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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观来看，去年秋天在布鲁克林高地开幕的私立学校“布鲁克林AltSchool”并不像是一家传统的教育机构。周围没有操场，街角没有交通协管员，清晨也没有聚集在人行道上的一大群儿童。这所学校位于蒙塔古大街一座商业建筑的二层。建筑外墙上挂着一个标志：亮蓝色的圆角正方形里面写着“alt”这个单词。看上去好像iPhone上的一个应用程序图标，等待着巨大的手指点击下去。
学校的室内空间被隔墙划分成几间教室。装修风格让人想起宜家：低矮的沙发、豆袋椅、一堆桌子，还有尺寸逐个减小的木头椅子，像是给童话故事《金发姑娘与三只熊》里面那三只个头不一的小熊们准备的一样。这里没有校长办公室，也没有校长。就像过去3年内在湾区开张的另外5家MtSchod一样，学校是由老师来管理的，其中一人兼具校长的职责。这里也没有秘书：很多行政事务都由位于旧金山南市场区的AltSchool总部来处理。这里甚至都没有太多学生。每一家AltSchool都是“微型学校”。在布鲁克林高地的这家有35名学生，从学龄前到3年级都有。将来学校走入正轨后也只会再增加几十个学生名额。不过，AltSchool的野心却很大。2017年按计划还有5所学校即将在旧金山、曼哈顿和芝加哥开幕，他们的目标是向全国其他城市扩展，利用先进科技，针对每一名学生的“需求与热情”提供高度定制化的教育服务。学费为每年3万美元。
12月，我参观了一间有6个学龄前儿童的教室。几个孩子正在玩“开餐馆”的游戏，一个女孩坐在椅子上，两只手平伸着，像是在握着方向盘：她在端菜。“我抄了近路（shortcut）。”她宣布。坐在地板上的老师跟她说，“这个词很好——而且你也用对了。”然后她掏出手机，把这个场景录了下来。
另一位老师正和一名学生一起看着平板电脑上一张粉色水母的图片。女孩之前一直在用紫色的碳棒画水母。“看看今天我们能不能学会一种新水母的名字，”老师说。“你想了解哪一种水母呢？”女孩点了一下屏幕，出现了一只羽毛一样洁白的水母。“这是一只……马蹄水母（hippopodius）？”老师缓慢地拼读着水母的学名。“我不知道它在夜里会不会发光，”女孩说，“还有别的粉色水母吗？”
AltSchool给学龄前班级的孩子每人发一台平板电脑，到高年级会换为笔记本电脑。（目前，AltSchool开设的课程最高到8年级。）我参观了一间2-3年级学生一起上课的教室，大多数孩子都把头埋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里。所有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播放列表”上预先设定好的科目进行学习——这一列表上会显示一系列的数字“卡片”，上面写着需要完成的作业。有些需要在网上完成。两个孩子正在一个打字网站上练习打字。他们的作业会被上传给老师进行评分，然后被录入该学生的在线“学习进程（Learning Progression）”——这是AltSchool开发的一款软件，能够详细跟踪记录学生每分钟的学习过程。
这里的课程表基本上与教学大纲——政府对于学生在每个年级需要掌握的知识标准——保持一致。不过AltSchool的精神从根本上来说是与公共教育几十年来采用标准化范式背道而驰的，它着重强调朝“个性化学习”方向进行转变。这种方式会承认并且适应不同学生之间的差异：包括他们的个人能力、他们的兴趣，以及他们的文化背景。
班里的一个女生正在完成一项线下作业——阅读一本关于北极熊的书。一个男生则趴在地毯上，戴着耳机，在“大众智力（BrianPOP）”网站上学习计算基本几何图形的周长。“五分之二！”他突然大喊了一声，根本不在意周围其他人的存在，像是地铁车厢里戴着耳机大声唱歌的乘客。
并不是所有的作业都要求独立完成。两个女生并排坐着，面前摆着笔记本电脑，她们在合作完成社会调研作业，正用谷歌搜寻海狮的图片，两人不时停下来交流一下心得。偶尔会有一名学生跟老师说话，老师是一位年轻女士，穿着牛仔裤和宽松的上装，她坐在地毯上，手机放在屁股下面。一个女生在使用笔记本电脑查找城堡一这是她—直以来的兴趣点。她和老师谈起了公主与城堡，以及两者是否总是相伴出现。“这是个好问题，”老师说，然后问她，“美国有公主吗？”
旁边的一个女生插话说，“有——我妈妈说以前有一个公主，但是她被狗仔队害死了。”
“我妈妈说每一个城堡里面都有一个行刑室。”那个在研究城堡的女生说。
“什么是城堡？——这是你今天首先要弄明白的问题。”老师说。女孩在一张纸上写下了答案，老师对着那张纸拍下一张照片，好上传到女孩的学习进度卡片上。
她也能通过“AltSchool Stream”把照片发给女孩的父母，这款应用让学校和家长能够随时联系。同时，在学生们头顶的天花板上挂着白色的录像系统，墙里也嵌入了鱼眼镜头。这套监控系统叫作“AltVideo”，其作用是捕捉学生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动作和互动，以供分析。
Alt学校的创始人麦克斯·文提拉今年35岁，纽约人，他小时候在上东区的巴克利上小学，然后转去新英格兰的安多佛。他毕业于耶鲁大学，主修数学与物理，后来还拿到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文提拉曾经在谷歌公司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自己创业，成立了一家名叫阿德瓦克的公司，开发出一套用于“社交搜索”的工具——能把搜索结果定向传导给目标人群。2010年，他把公司卖给了谷歌，据说售价为5000万美元。他也重新加入谷歌担任集群产品经理，并最终负责在谷歌所有产品中创造“整合体验”——比如说，确保用户的YouTube浏览记录能够对他的搜索结果产生作用。2013年春天文提拉退出谷歌创办AltSchool时，他没有任何作为教师或者教育管理者的经验。但是他对于网络有非常丰富的知识，他瞳得大数据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洞察。
第一家NtSchool于9月在旧金山道戈派奇区开幕。办学校的想法源于文提拉和曾在谷歌公司担任高管的妻子詹妮.斯蒂凡诺蒂为女儿找学前班时候的经历，他们的女儿如今已经4岁，两人还有个2岁的儿子。“那是一次惊人的悲惨过程，”他告诉我。“把2岁孩子送进学前班是一项风险很高的任务，所有好学校的申请者都比最终录取者多出100倍，而如果你没有选对学前班，你的孩子到30岁就会一文不名。”参观学校的时候，文提拉发现如今的教育系统跟他小时候上学时相比几乎没什么变化。“现在的3岁小孩跟当年没什么不一样的，”他告诉我。但是，拜科技发展所赐，“现在的13岁少年跟当年可。是太不一样了。” 文提拉对于教育的思考越多，越觉得自己可以做些改变一并且不止是改变自家孩子而已。他并不想开一家“一劳永逸式的学校”，他要创造一个教育的“生态系统”能够以不同方式响应孩子自身的兴趣，就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安排作业。文提拉的想法符合当下中产阶级对于培养孩子的理念，就是让孩子们寻找自己的热情所在，并且追寻它们，不走寻常路。
文提拉还希望学生们能集中学习将来在工作中能够使用的技能，而不是强迫他们“所谓的”必须掌握的知识。“与50年前相比，现在的孩子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学习徒手运算，因为如今人人都随身带着计算器，”文提拉告诉我。“这不是说你一点儿数学都不需要学——我当然不希望在找零钱这种基本算术上也得靠滑开手机来完成。但是你应该把重点放在相对容易，或者相对更重要的事情上。”文提拉热爱语言——他父母是匈牙利人，他在双语环境中成长，后来上学时又学了法语和拉丁语。他后来还学了一阵波斯语，这样他就能知道当时的女友一家在餐桌上是怎么谈论他的。不过他并不确定自己的女儿也应该把同样的精力花费在掌握语言方面。“如果你让孩子学外浯的目的只是20年后她能与说外语的人交流一呃，这种学习的相对价值肯定已经变了，因为到那时人人都会随身携带即时翻译应用软件的。”他说。
前不久，我来到位于道戈派奇的AltSchool参观，校址在码头附近的一座旧工业厂房里。“基本上是从一片狼藉中建立起来的，”AltSchool的创始教师之一，现在担任公司教育总监的卡洛琳.威尔森告诉我。今天，公司有超过150名员工，在教育工作者、技术人员以及运营经理三个岗位上人数相当。这一迅速增长是因为公司拿到了1.1亿美元风险投资——以及2000万合资债务一的资助。这些投资都是近两年募集到的，也让AltSchool成为教育科技行业最大的投资项目之一。AltSchool得到了硅谷一些顶级风投的青睐，其中包括创始人基金、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和约翰·多尔。去年，慈善性质的硅谷社区基金会给AltSchool投资1500万，主要资方是马克.扎克伯格和妻子普里西拉陈。这些背后资助者的目的都不止于拥有专营微型学校产业链的一部分。他们希望AltSchool能够帮助“重塑”美国的教育：首先，创造微型学校；其次，给教育工作者提供软件去建立自己的学校；最后，向全国的公立学校提供软件支持。公司希望在三五年内达成这一目标。
硅谷的创业者们相信，科技的灵活性与创新性应用于教育产业可以相当高效，并且有盈利前景。2005年创办著名在线数学教育平台“可汗学院”的萨尔·可汗说，“在硅谷风生水起的人大多数都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但他们同时也对如何改善教育有更强烈的观点。”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已经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几十亿美元资助不同项目，其中就包括数码辅助工具和定制学习方面的研究。史蒂夫.乔布斯的遗孀劳伦·鲍威尔·乔布斯也将教育作为她慈善机构“爱默生基金会”重点关注的行业，承诺投入5000万美元在高中教育的创新。（爱默生基金会也是AltSchool的投资方之一。）马克.扎克伯格则更为高调地向纽瓦克地区的公立学校投资1亿美元。
AltSchool被硅谷人称为“全栈式”公司，意思是说它不仅限于提供软件服务。大多数教育科技创业公司并不运营任何学校。（可汗学院在山景城有—家学校，但是扩展线下实体学校并非公司的首要任务。）像Uber、Airbnb和AltSchool这样结合虚拟与实际的公司，是当下硅谷投资商特别热衷的。
“本质上Facebook是从哈佛学生公告板起步的，”文提拉告诉我。“Uber起初就是一个私家车接送服务，是加瑞特”——加瑞特·坎普，优步创始人——“自己用来叫车的。这种创新方式很普遍。你开始从很单一的需求起步，然后你再重复改进。”
两年前，梅森堡AltSchool在旧金山的滨海商务区开幕，位于毗邻星巴克的一条商业街上。我12月前去参观时，一群低年级学生正在津津有味地看一位个子特别高、身穿俄罗斯民族风格超短裙的金发女郎表演。她扮演的是白雪公主，在新年前来看望孩子们（她实际上是一名学生的妈妈）。楼上的初中班级里正在进行更为复杂的模拟作业，设定的情境是一个由一对独裁者统治的陷入金融危机的社会（两名老师扮演独裁者）。这一集体作业把数学与政治课程结合在一起，一来让学生了解政府的不同形式，另外还让他们学习经济学运作的原理。
教室的布置很像是程序员的独居公寓：沙发、书架、平板电视、一隅的简易厨房。桌面上的碗里装满了苹果片和蓝色玉米片。每一个学生都在使用谷歌笔记本电脑。主讲老师克里斯蒂.赛弗特是一名精力充沛的年轻女士，头发染成绿色，但是学生们都没有看着她。他们都在看着电视屏幕上她的影像，她的声音和面目都经过了一定处理，突出她现在是扮演独裁者的角色。之前的那节课上，学生们抽签决定了自己在这个模拟社会里从事的工作。某些人是销售主管，另一些人是秘书，一个男生成了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当天的任务就是上网搜索自己的薪资水平，然后根据墙上贴的表格算出他们的税率。
赛弗特发言之后，学生们分成小组。几个男生在沙发上蜷着，用谷歌搜索薪资信息。另一个小组则激烈地批评着工作任务分配上的独断专行还有独裁者的指示。“我要成立工会！”一个女孩喊道。赛弗特对这种躁动很满意。
28岁的赛弗特职业生涯起步于“美丽美国”公益教育组织，并曾经执教圣何塞的贫困学生。“我开始思考应该有某种缩减教育水平差距的方法，”她告诉我。“我很清楚的是，在那些区域教学时，统一拔高所有人以适应所谓的学习标准，等于忘记强调每一个学生的需求。我们忘记了考虑孩子们是如何学习的，以及他们今后想成功最需要的是什么。”
在圣何塞，学生的年度州考成绩只有在学年结束时才会公布。在AltSchool，赛弗特可以掌握每个学生每一天甚至每小时的进步。学生的课程列表里的每一张作业卡都有标签，不止注明学科，比如数学或者文学，也注明社交及情感技巧。 同时，AltSchool的教育者也在讨论孩子们是否真的需要在受教育过程中严格按照年级规定完成教学大纲制定的某些课程。赛弗特觉得学习按照非线性顺序进行，可能更有好处。就比如电脑里的多点传送文件：“你可以想象，有那么多东西要学，你可以打乱顺序来学习或者同时学习，只要最后你都掌握了就行。”
在赛弗特的教室里，我和7年级学生奥托.克拉多克聊起来，我看了一下他的学习进程表。他正在为自己在模拟社会中的角色“秘书”做调研。他的父母是黑石集团的广告顾问和高管，他们把他从一家知名私立学校转来这里。他的妈妈葛丝.杰弗里斯告诉我，奥托之前上课一直漫不经心。奥托说，“在以前的学校里，他们只会说，‘哦，你想做建筑师？到大学你可能才会学到建筑。’在这里，你可以选择建筑课程，我们专门有一门建筑课，我们设计建筑并且做出了模型。”
前一天，奥托说，一名客座教师带着几个学生来进行一项3D打印作业，通过一个叫作Tinkercad的网站来完成。“我们在网上做了一些小模型——有些人做了手机壳，或者小塔楼，或者溜溜球，”奥托说。“我做了个马桶，因为我觉得特别好玩。它由很多部分组成——你要有个基底，要有坐便器，还得有盖子。”他进入网站调出了他的作品。“我还在网上找了些马桶的参考图片，”他说。“我觉得我想让这马桶与人的后背更贴合，我还想做出特别清洁卫生的马桶。我想让它坐上去很舒服。我很瘦，个子不高，所以如果没有坐垫的话，会硌得很疼。”最终，奥托说，他计划把这个模型用3D打印出来：一个模范马桶，按照他的个人标准和喜好特别定制。
几十年来，科技学家们一直在尝试改变教育。70年代末，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方面的先驱西摩尔·佩珀特就认为，编程可以很大程度地开发儿童的大脑。一个学编程的孩子“既学会了最有力量的现代科技的一部分，也通过科学、数学和智力模型的建立，熟悉了一些非常深刻的观点”。佩珀特在他1980年出版的书《头脑风暴》中写道。
编程可能刚刚出现在课程表上，不过电脑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个人化任务。刚刚获得1亿美元风险投资的适应性学习平台牛顿公司（Knewton）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何塞·费雷拉最近把他的产品形容为“云端的机器人老师，能够一定程度上知道你的想法，并指出你的长处和弱点”。
2010年教育部发起的一项分析表明，老师使用数字工具辅助与授课相结合，学生的成绩比不使用数字工具的学生要好，还有个重要发现是：使用数字工具辅助教学的老师总体上被认为是更加有效的教育者。
然而也有一些教育科技的倡导者对过度依赖数字工具进行量化教学提出了警告。曾经当过教师、现任瑞奇资本投资人的詹妮弗·卡罗兰最近在博客上写，“在所有投资热门以及创业风潮里，我担心有人会觉得个人定制化是教育行业的杀手锏。”已经有几家很高调的教育科技公司宣告失败。新闻集团创立了一个教育软件开发部，并且把前任纽约教育总长约尔.克莱恩请来担任主管，但是由于各学区都拒绝使用这款软件而失败了。
和上述公司不同，AltSchool通过收取学费盈利。在旧金山或者纽约这些城市，它成为那些不想送孩子进公共教育系统的家庭的热门选择。AltSchool里也有1/4的学生靠政府助学金上学。“为了给学生们提供一个能够适应未来社会的教育环境，我们需要让教室里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代表着全国各地。”文提拉说。不过，AltSchool所需要的技术条件让它很难在并不富裕的公立学校学区推行。家里没有无线网络的孩子没法在平板电脑上完成作业，就算他的学校能提供平板电脑也无济于事。
某些教育倡导者对于AltSchool大规模收集数据可能引发的隐私泄露持有谨慎态度，特别是AltSchool是一家盈利性质的公司（大多数独立学校都是非营利性质）。这些担忧可能会让公共学校系统准备采用AltSchool软件时的情况变得复杂。文提拉说，AltSchool的数据不会被用于商业用途，并且学校是以一种尊重学生匿名权的方式收集数据的。教室录像里只有某些特殊时刻会被保存下来，他说，大多数视频根本不会存储到硬盘上。“我从来没有想过把某一个孩子的所有行动都记录然后保存。”他说。但他补充说，通过录像集中分析学生们的词汇掌握过程，能够为老师提供宝贵的资料，帮助他们更有效地针对每一个孩子进行教学。“收集任何种类的数据都并非易事，”文提拉承认。“但是如果不这样，我们就只能沿用目前这种非常不准确的统考方式，它并不会省下多少费用，但效果却远远达不到我们的期望。”
弗吉尼亚大学的教育学家丹尼尔.威灵汉姆告诉我，在学校里采用新技术可能会特别没效率。“我听说的最常见的情况是当你使用了技术手段，你必须备两份课，”他告诉我。“你要有一份结合技术手段的课程计划，还要有个备用课程计划，如果当天技术手段出了故障无法实现的话。”威灵汉姆还提到，教育软件最关键的作用不是它如何通过算法给学生的表现打分，而是将需要阅读的内容和数学公式呈现在屏幕上。“人们很重视算法，”他说。“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教材的质量。”
我在布鲁克林AltSchool度过的那一个上午，学校在技术方面的雄心与教室里的现实之间的差距特别明显。一个学前班的孩子因为不知道如何进行下一步操作而变得越来越焦虑。他把没有反应的平板电脑来回摇晃，不停用手指戳屏幕，和所有搞不清楚某个复杂遥控器如何使用的家庭主妇一样气馁。
即便在AltSchool的教学方式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有时候结果也有问题。那两个在谷歌上搜索海豹图片的女生找到了大量适切的图片。但同时也找到了一张被海豹袭击后身体几乎断成两截的海豚尸体的图片，它的血染红了海面。还有一张英国歌手西尔（Seal=海豹）的头被图像处理软件接到一只海豹身上的照片_让学生们觉得很迷惑。虽然这项作业的目的是让他们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工作环境，但是它同样也和当今的工作环境很相似，互联网上的黑洞处处充满诱惑。
2015年，美国教育部长阿恩.邓肯宣布辞职，他在任的6年里，在全美学校里大力推行大纲教育和标准化考试，目的是使用统一标准和数据收集来评估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老师的教学表现。但是在任期临近结束时，邓肯也承认，过于重视考试给课堂增加了压力，对于师生是有危害的。他的辞职或许标志着30年来标准导向的教育改革的结束。 同时，家长和教育学家也开始重视促进成功的好习惯。比如像“勇气”和“适应性”这类品质，以及如何培养它们等等，在当代教育理论中被广泛讨论，老师们也越来越多地谈及“寻找孩子的”能力和兴趣所在。在教育理论学家中，一个热门词语是“混合式学习”——学生从课堂上以及教育软件中全方位获取“内容”。
AltSchool学生家庭可以被称为是这一新范式的早期采用者。AltSchool帕洛·阿尔托学校的学生家长唐·麦克阿斯基尔告诉我，“我们很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当成实验小白鼠。我认同AltSchool的愿景。我相信教育需要改变，不仅是在我们这个微型学校里，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要培养的下一代在生命的每分钟里都能很方便地接触到全人类知识的结晶，所以很明显，教育需要改变来适应它。”
一天放学后我见到了麦克阿斯基尔和其他几位家长。他和他的妻子丽兹是一家照片分享初创公司的创始人。他是从科技圈子里认识文提拉的。“我们几年前认识的，他说他要做一件改变教育的伟大事业。我说，听起来不容易，哥们儿，祝你好运——我很期待能看到你的成果。然后我们的孩子开始长大了。”麦克阿斯基尔的3个孩子——莉亚、洛根和奥黛丽一都曾经上过公立学校，但是麦克阿斯基尔说，“我们家的双胞胎进入3年级之后，非个性化学习的一些弊端就开始呈现了。”
去年秋天开幕的帕洛·阿尔托AltScllool也有过一些不顺的时刻。有一个学生的家长觉得学校留的家庭作业不够多而把孩子转走了。其他家长希望提前知道课程表——这在一个根据学生兴趣教学的学校来说是不可能的。在教室里四下看看就会发现，孩子们自发兴趣的程度有很大分别。我观察了学前班和年级的课堂，在下午的“自习”时间，有两个学生分别在完成颇为复杂的长期作业。一个对美国历史非常感兴趣的7岁男生用纸板搭出了一个餐桌大小的萨姆特堡国家古迹的模型——他正在给外立面的窗子涂上黑色。他还写了一本关于保罗·列维尔的故事书，写得很有活力，虽然拼写有些随意。另一个7岁男生则在进行物理实验，用压舌板和胶带做一个抛射器。他用墙上的标尺来计算抛射力度，还把数字记录在本子上。不过这两个男生却并没有特别积极地利用自习时间，开小差和注意力散乱的情况也时有出现，这就需要老师来对他们进行指导。
“只教给这些孩子们事实就可以了，”查尔斯·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里面固执的老师托马斯·葛雷梗说。“不要培养任何兴趣，排除其他的一切。”狄更斯的小说是对于教育上的实用主义哲学进行的反讽：当时的想法是，工人阶级的孩子只需要知道他们在工厂里能够用N-N的知识，别的都不需要。
个性化教育则保证会逃离标准考试一也就是葛雷梗式教育方法的最新体现。在个性化学习的世界里，他们宣称，每一个孩子特殊的天分都有机会得到发挥。但是AltSchool的教育哲学同样也是非常实用主义的，虽然它提倡学生的个性化、自主性和创造性，它也同时认为孩子们需要为未来的工作岗位做准备一而未来的工作岗位需要独立性、创造性、合作性以及辩证思维。
AltSchool的理念中，并不会放弃长期以来被视为是人类文明核心的文本，而是要以新的方式去学习它。在学校的一个中年级教室里，学生们正在学习《伊利亚特》，并且把重点集中在“愤怒”这一主题上，学生们设计了一个表格记录下每一次愤怒出现的情景，然后把数据用视觉化方式呈现出来加以展示，并且根据结果写出很有说服力的论文。后来，他们的老师詹姆斯.厄尔（James Earle）写道，“用这种方式分析一篇文学作品，等于把文字变成了一堆数据，能够在高质量阅读之外用量化的方式加以理解。”AltSchool认为未来的工作场所看起来应该与现在某些工作场所差不多——比如Facebook和谷歌。
去年春天，AltSchool聘请了曾供职谷歌十年的资深人士巴拉特.米迪拉塔担任首席技术官。米迪拉塔曾经从事谷歌首页搜索引擎架构的部分搭建工作。我和他在旧金山AltSchool的办公室见面，他告诉我，“我加入谷歌的时候，没人愿意从事这个项目——它其实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应用，所以主要是我在搭架构。我离开的时候，已经打造起一支有200～250人的团队了。”
和米迪拉塔一起加入的还有AltSchool的“产品副总裁”拉吉夫.巴迪亚——负责软件开发工作。他曾经在出品过“开心农场”等在线游戏的Zynga公司工作。“从事一些更有意义的工作让我感觉更好些，”他说。“卖虚拟绵羊挺好玩的，做到极致也让人感觉很不错，我知道该如何产出应对用户需求的游戏规则和构建方式，以及市场要求你如何做，这些在这里都有用武之地。”米迪拉塔加入AltSchool的动机也是因为有机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为了达成目标，我们需要把这个理念推广到全美国5000万公立学校的学生中。”他说。目前，AltSchool的学生人数很少，并且没有很高的“可行性”。但是，米迪拉塔继续说，“拉吉夫和我都来自大数据背景。我们深深相信，随着数据的积累，我们能够找到帮助老师们改善系统的方法。”
两人都对学校收集的视频数据感到兴奋。“它让老师有能力回溯过去任何时候发生的事情。”米迪拉塔说。他注意到老师能够通过长期默默观察一个正在做作业的学生并且判断出他是在思考还是在偷懒。视频内容也能帮助学校改善教室的布置。巴迪亚打开电脑给我看了一段前一天早上学生进教室时候的视频。“我们希望利用它来完成一些推论——比如教室里自动形成的小团体都是什么样的。”他说。
米迪拉塔想象着未来AltSchool的技术可以达到“像科幻一般”的境界。从大量影音数据中能够筛选出哪些洞察？他指的是被老师特别标出的那些视频片段。“下一步有帮助的工作就是我们会分析那些被标注的视频片段，然后进行分析推导，”米迪拉塔说。“比如，通常教室很嘈杂的时候老师们会进行标注并要求回看录像。那么我们也会找出其他一些有趣的时刻让老师们看看——比如，一个教室里满是学生但是却非常安静的时刻。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是好事还是坏事？或者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完全混乱的场面——不过，或许那正是课堂活动要求达到的效果。所以我们能够让机器学习这些数据，并且做出推断。”
AltSchool的技术人员参加12月的编程大会时，还在活动结束前分享了他们的一些有趣发现，负责标记视频段落的团队似乎对他们的发明非常满意。他们决定用一种“有趣的方式”来帮助老师调取课堂录像。“我们的想法是，理论上老师们可以通过轻拍两次手机就完成标注，”一名团队成员说。他拍了两下放在牛仔裤前面口袋里的手机，展示着这个动作多么容易就可以完成。
另一个团队成员在笔记本电脑上点了几下，一张带有波峰波谷的超声波心电图一样的图表出现在桌子前面一个巨大的屏幕上。第三个成员，刚开始蓄胡子的年轻小伙子，拍了两下手机，图表刷新了，呈现出新的波形图——那是他刚才拍手机动作调取的结果。
房间里响起喝彩声，开发人员解释说他们对数据做了清理，这样老师上楼和走动时产生的震动不会被视为是调取命令。“这是个很合理的设计，”一个人自豪地说。有人问到图表上一系列小箭头的来源。“那个，我不知道——可能是我手机放口袋里面然后四处走动形成的吧。”他回答。
房间后面，一位女士说话了：“你们让女老师做过测试吗？”
很多参与者笑了。“我是认真的，”她继续说道。“我们的老师很多是女性，她们会把手机放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标注团队的成员都是男性，他们看起来有点儿泄气。想出这个优雅的解决方案之前，他们肯定没有想过一个女老师要拍两下屁股才可以让她通过后兜里的电话进行标注。
“这个意见很好，”其中一人承认，笑容也黯淡了。“没错，它还需要很多调整。这只不过是，嗨，做个演示而已。”他们很快就失败了。这就是他们必然经历的。明天，他们会从头再来。
学校的室内空间被隔墙划分成几间教室。装修风格让人想起宜家：低矮的沙发、豆袋椅、一堆桌子，还有尺寸逐个减小的木头椅子，像是给童话故事《金发姑娘与三只熊》里面那三只个头不一的小熊们准备的一样。这里没有校长办公室，也没有校长。就像过去3年内在湾区开张的另外5家MtSchod一样，学校是由老师来管理的，其中一人兼具校长的职责。这里也没有秘书：很多行政事务都由位于旧金山南市场区的AltSchool总部来处理。这里甚至都没有太多学生。每一家AltSchool都是“微型学校”。在布鲁克林高地的这家有35名学生，从学龄前到3年级都有。将来学校走入正轨后也只会再增加几十个学生名额。不过，AltSchool的野心却很大。2017年按计划还有5所学校即将在旧金山、曼哈顿和芝加哥开幕，他们的目标是向全国其他城市扩展，利用先进科技，针对每一名学生的“需求与热情”提供高度定制化的教育服务。学费为每年3万美元。
12月，我参观了一间有6个学龄前儿童的教室。几个孩子正在玩“开餐馆”的游戏，一个女孩坐在椅子上，两只手平伸着，像是在握着方向盘：她在端菜。“我抄了近路（shortcut）。”她宣布。坐在地板上的老师跟她说，“这个词很好——而且你也用对了。”然后她掏出手机，把这个场景录了下来。
另一位老师正和一名学生一起看着平板电脑上一张粉色水母的图片。女孩之前一直在用紫色的碳棒画水母。“看看今天我们能不能学会一种新水母的名字，”老师说。“你想了解哪一种水母呢？”女孩点了一下屏幕，出现了一只羽毛一样洁白的水母。“这是一只……马蹄水母（hippopodius）？”老师缓慢地拼读着水母的学名。“我不知道它在夜里会不会发光，”女孩说，“还有别的粉色水母吗？”
AltSchool给学龄前班级的孩子每人发一台平板电脑，到高年级会换为笔记本电脑。（目前，AltSchool开设的课程最高到8年级。）我参观了一间2-3年级学生一起上课的教室，大多数孩子都把头埋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里。所有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播放列表”上预先设定好的科目进行学习——这一列表上会显示一系列的数字“卡片”，上面写着需要完成的作业。有些需要在网上完成。两个孩子正在一个打字网站上练习打字。他们的作业会被上传给老师进行评分，然后被录入该学生的在线“学习进程（Learning Progression）”——这是AltSchool开发的一款软件，能够详细跟踪记录学生每分钟的学习过程。
这里的课程表基本上与教学大纲——政府对于学生在每个年级需要掌握的知识标准——保持一致。不过AltSchool的精神从根本上来说是与公共教育几十年来采用标准化范式背道而驰的，它着重强调朝“个性化学习”方向进行转变。这种方式会承认并且适应不同学生之间的差异：包括他们的个人能力、他们的兴趣，以及他们的文化背景。
班里的一个女生正在完成一项线下作业——阅读一本关于北极熊的书。一个男生则趴在地毯上，戴着耳机，在“大众智力（BrianPOP）”网站上学习计算基本几何图形的周长。“五分之二！”他突然大喊了一声，根本不在意周围其他人的存在，像是地铁车厢里戴着耳机大声唱歌的乘客。
并不是所有的作业都要求独立完成。两个女生并排坐着，面前摆着笔记本电脑，她们在合作完成社会调研作业，正用谷歌搜寻海狮的图片，两人不时停下来交流一下心得。偶尔会有一名学生跟老师说话，老师是一位年轻女士，穿着牛仔裤和宽松的上装，她坐在地毯上，手机放在屁股下面。一个女生在使用笔记本电脑查找城堡一这是她—直以来的兴趣点。她和老师谈起了公主与城堡，以及两者是否总是相伴出现。“这是个好问题，”老师说，然后问她，“美国有公主吗？”
旁边的一个女生插话说，“有——我妈妈说以前有一个公主，但是她被狗仔队害死了。”
“我妈妈说每一个城堡里面都有一个行刑室。”那个在研究城堡的女生说。
“什么是城堡？——这是你今天首先要弄明白的问题。”老师说。女孩在一张纸上写下了答案，老师对着那张纸拍下一张照片，好上传到女孩的学习进度卡片上。
她也能通过“AltSchool Stream”把照片发给女孩的父母，这款应用让学校和家长能够随时联系。同时，在学生们头顶的天花板上挂着白色的录像系统，墙里也嵌入了鱼眼镜头。这套监控系统叫作“AltVideo”，其作用是捕捉学生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动作和互动，以供分析。
Alt学校的创始人麦克斯·文提拉今年35岁，纽约人，他小时候在上东区的巴克利上小学，然后转去新英格兰的安多佛。他毕业于耶鲁大学，主修数学与物理，后来还拿到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文提拉曾经在谷歌公司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自己创业，成立了一家名叫阿德瓦克的公司，开发出一套用于“社交搜索”的工具——能把搜索结果定向传导给目标人群。2010年，他把公司卖给了谷歌，据说售价为5000万美元。他也重新加入谷歌担任集群产品经理，并最终负责在谷歌所有产品中创造“整合体验”——比如说，确保用户的YouTube浏览记录能够对他的搜索结果产生作用。2013年春天文提拉退出谷歌创办AltSchool时，他没有任何作为教师或者教育管理者的经验。但是他对于网络有非常丰富的知识，他瞳得大数据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洞察。
第一家NtSchool于9月在旧金山道戈派奇区开幕。办学校的想法源于文提拉和曾在谷歌公司担任高管的妻子詹妮.斯蒂凡诺蒂为女儿找学前班时候的经历，他们的女儿如今已经4岁，两人还有个2岁的儿子。“那是一次惊人的悲惨过程，”他告诉我。“把2岁孩子送进学前班是一项风险很高的任务，所有好学校的申请者都比最终录取者多出100倍，而如果你没有选对学前班，你的孩子到30岁就会一文不名。”参观学校的时候，文提拉发现如今的教育系统跟他小时候上学时相比几乎没什么变化。“现在的3岁小孩跟当年没什么不一样的，”他告诉我。但是，拜科技发展所赐，“现在的13岁少年跟当年可。是太不一样了。” 文提拉对于教育的思考越多，越觉得自己可以做些改变一并且不止是改变自家孩子而已。他并不想开一家“一劳永逸式的学校”，他要创造一个教育的“生态系统”能够以不同方式响应孩子自身的兴趣，就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安排作业。文提拉的想法符合当下中产阶级对于培养孩子的理念，就是让孩子们寻找自己的热情所在，并且追寻它们，不走寻常路。
文提拉还希望学生们能集中学习将来在工作中能够使用的技能，而不是强迫他们“所谓的”必须掌握的知识。“与50年前相比，现在的孩子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学习徒手运算，因为如今人人都随身带着计算器，”文提拉告诉我。“这不是说你一点儿数学都不需要学——我当然不希望在找零钱这种基本算术上也得靠滑开手机来完成。但是你应该把重点放在相对容易，或者相对更重要的事情上。”文提拉热爱语言——他父母是匈牙利人，他在双语环境中成长，后来上学时又学了法语和拉丁语。他后来还学了一阵波斯语，这样他就能知道当时的女友一家在餐桌上是怎么谈论他的。不过他并不确定自己的女儿也应该把同样的精力花费在掌握语言方面。“如果你让孩子学外浯的目的只是20年后她能与说外语的人交流一呃，这种学习的相对价值肯定已经变了，因为到那时人人都会随身携带即时翻译应用软件的。”他说。
前不久，我来到位于道戈派奇的AltSchool参观，校址在码头附近的一座旧工业厂房里。“基本上是从一片狼藉中建立起来的，”AltSchool的创始教师之一，现在担任公司教育总监的卡洛琳.威尔森告诉我。今天，公司有超过150名员工，在教育工作者、技术人员以及运营经理三个岗位上人数相当。这一迅速增长是因为公司拿到了1.1亿美元风险投资——以及2000万合资债务一的资助。这些投资都是近两年募集到的，也让AltSchool成为教育科技行业最大的投资项目之一。AltSchool得到了硅谷一些顶级风投的青睐，其中包括创始人基金、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和约翰·多尔。去年，慈善性质的硅谷社区基金会给AltSchool投资1500万，主要资方是马克.扎克伯格和妻子普里西拉陈。这些背后资助者的目的都不止于拥有专营微型学校产业链的一部分。他们希望AltSchool能够帮助“重塑”美国的教育：首先，创造微型学校；其次，给教育工作者提供软件去建立自己的学校；最后，向全国的公立学校提供软件支持。公司希望在三五年内达成这一目标。
硅谷的创业者们相信，科技的灵活性与创新性应用于教育产业可以相当高效，并且有盈利前景。2005年创办著名在线数学教育平台“可汗学院”的萨尔·可汗说，“在硅谷风生水起的人大多数都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但他们同时也对如何改善教育有更强烈的观点。”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已经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几十亿美元资助不同项目，其中就包括数码辅助工具和定制学习方面的研究。史蒂夫.乔布斯的遗孀劳伦·鲍威尔·乔布斯也将教育作为她慈善机构“爱默生基金会”重点关注的行业，承诺投入5000万美元在高中教育的创新。（爱默生基金会也是AltSchool的投资方之一。）马克.扎克伯格则更为高调地向纽瓦克地区的公立学校投资1亿美元。
AltSchool被硅谷人称为“全栈式”公司，意思是说它不仅限于提供软件服务。大多数教育科技创业公司并不运营任何学校。（可汗学院在山景城有—家学校，但是扩展线下实体学校并非公司的首要任务。）像Uber、Airbnb和AltSchool这样结合虚拟与实际的公司，是当下硅谷投资商特别热衷的。
“本质上Facebook是从哈佛学生公告板起步的，”文提拉告诉我。“Uber起初就是一个私家车接送服务，是加瑞特”——加瑞特·坎普，优步创始人——“自己用来叫车的。这种创新方式很普遍。你开始从很单一的需求起步，然后你再重复改进。”
两年前，梅森堡AltSchool在旧金山的滨海商务区开幕，位于毗邻星巴克的一条商业街上。我12月前去参观时，一群低年级学生正在津津有味地看一位个子特别高、身穿俄罗斯民族风格超短裙的金发女郎表演。她扮演的是白雪公主，在新年前来看望孩子们（她实际上是一名学生的妈妈）。楼上的初中班级里正在进行更为复杂的模拟作业，设定的情境是一个由一对独裁者统治的陷入金融危机的社会（两名老师扮演独裁者）。这一集体作业把数学与政治课程结合在一起，一来让学生了解政府的不同形式，另外还让他们学习经济学运作的原理。
教室的布置很像是程序员的独居公寓：沙发、书架、平板电视、一隅的简易厨房。桌面上的碗里装满了苹果片和蓝色玉米片。每一个学生都在使用谷歌笔记本电脑。主讲老师克里斯蒂.赛弗特是一名精力充沛的年轻女士，头发染成绿色，但是学生们都没有看着她。他们都在看着电视屏幕上她的影像，她的声音和面目都经过了一定处理，突出她现在是扮演独裁者的角色。之前的那节课上，学生们抽签决定了自己在这个模拟社会里从事的工作。某些人是销售主管，另一些人是秘书，一个男生成了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当天的任务就是上网搜索自己的薪资水平，然后根据墙上贴的表格算出他们的税率。
赛弗特发言之后，学生们分成小组。几个男生在沙发上蜷着，用谷歌搜索薪资信息。另一个小组则激烈地批评着工作任务分配上的独断专行还有独裁者的指示。“我要成立工会！”一个女孩喊道。赛弗特对这种躁动很满意。
28岁的赛弗特职业生涯起步于“美丽美国”公益教育组织，并曾经执教圣何塞的贫困学生。“我开始思考应该有某种缩减教育水平差距的方法，”她告诉我。“我很清楚的是，在那些区域教学时，统一拔高所有人以适应所谓的学习标准，等于忘记强调每一个学生的需求。我们忘记了考虑孩子们是如何学习的，以及他们今后想成功最需要的是什么。”
在圣何塞，学生的年度州考成绩只有在学年结束时才会公布。在AltSchool，赛弗特可以掌握每个学生每一天甚至每小时的进步。学生的课程列表里的每一张作业卡都有标签，不止注明学科，比如数学或者文学，也注明社交及情感技巧。 同时，AltSchool的教育者也在讨论孩子们是否真的需要在受教育过程中严格按照年级规定完成教学大纲制定的某些课程。赛弗特觉得学习按照非线性顺序进行，可能更有好处。就比如电脑里的多点传送文件：“你可以想象，有那么多东西要学，你可以打乱顺序来学习或者同时学习，只要最后你都掌握了就行。”
在赛弗特的教室里，我和7年级学生奥托.克拉多克聊起来，我看了一下他的学习进程表。他正在为自己在模拟社会中的角色“秘书”做调研。他的父母是黑石集团的广告顾问和高管，他们把他从一家知名私立学校转来这里。他的妈妈葛丝.杰弗里斯告诉我，奥托之前上课一直漫不经心。奥托说，“在以前的学校里，他们只会说，‘哦，你想做建筑师？到大学你可能才会学到建筑。’在这里，你可以选择建筑课程，我们专门有一门建筑课，我们设计建筑并且做出了模型。”
前一天，奥托说，一名客座教师带着几个学生来进行一项3D打印作业，通过一个叫作Tinkercad的网站来完成。“我们在网上做了一些小模型——有些人做了手机壳，或者小塔楼，或者溜溜球，”奥托说。“我做了个马桶，因为我觉得特别好玩。它由很多部分组成——你要有个基底，要有坐便器，还得有盖子。”他进入网站调出了他的作品。“我还在网上找了些马桶的参考图片，”他说。“我觉得我想让这马桶与人的后背更贴合，我还想做出特别清洁卫生的马桶。我想让它坐上去很舒服。我很瘦，个子不高，所以如果没有坐垫的话，会硌得很疼。”最终，奥托说，他计划把这个模型用3D打印出来：一个模范马桶，按照他的个人标准和喜好特别定制。
几十年来，科技学家们一直在尝试改变教育。70年代末，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方面的先驱西摩尔·佩珀特就认为，编程可以很大程度地开发儿童的大脑。一个学编程的孩子“既学会了最有力量的现代科技的一部分，也通过科学、数学和智力模型的建立，熟悉了一些非常深刻的观点”。佩珀特在他1980年出版的书《头脑风暴》中写道。
编程可能刚刚出现在课程表上，不过电脑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个人化任务。刚刚获得1亿美元风险投资的适应性学习平台牛顿公司（Knewton）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何塞·费雷拉最近把他的产品形容为“云端的机器人老师，能够一定程度上知道你的想法，并指出你的长处和弱点”。
2010年教育部发起的一项分析表明，老师使用数字工具辅助与授课相结合，学生的成绩比不使用数字工具的学生要好，还有个重要发现是：使用数字工具辅助教学的老师总体上被认为是更加有效的教育者。
然而也有一些教育科技的倡导者对过度依赖数字工具进行量化教学提出了警告。曾经当过教师、现任瑞奇资本投资人的詹妮弗·卡罗兰最近在博客上写，“在所有投资热门以及创业风潮里，我担心有人会觉得个人定制化是教育行业的杀手锏。”已经有几家很高调的教育科技公司宣告失败。新闻集团创立了一个教育软件开发部，并且把前任纽约教育总长约尔.克莱恩请来担任主管，但是由于各学区都拒绝使用这款软件而失败了。
和上述公司不同，AltSchool通过收取学费盈利。在旧金山或者纽约这些城市，它成为那些不想送孩子进公共教育系统的家庭的热门选择。AltSchool里也有1/4的学生靠政府助学金上学。“为了给学生们提供一个能够适应未来社会的教育环境，我们需要让教室里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代表着全国各地。”文提拉说。不过，AltSchool所需要的技术条件让它很难在并不富裕的公立学校学区推行。家里没有无线网络的孩子没法在平板电脑上完成作业，就算他的学校能提供平板电脑也无济于事。
某些教育倡导者对于AltSchool大规模收集数据可能引发的隐私泄露持有谨慎态度，特别是AltSchool是一家盈利性质的公司（大多数独立学校都是非营利性质）。这些担忧可能会让公共学校系统准备采用AltSchool软件时的情况变得复杂。文提拉说，AltSchool的数据不会被用于商业用途，并且学校是以一种尊重学生匿名权的方式收集数据的。教室录像里只有某些特殊时刻会被保存下来，他说，大多数视频根本不会存储到硬盘上。“我从来没有想过把某一个孩子的所有行动都记录然后保存。”他说。但他补充说，通过录像集中分析学生们的词汇掌握过程，能够为老师提供宝贵的资料，帮助他们更有效地针对每一个孩子进行教学。“收集任何种类的数据都并非易事，”文提拉承认。“但是如果不这样，我们就只能沿用目前这种非常不准确的统考方式，它并不会省下多少费用，但效果却远远达不到我们的期望。”
弗吉尼亚大学的教育学家丹尼尔.威灵汉姆告诉我，在学校里采用新技术可能会特别没效率。“我听说的最常见的情况是当你使用了技术手段，你必须备两份课，”他告诉我。“你要有一份结合技术手段的课程计划，还要有个备用课程计划，如果当天技术手段出了故障无法实现的话。”威灵汉姆还提到，教育软件最关键的作用不是它如何通过算法给学生的表现打分，而是将需要阅读的内容和数学公式呈现在屏幕上。“人们很重视算法，”他说。“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教材的质量。”
我在布鲁克林AltSchool度过的那一个上午，学校在技术方面的雄心与教室里的现实之间的差距特别明显。一个学前班的孩子因为不知道如何进行下一步操作而变得越来越焦虑。他把没有反应的平板电脑来回摇晃，不停用手指戳屏幕，和所有搞不清楚某个复杂遥控器如何使用的家庭主妇一样气馁。
即便在AltSchool的教学方式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有时候结果也有问题。那两个在谷歌上搜索海豹图片的女生找到了大量适切的图片。但同时也找到了一张被海豹袭击后身体几乎断成两截的海豚尸体的图片，它的血染红了海面。还有一张英国歌手西尔（Seal=海豹）的头被图像处理软件接到一只海豹身上的照片_让学生们觉得很迷惑。虽然这项作业的目的是让他们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工作环境，但是它同样也和当今的工作环境很相似，互联网上的黑洞处处充满诱惑。
2015年，美国教育部长阿恩.邓肯宣布辞职，他在任的6年里，在全美学校里大力推行大纲教育和标准化考试，目的是使用统一标准和数据收集来评估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老师的教学表现。但是在任期临近结束时，邓肯也承认，过于重视考试给课堂增加了压力，对于师生是有危害的。他的辞职或许标志着30年来标准导向的教育改革的结束。 同时，家长和教育学家也开始重视促进成功的好习惯。比如像“勇气”和“适应性”这类品质，以及如何培养它们等等，在当代教育理论中被广泛讨论，老师们也越来越多地谈及“寻找孩子的”能力和兴趣所在。在教育理论学家中，一个热门词语是“混合式学习”——学生从课堂上以及教育软件中全方位获取“内容”。
AltSchool学生家庭可以被称为是这一新范式的早期采用者。AltSchool帕洛·阿尔托学校的学生家长唐·麦克阿斯基尔告诉我，“我们很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当成实验小白鼠。我认同AltSchool的愿景。我相信教育需要改变，不仅是在我们这个微型学校里，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要培养的下一代在生命的每分钟里都能很方便地接触到全人类知识的结晶，所以很明显，教育需要改变来适应它。”
一天放学后我见到了麦克阿斯基尔和其他几位家长。他和他的妻子丽兹是一家照片分享初创公司的创始人。他是从科技圈子里认识文提拉的。“我们几年前认识的，他说他要做一件改变教育的伟大事业。我说，听起来不容易，哥们儿，祝你好运——我很期待能看到你的成果。然后我们的孩子开始长大了。”麦克阿斯基尔的3个孩子——莉亚、洛根和奥黛丽一都曾经上过公立学校，但是麦克阿斯基尔说，“我们家的双胞胎进入3年级之后，非个性化学习的一些弊端就开始呈现了。”
去年秋天开幕的帕洛·阿尔托AltScllool也有过一些不顺的时刻。有一个学生的家长觉得学校留的家庭作业不够多而把孩子转走了。其他家长希望提前知道课程表——这在一个根据学生兴趣教学的学校来说是不可能的。在教室里四下看看就会发现，孩子们自发兴趣的程度有很大分别。我观察了学前班和年级的课堂，在下午的“自习”时间，有两个学生分别在完成颇为复杂的长期作业。一个对美国历史非常感兴趣的7岁男生用纸板搭出了一个餐桌大小的萨姆特堡国家古迹的模型——他正在给外立面的窗子涂上黑色。他还写了一本关于保罗·列维尔的故事书，写得很有活力，虽然拼写有些随意。另一个7岁男生则在进行物理实验，用压舌板和胶带做一个抛射器。他用墙上的标尺来计算抛射力度，还把数字记录在本子上。不过这两个男生却并没有特别积极地利用自习时间，开小差和注意力散乱的情况也时有出现，这就需要老师来对他们进行指导。
“只教给这些孩子们事实就可以了，”查尔斯·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里面固执的老师托马斯·葛雷梗说。“不要培养任何兴趣，排除其他的一切。”狄更斯的小说是对于教育上的实用主义哲学进行的反讽：当时的想法是，工人阶级的孩子只需要知道他们在工厂里能够用N-N的知识，别的都不需要。
个性化教育则保证会逃离标准考试一也就是葛雷梗式教育方法的最新体现。在个性化学习的世界里，他们宣称，每一个孩子特殊的天分都有机会得到发挥。但是AltSchool的教育哲学同样也是非常实用主义的，虽然它提倡学生的个性化、自主性和创造性，它也同时认为孩子们需要为未来的工作岗位做准备一而未来的工作岗位需要独立性、创造性、合作性以及辩证思维。
AltSchool的理念中，并不会放弃长期以来被视为是人类文明核心的文本，而是要以新的方式去学习它。在学校的一个中年级教室里，学生们正在学习《伊利亚特》，并且把重点集中在“愤怒”这一主题上，学生们设计了一个表格记录下每一次愤怒出现的情景，然后把数据用视觉化方式呈现出来加以展示，并且根据结果写出很有说服力的论文。后来，他们的老师詹姆斯.厄尔（James Earle）写道，“用这种方式分析一篇文学作品，等于把文字变成了一堆数据，能够在高质量阅读之外用量化的方式加以理解。”AltSchool认为未来的工作场所看起来应该与现在某些工作场所差不多——比如Facebook和谷歌。
去年春天，AltSchool聘请了曾供职谷歌十年的资深人士巴拉特.米迪拉塔担任首席技术官。米迪拉塔曾经从事谷歌首页搜索引擎架构的部分搭建工作。我和他在旧金山AltSchool的办公室见面，他告诉我，“我加入谷歌的时候，没人愿意从事这个项目——它其实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应用，所以主要是我在搭架构。我离开的时候，已经打造起一支有200～250人的团队了。”
和米迪拉塔一起加入的还有AltSchool的“产品副总裁”拉吉夫.巴迪亚——负责软件开发工作。他曾经在出品过“开心农场”等在线游戏的Zynga公司工作。“从事一些更有意义的工作让我感觉更好些，”他说。“卖虚拟绵羊挺好玩的，做到极致也让人感觉很不错，我知道该如何产出应对用户需求的游戏规则和构建方式，以及市场要求你如何做，这些在这里都有用武之地。”米迪拉塔加入AltSchool的动机也是因为有机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为了达成目标，我们需要把这个理念推广到全美国5000万公立学校的学生中。”他说。目前，AltSchool的学生人数很少，并且没有很高的“可行性”。但是，米迪拉塔继续说，“拉吉夫和我都来自大数据背景。我们深深相信，随着数据的积累，我们能够找到帮助老师们改善系统的方法。”
两人都对学校收集的视频数据感到兴奋。“它让老师有能力回溯过去任何时候发生的事情。”米迪拉塔说。他注意到老师能够通过长期默默观察一个正在做作业的学生并且判断出他是在思考还是在偷懒。视频内容也能帮助学校改善教室的布置。巴迪亚打开电脑给我看了一段前一天早上学生进教室时候的视频。“我们希望利用它来完成一些推论——比如教室里自动形成的小团体都是什么样的。”他说。
米迪拉塔想象着未来AltSchool的技术可以达到“像科幻一般”的境界。从大量影音数据中能够筛选出哪些洞察？他指的是被老师特别标出的那些视频片段。“下一步有帮助的工作就是我们会分析那些被标注的视频片段，然后进行分析推导，”米迪拉塔说。“比如，通常教室很嘈杂的时候老师们会进行标注并要求回看录像。那么我们也会找出其他一些有趣的时刻让老师们看看——比如，一个教室里满是学生但是却非常安静的时刻。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是好事还是坏事？或者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完全混乱的场面——不过，或许那正是课堂活动要求达到的效果。所以我们能够让机器学习这些数据，并且做出推断。”
AltSchool的技术人员参加12月的编程大会时，还在活动结束前分享了他们的一些有趣发现，负责标记视频段落的团队似乎对他们的发明非常满意。他们决定用一种“有趣的方式”来帮助老师调取课堂录像。“我们的想法是，理论上老师们可以通过轻拍两次手机就完成标注，”一名团队成员说。他拍了两下放在牛仔裤前面口袋里的手机，展示着这个动作多么容易就可以完成。
另一个团队成员在笔记本电脑上点了几下，一张带有波峰波谷的超声波心电图一样的图表出现在桌子前面一个巨大的屏幕上。第三个成员，刚开始蓄胡子的年轻小伙子，拍了两下手机，图表刷新了，呈现出新的波形图——那是他刚才拍手机动作调取的结果。
房间里响起喝彩声，开发人员解释说他们对数据做了清理，这样老师上楼和走动时产生的震动不会被视为是调取命令。“这是个很合理的设计，”一个人自豪地说。有人问到图表上一系列小箭头的来源。“那个，我不知道——可能是我手机放口袋里面然后四处走动形成的吧。”他回答。
房间后面，一位女士说话了：“你们让女老师做过测试吗？”
很多参与者笑了。“我是认真的，”她继续说道。“我们的老师很多是女性，她们会把手机放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标注团队的成员都是男性，他们看起来有点儿泄气。想出这个优雅的解决方案之前，他们肯定没有想过一个女老师要拍两下屁股才可以让她通过后兜里的电话进行标注。
“这个意见很好，”其中一人承认，笑容也黯淡了。“没错，它还需要很多调整。这只不过是，嗨，做个演示而已。”他们很快就失败了。这就是他们必然经历的。明天，他们会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