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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地优秀考生为什么选择去香港高校，仅仅是为了奖学金吗？“大学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香港的大学的开放自由，让内地学生的收获远远不限于学业上，而延及人格与世界观上，而后者，将他们在内地的多数同龄人抛在了后面
一年一度的高考生源争夺战接近尾声，香港高校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今年，申请香港院校的内地考生人数比去年增长12%，有30名省状元填报了港大，17名省、市状元获得港大48万港币奖学金。
2003年，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2006年，招生范围增加到20个省市，之后的两年时间，北大、清华招收状元的比例下降了22%。
在香港大学新闻学教授陈婉莹看来，相对于内地高校而言，学术自由是香港高校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与国际接轨之处。“大学归根到底就是这4个字。教授享有学术自由，学生也比较自由。如果学生有办法，有能力，他当然是选择香港。不是为了48万奖学金，也不是为了一年16万——学费已经去了11.9万了，住宿费一年1万多。”
香港高校比较开放，不断网、不断电。在香港读大学确实比较人性化，资讯的获得也比较开放。”陈婉莹说。一个内地学生深深为港大的图书馆所触动，他一次性可借150本书，可以借半年。宿舍，床上，一半空间都是书。“他有一种对知识的饥渴，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大陆有太多优秀学生了，到了香港，就像解放出来一样。”
今年一位放弃内地名校转赴港大的考生说，选择香港是想尝试不一样的教育体制。优秀考生纷纷涌入香港高校，对这些内地学生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许多过来人感受良多。
一种经历
Connie坐在铜锣湾闹市的一家星巴克里。窗外是挤挤挨挨的店铺，到处在打折，到处是人，喧闹令人窒息。Connie戴一对香奈尔耳钉，妆容精致地坐在手提电脑前喝热巧克力。她是某主流网站的财经编辑。
如果不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Connie看上去跟香港人没有任何区别。来港大读硕士之前，她曾以2004年上海高考文科前三名的成绩考入北大，母亲原本反对她北上，半夜还给班主任打过电话取消志愿。
“上海人不愿意去外地，但是很喜欢香港，我去北京读书，在上海的那些阿姨来我家都要问，为什么要去外地，来香港读书以后，就没人问了。”
Connie曾在北大宿舍黑板上看到港大招生信息，她去听了那次招生宣传。偌大教室里只坐了四五十人，教授全英文演講，几轮面试都在半天内极有效率地完成，群面是关于“适者生存”的全英文讨论，最终只有10个学生被录取，Connie落选。
大二时，Connie到港大交换过一学期，本科毕业后，她如愿到港大读硕士。在香港，几乎所有高校都是全英文授课，英语是内地学生迈向西方教学模式的第一道门槛。Connie印象最深的就是港大的英文讨论课，10人一组，课上你可以听到各种口音的英语混杂在一起，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很敢说，除了英语，还有各种敏感话题，“光是这一点就证明你可以见识到跟国内不一样的东西。”
“大陆学生刚去肯定会觉得这些人很奇怪，因为你以前接受的教育不是这样，你本能地会排斥他们，讨论到敏感话题，你就会想，这有什么可讨论的？当然心里也有对英语的不自信。”为了保证英语讨论课的分数，Connie每次上课总会第一个上去噼里啪啦说一大通，这样老师就不会叫她起来讨论了。“其他同学说的时候，我就开始走神了，有时听不懂他们在讨论什么。”
Connie将港大的生活形容为“自由、时髦”：半夜会有人来敲门邀请你参加party，跟内地高校12点前断网熄灯不同，香港学生喜欢high到天亮；没有人为你制定学习计划，没有辅导员，甚至没有班级的概念，但又总能联系上导师得到帮助；在这个大学里，很少有人真正只在做学习一件事，连校长都会鼓励学生尽情地玩；刚来的那一年，一到假期打折季，内地女生每天都在买东西，买了整整一个月……
“来香港读书，其实是读一种经历，跟内地完全不同。”Connie说。
但并不是每一个内地学生都适合这种经历。今年，港大只从报考的30名省状元中挑选了11名给予全额奖学金。“我觉得适合港大的学生，要有比较强的独立思考与自理能力，能独立做决定，有自己的想法，能面对挑战，不能太脆弱。”香港大学中国事务总监黄依倩说。“在这里，竞争是非常非常大的。在港大不能只是做一件事情，除非你这件事情做得特别好。当你发现很多同学同时做很多事情时，你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港大的学生一定要有很强的目标，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话，就比较难适应。我们需要思想上比较成熟的孩子。”
在香港如何读大学
工作1年后，张倩烨决定辞职申请去香港大学读研究生，在陈婉莹教授门下学新闻。张倩烨是黑龙江人，她参加高考的2005年，黑龙江省还没有列入港大在内地招生的省份。高考填报志愿时，她选择了北大国际政治系，同时还修了经济研究中心的双学位。毕业后，张倩烨没有留在北京，去了云南电视台，做云南的“新闻联播”。
在港大，一个新闻班有六十多个人，上课分成4个小组，既可以单向和老师沟通，也可以多向与同学交流，思想的交流和碰撞非常激烈。在内地五六百人的大学课堂上，往往是老师在讲，学生在听，没有交流互动。
“香港大学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很紧密。”张倩烨说。学生可以随时给教授发电子邮件，教授也会争取回复每一封邮件。他们认为辅导学生是自己的责任，其他事情可以耽误，但是学生邮件不能不回复。有时老师甚至会亲自帮学生改简历，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做规划指导。
“香港首先是一个服务型社会，然后才有一个服务型的学校。如果学生欠学费了，OK，你可以先欠一段时间，没关系。但是在大陆某些学校，不交学费是没有办法进大学的。”张倩烨的老师陈婉莹接过话茬。
在港大新闻系，一些老师还会引导内地学生关心社会民生热点问题，除了传授实际新闻操作之外，还会教育学生承担社会责任。“内地大学的老师很多都在忙出名，忙赚钱，这会分散精力，造成老师对自己作为一个教育者角色的认知缺位，反而淡化了对学生的教育。”张倩烨说。
“内地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另一个重要差别是香港有很自由的氛围。在这里网络自由、资讯自由。如果不出来，我就永远不会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在香港大学图书馆，她既可以轻易找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书，可以看《灵山》，这些书在内地大学未必找得到。
“我觉得大学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张倩烨觉得现在内地刚毕业的高中生社会阅历还很浅，他们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家长在起作用。无论是选择内地大学、香港的大学，还是美国的学校，都是家长在用自己三四十年的经历为孩子做选择。选择不同地方的大学，“这其实是对社会环境的投票。”
“突然镀了金”
对于Connie和她的一些内地同学来说，除了优越的教育条件以外，更实际的考虑是，来香港读书背后的高性价比。“去国外读书费用太高，离家又太远，香港就刚好，既可以感受西方的教育模式，又还在华人世界，去内地其他学校读书会有降级的感觉，来香港就不会，这些学校在亚洲的排名都很靠前。”
有统计数据表明，香港大学每年都会收到约9000份内地学生的申请，其中只有3%会被接受。2008年，香港移民局为赴港攻读学士学位的内地学生延长一年签证，三分之一的内地学生选择留港。
“很多公司的亚洲总部都在香港，这里有很多机会，你很容易能找到一份传统意义上的好工作。”传统意义上的好工作是什么？“与金融、法律相关，钱多。”
“如果你在内地读书，来香港工作的概率很低，但在香港读书，毕业后留在这里找工作就会容易很多，工资又比内地高，像进投行，起薪都在3万以上。”
Connie的男友也是上海人，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他所在的专业，有二十多个内地学生，高考成绩多数在一本线上下，按照内地的分数线，想要进名校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只能转向香港高校。“这样的专业，在香港人眼里，都是成绩比较差的才去读的，成绩好的都去读金融、法律、医科了。”
毕业后，这些内地学生一部分去了国外深造，留下来的人不少进了投行，“即使是北大、复旦毕业的，进投行的都不算多，但在香港读书进投行的就很多，就像突然镀了金一样。”Connie分析原因，一方面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公司多，需要的人多，机会满天飞；另一方面，香港本地人读大学的并没有想象的多，很多人是直接出国留学。
同样是出国深造，从内地申请和从香港申请也会有不同的待遇。“从内地去国外，一般能申请到二流大学，但以香港作为跳板，就能申请到一流大学，因为人家觉得你英语好，接受的又是西方教育模式。”Connie说。
“国外的大学不会在乎你内地学生成绩是不是真的很好，是不是很聪明，他们看重你读书的这个环境，跟他们是一样的，有些规则他们就不需要再教你，你过去直接把知识传授给你就行了。”一位在港读理工科的内地学生说。
现在，Connie的男友已经在香港待满7年，成了香港的永久居民，两人计划下半年在香港注册结婚。Connie说已经不太习惯回到内地，譬如，她很不理解，为什么内地电视里放的都是娱乐节目，这些节目在她看来很无趣。
“目标在那里，只要往上爬”
暴雨来临前的香港理工大学，晚上9点，刘宇所在的电子及资讯工程实验室里静悄悄的。即使是周末，仍有3位学生在加班。刘宇说，这里的工作时间从中午12点开始直到深夜12点，他们的导师则从早晨8点半开始就驻扎在实验室的三间私人办公室里，敦促学生工作，自己兼做研究，直到晚上10点半。办公室里撂满了各种书籍、材料，有点凌乱，感觉像随时都要从手边抽一叠来读的架势。“国外的学者教授都是这样。”
这是刘宇待在香港的第7年。8月，他将到美国马里兰大学继续深造。在实验室一间辅导室里，刘宇说起他来香港读书的经历。
2004年，刘宇考入浙大信息工程专业，当时香港理工大学每年都会在浙大招收10名左右的学生，在父亲的鼓励下，刘宇选择了来香港读书。父亲是大学老师，他不停地告诉刘宇，香港的学术环境安静，实验室里的老师做学术专心，没什么行政压力、人事斗争，都是真才实学。“浙大新生QQ群刚混熟，对什么都没有概念的时候，就去了香港。入学登记时，还忘记带录取通知书，工作人员就拿来一张副本叫我重填，这在国内是多麻烦的一件事啊。”
以前看电视觉得香港与内地一样，到香港读书以后，刘宇却发现两地的文化差异比他想象的大。有次，他在大学洗手间里闻到一股刺鼻的怪味，就找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清洁工人来了以后，很快发现了源头，“一个阿姨，很轻易地说出了氨的英文”，刘宇想了很久，也没能想起氨的英文怎么说。
“在香港，确实更容易找到国际化视野。”过去的几年里，刘宇已经在国际顶级行业期刊上发表了3篇论文，这在国内大学里是相当困难的。“他们不太可能在国际期刊上发文章，因为不是用英文完成的，而我们这里直接是用英语做科研。”根据UGC的数据，2007年到2008年之间，香港5871个研究职位中有一半以上由内地学生获得。
在刘宇看来，香港大学里另一个跟国际接轨的地方就是学术操守。他将这种学术操守理解为，不抄袭、肯定能用、有成效，其中不抄袭是道德底线，肯定能用和有成效是起码要求。“在内地，做事不用做到最好，但在香港不同，做事一定要做到最好。”刘宇实验室里研发出来的车牌检测器，准确率每次都能达到100%，而内地的同类产品只能达到80%。“内地每天工作8小时，香港一天甚至要工作16小时，工程师水平就能超出内地一大截。”
导师也经常灌输给刘宇和他的同学这样一种观念，我给你这么多钱，就是要你做这么多事。在实验室的经费中，项目和科研的资金全都以人力成本计算，导师和教授的薪酬另外支付，“所以，教授没有经济压力，完全可以专心做事。”
现在，刘宇每月拿1萬6的工资，整天泡在实验室里，他渐渐不上QQ，也不会在人人网上关注同学的动态，他觉得跟原来的同学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他们关注的新闻他也不知道。他的圈子不大，同事、同学、导师、老板，很多人的身份还是重合的。
“香港城市小，圈子也不大，如果你造假了，抄袭了，所有人都会知道，以后你就很难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没有人敢冒这样的风险。”
刘宇的办公桌上放着好几期《时代》和《亚洲周刊》，这是他在香港最常阅读的刊物。现在，他经常提到的两个词是，“国际化视野”和“独立思考”。“如果我在内地读书，毕业后可能也跟我同学一样，现在我来到香港就是国际了。”
“城市小，那种感觉就盖过来了。”“什么感觉？”“在人堆里往上爬。”晚上12点，刘宇从实验室里出来，隔壁电脑房里有人在用电子琴练习曲子，经过几处楼梯转角，有人坐在沙发上聊天、讨论，整幢大楼灯火通明，毫无睡意。“在内地，你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知道成功会在哪里。在香港，目标是确定的，就在那里，只要努力往上爬就可以了。”
两种身份
前几年，刘宇在电梯里几乎很少说普通话，他担心一开口就会暴露出“内地过来的”这个事实。他觉得自己和别的内地学生不太一样，从本科到硕士，接受的是一整套香港教育模式。香港人的思维和视角正在深刻地改造着他的头脑。
可是，他仍在两种身份里徘徊。“看到内地过来生孩子的新闻，想到跟自己无关，我就会从这种身份里逃出来。上通识教育时，看到内地欠缺的地方，我们这些内地过来的又觉得挺难过的。”
对于大多数内地学生来说，不会说广东话几乎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去茶餐厅吃饭，因为不会说广东话，服务员的态度就变得很不耐烦，我就很生气，心想‘我有文化，还是要被茶餐厅的大妈鄙视’。”港大一位女生说。“打电话转人工服务的时候，回答是广东话请按1，英语请按2，普通话请按3，按3之后接起来还是广东话，在这里讲普通话会觉得麻烦人家。”
在港大特有的hall文化里，广东话也是新生融入集体的通行证之一，有学生坦言，“不会讲广东话，住hall可能会被歧视。”
入学后的两个月内，学校里专门开设了广东话课，专门介绍香港，把太平山顶、庙街都逛了个遍。等到学会了广东话，刘宇开始等待7年期限的到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这条理由足以使去香港读书多了一层更深的意味。“一些内地学生都在熬这个7年，如果已经读了4年，当然要继续下去，否则不就亏了吗？”一个现成的例子是，刘宇的同学提前回内地找工作，却发现同一家公司，给内地员工开出的薪酬是3000块，给香港员工开出的却是10000块。
而对于刘宇来说，他已经更懂得规划自己的未来。“如果在美国，突然有什么变化，离开超过3个月，至少我手头还有一本香港护照。”刘宇说，他很在意这本可以自由通行的护照。大三时，系里组织去日本游学，全系只有20个名额，靠抽奖决定谁能去，他和另外一个内地生中奖了，最终因为护照问题无法成行。“想要去那里比真的去那里更重要。大学里，每到假期，内地学生即使有钱，也只能跟团，香港学生就能到处旅行。在香港待久了，也就习惯了不受限制，尤其在这种时候。”
在他渐渐了解香港社会之后，这种渴望又带有更加微妙的心理。“香港有各种各样的假期，本地人又没什么可玩，旅行就成了他们度假的方式之一，甚至是中产阶级身份的象征。”
现在，刘宇已经不在乎是否在电梯里说普通话了。“因为你不会在乎别人会不会歧视你，你根本不想跟他发生心理联系。刚来香港的时候，过马路等红灯都很紧张，总觉得没有信心，自己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但他仍然不会在广东道这种内地游客频繁出没的地方说普通话。“别人穿凉鞋，我也穿凉鞋，但你仍然还会觉得他是暴发户。”“旁边人给你一个judgement，一个眼神，你还是会受伤，不管阶层高低，都会看扁你，只因为你讲普通话。”
这无疑是内地学生融入香港的最后一道心理门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Connie、刘宇为化名。实习生袁绮雯、姜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一年一度的高考生源争夺战接近尾声，香港高校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今年，申请香港院校的内地考生人数比去年增长12%，有30名省状元填报了港大，17名省、市状元获得港大48万港币奖学金。
2003年，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2006年，招生范围增加到20个省市，之后的两年时间，北大、清华招收状元的比例下降了22%。
在香港大学新闻学教授陈婉莹看来，相对于内地高校而言，学术自由是香港高校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与国际接轨之处。“大学归根到底就是这4个字。教授享有学术自由，学生也比较自由。如果学生有办法，有能力，他当然是选择香港。不是为了48万奖学金，也不是为了一年16万——学费已经去了11.9万了，住宿费一年1万多。”
香港高校比较开放，不断网、不断电。在香港读大学确实比较人性化，资讯的获得也比较开放。”陈婉莹说。一个内地学生深深为港大的图书馆所触动，他一次性可借150本书，可以借半年。宿舍，床上，一半空间都是书。“他有一种对知识的饥渴，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大陆有太多优秀学生了，到了香港，就像解放出来一样。”
今年一位放弃内地名校转赴港大的考生说，选择香港是想尝试不一样的教育体制。优秀考生纷纷涌入香港高校，对这些内地学生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许多过来人感受良多。
一种经历
Connie坐在铜锣湾闹市的一家星巴克里。窗外是挤挤挨挨的店铺，到处在打折，到处是人，喧闹令人窒息。Connie戴一对香奈尔耳钉，妆容精致地坐在手提电脑前喝热巧克力。她是某主流网站的财经编辑。
如果不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Connie看上去跟香港人没有任何区别。来港大读硕士之前，她曾以2004年上海高考文科前三名的成绩考入北大，母亲原本反对她北上，半夜还给班主任打过电话取消志愿。
“上海人不愿意去外地，但是很喜欢香港，我去北京读书，在上海的那些阿姨来我家都要问，为什么要去外地，来香港读书以后，就没人问了。”
Connie曾在北大宿舍黑板上看到港大招生信息，她去听了那次招生宣传。偌大教室里只坐了四五十人，教授全英文演講，几轮面试都在半天内极有效率地完成，群面是关于“适者生存”的全英文讨论，最终只有10个学生被录取，Connie落选。
大二时，Connie到港大交换过一学期，本科毕业后，她如愿到港大读硕士。在香港，几乎所有高校都是全英文授课，英语是内地学生迈向西方教学模式的第一道门槛。Connie印象最深的就是港大的英文讨论课，10人一组，课上你可以听到各种口音的英语混杂在一起，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很敢说，除了英语，还有各种敏感话题，“光是这一点就证明你可以见识到跟国内不一样的东西。”
“大陆学生刚去肯定会觉得这些人很奇怪，因为你以前接受的教育不是这样，你本能地会排斥他们，讨论到敏感话题，你就会想，这有什么可讨论的？当然心里也有对英语的不自信。”为了保证英语讨论课的分数，Connie每次上课总会第一个上去噼里啪啦说一大通，这样老师就不会叫她起来讨论了。“其他同学说的时候，我就开始走神了，有时听不懂他们在讨论什么。”
Connie将港大的生活形容为“自由、时髦”：半夜会有人来敲门邀请你参加party，跟内地高校12点前断网熄灯不同，香港学生喜欢high到天亮；没有人为你制定学习计划，没有辅导员，甚至没有班级的概念，但又总能联系上导师得到帮助；在这个大学里，很少有人真正只在做学习一件事，连校长都会鼓励学生尽情地玩；刚来的那一年，一到假期打折季，内地女生每天都在买东西，买了整整一个月……
“来香港读书，其实是读一种经历，跟内地完全不同。”Connie说。
但并不是每一个内地学生都适合这种经历。今年，港大只从报考的30名省状元中挑选了11名给予全额奖学金。“我觉得适合港大的学生，要有比较强的独立思考与自理能力，能独立做决定，有自己的想法，能面对挑战，不能太脆弱。”香港大学中国事务总监黄依倩说。“在这里，竞争是非常非常大的。在港大不能只是做一件事情，除非你这件事情做得特别好。当你发现很多同学同时做很多事情时，你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港大的学生一定要有很强的目标，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话，就比较难适应。我们需要思想上比较成熟的孩子。”
在香港如何读大学
工作1年后，张倩烨决定辞职申请去香港大学读研究生，在陈婉莹教授门下学新闻。张倩烨是黑龙江人，她参加高考的2005年，黑龙江省还没有列入港大在内地招生的省份。高考填报志愿时，她选择了北大国际政治系，同时还修了经济研究中心的双学位。毕业后，张倩烨没有留在北京，去了云南电视台，做云南的“新闻联播”。
在港大，一个新闻班有六十多个人，上课分成4个小组，既可以单向和老师沟通，也可以多向与同学交流，思想的交流和碰撞非常激烈。在内地五六百人的大学课堂上，往往是老师在讲，学生在听，没有交流互动。
“香港大学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很紧密。”张倩烨说。学生可以随时给教授发电子邮件，教授也会争取回复每一封邮件。他们认为辅导学生是自己的责任，其他事情可以耽误，但是学生邮件不能不回复。有时老师甚至会亲自帮学生改简历，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做规划指导。
“香港首先是一个服务型社会，然后才有一个服务型的学校。如果学生欠学费了，OK，你可以先欠一段时间，没关系。但是在大陆某些学校，不交学费是没有办法进大学的。”张倩烨的老师陈婉莹接过话茬。
在港大新闻系，一些老师还会引导内地学生关心社会民生热点问题，除了传授实际新闻操作之外，还会教育学生承担社会责任。“内地大学的老师很多都在忙出名，忙赚钱，这会分散精力，造成老师对自己作为一个教育者角色的认知缺位，反而淡化了对学生的教育。”张倩烨说。
“内地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另一个重要差别是香港有很自由的氛围。在这里网络自由、资讯自由。如果不出来，我就永远不会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在香港大学图书馆，她既可以轻易找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书，可以看《灵山》，这些书在内地大学未必找得到。
“我觉得大学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张倩烨觉得现在内地刚毕业的高中生社会阅历还很浅，他们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家长在起作用。无论是选择内地大学、香港的大学，还是美国的学校，都是家长在用自己三四十年的经历为孩子做选择。选择不同地方的大学，“这其实是对社会环境的投票。”
“突然镀了金”
对于Connie和她的一些内地同学来说，除了优越的教育条件以外，更实际的考虑是，来香港读书背后的高性价比。“去国外读书费用太高，离家又太远，香港就刚好，既可以感受西方的教育模式，又还在华人世界，去内地其他学校读书会有降级的感觉，来香港就不会，这些学校在亚洲的排名都很靠前。”
有统计数据表明，香港大学每年都会收到约9000份内地学生的申请，其中只有3%会被接受。2008年，香港移民局为赴港攻读学士学位的内地学生延长一年签证，三分之一的内地学生选择留港。
“很多公司的亚洲总部都在香港，这里有很多机会，你很容易能找到一份传统意义上的好工作。”传统意义上的好工作是什么？“与金融、法律相关，钱多。”
“如果你在内地读书，来香港工作的概率很低，但在香港读书，毕业后留在这里找工作就会容易很多，工资又比内地高，像进投行，起薪都在3万以上。”
Connie的男友也是上海人，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他所在的专业，有二十多个内地学生，高考成绩多数在一本线上下，按照内地的分数线，想要进名校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只能转向香港高校。“这样的专业，在香港人眼里，都是成绩比较差的才去读的，成绩好的都去读金融、法律、医科了。”
毕业后，这些内地学生一部分去了国外深造，留下来的人不少进了投行，“即使是北大、复旦毕业的，进投行的都不算多，但在香港读书进投行的就很多，就像突然镀了金一样。”Connie分析原因，一方面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公司多，需要的人多，机会满天飞；另一方面，香港本地人读大学的并没有想象的多，很多人是直接出国留学。
同样是出国深造，从内地申请和从香港申请也会有不同的待遇。“从内地去国外，一般能申请到二流大学，但以香港作为跳板，就能申请到一流大学，因为人家觉得你英语好，接受的又是西方教育模式。”Connie说。
“国外的大学不会在乎你内地学生成绩是不是真的很好，是不是很聪明，他们看重你读书的这个环境，跟他们是一样的，有些规则他们就不需要再教你，你过去直接把知识传授给你就行了。”一位在港读理工科的内地学生说。
现在，Connie的男友已经在香港待满7年，成了香港的永久居民，两人计划下半年在香港注册结婚。Connie说已经不太习惯回到内地，譬如，她很不理解，为什么内地电视里放的都是娱乐节目，这些节目在她看来很无趣。
“目标在那里，只要往上爬”
暴雨来临前的香港理工大学，晚上9点，刘宇所在的电子及资讯工程实验室里静悄悄的。即使是周末，仍有3位学生在加班。刘宇说，这里的工作时间从中午12点开始直到深夜12点，他们的导师则从早晨8点半开始就驻扎在实验室的三间私人办公室里，敦促学生工作，自己兼做研究，直到晚上10点半。办公室里撂满了各种书籍、材料，有点凌乱，感觉像随时都要从手边抽一叠来读的架势。“国外的学者教授都是这样。”
这是刘宇待在香港的第7年。8月，他将到美国马里兰大学继续深造。在实验室一间辅导室里，刘宇说起他来香港读书的经历。
2004年，刘宇考入浙大信息工程专业，当时香港理工大学每年都会在浙大招收10名左右的学生，在父亲的鼓励下，刘宇选择了来香港读书。父亲是大学老师，他不停地告诉刘宇，香港的学术环境安静，实验室里的老师做学术专心，没什么行政压力、人事斗争，都是真才实学。“浙大新生QQ群刚混熟，对什么都没有概念的时候，就去了香港。入学登记时，还忘记带录取通知书，工作人员就拿来一张副本叫我重填，这在国内是多麻烦的一件事啊。”
以前看电视觉得香港与内地一样，到香港读书以后，刘宇却发现两地的文化差异比他想象的大。有次，他在大学洗手间里闻到一股刺鼻的怪味，就找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清洁工人来了以后，很快发现了源头，“一个阿姨，很轻易地说出了氨的英文”，刘宇想了很久，也没能想起氨的英文怎么说。
“在香港，确实更容易找到国际化视野。”过去的几年里，刘宇已经在国际顶级行业期刊上发表了3篇论文，这在国内大学里是相当困难的。“他们不太可能在国际期刊上发文章，因为不是用英文完成的，而我们这里直接是用英语做科研。”根据UGC的数据，2007年到2008年之间，香港5871个研究职位中有一半以上由内地学生获得。
在刘宇看来，香港大学里另一个跟国际接轨的地方就是学术操守。他将这种学术操守理解为，不抄袭、肯定能用、有成效，其中不抄袭是道德底线，肯定能用和有成效是起码要求。“在内地，做事不用做到最好，但在香港不同，做事一定要做到最好。”刘宇实验室里研发出来的车牌检测器，准确率每次都能达到100%，而内地的同类产品只能达到80%。“内地每天工作8小时，香港一天甚至要工作16小时，工程师水平就能超出内地一大截。”
导师也经常灌输给刘宇和他的同学这样一种观念，我给你这么多钱，就是要你做这么多事。在实验室的经费中，项目和科研的资金全都以人力成本计算，导师和教授的薪酬另外支付，“所以，教授没有经济压力，完全可以专心做事。”
现在，刘宇每月拿1萬6的工资，整天泡在实验室里，他渐渐不上QQ，也不会在人人网上关注同学的动态，他觉得跟原来的同学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他们关注的新闻他也不知道。他的圈子不大，同事、同学、导师、老板，很多人的身份还是重合的。
“香港城市小，圈子也不大，如果你造假了，抄袭了，所有人都会知道，以后你就很难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没有人敢冒这样的风险。”
刘宇的办公桌上放着好几期《时代》和《亚洲周刊》，这是他在香港最常阅读的刊物。现在，他经常提到的两个词是，“国际化视野”和“独立思考”。“如果我在内地读书，毕业后可能也跟我同学一样，现在我来到香港就是国际了。”
“城市小，那种感觉就盖过来了。”“什么感觉？”“在人堆里往上爬。”晚上12点，刘宇从实验室里出来，隔壁电脑房里有人在用电子琴练习曲子，经过几处楼梯转角，有人坐在沙发上聊天、讨论，整幢大楼灯火通明，毫无睡意。“在内地，你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知道成功会在哪里。在香港，目标是确定的，就在那里，只要努力往上爬就可以了。”
两种身份
前几年，刘宇在电梯里几乎很少说普通话，他担心一开口就会暴露出“内地过来的”这个事实。他觉得自己和别的内地学生不太一样，从本科到硕士，接受的是一整套香港教育模式。香港人的思维和视角正在深刻地改造着他的头脑。
可是，他仍在两种身份里徘徊。“看到内地过来生孩子的新闻，想到跟自己无关，我就会从这种身份里逃出来。上通识教育时，看到内地欠缺的地方，我们这些内地过来的又觉得挺难过的。”
对于大多数内地学生来说，不会说广东话几乎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去茶餐厅吃饭，因为不会说广东话，服务员的态度就变得很不耐烦，我就很生气，心想‘我有文化，还是要被茶餐厅的大妈鄙视’。”港大一位女生说。“打电话转人工服务的时候，回答是广东话请按1，英语请按2，普通话请按3，按3之后接起来还是广东话，在这里讲普通话会觉得麻烦人家。”
在港大特有的hall文化里，广东话也是新生融入集体的通行证之一，有学生坦言，“不会讲广东话，住hall可能会被歧视。”
入学后的两个月内，学校里专门开设了广东话课，专门介绍香港，把太平山顶、庙街都逛了个遍。等到学会了广东话，刘宇开始等待7年期限的到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这条理由足以使去香港读书多了一层更深的意味。“一些内地学生都在熬这个7年，如果已经读了4年，当然要继续下去，否则不就亏了吗？”一个现成的例子是，刘宇的同学提前回内地找工作，却发现同一家公司，给内地员工开出的薪酬是3000块，给香港员工开出的却是10000块。
而对于刘宇来说，他已经更懂得规划自己的未来。“如果在美国，突然有什么变化，离开超过3个月，至少我手头还有一本香港护照。”刘宇说，他很在意这本可以自由通行的护照。大三时，系里组织去日本游学，全系只有20个名额，靠抽奖决定谁能去，他和另外一个内地生中奖了，最终因为护照问题无法成行。“想要去那里比真的去那里更重要。大学里，每到假期，内地学生即使有钱，也只能跟团，香港学生就能到处旅行。在香港待久了，也就习惯了不受限制，尤其在这种时候。”
在他渐渐了解香港社会之后，这种渴望又带有更加微妙的心理。“香港有各种各样的假期，本地人又没什么可玩，旅行就成了他们度假的方式之一，甚至是中产阶级身份的象征。”
现在，刘宇已经不在乎是否在电梯里说普通话了。“因为你不会在乎别人会不会歧视你，你根本不想跟他发生心理联系。刚来香港的时候，过马路等红灯都很紧张，总觉得没有信心，自己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但他仍然不会在广东道这种内地游客频繁出没的地方说普通话。“别人穿凉鞋，我也穿凉鞋，但你仍然还会觉得他是暴发户。”“旁边人给你一个judgement，一个眼神，你还是会受伤，不管阶层高低，都会看扁你，只因为你讲普通话。”
这无疑是内地学生融入香港的最后一道心理门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Connie、刘宇为化名。实习生袁绮雯、姜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