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又重新崛起在中国的文坛，呈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它的崛起首先表现为1995年至1999年间突如其来的“红色经典”的再度流行，《红岩》、《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烈火金钢》、《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传统革命历史小说”纷纷重版，成为发行量高达数万乃至数十万册的畅销书。此后是持续不断的“红色经典”重拍热，几乎所有的“革命历史小说”的经典作品都被重拍为影视剧。在消费完已有的红色资源后，人们又将目光投到了新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上来。刹那间，大量的革命题材小说在中国世纪之交的文坛涌现出来，既有表现真实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宏大历史小说著作例如《长征》、《延安颂》、《八路军》等，又有以虚构的革命英雄为主角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出现，例如《我是太阳》、《亮剑》、《历史的天空》、《暗算》等，更有一批融主流意识形态、民间大众文化、精英知识分子历史哲学反思为一体的新型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例如《笨花》、《圣天门口》、《狼烟北平》等。但是在这些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纷纷出炉的背后却存在着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小说的出版往往是伴随着同名电视剧商品的热播、热销而来的，例如《历史的天空》这部作品。
　　毫无疑问，本书获得茅盾文学奖，作者徐贵祥在其中灌注的心血是相当巨大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对这部作品的获奖的重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在接触文本之前，更多的读者接触的是由张丰毅、殷桃、李雪健等人主演的电视剧《历史的天空》。正是由于电视剧的热播，文学接受者才开始注意对《历史的天空》的小说文学文本进行阅读，进而使其在图书市场的销售量大增，并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为该书的获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这种电视剧热播、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紧随其后上市的情况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是一种普遍现象。《亮剑》、《父亲进城》(电视剧名为《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暗算》、《功勋》、《延安颂》、《长征》、《八路军》、《新四军》等等革命历史作品都是电视作品与文字作品的上市同时进行，甚至有的电视作品还先于文字作品。电视剧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影响莫过于作家权延赤的《狼毒花》了，原著的出版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除了文学评论界对其简单的介绍与分析外，并未产生更大的影响。但随着由于荣光等人主演的同名电视剧《狼毒花》在2007年夏季各省市卫星频道的热播，爱睡女人、打仗不要命的“老常”一下子走进了千家万户。紧随其后的就是文学作品的再版与热卖，甚至连权延赤的其他作品也得到了市场的青睐，文学界也不得不对《狼毒花》开始了新一轮的重新解读与研究。而改编自都梁同名小说的电视连续剧《亮剑》在央视热播，也获得了极高的收市率。紧接着该剧的原版小说便出现在中国大的大街小巷。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了剧本先行，电视剧亮相，然后才是文学文本的露面，宣告了政治/艺术/商业三位一体的红色影像文学的诞生呢?
　　事实上，这种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再度繁荣。对应着中国社会深刻的历史转折，时代语境的巨变促成了新的革命历史想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又无反顾地走上了经济体制改革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中国发生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它改变了中国延续了几十年时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中的主宰力量。政治语境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动以及新的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动。这种变动表现在社会文化语境上便是：首先，政治与文学的规约、冲突日见其少，思想的空间日见其大。其次是人们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呈多元、分散的态势，比如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再次，思想的探索与交锋更重视现实中的问题甚至是制度层面的、可操作的问题，比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市场经济的理论问题以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问题等等。正是90年代文化语境中的这些变化，构成了以个人体验与趣味为核心、世俗价值观为底色的新的文学时代。新的文化语境的变化必然影响到文学艺术的创作观念，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体式来标明二者的联系：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文学语境的变化——文学创作的变化。关于这次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动，金元浦谈道：“在道德准则上，一批人实际上已经经历了由传统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转化，由崇尚精神完善到崇尚物质实惠的转化。人们的物质消费的欲望日益高涨，享乐型的生活期望日益膨胀：人们往往不再关注政治历史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主题，只关心生活和身边的‘小型叙事’；人们不再关注哲学文化的形而上终极探寻和未来世界的‘辉煌远景’。转而关注自己、关注当下，关注所谓的‘生活质量’。”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行为的灵活性、自由性以及追求利润的合法性激活了长期被压抑着的国人的金钱意识和消费意识。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国家里。人们关心的是怎样获取自己起码的生活资料，怎样最大程度上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这一切都排斥着他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文学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已经成为可有可无的事情。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生存和发展环境被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彻底改变，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学接受者阅读行为的改变。在新的经济文化条件下，大众的阅读行为虽然仍在广泛地发生着，但是他们的阅读对象发生了变化。普通大众是按照他们各自的兴趣和文化水平选择文本进行消费。他们的阅读动机转向了娱乐性、消遣性、感官刺激性、知识性。第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也被纳入整个社会化生产与消费的轨道中，消费对生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是非常直接的。第三，随着市场经济的来临，虽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文学仍然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的制衡仍然存在，文学仍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实现国家新的战略目标的需要。
　　归根结底，在幕后操纵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与电视剧命运的无形之手就是电视媒体生产背后的市场商品经济运营策略，毕竟影视作品的传播归根到底是一个市场机制问题。市场经济的崛起，对国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改变是显著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行为的灵活性、自由性以及追求利润的合法性激活了长期被压抑着的国人的金钱意识和消费意识。在这种条件下，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也在实质上被纳入到整个社会化生产与消费的轨道中，消费对生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是非常直接的。因此，文化产品的投资者们便看中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这个巨大的潜能市场。一方面，它代表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其的生产、传播、流通必然受到国家的重视与保护，甚至有可能得到国家的部分资金援助：另一方面。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文化消费者群体是巨大，构成是多层面的。上到政府官员，下到平民百姓，都对革命历史题材文化产品具有浓厚的兴趣。普通百姓想从中看娱乐及刺激，政府则想让青少年从中看到民族精神与英雄精神，受到革命先 烈的精神鼓舞等等。毫无疑问，在商品市场生产者的视野中，他们看到的是革命历史题材文化产品足以做到娱乐性与精神品位的相结合，既可以得到政府的钦许，又能获得广大的消费市场，那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大批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得到了批量的生产，并以最快捷、直接的表现形式——电视剧呈现在广大消费者面前。这是因为作为视觉产品，电视剧更加直接、引人注意，所面对的消费群体也更加多元化、平面化、世俗化。然后，随着电子出版物的热销，商品生产者再紧跟着生产文字产品，紧紧抓住消费者欲一览原著的消费心哩，从而获得更加可观的利益。 如果说，利益获得者决定一个商业文化产品是否应当生产取决于产品自身能否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那么社会的消费心理则决定着某种产品市场开发和促销的成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消费市场，完全是一个高度成熟、高度开发、高度饱和的过剩市场。在这样一个市场上，受众的购买诉求具有最大的自由度，能真正体现受众的价值判断和精神欲求。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市场上，某种影视作品或文学作品的市场行情更能作为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的晴雨表。如果没有收视率就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经济回报，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就无法进行再生产。但在当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热销说明了什么呢?正说明人们的心中有一个集体无意识的红色情结在作祟。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渐进式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转型之中，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益深化的经济改革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让大量的工人下岗失业。“三农”问题不仅困惑着国家政权，也使得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以谋取生计，人们的生存压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同时层出不穷的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社会腐败现象不断地刺激着社会的神经。因此，整个社会心理都处在一种焦虑不安的失衡状态，人们的精神支点似乎在盲目中位移。红色情结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心理诉求下进入一些读者的视野的，它的具体表现是对“红色经典”挥之不去的一种无意识情结。那么何谓“红色经典”呢?“红色经典”是一种特殊的话语表述，它是一个政治概念和一个艺术概念的结合体。从广电总局所发的有关文件中看，“红色经典”范围比较广，“即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学术界对“红色经典”，也有广义与狭义之说，但目前学界倾向把“红色经典”指称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的解放区创作以及建国之后“17年”的文艺作品。认为“红色经典”是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下产生的，从内容上看，这些作品主要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历史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题材，展示了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波澜壮阔以及革命战士伟大的人生经历。从思想角度看，“红色经典”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阶级性的同时，不少“红色经典”还具有强烈的民间伦理道德。从艺术上看，“红色经典”的人物关系多运用二元对立的分类方法处理，正反面人物之间冲突强烈，是不可调和的，具有较强的故事性。作品本身洋溢着理想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崇高激情。广大民众这种对红色经典挥之不去的情结，产生于年轻时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和新中国建设时期的革命教育。他们参加过许多革命实践、经历过新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和社会变迁。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阶段形成的，因而决定了他们对红色经典的审美取向。中国传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情感表达方式、言行表现方式、故事的叙事方式、题材、内容以及表现手法都悄悄地潜入了他们的潜意识世界之中。当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巨变突然的袭来之时，这种无意识的潜在心理自然而然的凸现出来，并迅速的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消费的热潮。这种现象清晰地显露了世纪之交的历史意味，它是一种深刻的历史症候，折射的是普遍的社会焦虑与民众潜在的政治诉求。这也构成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与革命影视剧的政治潜意识，它无疑具有潜在地质疑现实秩序的意味。于是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在市场运作和红色情结的和谋下，成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的热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