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美的基弗风波沸沸扬扬，也终于动静小了，人们照常买60元一张的门票，去欣赏这位战后最重要的艺术家的作品。在展厅里看见这批作品的时候，你几乎会理解央美某领导那句“你先看了东西再说”的言下之意。平心而论，东西还不错，基弗几个重要系列的都有涉猎，体量上八十余幅也撑起了个展的规模。可是我依然接到有道德洁癖的朋友的来电，语气是惊讶和谴责的：“你怎么能去看那个展览呢？！”
　　在展览前，艺术家安塞尔姆·基弗就书面要求取消这次在央美的个展，他表示，此次展览事前并未征询过他的意见，“我绝不会以任何方式支持这个展览，并且我一定不会出席。”他甚至在接受南德意志报纸采访时表示，“他们把我当成一位已经去世的艺术家，这感觉就好像被强奸。”
　　而展览的主办单位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和德国贝尔艺术中心的回应则是，此次展览的藏品得到了藏家的授权，基弗先生并非这批作品的拥有者，因此展览无需得到基弗本人的同意。央美美术馆在声明中写道，“在与德方主办机构签订展览协议后，我们曾获知基弗先生并不赞同举办这个展览，但鉴于这个展览作品的合法性，我们没有理由中止与德方主办机构的合作。”关于事先是否有征求艺术家本人的同意，策展人和艺术家还分别给出了罗生门般的不同说辞。
　　在事态的进一步发酵中，各种阴谋论被搬上了台面，德国贝尔中心、提供部分展品的科布伦茨德维希博物馆以及策展人的历史都被各种深扒。按照惯例，公立学术型美术馆是不能给私人收藏举办展览的，除非这些藏品已经进入了基金会一类的非营利性组织，否则就有靠信用背书帮他人抬身价、助出货的嫌疑。
　　在基弗展览的前后，这段公案引发了艺术界各种争论，从法理、行规、道德、市场等各种角度探讨此次展览背后所折射的中国艺术界之怪现状，这种激辩是如此热闹，以至于人们都忘记了去关注基弗及其作品了。
　　在中国常常是这样，对一个核心命题的阐释，最后总是被偷换成其他：该谈理想的时候谈市场，该谈规则的时候谈人情，该谈艺术的时候谈价格，该谈法律的时候谈道德。
　　基弗在1992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并逗留了三个多月，从北京到西安，进入新疆，走到丝绸之路南线，最后辗转到巴基斯坦和印度，他曾多次表示非常希望来中国办展览，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在中国的第一个展览会以这种方式呈现。
　　几乎是同时，在央美“基弗在中国”展览的同时，伦敦白立方画廊柏蒙西空间的基弗大型个展开幕，这个展览体量是央美基弗展的好几倍，囊括了大量的巨型装置、雕塑和绘画作品，这不是临时起意和央美赌气打擂台，而是花费好几年的时间精心筹备打磨的，而这样严肃的展览，恐怕是无法匹配“中国速度”的。
　　不管如何申辩展览的合法性，“基弗在中国”的展览开幕式上，以往重大展览惯常到场的央美领导们一个都没有出现。这个展览在中国艺术的最高学府定了基调之后，还将巡回到南京、上海、广州，无论到哪，估计对当地的承办单位来说，都会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吧。
　　作为基弗的粉丝，我掏钱去看了展览，虽然它有道德瑕疵，但这是我为数不多的能近距离看到基弗原作的机会，我认了，这就是中国式的妥协。我检讨这种简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想央美的那些决策者应该也经历了类似的妥协：只看结果，不问过程；只求眼前胜绩，不求程序正义。
　　所谓的“大型回顾展”应该有一个宏大的名字，“基弗在中国”却几乎成为一个笑话。在网络上，这张海报被人谐谑地篡改了，在基弗那些厚重的底色之上，有人用红笔加批了一个字，“基弗 不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