则可进一步为投资者提供了创造新财富的可能性，从而造成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给中低收入者带来的利益相对不明显，他们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自然并不乐观。有限的可支配收入、较低的未来预期和只拥有相对有限的财富使广大的中低收入者消费乏力，从而加剧社会整体消费疲软，内需不足，加之权力财富的集中，将使社会公平、公正难以实现。因此可以说，消费率偏低实际折射出了我国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问题，而贫富分化问题又会诱发更多隐患。
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结构数据中所隐藏的社会二元化的信号
贫富分化只反映我国人民财富分配状况的概貌，而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结构的数据中则隐藏着中国当代社会变迁更为丰富的信号。进一步深入剖析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结构可以发现，目前中国社会不仅有贫富分化的特征，而且有文教消费两极化的特征。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2009年》），就我国2010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来看，最低收入户（家庭总数的10%）为5948.11元，中等收入户（家庭总数的20%）为17224.01元，最高收入户（家庭总数的10%）为51431.57元。
就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来看，最低收入户为5471.84元，中等收入户为12609.43元，最高收入户为31761.63元。做一简单计算即可知，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的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是中等收入户的3.0倍（2008年为3.2倍），是最低收入户的8.6倍（2008年为9.2倍）；最高收入户的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大约是中等收入户的2.5倍（2008年为2.6倍），是最低收入户的5.8倍（2008年为6.0倍）。尽管比2008年的差距有细微缩小，但不同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差距造成的消费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就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中的食物开支来看，最低收入户为2525.32元，中等收入户为4773.83元，最高收入户为8535.21元；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开支最低收入户为502.61元，中等收入户为1421.25元，最高收入户为4515.23元。从消费性支出构成来看，最低收入户的食物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46.15%（2008年为48.14%），中等收入户的食物支出为37.86%（2008年为40.42%），最高收入户的食物支出为26.87%（2008年为29.18%）；最低收入户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开支占消费性支出的9.19%（2008年为9.36%），中等收入户的该项支出占11.27%（2008年为11.32%），最高收入户的该项支出占14.22%（2008年为14.67%）。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最高收入户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约是中等收入户的3.2倍（2008年为3.4倍），约是最低收入户的9.0倍（2008年为9.3倍）。较低收入的家庭不得不将更多的支出用于食物消费，文教方面的花费比例明显偏低。不同家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消费差距影响到不同家庭的生活质量，并且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它们未来的收入差距。
再来看看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情况。将农村家庭总数五等分，2010年占农村家庭总数20%的农村低收入户平均每人总收入为3566.19元，高收入户为18327.39元。高收入户的平均每人总收入是低收入户的5.1倍（2008年为4.8倍）。就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总支出来看，占家庭总数20%的农村低收入户平均每人为2535.35元，高收入户为8190.38元。就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而言，农村低收入户平均每人为164.96元，高收入户为782.23元。不同农村家庭的贫富差距比较小，但它们在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方面的差距则比较大，农村高收入户这方面的开支是低收入户的4.7倍（2008年为4.5倍）。由此可见，2008~2010年，相较城市家庭贫富差距略微缩小，农村家庭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且农村家庭在文教开支方面的差距也明显扩大。这一趋势值得特别重视。因为文教消费或开支的两极化易导致文教程度的两极化，而文教程度的严重两极化会成为社会极不稳定的诱发因素。
社会二元化的深层原因
如果我国社会的城乡二元化、贫富二元化、文教程度二元化、观念意识二元化（这是文化水平二元化的必然结果）特征固化，就不能说我国社会还不是二元化社会。一旦全面步入二元化，我国社会的稳定必将面临巨大的威胁，和谐将成为一个遥远的梦想，社会将可能被分裂和动乱的阴霾所笼罩。
北宋、南宋等中国封建王朝就曾由于权力高度集中、财富高度集中、土地兼并严重而导致贫富分化，最终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异常脆弱的贫富二元社会结构。在当代中国，情况与宋代不太一样，却也有类似之处。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规模巨大，国家财政收入数目可观（2007年财政收入超过5.1万亿元，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也出现了二元化特征。权力、财富高度集中是引起当代中国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与宋代类似。与宋代不同的是，宋代曾经出现的加速贫富分化的重要“催化剂”是土地兼并，但当代加速中国贫富分化的重要“催化剂”则显得更加隐蔽——它们是高度集中的资本、与高度集中的权力相结合的高度集中的生产力资源。
不论北宋、南宋，还是当代中国，生产力资源分配不均是导致贫富差距最深刻的原因。可以说，当代中国面临最大的威胁，正是被经济高速发展所掩盖的生产力资源分配不均、社会贫富二元化问题。因此，如果不能合理分配生产力资源，当代中国社会的二元化发展趋势将无法避免，不同阶层民众的生活消费水平也不可能得到普遍的、均衡的提高，中国可能再次落入历史轮回的怪圈。
应对之策及其相关问题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持续提高广大人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合理分配生产力资源，切实搞好环境保护，使最大多数人的生活消费水平得到持续、均衡的提高。要实现这一目标，至少应采取以下一些方面的行动，以解决相关的具体问题。
第一，继续通过初次分配调整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通过再分配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最近几年中外学术界（如李稻葵、李实、汪同三、常修泽、刘煜辉、Kujis等学者）的研究显示，近年来，在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在下降。④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社会蓝皮书》指出，“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到2006年降至40.6%”。尽管由于我国经济统计核算方法曾有过改变，学者使用不同的核算方法可能统计出不同的数据，但是近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在下降的整体趋势是存在的。另外，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再分配领域，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出现下降趋势，政府和企业收入占GDP的比重则呈上升趋势。学术界已经基本认同：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与再分配领域居民收入下降是造成我国内需不足、消费低迷的重要原因。“初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初次分配领域也应讲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等观点已经得到较多的讨论。通过初次分配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和通过再分配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无疑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战略选择之一。
第二，对投资去向进行结构性调整，加大并平衡全国各地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减少国家对少数超级大城市的依赖。我国经济目前对投资的依赖依然很高。在消费不变的条件下，骤然缩减投资易导致总需求萎缩，可能引发经济衰退，进而诱发一些系列社会问题。但是，房地产吸引过多投资的局面可以被改变，投资可以向中小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转移。在我国经济对投资依赖度尚很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投资公共基础设施，暂时为经济提供必要的支撑。这种投资转向，除了宏观经济意义之外，还可普遍提高广大人民的福利。
公共基础设施与国防力量、法律制度、自然环境等类似，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就公共品供给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在自由市场框架下，公共品有效供给往往会趋向不足，亚当·斯密所言的市场这只“无形之手”通常会失灵。哈丁所谓的“公有地悲剧”同样可能发生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鼓励一部分投资转向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尤其是中小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是政府大有作为之处。有学者建议，“要完善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更多地投向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社会事业、市政公用和现代服务等领域，更好地发挥民间投资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⑤不过，这一建议并未明确指出投资公共基础设施要注意全国各地的均衡性。另外，这一建议针对基础设施、市政公用等公共品供给的时候，可能并不完全适用，除非政府以条件合作者和惩罚者的角色介入。20世纪70年代至1995年的大量早期公共品实验研究（这方面文献综述的重要贡献者是John Leyard）揭示人们的自愿合作行为显著存在但具有脆弱性；1995～2011年之间的后期公共品博弈实验（这方面文献综述的重要贡献者是Ananish Chaudhuri）揭示的规律是自愿合作行为存在有规律的异质性偏好分布，其中条件合作者的存在是自愿合作形成的基础，利他性惩罚往往是解决公共品自愿合作行为脆弱性的一种有效机制。⑥在中小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问题上，政府参与投资运作甚至直接进行投资，可以有效扮演条件合作者角色。对于那些拒绝投资的合作者或搭便车者，政府如能采取措施进行惩罚，将有利于使各种投资者形成投资于中小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合力。
长期以来，我国用于大城市的建设资金偏高，尤其是用于超级大城市豪华设施的建设资金偏高。我国提出的建设新农村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如果没有中小城市的发展作为基础，将缺乏重要的支撑因素。我国古代的宋朝曾由于过度依赖于超级大城市，使国家抗打击能力减弱，北宋王朝因此在外部军事打击之下迅速崩溃。此外，宋朝还由于高消费群过于集中，阻碍真正的大众消费的产生，从而导致城市消费繁荣和整体社会消费疲软并存的奇怪局面，导致城市经济虽比较繁荣，但宋王朝最终失去内生的发展动力。⑦此为史鉴。当代中国政府在引导中小城市的发展时，应通过加强中小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来调整投资结构。全国各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均衡发展，可使国家减少对少数超级大城市的依赖，增加国家的抗打击能力。通过这种调整，可使生产力资源逐步获得均衡配置，使区域发展更加平衡，全面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使内需获得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逐步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第三，采取多种税收制度促进社会财富合理再分配。长期以来，很多人将税收较为单一地视为国家聚集社会财富的重要手段。实际上，这种观点有一定片面性，忽视了多种税收制度实际上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功能。鉴于我国目前财政收入增长很快，而居民收入相对增长较慢的情况，以及家庭贫富分化的状况，税收制度的创新应考虑到针对不同目的、不同征税对象的区别对待。比如，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应重在促进社会财富合理再分配，而不应是重在为国家聚集财富。民众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富，对于国家稳定是一种隐患。这个道理古人早就清楚地指出过。比如，《管子》云：“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⑧消费税则应强调因消费资源不等而应向国家与社会承担相应的纳税责任，应强调缴纳的公平、合理。
具体而言，为促进社会财富再分配，可推行的税收制度可以有：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减少低收入者的所得税，利息税分级，对高额遗产与赠与征收不得免除的高额遗产税和赠与税，完善消费税并推行在商品零售的支付环节明示消费税的办法，进一步增加奢侈消费的消费税率。我国目前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已经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流转税使税收的焦点集中于企业的生产与消费环节，对社会财富在个人层面的再分配影响并不显著。富有阶层由于掌握生产与销售，因此可以在生产与经营环节进行逃税，从而占有更多社会财富。
因此，在税制改革方面，可以分阶段引入新制度：第一阶段，可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这是为了减少中低收入者的税收压力，提高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刺激中低收入者的消费欲求。第二阶段，可进行利息税分级，并推行对高额遗产与赠与征收不得免除的高额遗产税与赠与税。这是为了防止社会财富出现无法遏止的高度集中，避免社会阶层流动出现无可挽回的僵化。第三阶段，进一步在全社会推行普遍、直接的消费税，在商品零售的支付环节征收并明示消费税，实现多有能力多消费的人多纳税，从而进一步稳定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机制。第四阶段可进一步增加奢侈品消费税率，以遏止过度的奢侈消费，在不压制正常消费需求的情况下，进一步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再分配。
以上税制改革的阻力将出现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即利息税分级，增收遗产税和赠与税，在商品零售的支付环节征收并明示消费税。第二阶段利息税分级、对高额遗产和赠与征收不得免除的高额遗产税和赠与税的阻力将主要来源于既得利益者（社会的富裕阶层）。第三阶段在商品零售的支付环节征收并明示消费税的阻力将主要来自于社会中低阶层。因此，不论是利息税分级、对高额遗产和赠与征收不得免除的高额遗产税和赠与税，还是实施普遍、直接的消费税，都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利息税分级、征收高额遗产税和赠与税，需要既得利益集团充分顾全大局，充分理解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与发展困境。征收并明示直接的消费税则只有在全社会的公民意识、民主意识以及受教育程度到达一定的水平时方能顺利实行。北宋时期的王安石新法（如均输法、青苗法等）就曾因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同时也因新法不被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理解而告败。
第四，合理控制政府消费，提高政府的转移支付。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以一定的政府财政收入作为分配对象，政府公益性开支（如教育、医疗等）可作为转移支付（传统上被视为公益性投资），与其他形式的政府支出，或曰政府购买（政府消费）之间，存在经济学中所说的交替关系。长期以来，政府消费中有控制与节制空间的主要是行政管理部分。
在控制行政管理费方面，我国官员规模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我国的官民比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有数据显示，我国官民比例在汉代是1∶7948，唐代是1∶3927，明代是1∶2299，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一说是1∶600），而2011年是1∶30（一说是1∶28），有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空前的1∶9（如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从横向上看，1999年中国的官员比例是1∶30，印尼是1∶98，日本是1∶150，法国是1∶164，美国是1∶187。⑨以上这组数据中，中国2011年官民比存在争议。与唐代和明代相比，宋代有严重的冗官问题。《元丰类稿》卷三十《议经费》中载：“景德官一万余员；皇佑二万余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余员，总二万四千员”。另有数据显示，英宗治平三年，宋人口为29092185口。⑩据此，我们可计算出宋代治平三年（1066年）官民比大约为1∶1212。宋代曾经出现过的冗官问题似乎在当代中国也同样遇到了。国家公务员局负责人指出，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公务员为689.4万人。若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来计算，2010年我国的“官民比”（公务员与总人口比）应为1∶194.3。官员数量增多一般意味着行政费用开支会相应增大，除非政府破产无法维持开支或有意识地节制开支。
考虑到我国人口不断增多，对于官员数目逐渐增加的事实，我们并不会感到特别意外。一个超级人口大国，在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增加官员数目似乎是必要的。这样的解释过于简单。实际上，问题要复杂的多。中国政府逐渐庞大、官员数目大致上日益增多的另一个较为深刻的解释是：随着总人口的增多，社会交往中的矛盾增多，大量的矛盾与冲突加大了社会信任机制减弱的风险，同时，客观上也需要仲裁者的介入进行仲裁。政府官员数量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社会对仲裁需求的推动。政府官员数量的增加，实际上也是信任网络的政治整合和延伸。“人们接受法定货币、购买政府债券、缴纳税款、信赖政府的养老金、服兵役、信赖司法、献身公益，并依赖公开认定的政治角色伸张冤屈或诉求。至少在这些方面，他们是将自己的信任网络融入公共政治之中；至少在这些方面，掌控政府的人——统治者——获得了历史上一度隐匿于信任于网络之中的、被严加看管以免为统治者所利用的宝贵资源。统治者就此获得了现成的财富、信用、劳力、信息，甚至还包括忠诚。” 但是，统治者拥有以上这些资源并不意味着就有权力可以滥用这些资源。
合理控制政府消费、增加政府的公益性投资可以被视为是对人们信任的一种回馈，也可以看成是信任网络政治整合得以实现和维持的基本保证。然而，官员数目的增加、官僚机制的强化，反过来则在社会内部强化了官本位观念，对于公民意识、民主意识的健康发展又形成了巨大的阻力。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制度的内生性特征表现得异常明显。换个角度分析，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官员的数目，而在于政府对人们信任的回馈和政府运作的效率。对国家财政按照功能性质分类，1996年我国政府行政管理费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4.9%，1999年为15.3%，2005年达到19.2%，2006年为18.7%（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数据计算所得）。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不再设“财政按照功能性质分类”这一统计栏目，原该栏目中的“行政管理费”一小项自然也取消了。因此，2007年起，行政管理费无法从《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中清晰地计算出来。根据有关数据计算可知，1996年，我国政府1元行政费大约产出68元国内生产总值；2005年，1元行政经费只产出大约38元国内生产总值。我国政府部门提供公共物品的运作成本正不断提高。实际上，政府运作成本的提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成本意识，盲目决策导致公共开支浪费。因此，合理控制政府消费中的行政管理费，可以在保证国防费、经济建设费等主要支出的同时，为增加政府转移支付提供可能性。通过增加政府的转移支付，可以有效提高社会的医疗保障、社会文教的水平，促进社会平等，从而降低广大民众对于未来风险的预期，间接刺激消费需求。
第五，加大社会文教、科技费的支出，为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普遍提高创造条件。受教育水平对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她）在未来所能拥有的生产力资源，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她）在未来所达到的生活消费水平。
在支持社会文教事业、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政府负有重要的责任。支持科教事业，支持人的发展，可以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所以，古人云：“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一树百获者，人也”。但是，就近些年来看，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1999年，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社会文教费占27.6%，2005年占26.4%，2006年占26.8%（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数据计算所得）。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不再设 “财政按照功能性质分类”这一统计栏目，原该栏目中的“社会文教费”一小项自然也没有了；但是该年鉴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主要支出项目”栏目中，分设有“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播”费用，2007年的以上三项费用总和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为19.7%（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2010年，“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播”费用三项费用总和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降为19.3%（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有关数据计算所得）。200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强调财政资金向社会发展倾斜。文教作为重要的社会公共物品，当然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但是，从近年“社会文教费”或“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播”费用三项费用总和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看（尽管社会文教费支出的绝对数字不断增长），社会文教、科技所受重视程度并没有获得结构性调整。对于农村而言，尽管国家增加了对农村的财政支出，但是农民的基础教育依然严重供给不足。
在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社会文教、科技费占政府消费支出的比例如果没有结构性的提升，无疑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将严重影响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国家竞争力，对社会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将造成巨大障碍。因此，我国政府有必要在政府支出方面作出战略性的调整，加大社会文教、科技费的支出，为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普遍提高创造条件。
第六，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消费水平。按照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农村生活消费水平与城镇相比，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并非是在短期内形成的，而是我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如果从公元前594年鲁宣公颁布“初税亩”算起，农业税历经朝代更替，在我国已走过了2600多个春秋。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草案，结束了中国有数千年历史的农业税，使中国农民从此告别“皇粮国税”。我国的农村税费改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农业税的减免却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城乡收入和生活消费水平的巨大差距。实际上，在减免农业税之前，农业税对我国财政收入贡献所占比例已经很低，在很多地区，农业税则早已名存实亡。农业税的减免，并没有解决农业生产物资价格上涨的问题。农民面临生产成本上涨带来的巨大压力，农村人均收入不断增加的难度很大。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未来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是农村改革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根据农村的社会组织特点进行专门设计。但是，由于社会保障也可能诱发惰性，带来降低生产积极性的消极影响，我国也不应该将提高农民生活消费水平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农村社保体系上。对于未来的中国，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在保障农民自身基本生活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持续充分地满足全社会的基本需求。激励农业创新，尤其是激励生态农业的发展，不仅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有理由成为国家农业战略的一部分。另外，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如果将基本的粮食、蔬菜寄望于进口，在国家战略上有着巨大的风险。就目前来看，在今后十年至二十年，保证农业持续稳定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消费水平的较为积极的措施是：依靠发展农业科技解决农业生产率较低问题，为农业生产物资经营销售环节提高补贴以帮助农民控制或降低农业生产物资的成本，以及通过发展中小城市为农业创造更多的副业发展空间。
第七，保护自然环境，尤其是要保护耕地不受污染。耕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优质耕地资源是不断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重要基础。但近年来，我国耕地被污染情况愈加严重。国家环保部部长周生贤2011年10月2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正式报告中批露，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占18亿亩耕地的8.3%，该数据足以引起国人的高度警惕。尽管目前不同研究者对被污染耕地面积的具体数字尚有不同看法，但中国受污染耕地面积巨大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长期以来并非完全没有被意识到。但太多的人似乎对这个问题熟视无睹。如果任由这一已被察觉的问题继续恶化，将把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后代推向巨大的灾难。
我们的社会已经变得过于利润至上、急功近利以及自我中心。对利益的追求在经济学范畴可能被认为是理性的。当企业一味追求利润时，往往会千方百计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生产活动所引起的外部性污染（如矿产业产生的尾矿、化工业产生的废水等）往往被企业故意排除在视野之外。一些生产过程会产生污染的企业想方设法钻法律空子，不愿承担清理废料、污水等污染物的责任。这种情况，其实并非我国所独有。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也曾出现过类似的事情。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其著作《崩溃》中举了蒙大拿州的例子。该州在1971年就通过了相关法律，但矿产公司将高价值的矿石挖出后，通过宣布破产而逃避清理环境的责任。当时，5亿美元的环境清理费落在了该州居民头上。如今，在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公有地悲剧”正在耕地上令人心痛地一幕一幕上演。那些为恶的企业获得巨大利益，遭受伤害的却是整个社会以及所有人的后代。为了生存和过上更好生活的追求，造成我国很多地区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冲突。
要消解我国耕地污染的危机，绝非易事。政府在这个问题面前首当其冲。更为严格精密的保护耕地的法律法规必须出台，且应毫不容情地执行，对试图通过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的生产者进行有效的约束，使其承担应有的环保责任。对于为恶者，必须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政府还应扩大日常宣传，让公众知晓保护耕地对任何人而言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公有地悲剧”决不能继续在极为有限的耕地中上演下去。
这些针对中国社会隐患所提出的应对之策，在实践中须多方协力、稳步推进，方能达成良好之效果。中国社会是异常复杂的巨大系统，如缺乏系统思维，无法协同运作，则往往会顾此失彼。因此，政府在未来的改革发展道路上，需大大加强掌控全局的能力。
注释
①董志凯：“投资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变迁的回顾与展望——兼及增长方式转变（1950-201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12页。
②［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第128页。
③参见［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四章。
④参见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第27页。
⑤董志凯：“投资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变迁的回顾与展望——兼及增长方式转变（1950-201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12页。
⑥陈叶烽：“实验揭示公共品供给四大基本规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28日。
⑦参见何辉：《宋代消费史：消费与一个王朝的盛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⑧黎翔凤撰：《管子校注》（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2、55页。
⑨安邦咨询：“全球罕见的官民比例已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隐患”，中国经营网，2011年6月27日。
⑩《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考二》。
［美］查尔·斯蒂利：《信任与统治》，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美］贾雷德·戴蒙德：《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江滢，叶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350~351页。
责 编 / 郑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