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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革命党人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于8月2日取道台湾，转往日本，继续策划“讨袁”革命工作。
1914年，孙中山为重建革命队伍，制定了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拟组织军政府，其中拟定了飞机的编制、装配、制造、修理等诸职位，并在日本着手筹办航空学校，以培育革命所需要的航空人才。正在这时，孙中山的挚友梅屋庄吉先生将日本民间航空的创始人之一、日本早期飞行家坂本寿一介绍给了孙中山先生。
坂本寿一和梅屋庄吉很快就办理了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手续，并与孙中山具体商量了筹建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的步骤。孙中山最初曾拟定在中国杭州修建机场，但因战争尚在进行，无法落实。于是决定先在日本选址建校，抓紧开学训练。经过梅屋庄吉、坂本寿一多方奔走交涉，商定将航空学校校址暂时设在日本滋贺县近江八日市街的冲野野原。这里原是日本陆军的练习场。因为当时的飞机速度很慢，起飞、着陆的滑跑距离都很短，对跑道的要求也不高，所以草地经过平整碾压即可使用。梅屋庄吉、坂本寿一经八日市町町长允许，在此基础上平整了地面，修建了机库，机场就正式使用了。
1914年4月，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在此建立，学校的牌子就挂在机库墙上，名为“中华革命党近江八日市飞行学校”。训练用的飞机一架是坂本寿一自己从美国带回的寇蒂斯式飞机，另一架是修复的“翦风号”飞机。1915年初旅美华侨捐赠的寇蒂斯詹尼教练机也被运到日本。这就是航校的全部家底。
当时，旅美、加、日等国留学生及华侨青年均闻风前来报名投考航校，最终飞行班实际录取30名，后来学生人数只剩15名。1916年5月4日，学校开训。在进入基本训练之前，为了使学员感受行驶中的速度，坂本寿一特意买进了40辆自行车，让学员在机场练习骑自行车，接着又进行了汽车驾驶训练。当时日本汽车很少，滋贺县尚无一辆汽车，后经梅屋庄吉送来一辆，才解决了训练的教具问题。由于汽车和飞机在当时当地都是新奇的东西，加之飞行学校的学生又都是中国人，所以飞行学校招来了众多的观光者，使近江八日市这个小城市一举扬名。
1915年12月，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并着手组织中华革命军。孙中山任命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举兵于山东潍县、周村一带。当时山东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孙中山为了加强山东方面的军事力量，加速推翻袁氏王朝，于1916年春决定派飞机去山东参战，并委任吴光梅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骑兵队长兼飞机队队长。
1916年春，坂本寿一到东京领取了迁校任务。孙中山先生正式任命他为中华革命军航空顾问兼东北军航空队总司令，授陆军少将军衔。坂本寿一时年仅25岁。
1916年5月7日，坂本寿一率飞行学员、地勤人员约100人和3架飞机登上了神户直达青岛的轮船，抵达中国的3架飞机就是航空学校训练中使用的教练机，飞机和人员到达青岛后，乘火车去潍县，组成了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航空队。航空队一面参加作战，一面继续训练。
坂本寿一到达青岛时，潍县城内还为北洋政府军所盘踞，但是四周已被东北军所包围，为了迎接中华革命军航空队，东北军在潍县城外的一块田地上略加修整碾压，便成了飞机场的士跑道，并修了简易机库，作为航空队的基地。在机场上组装飞机的时候，还能清晰地听到城内外相互对射的枪炮声。
飞机组装好之后，坂本寿一亲自驾驶飞机起飞，开始在北洋政府军的上空低空飞行，撒传单。飞机参战引起了敌军的恐惧，敌军中流传的顺口溜说：“不怕南来一只虎，就怕北来一只机”，而飞机对革命军的士气则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航空队中虽然有几十名中国飞行学员，但他们仅仅经过1小时的地面滑行训练，都不具备驾驶飞机起飞执行作战任务的条件。所以，驾机起飞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全是坂本寿一、立花了观等几个日本飞行教官，一般飞行高度在600-1000米，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左右。
在一次侦察任务飞行中，坂本寿一发现了北洋政府军的一队骑兵，飞机即对正骑兵俯冲，到100米左右才慢慢改出做低空冲击，敌骑兵吓得纷纷跳下马鞍，抱头鼠窜，趴在庄稼地里不敢抬头，马匹则向四面八方跑散。
随着时间推移，航空队开始进入轰炸飞行阶段。由于当时没有专用的航空炸弹，坂本寿一收集了许多装香烟用的空铁罐，在其中装入炸药和导火线，制作了简单的土炸弹，可以说这是中国最早制造的专用航空炸弹。这种炸弹投放前要由飞行员操纵飞机对准轰炸目标，负责投弹的人坐在后舱，点燃导火索，然后用手投下来。这种原始的炸弹威力是不大的，但是震慑敌军心理的效果则不小。
5月25日，革命军围攻济南，飞机又投掷下印有“快投降，否则就要投炸弹”字样的传单，使北洋政府军十分恐惧。
在双方战斗激烈之时，坂本寿一、立花了观驾驶着飞机飞到济南府的上空，投掷了数枚炸弹，只见一阵阵火光，夹杂着一阵阵嘈杂声，飞机投弹在中国战场上首次亮相。尽管这些炸弹都是土造的，威力微不足道，但那嗡嗡的机声和隆隆的弹声，却把济南府的督军靳云鹏和援军张怀芝吓得胆战心惊，靳云鹏因此而辞职。在飞机作了四五次轰炸之后，北洋政府军派来了谈判代表说：“不管怎样，只有一个请求，就是不要再从飞机上投炸弹了。”与此相反，革命军的士气为之大振。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寿终正寝，帝制闹剧收场。讨袁战争也逐步停止。
9月21日，革命军和北洋政府军在潍县举行了和谈的签字仪式，当北洋军代表曲同丰走至潍县城时，坂本寿一正驾驶飞机在上空飞行，并升到1 000米高度，以潍县为目标俯冲。在城内练兵场上两军代表校阅双方的部队时，坂本寿一由北向南几次驾机通过校阅场上空，以壮革命军的威风。这是航空队最后一次示威飞行。
航空队于9月21日后便解散了，人员各奔他乡。那3架飞机曾由接任大总统的黎元洪手下调往南苑航校，不久经日本政府出面交涉，又运回了日本，下落如何不得而知。“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与“航空队”的故事虽然就此结束，但它给中国革命播下了航空的种子，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宏愿后来得以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实现。梅屋庄吉、坂本寿一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中。
1914年，孙中山为重建革命队伍，制定了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拟组织军政府，其中拟定了飞机的编制、装配、制造、修理等诸职位，并在日本着手筹办航空学校，以培育革命所需要的航空人才。正在这时，孙中山的挚友梅屋庄吉先生将日本民间航空的创始人之一、日本早期飞行家坂本寿一介绍给了孙中山先生。
坂本寿一和梅屋庄吉很快就办理了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手续，并与孙中山具体商量了筹建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的步骤。孙中山最初曾拟定在中国杭州修建机场，但因战争尚在进行，无法落实。于是决定先在日本选址建校，抓紧开学训练。经过梅屋庄吉、坂本寿一多方奔走交涉，商定将航空学校校址暂时设在日本滋贺县近江八日市街的冲野野原。这里原是日本陆军的练习场。因为当时的飞机速度很慢，起飞、着陆的滑跑距离都很短，对跑道的要求也不高，所以草地经过平整碾压即可使用。梅屋庄吉、坂本寿一经八日市町町长允许，在此基础上平整了地面，修建了机库，机场就正式使用了。
1914年4月，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在此建立，学校的牌子就挂在机库墙上，名为“中华革命党近江八日市飞行学校”。训练用的飞机一架是坂本寿一自己从美国带回的寇蒂斯式飞机，另一架是修复的“翦风号”飞机。1915年初旅美华侨捐赠的寇蒂斯詹尼教练机也被运到日本。这就是航校的全部家底。
当时，旅美、加、日等国留学生及华侨青年均闻风前来报名投考航校，最终飞行班实际录取30名，后来学生人数只剩15名。1916年5月4日，学校开训。在进入基本训练之前，为了使学员感受行驶中的速度，坂本寿一特意买进了40辆自行车，让学员在机场练习骑自行车，接着又进行了汽车驾驶训练。当时日本汽车很少，滋贺县尚无一辆汽车，后经梅屋庄吉送来一辆，才解决了训练的教具问题。由于汽车和飞机在当时当地都是新奇的东西，加之飞行学校的学生又都是中国人，所以飞行学校招来了众多的观光者，使近江八日市这个小城市一举扬名。
1915年12月，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并着手组织中华革命军。孙中山任命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举兵于山东潍县、周村一带。当时山东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孙中山为了加强山东方面的军事力量，加速推翻袁氏王朝，于1916年春决定派飞机去山东参战，并委任吴光梅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骑兵队长兼飞机队队长。
1916年春，坂本寿一到东京领取了迁校任务。孙中山先生正式任命他为中华革命军航空顾问兼东北军航空队总司令，授陆军少将军衔。坂本寿一时年仅25岁。
1916年5月7日，坂本寿一率飞行学员、地勤人员约100人和3架飞机登上了神户直达青岛的轮船，抵达中国的3架飞机就是航空学校训练中使用的教练机，飞机和人员到达青岛后，乘火车去潍县，组成了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航空队。航空队一面参加作战，一面继续训练。
坂本寿一到达青岛时，潍县城内还为北洋政府军所盘踞，但是四周已被东北军所包围，为了迎接中华革命军航空队，东北军在潍县城外的一块田地上略加修整碾压，便成了飞机场的士跑道，并修了简易机库，作为航空队的基地。在机场上组装飞机的时候，还能清晰地听到城内外相互对射的枪炮声。
飞机组装好之后，坂本寿一亲自驾驶飞机起飞，开始在北洋政府军的上空低空飞行，撒传单。飞机参战引起了敌军的恐惧，敌军中流传的顺口溜说：“不怕南来一只虎，就怕北来一只机”，而飞机对革命军的士气则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航空队中虽然有几十名中国飞行学员，但他们仅仅经过1小时的地面滑行训练，都不具备驾驶飞机起飞执行作战任务的条件。所以，驾机起飞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全是坂本寿一、立花了观等几个日本飞行教官，一般飞行高度在600-1000米，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左右。
在一次侦察任务飞行中，坂本寿一发现了北洋政府军的一队骑兵，飞机即对正骑兵俯冲，到100米左右才慢慢改出做低空冲击，敌骑兵吓得纷纷跳下马鞍，抱头鼠窜，趴在庄稼地里不敢抬头，马匹则向四面八方跑散。
随着时间推移，航空队开始进入轰炸飞行阶段。由于当时没有专用的航空炸弹，坂本寿一收集了许多装香烟用的空铁罐，在其中装入炸药和导火线，制作了简单的土炸弹，可以说这是中国最早制造的专用航空炸弹。这种炸弹投放前要由飞行员操纵飞机对准轰炸目标，负责投弹的人坐在后舱，点燃导火索，然后用手投下来。这种原始的炸弹威力是不大的，但是震慑敌军心理的效果则不小。
5月25日，革命军围攻济南，飞机又投掷下印有“快投降，否则就要投炸弹”字样的传单，使北洋政府军十分恐惧。
在双方战斗激烈之时，坂本寿一、立花了观驾驶着飞机飞到济南府的上空，投掷了数枚炸弹，只见一阵阵火光，夹杂着一阵阵嘈杂声，飞机投弹在中国战场上首次亮相。尽管这些炸弹都是土造的，威力微不足道，但那嗡嗡的机声和隆隆的弹声，却把济南府的督军靳云鹏和援军张怀芝吓得胆战心惊，靳云鹏因此而辞职。在飞机作了四五次轰炸之后，北洋政府军派来了谈判代表说：“不管怎样，只有一个请求，就是不要再从飞机上投炸弹了。”与此相反，革命军的士气为之大振。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寿终正寝，帝制闹剧收场。讨袁战争也逐步停止。
9月21日，革命军和北洋政府军在潍县举行了和谈的签字仪式，当北洋军代表曲同丰走至潍县城时，坂本寿一正驾驶飞机在上空飞行，并升到1 000米高度，以潍县为目标俯冲。在城内练兵场上两军代表校阅双方的部队时，坂本寿一由北向南几次驾机通过校阅场上空，以壮革命军的威风。这是航空队最后一次示威飞行。
航空队于9月21日后便解散了，人员各奔他乡。那3架飞机曾由接任大总统的黎元洪手下调往南苑航校，不久经日本政府出面交涉，又运回了日本，下落如何不得而知。“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与“航空队”的故事虽然就此结束，但它给中国革命播下了航空的种子，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宏愿后来得以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实现。梅屋庄吉、坂本寿一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