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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变革之下的自救之路。
对于公立医院来说，药品加成全面取消的重压之下，药品一夜之间由收入变为成本。随之而来的，一面是医院收入骤减，另一面则是政府补贴迟迟缺位。也正因此，想要在这轮覆盖全国的公立医院改革中生存下来，重构用药格局、降低采购成本，就成为了公立医院“自救”的一条必由之路。
而药品生产企业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从常规的省级平台集中采购到各地纷纷进行的采购医联体抱团，从各级医院明里暗里的“二次议价”，到各省药品招标的最低价格全国联动，不断刷新的最低中标价格，以及日益难以维护的价格体系，成为了摆在一众药企面前的难解困局。以价换量，从而博取市场份额，也就成为了企业逃离现状的“自救”之路。
当下如火如荼的药品GPO采购模式，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运而生。2016年2月29日，上海市华山医院等五家三甲医院会同徐汇、普陀、闵行等六个区所属公立医疗机构一起，自发组成了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集团采购联盟，并委托第三方机构上海医健中心进行药品集团采购。自此，GPO在国内药品采购领域中才算正式崭露头角。
紧随其后的是深圳。2016年7月5日，深圳市卫计委发布《深圳市推行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相较于上海模式，深圳GPO则是旗帜鲜明地打出了“药品总费用下降30%”的大旗。而到了8月3日，深圳市卫计委更是连发三文，对深圳市GPO的具体实施细则进行了披露。
然而，浩大声势背后，同时存在的是“热忱期盼”与“针锋相对”两个关键词。持支持态度的人，对于GPO这一新型药品采购模式报以极大的期望。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医院的采购成本得以降低，制药企业的市场规模得以扩大，患者的用药成本得以缓解，自然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但持反对态度的人，横眉冷对则是认为不管是哪种形式的GPO，都尚未摆脱“二次议价”的本质，而GPO组织背后浓厚的行政色彩，则将给本应处于纯市场化环境中的GPO以无形的行政压力，从而影响采购效果。
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意外。任何一项从无到有的改革，都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是公平竞争，还是另有黑幕？是市场行为，还是行政干预？各方利益纠葛，社会舆论纷纷，中国的GPO正伴随着巨大争议一路走来。而未来想要更好的走下去，找准痛点才是关键。中国的GPO最终会走向何方？
争议中前行
尽管在国内一直到2016年初上海开始推行之后，GPO这一模式才逐渐被业界所关注，但事实上，作为一种药品采购模式，GPO早在100多年前的美国便已经出现，因此很难算是一种新生事物。之所以备受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GPO这一模式所体现出的强大控费能力。
2015年，國家相继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7号文）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落实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70号文）。7号文与70号文的出台使关于药品采购的方向得以明确，即坚持以省为单位的药品集中采购，并且提出分类采购的方法，要求带量采购、阳光采购。而其主要目的，便是降低药品价格，实现医保控费。
在这一方面，GPO则具备天然的优势。所谓的GPO，即Group Purchasing Organization，中文全称为集团采购组织。从本质上看，GPO组织更类似于一个中介机构，其主要业务模式是大规模采购，通过将下游的购买需求集中起来，以增强对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从而为集中购买争取更大的折扣。简而言之，“为上游扩大销售规模，为下游提供更低的采购价格”，是GPO在整个供应链中所起到的最关键作用。而具体到药品的集中采购，即药品的生产经营企业通过降低价格以换取市场空间，而医疗机构则以更低的价格购进药物。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这是其愿意通过GPO或其他任何方式进行议价的直接动力。在医保支付标准尚未明确的前提下，安徽、福建等省已经公布将以省级集中采购入围价作为医保支付标准，而在实行零差率的情况之下，通过GPO、带量采购、医联体议价等各类方式所实现的药品降价，其实际成交价与医保支付标准之间的差价都将作为取消药品加成之后的收入补偿。这也是为何深圳在推行GPO之初明确表态将整体降价30%，随即受到业界巨大关注的原因。
期待效果的同时，质疑也如影随形。最大的质疑之一则在于：一味追求低价的同时，是否还能充分保证药品质量，以及正常的药品供应？
在招标采购体系中，确保价格、质量和保障供应等多目标之间进行平衡，显然比单纯的价格优先要更为重要。“集中采购的核心机制是竞价，但国际公认的集中采购应该是具备相同质量和疗效的产品间的竞价。”这是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陈文在2017年2月在参加“多视角下的药品集团采购研讨会暨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第37期双月论坛”上针对当下的药品集中采购机制所明确表述的意见。
而从深圳GPO模式实行的结果来看，单从药品的正常供应来讲，这一点完成的情况似乎并不理想。2017年6月19日，深圳GPO组织“全药网”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公共，称为保障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目录（第一批）药品的持续、全面供应，满足各级医院的用药需求，拟新增5家供应生产企业，而具体的事由则是有4家现供应生产企业不能保证持续供应。
类似的情况同样也曾在上海发生过，面对此类情况，上海GPO的实施机构上海医健卫生事务服务中心采取的做法则是分类对待。有的企业断供可能是出于天然原料的断供导致不能及时生产，即便是在非GPO单位也不能保证供应。对于这种情况，往往采取多选择一家供应商以备万一。而有的企业则是在手中有货源的情况下，愿意优先提供给非GPO单位，有时也会造成GPO单位受到断供影响。“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都会去进行谈话，不要求优先对待，但一定要平等对待。”
而另外一个更大的质疑，则集中在对于GPO组织的身份认定上。不管是上海医健中心，亦或是深圳全药网，都正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尽管在各种公开口径中，上海医健中心都明确表明自己的身份定位为“专业第三方机构”，但由于其是上海市卫生发展基金会所全资成立的机构，而后者的主管单位又是上海市卫计委，因此关于行政色彩在上海GPO施行过程中的介入，则成为了业界对上海GPO模式的质疑之一。而同样定位于第三方服务的深圳全药网，面临的身份质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全药网民营企业的身份使得业界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市场化GPO模式，但从最开始全药网在GPO组织遴选中胜出便有声音质疑深圳市卫计委在遴选条件上对于全药网的量身定制，背后所指的其個中关系则不言而喻。
在上海医药战略发展研究院院长胡明东看来，由政府直接或间接主导GPO组织可以看做是“中国式特点”。这是因为中国的GPO 与政策密切相关，政府或主管部门认可后才能开展试点，因此对试点起决定性作用。
利益分配
“作为一种社会运行机制，最重要的是带来的社会效益如何分配。”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陈文看来，GPO模式所节省下来的利益分配，无外乎三种对象：患者、医疗机构以及弥补GPO组织成本。
但具体如何分配，则确实是一件需要着重考虑的事情。上海的做法，是“两段式报价”，即相关药品经营企业在GPO采购中进行报价时需要报两个价格，一个价格为“结算价”，即签订采购合同的价格。由于当前公立医院普遍已实行“零差率”，因此结算价格相较于之前所降低的幅度，便是直接能够让利给患者的药价降幅。而另外一个价格，则是“供应链成本分摊”，即行业所说的“返点”，厂家将药品售价的一定比例额外返还给医院。“采购联盟第一轮团购的药品压缩空间大约在15%左右。”这是上海医健中心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在接受E药经理人采访时透露的数据。
而深圳的降价幅度则要更明显一些。官方数据显示，已经完成集团采购和配送工作的第一批药品综合降价为15.8%，部分品种降幅达40%以上，第二批品种预期综合降幅达40%，只是均未明确患者及医疗机构所分得的比例。
这并非一个小数字。上海医健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度上海公立医疗机构采购联盟各会员单位的药品总采购金额测算超过140亿元。按照上述来计算，仅2016年度实施一年以来，上海GPO所节省的采购金额则超过20亿元。
但从比例上来看，通过GPO议价所节省的资金，绝大多数以“供应链成本分摊”的形式回流到了医院，只有一小部分的资金可以直接让患者获益，这也是上海GPO屡受诟病的一点，即被认为为此前的灰色的药品回扣披上了“合理的技术化外衣”，没有更改的是二次议价的本质，变相促进的仍然是以药养医。
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首席咨询师黄东临持有类似观点。“如果让利给公立医院，那么零差价改革的意义在于哪里？”实际上一直以来，不管是取消药品加成，还是严格控制药占比，频出的政策实际上针对的都是一个现实，即当前药品价格虚高，给患者带来了较大的用药压力，因此如果当虚高的药价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归医院的话，那么GPO也就失去了其意义所在。
而作为第三方服务机构，上海医健中心也从中收取一部分费用作为运作经费，而这笔费用则来源于生产企业所提供给医院的“返点”，上海医健中心相关负责人在接受E药经理人采访时表示，这一费用一般为0.5%，由于其本身为非营利性机构，因此这笔钱仅用于覆盖中心日常的必要开销，如果有结余，则须用于会员医疗机构的药事服务。
这样的收费方式同美国GPO市场类似。受益于高度市场化的医药市场环境，美国的GPO已经形成一种非常成熟的体系，一般来说GPO不向医疗机构收取费用，而是向供应商收取一定的合同管理费。根据美国卫生与社会服务部的法规规定，美国GPO收取的合同管理费一般为采购总额的3%，因此会员数量的多少和采购规模的大小也直接决定了GPO的收入水平。
但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GPO由于竞争激烈，除了提供议价功能之外，往往还提供各项额外服务，包括个性化合同、临床疗效评估、供应链管理、新技术评估、电子商务、数据分析、临床用药指导等，以增强医疗机构的粘性。而目前来说国内的GPO组织所提供的功能仍然较为单一，其角色仅是作为一个议价平台而存在。上海医药卫生发展基金会负责人在接受E药经理人采访时也表示，尽管目前上海医健也可以提供一些用药监测服务，起到如改善不合理用药的作用等，但“作为第三方来讲，更重视运行的流畅，包括大家后续签约的情况、合同履行的情况、药品供应连续性等问题。”
路在何方？
2017年4月7日，来自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的一则《深圳市卫计委承诺纠正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试点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文件，几乎在发布瞬间，便吸引了来自业界的关注。
事实上，国家发改委判定深圳GPO涉嫌垄断的原因，正是此前深圳GPO模式备受争议之所在。其一，只允许全药网一家集团采购组织提供药品集团采购服务；其二，限定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生产企业使用全药网药业提供的服务；其三，限定药品配送企业由全药网药业指定。至此，关于中国特色医药环境下的GPO模式应往什么方向走，成为了讨论的热点话题。
“问题的关键是，深圳GPO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GPO？”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陈昊看来，深圳GPO作为地方政府在药品集团采购的一种新型探索，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但与此同时，深圳GPO并不是一个市场化竞争的产物，也并不是一个机制透明、盈利模式清晰的集团化采购组织。从这一点上讲，深圳GPO模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同上海医健中心只承担议价功能不同，深圳全药网是实实在在参与到了深圳药品采购的过程之中的。而从盈利模式上来看，全药网作为深圳GPO组织已经实际参与到药品购销环节中，其很有可能相当多一部分利益来源为上下两级之间的差价，尽管最终医疗机构的采购价格相较于此前已经有所降低，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利润被全药网所截留。这也是业界对于深圳GPO最大的争议点所在。 “这也是上海模式跟深圳模式的最大不同，上海清晰地指出了利益分配机制和服务费用的收取及处理机制，但深圳现在仍然是不透明的，从现在披露的模式来看，它是一个获取进销差价的商业行为。”陈昊指出，从这一角度来说，深圳模式更像是一个全程托管的商业公司，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GPO。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多个GPO同时存在一定是中国GPO发展的趋势之一。以最早尝试GPO模式的美国为例，1910年，美国出现首家GPO，此后的百年时间内，美国的GPO组织已经发展至近千家，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实现爆发式增长。究其原因，良好的市场化机制是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美国GPO组织对应多家医疗机构，而医疗机构也可以同时采用多家GPO组织的服务。而从GPO本身类型来看，既包括Premier这类服务范围覆盖全国的大型GPO组织，也包括服务范围仅限于本地的中小规模公司，呈现出的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
但从目前的中国GPO来看，不管是上海还是深圳，都仅有一家机构作为GPO组织存在，且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与政府烙印，缺失的是纯市场化的环境。“GPO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应是法律与市场法则下的统一。GPO不是唯一的指定，是GPOs。”這是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廖新波对此的观点。
而事实上，当下的GPO已然显示出向GPOs演变的迹象。国裕医药在线副总经理方贤赟的一项面向广东省卫计委的内部调研透露，目前广东省卫计委拟引入竞争机制，设立3个GPO平台，其中既包括如今的全药网与广东省药品交易平台，还会引入具备国资背景的广州医药公司。
而上海则也不排除新增GPO机构的可能。目前上海医健的服务范围已经从最初的“五院六区”升级为“六院六区”，新增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但实际上，仅上海市范围内三甲医院便超过20家，上海医健中心透露，目前上海医健会员医疗机构的采购金额大约占到上海所有公立医院采购金额的1/4左右。因此，仍有大量的市场空间等待挖掘。
而一旦GPO变为GPOs，垄断的问题也随之解决。目前在美国，由于受1996年医疗保健强制反垄断政策影响，GPO组织的具体采购行为都有约束，例如医院某一产品或服务通过一个GPO采购量不能超过该医院该产品或总服务量的35%等。目前国内还尚未有这一方面的实施先例。
除了以上海、深圳为标志的GPO试点的展开，实际上早在多年前，类似的尝试也已经在企业中先行一步。北京嘉事堂作为北京地区的商业龙头公司，便是凭借其渠道配送、政府资源等诸多优势，率先在药品、医用耗材等领域进行GPO采购，其以企业医院作为GPO对象的模式也开了国内GPO采购的先河。而润达医疗则专注于医疗诊断领域，凭借其上下游的丰富资源以及专业化的增值服务开展GPO采购。
而另外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则是两票制与GPO双重压力之下，医药行业格局的大变化。
“GPO推出之后，由于是总体打包的形式，因此一定是对医疗机构供应能力最强、品种最齐全的企业占优势。”在接受E药经理人采访时陈昊表示。另外由于让利是通过医药商业来进行的，而医院的开户数量有限，因此以上海为例，医院对接GPO项目的供应商基本就集中到当地的国控和上药两家，其他中小型企业面临的是出局危险。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上海医健中心在尽量使这一过程更为和缓。“第一批之后我们实际上通过上海市医药商业协会，鼓励一些中小型企业去加入GPO。”上海医健中心的负责人表示。一方面，中小型企业往往在最后一公里上更有优势，而另一方，由于历史沿革复杂，一些中小型企业可能属于之前的区属公司，甚至包括职工入股等情况，也容易形成不稳定因素。
而在大型企业的巨大竞争压力之下，中小型企业加入GPO的主要方式主要是成立联盟。但这种联盟相对来说组织松散，并非是存在股权关系之类的紧密联盟。而联盟的成员单位之间可以互相做配送能力的补充，以此作为和大型商业竞争的资本，而上海医健则通过衡量其服务能力、配送水平，从而做一个整体的考虑。
可以看到的趋势是，“量价挂钩”与“款价挂钩”将成为未来GPO发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上海目前的做法是准备做一些调研，通过一些现代化的金融手段去设法缩短回款时间，降低药品供应的资金成本；另外，研发适合不同配送企业与医疗机构的现代物流软件，将进一步降低供应链成本等。但是每项探索都需要改变传统模式，即使新方案可行，实现也要有过程。
但至于说GPO未来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在陈昊看来，还要依据药品降价的可持续性来决定。“现在GPO的主要作用是降价，但问题是，药价究竟虚高多少？虚高的部分又能承受住多少次降价呢？”
对于公立医院来说，药品加成全面取消的重压之下，药品一夜之间由收入变为成本。随之而来的，一面是医院收入骤减，另一面则是政府补贴迟迟缺位。也正因此，想要在这轮覆盖全国的公立医院改革中生存下来，重构用药格局、降低采购成本，就成为了公立医院“自救”的一条必由之路。
而药品生产企业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从常规的省级平台集中采购到各地纷纷进行的采购医联体抱团，从各级医院明里暗里的“二次议价”，到各省药品招标的最低价格全国联动，不断刷新的最低中标价格，以及日益难以维护的价格体系，成为了摆在一众药企面前的难解困局。以价换量，从而博取市场份额，也就成为了企业逃离现状的“自救”之路。
当下如火如荼的药品GPO采购模式，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运而生。2016年2月29日，上海市华山医院等五家三甲医院会同徐汇、普陀、闵行等六个区所属公立医疗机构一起，自发组成了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集团采购联盟，并委托第三方机构上海医健中心进行药品集团采购。自此，GPO在国内药品采购领域中才算正式崭露头角。
紧随其后的是深圳。2016年7月5日，深圳市卫计委发布《深圳市推行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相较于上海模式，深圳GPO则是旗帜鲜明地打出了“药品总费用下降30%”的大旗。而到了8月3日，深圳市卫计委更是连发三文，对深圳市GPO的具体实施细则进行了披露。
然而，浩大声势背后，同时存在的是“热忱期盼”与“针锋相对”两个关键词。持支持态度的人，对于GPO这一新型药品采购模式报以极大的期望。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医院的采购成本得以降低，制药企业的市场规模得以扩大，患者的用药成本得以缓解，自然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但持反对态度的人，横眉冷对则是认为不管是哪种形式的GPO，都尚未摆脱“二次议价”的本质，而GPO组织背后浓厚的行政色彩，则将给本应处于纯市场化环境中的GPO以无形的行政压力，从而影响采购效果。
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意外。任何一项从无到有的改革，都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是公平竞争，还是另有黑幕？是市场行为，还是行政干预？各方利益纠葛，社会舆论纷纷，中国的GPO正伴随着巨大争议一路走来。而未来想要更好的走下去，找准痛点才是关键。中国的GPO最终会走向何方？
争议中前行
尽管在国内一直到2016年初上海开始推行之后，GPO这一模式才逐渐被业界所关注，但事实上，作为一种药品采购模式，GPO早在100多年前的美国便已经出现，因此很难算是一种新生事物。之所以备受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GPO这一模式所体现出的强大控费能力。
2015年，國家相继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7号文）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落实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70号文）。7号文与70号文的出台使关于药品采购的方向得以明确，即坚持以省为单位的药品集中采购，并且提出分类采购的方法，要求带量采购、阳光采购。而其主要目的，便是降低药品价格，实现医保控费。
在这一方面，GPO则具备天然的优势。所谓的GPO，即Group Purchasing Organization，中文全称为集团采购组织。从本质上看，GPO组织更类似于一个中介机构，其主要业务模式是大规模采购，通过将下游的购买需求集中起来，以增强对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从而为集中购买争取更大的折扣。简而言之，“为上游扩大销售规模，为下游提供更低的采购价格”，是GPO在整个供应链中所起到的最关键作用。而具体到药品的集中采购，即药品的生产经营企业通过降低价格以换取市场空间，而医疗机构则以更低的价格购进药物。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这是其愿意通过GPO或其他任何方式进行议价的直接动力。在医保支付标准尚未明确的前提下，安徽、福建等省已经公布将以省级集中采购入围价作为医保支付标准，而在实行零差率的情况之下，通过GPO、带量采购、医联体议价等各类方式所实现的药品降价，其实际成交价与医保支付标准之间的差价都将作为取消药品加成之后的收入补偿。这也是为何深圳在推行GPO之初明确表态将整体降价30%，随即受到业界巨大关注的原因。
期待效果的同时，质疑也如影随形。最大的质疑之一则在于：一味追求低价的同时，是否还能充分保证药品质量，以及正常的药品供应？
在招标采购体系中，确保价格、质量和保障供应等多目标之间进行平衡，显然比单纯的价格优先要更为重要。“集中采购的核心机制是竞价，但国际公认的集中采购应该是具备相同质量和疗效的产品间的竞价。”这是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陈文在2017年2月在参加“多视角下的药品集团采购研讨会暨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第37期双月论坛”上针对当下的药品集中采购机制所明确表述的意见。
而从深圳GPO模式实行的结果来看，单从药品的正常供应来讲，这一点完成的情况似乎并不理想。2017年6月19日，深圳GPO组织“全药网”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公共，称为保障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目录（第一批）药品的持续、全面供应，满足各级医院的用药需求，拟新增5家供应生产企业，而具体的事由则是有4家现供应生产企业不能保证持续供应。
类似的情况同样也曾在上海发生过，面对此类情况，上海GPO的实施机构上海医健卫生事务服务中心采取的做法则是分类对待。有的企业断供可能是出于天然原料的断供导致不能及时生产，即便是在非GPO单位也不能保证供应。对于这种情况，往往采取多选择一家供应商以备万一。而有的企业则是在手中有货源的情况下，愿意优先提供给非GPO单位，有时也会造成GPO单位受到断供影响。“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都会去进行谈话，不要求优先对待，但一定要平等对待。”
而另外一个更大的质疑，则集中在对于GPO组织的身份认定上。不管是上海医健中心，亦或是深圳全药网，都正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尽管在各种公开口径中，上海医健中心都明确表明自己的身份定位为“专业第三方机构”，但由于其是上海市卫生发展基金会所全资成立的机构，而后者的主管单位又是上海市卫计委，因此关于行政色彩在上海GPO施行过程中的介入，则成为了业界对上海GPO模式的质疑之一。而同样定位于第三方服务的深圳全药网，面临的身份质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全药网民营企业的身份使得业界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市场化GPO模式，但从最开始全药网在GPO组织遴选中胜出便有声音质疑深圳市卫计委在遴选条件上对于全药网的量身定制，背后所指的其個中关系则不言而喻。
在上海医药战略发展研究院院长胡明东看来，由政府直接或间接主导GPO组织可以看做是“中国式特点”。这是因为中国的GPO 与政策密切相关，政府或主管部门认可后才能开展试点，因此对试点起决定性作用。
利益分配
“作为一种社会运行机制，最重要的是带来的社会效益如何分配。”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陈文看来，GPO模式所节省下来的利益分配，无外乎三种对象：患者、医疗机构以及弥补GPO组织成本。
但具体如何分配，则确实是一件需要着重考虑的事情。上海的做法，是“两段式报价”，即相关药品经营企业在GPO采购中进行报价时需要报两个价格，一个价格为“结算价”，即签订采购合同的价格。由于当前公立医院普遍已实行“零差率”，因此结算价格相较于之前所降低的幅度，便是直接能够让利给患者的药价降幅。而另外一个价格，则是“供应链成本分摊”，即行业所说的“返点”，厂家将药品售价的一定比例额外返还给医院。“采购联盟第一轮团购的药品压缩空间大约在15%左右。”这是上海医健中心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在接受E药经理人采访时透露的数据。
而深圳的降价幅度则要更明显一些。官方数据显示，已经完成集团采购和配送工作的第一批药品综合降价为15.8%，部分品种降幅达40%以上，第二批品种预期综合降幅达40%，只是均未明确患者及医疗机构所分得的比例。
这并非一个小数字。上海医健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度上海公立医疗机构采购联盟各会员单位的药品总采购金额测算超过140亿元。按照上述来计算，仅2016年度实施一年以来，上海GPO所节省的采购金额则超过20亿元。
但从比例上来看，通过GPO议价所节省的资金，绝大多数以“供应链成本分摊”的形式回流到了医院，只有一小部分的资金可以直接让患者获益，这也是上海GPO屡受诟病的一点，即被认为为此前的灰色的药品回扣披上了“合理的技术化外衣”，没有更改的是二次议价的本质，变相促进的仍然是以药养医。
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首席咨询师黄东临持有类似观点。“如果让利给公立医院，那么零差价改革的意义在于哪里？”实际上一直以来，不管是取消药品加成，还是严格控制药占比，频出的政策实际上针对的都是一个现实，即当前药品价格虚高，给患者带来了较大的用药压力，因此如果当虚高的药价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归医院的话，那么GPO也就失去了其意义所在。
而作为第三方服务机构，上海医健中心也从中收取一部分费用作为运作经费，而这笔费用则来源于生产企业所提供给医院的“返点”，上海医健中心相关负责人在接受E药经理人采访时表示，这一费用一般为0.5%，由于其本身为非营利性机构，因此这笔钱仅用于覆盖中心日常的必要开销，如果有结余，则须用于会员医疗机构的药事服务。
这样的收费方式同美国GPO市场类似。受益于高度市场化的医药市场环境，美国的GPO已经形成一种非常成熟的体系，一般来说GPO不向医疗机构收取费用，而是向供应商收取一定的合同管理费。根据美国卫生与社会服务部的法规规定，美国GPO收取的合同管理费一般为采购总额的3%，因此会员数量的多少和采购规模的大小也直接决定了GPO的收入水平。
但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GPO由于竞争激烈，除了提供议价功能之外，往往还提供各项额外服务，包括个性化合同、临床疗效评估、供应链管理、新技术评估、电子商务、数据分析、临床用药指导等，以增强医疗机构的粘性。而目前来说国内的GPO组织所提供的功能仍然较为单一，其角色仅是作为一个议价平台而存在。上海医药卫生发展基金会负责人在接受E药经理人采访时也表示，尽管目前上海医健也可以提供一些用药监测服务，起到如改善不合理用药的作用等，但“作为第三方来讲，更重视运行的流畅，包括大家后续签约的情况、合同履行的情况、药品供应连续性等问题。”
路在何方？
2017年4月7日，来自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的一则《深圳市卫计委承诺纠正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试点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文件，几乎在发布瞬间，便吸引了来自业界的关注。
事实上，国家发改委判定深圳GPO涉嫌垄断的原因，正是此前深圳GPO模式备受争议之所在。其一，只允许全药网一家集团采购组织提供药品集团采购服务；其二，限定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生产企业使用全药网药业提供的服务；其三，限定药品配送企业由全药网药业指定。至此，关于中国特色医药环境下的GPO模式应往什么方向走，成为了讨论的热点话题。
“问题的关键是，深圳GPO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GPO？”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陈昊看来，深圳GPO作为地方政府在药品集团采购的一种新型探索，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但与此同时，深圳GPO并不是一个市场化竞争的产物，也并不是一个机制透明、盈利模式清晰的集团化采购组织。从这一点上讲，深圳GPO模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同上海医健中心只承担议价功能不同，深圳全药网是实实在在参与到了深圳药品采购的过程之中的。而从盈利模式上来看，全药网作为深圳GPO组织已经实际参与到药品购销环节中，其很有可能相当多一部分利益来源为上下两级之间的差价，尽管最终医疗机构的采购价格相较于此前已经有所降低，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利润被全药网所截留。这也是业界对于深圳GPO最大的争议点所在。 “这也是上海模式跟深圳模式的最大不同，上海清晰地指出了利益分配机制和服务费用的收取及处理机制，但深圳现在仍然是不透明的，从现在披露的模式来看，它是一个获取进销差价的商业行为。”陈昊指出，从这一角度来说，深圳模式更像是一个全程托管的商业公司，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GPO。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多个GPO同时存在一定是中国GPO发展的趋势之一。以最早尝试GPO模式的美国为例，1910年，美国出现首家GPO，此后的百年时间内，美国的GPO组织已经发展至近千家，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实现爆发式增长。究其原因，良好的市场化机制是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美国GPO组织对应多家医疗机构，而医疗机构也可以同时采用多家GPO组织的服务。而从GPO本身类型来看，既包括Premier这类服务范围覆盖全国的大型GPO组织，也包括服务范围仅限于本地的中小规模公司，呈现出的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
但从目前的中国GPO来看，不管是上海还是深圳，都仅有一家机构作为GPO组织存在，且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与政府烙印，缺失的是纯市场化的环境。“GPO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应是法律与市场法则下的统一。GPO不是唯一的指定，是GPOs。”這是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廖新波对此的观点。
而事实上，当下的GPO已然显示出向GPOs演变的迹象。国裕医药在线副总经理方贤赟的一项面向广东省卫计委的内部调研透露，目前广东省卫计委拟引入竞争机制，设立3个GPO平台，其中既包括如今的全药网与广东省药品交易平台，还会引入具备国资背景的广州医药公司。
而上海则也不排除新增GPO机构的可能。目前上海医健的服务范围已经从最初的“五院六区”升级为“六院六区”，新增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但实际上，仅上海市范围内三甲医院便超过20家，上海医健中心透露，目前上海医健会员医疗机构的采购金额大约占到上海所有公立医院采购金额的1/4左右。因此，仍有大量的市场空间等待挖掘。
而一旦GPO变为GPOs，垄断的问题也随之解决。目前在美国，由于受1996年医疗保健强制反垄断政策影响，GPO组织的具体采购行为都有约束，例如医院某一产品或服务通过一个GPO采购量不能超过该医院该产品或总服务量的35%等。目前国内还尚未有这一方面的实施先例。
除了以上海、深圳为标志的GPO试点的展开，实际上早在多年前，类似的尝试也已经在企业中先行一步。北京嘉事堂作为北京地区的商业龙头公司，便是凭借其渠道配送、政府资源等诸多优势，率先在药品、医用耗材等领域进行GPO采购，其以企业医院作为GPO对象的模式也开了国内GPO采购的先河。而润达医疗则专注于医疗诊断领域，凭借其上下游的丰富资源以及专业化的增值服务开展GPO采购。
而另外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则是两票制与GPO双重压力之下，医药行业格局的大变化。
“GPO推出之后，由于是总体打包的形式，因此一定是对医疗机构供应能力最强、品种最齐全的企业占优势。”在接受E药经理人采访时陈昊表示。另外由于让利是通过医药商业来进行的，而医院的开户数量有限，因此以上海为例，医院对接GPO项目的供应商基本就集中到当地的国控和上药两家，其他中小型企业面临的是出局危险。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上海医健中心在尽量使这一过程更为和缓。“第一批之后我们实际上通过上海市医药商业协会，鼓励一些中小型企业去加入GPO。”上海医健中心的负责人表示。一方面，中小型企业往往在最后一公里上更有优势，而另一方，由于历史沿革复杂，一些中小型企业可能属于之前的区属公司，甚至包括职工入股等情况，也容易形成不稳定因素。
而在大型企业的巨大竞争压力之下，中小型企业加入GPO的主要方式主要是成立联盟。但这种联盟相对来说组织松散，并非是存在股权关系之类的紧密联盟。而联盟的成员单位之间可以互相做配送能力的补充，以此作为和大型商业竞争的资本，而上海医健则通过衡量其服务能力、配送水平，从而做一个整体的考虑。
可以看到的趋势是，“量价挂钩”与“款价挂钩”将成为未来GPO发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上海目前的做法是准备做一些调研，通过一些现代化的金融手段去设法缩短回款时间，降低药品供应的资金成本；另外，研发适合不同配送企业与医疗机构的现代物流软件，将进一步降低供应链成本等。但是每项探索都需要改变传统模式，即使新方案可行，实现也要有过程。
但至于说GPO未来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在陈昊看来，还要依据药品降价的可持续性来决定。“现在GPO的主要作用是降价，但问题是，药价究竟虚高多少？虚高的部分又能承受住多少次降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