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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概况
1、投资总量。以2004年统计为据，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FDI接受国，200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占发展中国家的26％，占全世界的9％，是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世界第三大FDI接受国。2005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5.76万家，合同外资金额12，924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276亿美元。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在华投资的有450家之多，其中30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地区总部，并投资设立了750多个研发中心，一大批外国中小企业也在中国找到了发展机会。
2、影响。外商尤其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加入，促进了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对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起了拉动作用。同时，外商在中国的投资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据初步统计，从1990年到2004年，境外投资者汇出利润约2500亿美元，2/3的外商投资企业实现了盈利，2/5的跨国公司在华业务的利润率高于其全球业务的平均利润率。但是，外资企业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同样令人担忧。在改革初期，我们希望的是，“用市场换技术”，但是，市场让出去了，技术的提高却十分有限。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兴办的企业，大约70%是制造业企业，外企只是将中国看作其在全球范围内劳动力资源比较低廉、政策比较优惠、投资环境比较稳定的制造中心。对于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大多数跨国公司实行技术封锁、技术保密的政策；其中相当一部分跨国企业在中国设立的公司，是高能耗、高污染的“灰色”产业，并非我们所期望的低能耗、高科技、环保型的“绿色”产业，不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3、市场份额及投资方式新变化。目前在中国各行业中，外资企业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可口可乐公司自1978年进入中国以来，在国内设立了多家生产基地，在中国消费者的心目中建立了高度的品牌忠诚度，可口可乐饮料、浓缩液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70%；感光材料行业，柯达公司在“98”协议的框架下，占据了超过50%的市场份额；超市业，外资大型超市占据了80%的市场；洗化用品业，宝洁成为中国消费者最熟悉的品牌，占据了洗化市场的大半个江山。随着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熟悉，他们的投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刚开始时与中国合资办企业，规模有限。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外国单项资金项目数量越来越多，而且项目资金、规模巨大；特別是近两年来，跨国公司加速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摩托罗拉公司已在北京、上海、天津、苏州、南京和成都等地设立了15个研发中心，微软公司和诺基亚公司设立了5个研发中心，主要分布于北京、上海等城市；另外并购趋势明显，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收购案越来越多，阿尔卡特凭借早年在中国各地成立的合资和独资企业，在2001年并购上海贝尔后合为一家，几乎一夜之间，一个电讯巨人就诞生了。而更令人痛心的是，在这些并购案中，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的介入，很多没有亏损的国有企业也被折价出售，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应对之道浅析
1、观念上的改变。我们要从思想上端正态度。在中央对地方的政绩考核中，引进外资的数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以至于在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中，都存在一种大力出台优惠政策，以期吸引更多外资，提高政绩的现象。但是，引进外资并非多多益善。地方出台的优惠政策越多，外资企业在将来的市场竞争中就越占据有利地位，在当前条块分割的经济格局下，地方政府无异于把当地的内资企业，不论国企民企，推向了一个严酷的竞争环境，对于原本步履蹒跚的国企、羽翼未丰的民企来说，去跟这些先天就占有优势的外资企业同台竞技，不啻是雪上加霜，这种卵石之争的结果，不言自明。所以，对地方政绩考核的指标应该做适当的修改，不能再以引进外资的数量本身作为这一考核内容的全部，而应该以外资的溢出效应，看它给当地的经济贡献了多大的经济增长率，为当地提供了多少就业岗位，有没有推动当地的技术环境与水平建设等等这样的因素来考核地方引进外资方面的政绩。
2、制度上的改变。进行制度改革，打破现在国企分属于地方，条块分割的经济格局。据说在中国，除了青海省与西藏自治区外，其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自己的汽车工业。正是这种分割的格局，使得有着“中国第一制造”之称的徐工机械才无奈的卖给外资企业：在选择买方时，其管理层收购完全没有可能--净资产有10多亿元，而当时经营管理层和技术骨干只有区区500人，根本无力支付收购成本；向公众募集又面临国有股一股独大、机制无法彻底转换、资本市场长期低迷等一系列问题；向民间资本的出售既无法找到可信任的买家，也面临道德风险；当时的国企大多面临同样困境，自身尚且难保，那里还谈得上收购别的国企？无奈之下，徐工最终决定采用招投标的方式选择国际投资者。
3、相关体制和法律的完善。修改完善中国的财税体制和相关法律。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引进外资，中国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尤其是在税收方面，外资企业享受了较高的税收优惠：所得税税率只有国内企业的一半，而且实行“两免三减半”，进口设备可以减免税收，等等，这些“非国民待遇”使得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大大减少了包袱；反观民营企业，却税负加重：企业在交纳正常的税收之后，还要交纳33%的个人所得税，企业很难有更多的盈余用于扩大再生产。另外，中国实行外汇管制政策，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支付劳务费或培训费时必须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不能动用外汇。这就给外资公司合理避税提供了机会。
4、监管制度的完善。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经营情况监管。对一个企业来说，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是最不应该的。但是，在2005年的三月，在华跨国公司纷纷落马：亨氏辣椒酱、肯德基的烤翅调料中的苏丹红一号，立顿速溶茶的超标氟化物，高露洁牙膏可能致癌……一向形象完美的跨国公司纷纷出现各种产品质量危机。对于这些，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跨国公司在审查制度严格的西方国家都能很好的经营那么长时间，在我们国家却不行？也许里面有报道失真的成分，也有不正当竞争的可能，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政府监管的缺失。跨国公司来中国经营，适应的是中国的市场环境与竞争条件。而在中国，政府是市场经济制度和规则的制定者，更是市场行为的监管者。所以很多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经营之前，首先要见政府领导人，因为他们希望从政府领导人这里首先获得有利于经营的保证，而且他们也越来越会与中国的政府领导人搞好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人情的国家里，这样的关系更使得本身就对外国资本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认为他们是一好百好的、打开了一路绿灯让他们进来的地方政府领导人，对外资公司的日常经营情况缺乏监管。除了政府监管以外，我们还应该加强消费者维权组织的建设。在中国，目前只有一家具有强烈政府色彩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单位——中国消费者协会。
除此之外，中国还没有任何民间维权组织。消费者遇到了产品问题，要么是投诉无门，要么是陷入与企业的马拉松官司中弄得身心俱疲，所以中国的消费者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往往摸摸鼻子自认倒霉，也因此跨国公司的产品可以继续在中国销售下去。
5、行业管理职能的加强。国家不能放弃自身的工业管理职能。在中央各部委进行改革之前，有各工业部负责监督管理工业企业，协调工业经济运行。改革后，各工业部撤销，其行业规划、协调的功能由行业协会承担。但是在中国，行业协会的能力远远没有得到发挥。实际上，现在没有专门的权威机构对行业发展、产业安全、技术进步负起领导责任，中央政府对出售企业和工业资产也没有审核机制和明确程序。而且对外资企业的管理涉及到对外经贸、计划、财政、税务、外汇、工商等多个部门，所以为了避免政出多门，相互之间政策打架，中央还是应该负起行业、经济协调的职能，从全国层面上更好的规划国家经济的未来，使各个部门能够统一政策，一致对外，不再有相互扯皮、推诿责任的事件发生。
6、审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加强对外资企业并购中国企业行为的审查，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前面我们讲过，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并购趋势抬头。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已经提高了并购的门槛：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15%。卡特彼勒计划并购的谈判对象几乎囊括了中国机械制造行业的几大龙头企业，中国重点行业的一批龙头企业，如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潍坊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等，也都被跨国公司紧紧“咬住”不放。其中，德国的ZF公司正在谋求控股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是为中国船舶行业配套的中高速柴油机、齿轮箱及工程齿轮箱的行业排头兵，并承担一定的军工任务，如果被外商整体控股，其对军品生产的影响不言而喻。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对外国企业收购中国企业的审查。
7、关于外资企业垄断性行业优势的对策。对于市场竞争来说，壟断是有害的，应该要尽量避免垄断。当前对于外资企业的垄断性行业优势，有的学者提出应该进行反垄断。但是，在这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是不是一个企业在行业里占据了垄断性的优势地位，就一定会形成垄断？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应该明确垄断结构与垄断行为之间的区别。一个企业在行业里是龙头老大，并不一定就会限制其他企业的竞争与发展。当然目前在中国，是存在很多这样的现象的。跨国公司在并购了中国的行业排头兵之后，在行业里占据了绝对优势，不仅不让被并购的企业使用原来的品牌，不准再进行技术研发，而且开始介入行业规则的制定，使得行业甚至是整个市场按照有利于他们企业的方向发展。对于这样的行为，必须坚决予以制止，必要时，严惩不贷。而对于那些有行业垄断性优势而没有采取垄断的企业，我们要继续鼓励它们在中国投资发展。
8、关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德国，99%的企业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小而不弱，超过半数的企业在本行业的领域里处于行业领先技术水平。而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虽然有技术，却没有资金投入。虽然国家已经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一些行业准入限制、潜在的歧视等都仍然存在。中国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拒贷率是56%，对于石油等行业中小企业仍然难以进入，缺乏行业中介服务组织的支撑，等等。在这一点上，国家应该引导社会大力支持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⑴金融支持。⑵行业中介服务组织的建立与完善。⑶中小企业的集群发展。⑷中小企业本身应该建立健全各种制度，比如董事会制度、企业领导人奖励制度等。⑸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该向国外的公司学一学如何正确的处理企业所面临的危机，也就是，危机公关。
印度是和中国相似的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发展。他们引进外资的时候，始终立足于本国需要，注意本国的经济安全，而且注重将引进的外资流向知识、技术性企业，流向优先发展的行业，流向落后地区。希望中国将来引进的外资，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市场，服务于经济，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国家。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研究生院）
1、投资总量。以2004年统计为据，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FDI接受国，200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占发展中国家的26％，占全世界的9％，是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世界第三大FDI接受国。2005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5.76万家，合同外资金额12，924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276亿美元。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在华投资的有450家之多，其中30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地区总部，并投资设立了750多个研发中心，一大批外国中小企业也在中国找到了发展机会。
2、影响。外商尤其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加入，促进了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对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起了拉动作用。同时，外商在中国的投资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据初步统计，从1990年到2004年，境外投资者汇出利润约2500亿美元，2/3的外商投资企业实现了盈利，2/5的跨国公司在华业务的利润率高于其全球业务的平均利润率。但是，外资企业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同样令人担忧。在改革初期，我们希望的是，“用市场换技术”，但是，市场让出去了，技术的提高却十分有限。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兴办的企业，大约70%是制造业企业，外企只是将中国看作其在全球范围内劳动力资源比较低廉、政策比较优惠、投资环境比较稳定的制造中心。对于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大多数跨国公司实行技术封锁、技术保密的政策；其中相当一部分跨国企业在中国设立的公司，是高能耗、高污染的“灰色”产业，并非我们所期望的低能耗、高科技、环保型的“绿色”产业，不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3、市场份额及投资方式新变化。目前在中国各行业中，外资企业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可口可乐公司自1978年进入中国以来，在国内设立了多家生产基地，在中国消费者的心目中建立了高度的品牌忠诚度，可口可乐饮料、浓缩液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70%；感光材料行业，柯达公司在“98”协议的框架下，占据了超过50%的市场份额；超市业，外资大型超市占据了80%的市场；洗化用品业，宝洁成为中国消费者最熟悉的品牌，占据了洗化市场的大半个江山。随着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熟悉，他们的投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刚开始时与中国合资办企业，规模有限。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外国单项资金项目数量越来越多，而且项目资金、规模巨大；特別是近两年来，跨国公司加速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摩托罗拉公司已在北京、上海、天津、苏州、南京和成都等地设立了15个研发中心，微软公司和诺基亚公司设立了5个研发中心，主要分布于北京、上海等城市；另外并购趋势明显，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收购案越来越多，阿尔卡特凭借早年在中国各地成立的合资和独资企业，在2001年并购上海贝尔后合为一家，几乎一夜之间，一个电讯巨人就诞生了。而更令人痛心的是，在这些并购案中，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的介入，很多没有亏损的国有企业也被折价出售，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应对之道浅析
1、观念上的改变。我们要从思想上端正态度。在中央对地方的政绩考核中，引进外资的数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以至于在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中，都存在一种大力出台优惠政策，以期吸引更多外资，提高政绩的现象。但是，引进外资并非多多益善。地方出台的优惠政策越多，外资企业在将来的市场竞争中就越占据有利地位，在当前条块分割的经济格局下，地方政府无异于把当地的内资企业，不论国企民企，推向了一个严酷的竞争环境，对于原本步履蹒跚的国企、羽翼未丰的民企来说，去跟这些先天就占有优势的外资企业同台竞技，不啻是雪上加霜，这种卵石之争的结果，不言自明。所以，对地方政绩考核的指标应该做适当的修改，不能再以引进外资的数量本身作为这一考核内容的全部，而应该以外资的溢出效应，看它给当地的经济贡献了多大的经济增长率，为当地提供了多少就业岗位，有没有推动当地的技术环境与水平建设等等这样的因素来考核地方引进外资方面的政绩。
2、制度上的改变。进行制度改革，打破现在国企分属于地方，条块分割的经济格局。据说在中国，除了青海省与西藏自治区外，其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自己的汽车工业。正是这种分割的格局，使得有着“中国第一制造”之称的徐工机械才无奈的卖给外资企业：在选择买方时，其管理层收购完全没有可能--净资产有10多亿元，而当时经营管理层和技术骨干只有区区500人，根本无力支付收购成本；向公众募集又面临国有股一股独大、机制无法彻底转换、资本市场长期低迷等一系列问题；向民间资本的出售既无法找到可信任的买家，也面临道德风险；当时的国企大多面临同样困境，自身尚且难保，那里还谈得上收购别的国企？无奈之下，徐工最终决定采用招投标的方式选择国际投资者。
3、相关体制和法律的完善。修改完善中国的财税体制和相关法律。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引进外资，中国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尤其是在税收方面，外资企业享受了较高的税收优惠：所得税税率只有国内企业的一半，而且实行“两免三减半”，进口设备可以减免税收，等等，这些“非国民待遇”使得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大大减少了包袱；反观民营企业，却税负加重：企业在交纳正常的税收之后，还要交纳33%的个人所得税，企业很难有更多的盈余用于扩大再生产。另外，中国实行外汇管制政策，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支付劳务费或培训费时必须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不能动用外汇。这就给外资公司合理避税提供了机会。
4、监管制度的完善。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经营情况监管。对一个企业来说，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是最不应该的。但是，在2005年的三月，在华跨国公司纷纷落马：亨氏辣椒酱、肯德基的烤翅调料中的苏丹红一号，立顿速溶茶的超标氟化物，高露洁牙膏可能致癌……一向形象完美的跨国公司纷纷出现各种产品质量危机。对于这些，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跨国公司在审查制度严格的西方国家都能很好的经营那么长时间，在我们国家却不行？也许里面有报道失真的成分，也有不正当竞争的可能，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政府监管的缺失。跨国公司来中国经营，适应的是中国的市场环境与竞争条件。而在中国，政府是市场经济制度和规则的制定者，更是市场行为的监管者。所以很多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经营之前，首先要见政府领导人，因为他们希望从政府领导人这里首先获得有利于经营的保证，而且他们也越来越会与中国的政府领导人搞好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人情的国家里，这样的关系更使得本身就对外国资本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认为他们是一好百好的、打开了一路绿灯让他们进来的地方政府领导人，对外资公司的日常经营情况缺乏监管。除了政府监管以外，我们还应该加强消费者维权组织的建设。在中国，目前只有一家具有强烈政府色彩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单位——中国消费者协会。
除此之外，中国还没有任何民间维权组织。消费者遇到了产品问题，要么是投诉无门，要么是陷入与企业的马拉松官司中弄得身心俱疲，所以中国的消费者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往往摸摸鼻子自认倒霉，也因此跨国公司的产品可以继续在中国销售下去。
5、行业管理职能的加强。国家不能放弃自身的工业管理职能。在中央各部委进行改革之前，有各工业部负责监督管理工业企业，协调工业经济运行。改革后，各工业部撤销，其行业规划、协调的功能由行业协会承担。但是在中国，行业协会的能力远远没有得到发挥。实际上，现在没有专门的权威机构对行业发展、产业安全、技术进步负起领导责任，中央政府对出售企业和工业资产也没有审核机制和明确程序。而且对外资企业的管理涉及到对外经贸、计划、财政、税务、外汇、工商等多个部门，所以为了避免政出多门，相互之间政策打架，中央还是应该负起行业、经济协调的职能，从全国层面上更好的规划国家经济的未来，使各个部门能够统一政策，一致对外，不再有相互扯皮、推诿责任的事件发生。
6、审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加强对外资企业并购中国企业行为的审查，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前面我们讲过，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并购趋势抬头。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已经提高了并购的门槛：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15%。卡特彼勒计划并购的谈判对象几乎囊括了中国机械制造行业的几大龙头企业，中国重点行业的一批龙头企业，如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潍坊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等，也都被跨国公司紧紧“咬住”不放。其中，德国的ZF公司正在谋求控股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是为中国船舶行业配套的中高速柴油机、齿轮箱及工程齿轮箱的行业排头兵，并承担一定的军工任务，如果被外商整体控股，其对军品生产的影响不言而喻。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对外国企业收购中国企业的审查。
7、关于外资企业垄断性行业优势的对策。对于市场竞争来说，壟断是有害的，应该要尽量避免垄断。当前对于外资企业的垄断性行业优势，有的学者提出应该进行反垄断。但是，在这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是不是一个企业在行业里占据了垄断性的优势地位，就一定会形成垄断？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应该明确垄断结构与垄断行为之间的区别。一个企业在行业里是龙头老大，并不一定就会限制其他企业的竞争与发展。当然目前在中国，是存在很多这样的现象的。跨国公司在并购了中国的行业排头兵之后，在行业里占据了绝对优势，不仅不让被并购的企业使用原来的品牌，不准再进行技术研发，而且开始介入行业规则的制定，使得行业甚至是整个市场按照有利于他们企业的方向发展。对于这样的行为，必须坚决予以制止，必要时，严惩不贷。而对于那些有行业垄断性优势而没有采取垄断的企业，我们要继续鼓励它们在中国投资发展。
8、关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德国，99%的企业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小而不弱，超过半数的企业在本行业的领域里处于行业领先技术水平。而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虽然有技术，却没有资金投入。虽然国家已经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一些行业准入限制、潜在的歧视等都仍然存在。中国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拒贷率是56%，对于石油等行业中小企业仍然难以进入，缺乏行业中介服务组织的支撑，等等。在这一点上，国家应该引导社会大力支持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⑴金融支持。⑵行业中介服务组织的建立与完善。⑶中小企业的集群发展。⑷中小企业本身应该建立健全各种制度，比如董事会制度、企业领导人奖励制度等。⑸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该向国外的公司学一学如何正确的处理企业所面临的危机，也就是，危机公关。
印度是和中国相似的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发展。他们引进外资的时候，始终立足于本国需要，注意本国的经济安全，而且注重将引进的外资流向知识、技术性企业，流向优先发展的行业，流向落后地区。希望中国将来引进的外资，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市场，服务于经济，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国家。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