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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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进行全面的考察与把握,是一次异常复杂的工作,其复杂的程度不仅来自于一个浩繁的文学话语系统,而且来自于新中国四十年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历史运作过程以及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几乎所有问题的症结都隐含在这一题材领域的文学话语与权威历史话语互为表里的关系中,这构成一种“泛本文”现象。维特根斯坦说:“为了明白审美表达,必须描述生活方式,”“我们用来作为审美判断的那些词语,在我们称之为一个时期的文化的东西中有一种复杂的,但当然也很确定的作用,为了描述它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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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进行全面的考察与把握,是一次异常复杂的工作,其复杂的程度不仅来自于一个浩繁的文学话语系统,而且来自于新中国四十年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历史运作过程以及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几乎所有问题的症结都隐含在这一题材领域的文学话语与权威历史话语互为表里的关系中,这构成一种“泛本文”现象。维特根斯坦说:“为了明白审美表达,必须描述生活方式,”“我们用来作为审美判断的那些词语,在我们称之为一个时期的文化的东西中有一种复杂的,但当然也很确定的作用,为了描述它们,或者为了描述人们所指的教养趣味的东西,便必须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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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第五届学术讨论会,于91年11月中旬在湖南索溪峪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和学者80余人参加了讨论会。湖南省委宣传部、大庸市负责同志到会祝贺,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发来贺信。讨论会围绕着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解放区文学展开热烈的讨论。对解放区文学的产生,有同志认为,它是“五四”文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
<正> 我常常看不清自己。我常常很盲目地活。因此,常常被困扰,被挫折。直到如今,似乎还没形成一个清晰的“我”,一个固定的“自己”,好像还在成长,还在生活的汪洋之中挣扎、漂流,还在东张西望地寻找灯塔,还在左顾右盼地抉择可从停泊依靠并脚踏实地的彼岸。包括写小说、做作家,仿佛也是很偶然地被一种命运所决定,而不是因为兴趣、酷爱,或者有一份天生的才情。可我还是一路的写过来了,持续不断地写了十多年,有十几本书出版,还有了一些很喜欢我文章的读者。有时,我自己也惊讶:生活把我改变得太多太大,生
<正> 我的第一个作品,是长篇历史小说《星星草》。在这之前,没有写过、更没有发表过中、短篇小说。常有朋友说我不合常例,并问我什么道理。我也说不清楚,只是喜爱写长篇而已。细想想,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原因的。我上大学学的是理工科,无线电控制工程系飞航式导弹专业。1978年改行写小说以来,长辈、老师和同学们每每说起,大学五
<正> 自我本体观的建立以及道德判断上的反传统精神,决定了创造社作家在艺术观上的高度自由意识,在有关创作过程与鉴赏过程关系的讨论中形成共识。田汉曾在《艺术与社会》一文中说道:“在我们创作艺术时的态度言之当然只能像时花好鸟一样开其所不能不开,鸣其所不得不鸣,初不必管其种艺术品成后将来会发生什么社会的价值。”郁达夫也认为:“我以为艺术虽然离不了人生,但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总不该先把人生放在心里。艺术家在创造之
<正> 金秋十月,天高气爽,北京市作家协会在京召开规模盛大的杨沫文学创作研讨会,应邀到会的四十余位作家、评论家、编辑就杨沫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杨沫同志以《青春之歌》享誉文坛,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她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与时代和人民保持着密切联系,以不倦的创作热情辛勤笔耕,创作出大量为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她的作品还被
<正> 牛汉这本《诗全编》已经可以交稿了。关于这本书的意义,楼(适夷)老在序文中讲得很清楚。一些有关正文的编纂、整理、校注等问题,“出版说明”也作了交代。但是,对于胡风先生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作者,你我两个作为编者,也还是有不少的话想说说的。绿原我首先想到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里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
<正>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学评论》主编马良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1年10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55岁。马良春同
<正>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年会于1991年10月23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到会专家学者共80余人,会议就新中国文学的评价问题展开讨论。与会者认为,重写文学史问题的提出,本无可非议。每一学者由于自身知识结构、理论观点与审美取向的差异,也由于历史材料的新的发现和钩沉,由于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微观研究的深
<正> 黄万华同志的《“回归”:沦陷区文学思潮的矛盾运动》(载1989年第6期《文学评论》,以下简称黄文)一文,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其基本观点是:抗战时期,由于国统区、解放区的作家,“以文学直接介入民族解放的政治”,不同程度地进入了“为政治”的层次,造成了文学社团活动“明显减弱”,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沉寂无声”,使五四文学思潮发生了“断裂”;在日伪统治的沦陷区,作家“同异族强权政治和民族解放的政治拉开距离”了,文学社团活跃,西方现代主义高涨,使五四时期“以真实性为艺术生命”的文学思潮得到“回
<正> 在长达两千年的文学发展史上。屈宋并称于我国文坛,这原本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近百年来,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高潮迭起,争论的范围甚至超越国界。相形之下,宋玉研究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文章中,真正可称为学术研究的论文数量甚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宋玉其人其作真伪问题上存在极大的分歧。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关宋玉一节的论述,说出了问题的症结,书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