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到4月，是日本最美的季节，因为樱花开了。
　　我却是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第一次感受到樱花的美。乳白色的、粉红色的、淡紫色的樱花，颜色各异，满树盛开，在春寒的料峭中，有一种让人惊叹的纯粹而又奇异的美。树上是热烈的开放，地上却无言地铺满了早谢的花瓣，令人感觉到忍耐的杀气和牺牲的血光。二战之后，日本人近乎偏执地向外输出樱花，我在北美大陆好多地方都看过成片的樱花树，包括华盛顿国会山附近。不知道这里面隐藏着什么信息。
　　近代以前，中国人对日本这个海上近邻的了解除了“同文同种”，就是天方夜谭式的“海上三神山”（李白诗句）。因为强大而养成的天朝上国心态，也使当时的中国人无须向外学习。即以中日两国与西方的关系考察，100多年前黄遵宪写《日本国志》时曾列表进行比较，中国被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打开五口通商（1840年），日本在美国“立即开战”的逼迫下，未战而立约通商（1854年），虽然都是被迫打开国门，中国还是早于日本进入近代社会。
　　不过30年以后，一切都变了。1894年中日两国发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正面交战，结果一向被中国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倭寇”把天朝上国打得一败涂地。昔日绝对瞧不上眼的日本竟能在短短30年打败老师，加入强国俱乐部，参与对中国的瓜分狂潮。如果仅仅把这个惊人的变化看作日本明治维新取得成功而中国戊戌变法不幸失败，显然失之简单。从日本方面来看，由“无一不取法于大唐”很自然地过渡到“无一不取法于泰西”，固然是实现现代化和强国梦的最主要原因。而在中国方面，姑且不论顽固派视西方的事物为洪水猛兽，乃至在西太后的放纵下以国家的名义干出杀害外国使节、围攻外国使馆、拆铁路、烧电线等种种荒唐事。即使一部分主张变革先进人物，不管是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只承认我们落后只在技术层面、物质层面。梁启超曾记载这么一件事:
　　“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今译俾斯麦）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
　　俾斯麦并未到过东亚，只是在德国见识过中日两国官派或民间的学者（中国基本没有），就得出这样具有先见之明的结论。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痛定思痛，要在中国进行“本原之变”，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令人十分痛心的是，在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认识达到一定高度时，所有的认识、启蒙、变革，都在冥顽不化的清廷镇压下突然中断了。自此，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中国自身的政权、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开始发生裂变，一部分继续寄希望于改良，一部分走向暴力革命。最令人惊异的是，不管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在清王朝覆灭后，都有一部分不约而同地归于顽固保守——如改良派的代表康有为、革命派的代表章太炎等，尽管他们曾经是那么了解西方，曾经是那么热血沸腾！——改变中国命运的大好时机，就这样被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白白葬送了。
　　不过，知耻而后勇，强敌可为师。维新失败后，大量的中国人东渡日本留学，无论是希望渐进的改良派，还是要求激进的革命派，以日本为基地，以日本为榜样，通过学习日本而学习西方，西方立国基础的大量人文社会科学经日译而传入中国，比之当年严复的零星的翻译，这一时期以几何级数增长。近代以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社会科学术语，绝大部分首先是由日本人用汉字译出，再由中国人拿来主义的，即以学科名称为例，社会学（严复译为群学）、经济学（严复译为资生学）、哲学（严复译为智学）等等，都是如此。中国在昔日学生的领地上，由老师变为学生，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先进的中国人抛开狭隘民族主义观念，以强敌为师，这种勇气，也足为当代人钦佩！
　　今年春天，日本经济在经历近十年的停滞后，开始全面复苏，专家预测，今后几年有望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长，以日本当前的经济实力，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速度！
　　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太多的东西令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