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出生,就赶上了一个饥荒年份,营养不良,打小就落下了贫血的毛病不说,后来好不容易上学读书了,又赶上“文化大革命”——那时的人真像是疯了一样,不但关闭了图书馆,还抄家,把别人家里的书都搬到大街上一把火烧掉!
　　那时的书店里除了一本厚厚的《欧阳海之歌》之外,就没有什么小说卖。《欧阳海之歌》我至少看了10遍,不说倒背如流也差不多了。如果不是我们小学的一个孩子学欧阳海下河救人淹死了,我可能还会看上10遍。
　　《欧阳海之歌》不能再看了,我开始寻找起别的书来了。
　　那时我们班上有个叫张红旗的矮个子男孩,手上就有非常多的旧书。他爸爸是个烧锅炉的,传说锅炉房里有一屋子红卫兵抄家抄来的旧书。不过,这小子非常有经济头脑,我问他借书,他手一伸:“拿一罐头瓶子洋火虫来换!”洋火虫是一种指甲盖大小的黑颜色的甲壳虫,鸡特别爱吃,这小子家里养了几十只老母鸡!于是,一放学,我就爬到榆树上去抓洋火虫,抓得满手都是洋火虫的绿水。还好,张红旗没说要刺毛虫,否则我会被蛰死了。就这样,我每天都会抓一罐头瓶子的洋火虫,再走很远的路,到张红旗家去换书。像《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木偶奇遇记》什么的,都是我用洋火虫换来的。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夏天。后来,我们那一带榆树上的洋火虫都被我抓光了,加上张红旗又出了一件事——他和我们班上的另外一个孩子玩飞梭,把那孩子的眼睛戳瞎了,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他家。
　　但我与张红旗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半年之后我就因为一项莫须有的罪名,和张红旗彻底地闹翻了。
　　那一年的冬天,我们全班在一所大学的图书馆“学工”。所谓的“学工”,就是不上课,在图书馆里帮助整理图书。没干几天,我就发现张红旗他们一伙子人总是鬼鬼祟祟地进进出出。一天,我瞅见他捂着肚子从书库里溜出来,又一闪身,钻进了厕所。等他走了,我在厕所的暖气片后面找到了好几本小说,原来他们在偷书!那都是一些非常昂贵的大书,都是彩色精印的大百科全书一类的书。到了最后的一个星期,他们偷得更厉害了,有些书太大了偷不走,他们就用刀把自己喜欢的画面割下来。这让我害怕了。我怕自己也卷进去,最后几天索性装肚子疼不去了。后来张红旗他们果然被抓住了,但这小子居然怀疑是我告的秘——因为我后面几天没来。有一天夜里,这小子领着一伙人竟用石头砸碎了我们家的窗户。
　　许多年以后,当我们都长大成人了,有一天我在公交车站与他不期而遇。他认出了我,但他避开了我的目光。
　　他手上抓着一个袋子,刚从书店里出来。
　　我们没有说话。车来了,他上了车,我有意没有上车。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他经历了那些风风雨雨又变成了一个怎样的人,但我知道,当我们两个人在车站四目相对的一刹那,我们童年时的记忆都被唤醒了。说真的,我一点都不恨他,因为在那个荒唐而饥饿的年代,毕竟是他借给了我那么多好看的书。如果没有他,我的童年一定变得更加苍白了。
　　谢谢你,张红旗!
　　尽管你砸了我家的玻璃窗,但我还是要说一声谢谢你。
　　
　　彭懿 文学博士,现任职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代表作品有《我、怪物舅舅和魔塔》《疯狂绿刺猬》《我捡到一条喷火龙》《我把爸爸养在鱼缸里》等。
　　本栏插图黄事坚
　　责任编辑 吴昕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