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本文从天文学的角度对《豳风·七月》中的几个历法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与探讨，认为《七月》的难点在于不同历法的混合使用，也使读者对中国古代的几种历法有较为清晰的了解。
关键词：《豳风·七月》 历法 气候 豳地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豳风·七月》（以下简称《七月》）是《诗经》中的名篇，也是研究西周早期关中豳地社会政治、经济、民俗的重要历史文献，然而，这首诗中的历法问题一直是读懂这首诗的障碍。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在这首诗中同时出现了三种历法所致。
一
因为重视农业生产的缘故，华夏民族很早以前就有观察天象的传统，至今在河南登封县还有周公观象台遗址。正如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中所言：“三代之人皆知天文。”事实上，古代观察天象的历史还得往前推至公元前7000年左右，现存的古籍《尚书·尧典》就记载了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观察天象的记录：“观象授时。”所谓的“观象”，就是观察天象，“授时”就是确定一年的天数以及置闰的原则，从而建立了华夏民族的历法体系。
对于观察天象的历史，《尚书·尧典》里记录了“日永”“星火”“日中”“星鸟”四颗星。这四颗星对于季节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分别代表着“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这四颗星又分别隶属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每个方位有七颗较亮的星组成星群，这就是二十八宿的由来，说明我们的先民很早就知道二十八宿。
古人在观察天象的过程中，发现头顶上的二十八宿不停地在天穹中旋转，由北往西，再往南、往东，每当北方的斗牛二星垂直于北极星的时候，人们就发现，这一天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北方的斗牛星，每转一十五度左右，人们就感觉气候为之一变，等到斗牛星座又垂直对应于北极星的时候，气候刚好变了二十四次，这便是二十四个节气的由来，它和一个太阳年的回归时间完全吻合，这就为古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天文学根据。
二十八宿的运行轨迹带来季节的变化还离不开一个事物，那就是北斗七星。在盛夏的晴朗夜晚中，北方的天幕中清楚地排列着一个有长柄漏斗形的星状物，那就是北斗七星。顺着七星的斗柄顺延五倍，有一颗较亮的星，那就是北极星。北极星垂直对应于北方斗牛星座，那一天就是“冬至”，然后北斗七星的斗柄逐渐东移，当它达到“寅”位时，正是“春分”时节，所谓“斗柄回寅，天下皆春”是也。
我们的先人在长期的天文观象过程中认识到，要确立天文历法体系，必须认真观察二十八宿、北斗七星及太阳、月亮四个事物，尤其是太阳。太阳在天球上的视运行轨迹，我们称之为黄道，共三百六十五天多一点。仅以太阳为季节根据还不够，还必须考虑别的因素：首先是二十八宿的斗牛星座对应北极星以确定“冬至”，这一日对于天文学来说十分重要，知道了这一天等于知道了旧的一年已结束，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是新旧年交替的标志；其次是“斗柄”旋转到东方的位置即“寅”位，以确定“春分”季节，旋转到西方的“兑”位，那就是“秋分”，与“冬至”对应的相反季节就是“夏至”，四个季节一确定，一年实际的时间和方位就好计算了。
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知道一个回归年的时间是三百六十五点二分之一天，月亮绕地球转一周的时间是二十九点四分之一天，一年下来，月亮绕地球旋转的实际时间是三百五十天多一点，比一个回归年少十多天，三年累计就多出一个多月，时间一长就与太阳季节极不协调，给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混乱，用孟子的话来说，“三、四月间则苗枯槁矣”。三、四月本是花红柳绿的季节，怎么会枯萎呢？原来是季节错乱没有置闰的缘故，三、四月就变成了八、九月。为了使月亮的运行时间与太阳基本一致，就必须置闰。古人经过长时期的实践，总结出每三年要多一个月，这叫“三年一小闰”，置闰后又觉得实际时差要多几天，于是就有五年两闰之说，两闰后又觉得实际时差要少几天，于是又有十九年七闰之说，这样才与太阳的运行规律保持一致。
现在的问题是：仅仅置闰，使月亮与太阳运行的时间保持一致还不行，因为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确定哪一个月是“岁首”，即“正月”。只有确定了“正月”，才能以此类推下面的月份，有利于农业生产。因此，我们今天的“立春”总是在“过年”前后几天徘徊，主要是“置闰”的关系，一般以“立春”那一个月为“正月”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
事实上，以“立春”那一个月作为“岁首”，从天文学角度说来并不十分合理，因为真正的“岁首”和“年尾”不是在“立春”前后，而是在“冬至”前后，因为北方斗牛星座垂直对应于北极星的那一天，是全年中白天最短、最冷的一天，从这一天起，北极斗柄东移，二十八宿也逐渐东移，季节变化十分分明，天气也逐渐变暖，过了三百六十五天之后重新回到这一天，在民间的节气中，这一天作为旧年的“岁尾”和新年的“年头”是很有天文学根据的。现在广西一些地方的民俗中，“冬至”这一天的节日气氛是非常浓厚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天就是“过年”。然而，把“冬至”作为“岁首”尽管有天文学根据，可不适合农业生产，因为“冬至”过后很长时间气候才逐渐回阳，也就是说，“过完年”必须在家呆近三个月时间才能下地干活，像《七月》一诗所说“四之日举趾”，要到四月才开展农业生产，四月正是夏历的二月，立春才开始哩，于是人们觉得这个历法不实用，时间往后挪两个节日：“小寒”和“大寒”。以二十四个节气的“大寒”作为“岁首”和“年尾”，虽然在时间上比以“冬至”作为“年头”推后，可仍不适合农业生产，因“大寒”是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中最冷的节气，过完“大寒”要十五天左右才有“立春”，而立了春并不等于马上可以下地，还必须往后推迟一个月左右，以“大寒”作为“岁首”亦不适合农业生产。因此，中国古代实行了许多历法，惟有“夏历”实行至今，原因是它的实用性。
从夏代一直到现在，华夏民族在几千年中使用过四种历法：夏历、商历、周历以及秦历。夏历是以立春前后的“寅”月作为岁首，并以月亮的盈虚来置闰以调节一年季节气候的变化；商历是以夏历的十二月的“丑”月作为岁首，其根据是以二十四节气中的“大寒”作为一年的最后一个节气；周历是以夏历的十一月的“子”月作为岁首，其根据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秦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制订的历法，以夏历的十月作为岁首。在西汉中叶以前，这四种历法都实行过，因秦历不适合农业生产，所以只在秦朝实行了十几年就废止了，以后都没有实行过，而夏历、商历和周历在汉以前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过相当长的时间，这些历法在《春秋》《左传》等先秦古籍中都出现过，一直到汉武帝时期，以史学家司马迁为首制订了《太初历》，重新规定以夏历作为国家的主要历法，一直实行到现在。
二
如从时间上看，夏历的正月比商历晚一个月，比周历晚两个月，如按这种时间线索去读《七月》一诗，有关诗中的历法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七月流火”。这个“火”不是指火星，而是指二十八宿里的倒数第三颗星，也是较亮的一颗星，具有很强的季节性。每当清明前后，它出现在南方的正中，距地面一丈左右的距离，三个月后，此星随着天轴旋转到了西南方的位置并逐渐下沉，即“流”至地平线之下，这个时期正好是夏历的六月左右。两个月以后，这颗星就完全消失在天幕之下，天气也开始转凉，应准备衣服御寒了。夏历的六月正是商历的七月，再过两个月就是夏历的八月即商历的九月，夏历的八月按今天的太阳历算正是十月上旬左右，这个季节在北方标志着秋冬季节来了。因此，诗上说“七月流火”之后就是“九月授衣”是完全符合当时天气情况的。
关键词：《豳风·七月》 历法 气候 豳地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豳风·七月》（以下简称《七月》）是《诗经》中的名篇，也是研究西周早期关中豳地社会政治、经济、民俗的重要历史文献，然而，这首诗中的历法问题一直是读懂这首诗的障碍。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在这首诗中同时出现了三种历法所致。
一
因为重视农业生产的缘故，华夏民族很早以前就有观察天象的传统，至今在河南登封县还有周公观象台遗址。正如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中所言：“三代之人皆知天文。”事实上，古代观察天象的历史还得往前推至公元前7000年左右，现存的古籍《尚书·尧典》就记载了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观察天象的记录：“观象授时。”所谓的“观象”，就是观察天象，“授时”就是确定一年的天数以及置闰的原则，从而建立了华夏民族的历法体系。
对于观察天象的历史，《尚书·尧典》里记录了“日永”“星火”“日中”“星鸟”四颗星。这四颗星对于季节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分别代表着“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这四颗星又分别隶属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每个方位有七颗较亮的星组成星群，这就是二十八宿的由来，说明我们的先民很早就知道二十八宿。
古人在观察天象的过程中，发现头顶上的二十八宿不停地在天穹中旋转，由北往西，再往南、往东，每当北方的斗牛二星垂直于北极星的时候，人们就发现，这一天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北方的斗牛星，每转一十五度左右，人们就感觉气候为之一变，等到斗牛星座又垂直对应于北极星的时候，气候刚好变了二十四次，这便是二十四个节气的由来，它和一个太阳年的回归时间完全吻合，这就为古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天文学根据。
二十八宿的运行轨迹带来季节的变化还离不开一个事物，那就是北斗七星。在盛夏的晴朗夜晚中，北方的天幕中清楚地排列着一个有长柄漏斗形的星状物，那就是北斗七星。顺着七星的斗柄顺延五倍，有一颗较亮的星，那就是北极星。北极星垂直对应于北方斗牛星座，那一天就是“冬至”，然后北斗七星的斗柄逐渐东移，当它达到“寅”位时，正是“春分”时节，所谓“斗柄回寅，天下皆春”是也。
我们的先人在长期的天文观象过程中认识到，要确立天文历法体系，必须认真观察二十八宿、北斗七星及太阳、月亮四个事物，尤其是太阳。太阳在天球上的视运行轨迹，我们称之为黄道，共三百六十五天多一点。仅以太阳为季节根据还不够，还必须考虑别的因素：首先是二十八宿的斗牛星座对应北极星以确定“冬至”，这一日对于天文学来说十分重要，知道了这一天等于知道了旧的一年已结束，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是新旧年交替的标志；其次是“斗柄”旋转到东方的位置即“寅”位，以确定“春分”季节，旋转到西方的“兑”位，那就是“秋分”，与“冬至”对应的相反季节就是“夏至”，四个季节一确定，一年实际的时间和方位就好计算了。
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知道一个回归年的时间是三百六十五点二分之一天，月亮绕地球转一周的时间是二十九点四分之一天，一年下来，月亮绕地球旋转的实际时间是三百五十天多一点，比一个回归年少十多天，三年累计就多出一个多月，时间一长就与太阳季节极不协调，给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混乱，用孟子的话来说，“三、四月间则苗枯槁矣”。三、四月本是花红柳绿的季节，怎么会枯萎呢？原来是季节错乱没有置闰的缘故，三、四月就变成了八、九月。为了使月亮的运行时间与太阳基本一致，就必须置闰。古人经过长时期的实践，总结出每三年要多一个月，这叫“三年一小闰”，置闰后又觉得实际时差要多几天，于是就有五年两闰之说，两闰后又觉得实际时差要少几天，于是又有十九年七闰之说，这样才与太阳的运行规律保持一致。
现在的问题是：仅仅置闰，使月亮与太阳运行的时间保持一致还不行，因为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确定哪一个月是“岁首”，即“正月”。只有确定了“正月”，才能以此类推下面的月份，有利于农业生产。因此，我们今天的“立春”总是在“过年”前后几天徘徊，主要是“置闰”的关系，一般以“立春”那一个月为“正月”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
事实上，以“立春”那一个月作为“岁首”，从天文学角度说来并不十分合理，因为真正的“岁首”和“年尾”不是在“立春”前后，而是在“冬至”前后，因为北方斗牛星座垂直对应于北极星的那一天，是全年中白天最短、最冷的一天，从这一天起，北极斗柄东移，二十八宿也逐渐东移，季节变化十分分明，天气也逐渐变暖，过了三百六十五天之后重新回到这一天，在民间的节气中，这一天作为旧年的“岁尾”和新年的“年头”是很有天文学根据的。现在广西一些地方的民俗中，“冬至”这一天的节日气氛是非常浓厚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天就是“过年”。然而，把“冬至”作为“岁首”尽管有天文学根据，可不适合农业生产，因为“冬至”过后很长时间气候才逐渐回阳，也就是说，“过完年”必须在家呆近三个月时间才能下地干活，像《七月》一诗所说“四之日举趾”，要到四月才开展农业生产，四月正是夏历的二月，立春才开始哩，于是人们觉得这个历法不实用，时间往后挪两个节日：“小寒”和“大寒”。以二十四个节气的“大寒”作为“岁首”和“年尾”，虽然在时间上比以“冬至”作为“年头”推后，可仍不适合农业生产，因“大寒”是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中最冷的节气，过完“大寒”要十五天左右才有“立春”，而立了春并不等于马上可以下地，还必须往后推迟一个月左右，以“大寒”作为“岁首”亦不适合农业生产。因此，中国古代实行了许多历法，惟有“夏历”实行至今，原因是它的实用性。
从夏代一直到现在，华夏民族在几千年中使用过四种历法：夏历、商历、周历以及秦历。夏历是以立春前后的“寅”月作为岁首，并以月亮的盈虚来置闰以调节一年季节气候的变化；商历是以夏历的十二月的“丑”月作为岁首，其根据是以二十四节气中的“大寒”作为一年的最后一个节气；周历是以夏历的十一月的“子”月作为岁首，其根据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秦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制订的历法，以夏历的十月作为岁首。在西汉中叶以前，这四种历法都实行过，因秦历不适合农业生产，所以只在秦朝实行了十几年就废止了，以后都没有实行过，而夏历、商历和周历在汉以前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过相当长的时间，这些历法在《春秋》《左传》等先秦古籍中都出现过，一直到汉武帝时期，以史学家司马迁为首制订了《太初历》，重新规定以夏历作为国家的主要历法，一直实行到现在。
二
如从时间上看，夏历的正月比商历晚一个月，比周历晚两个月，如按这种时间线索去读《七月》一诗，有关诗中的历法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七月流火”。这个“火”不是指火星，而是指二十八宿里的倒数第三颗星，也是较亮的一颗星，具有很强的季节性。每当清明前后，它出现在南方的正中，距地面一丈左右的距离，三个月后，此星随着天轴旋转到了西南方的位置并逐渐下沉，即“流”至地平线之下，这个时期正好是夏历的六月左右。两个月以后，这颗星就完全消失在天幕之下，天气也开始转凉，应准备衣服御寒了。夏历的六月正是商历的七月，再过两个月就是夏历的八月即商历的九月，夏历的八月按今天的太阳历算正是十月上旬左右，这个季节在北方标志着秋冬季节来了。因此，诗上说“七月流火”之后就是“九月授衣”是完全符合当时天气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