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门”是美国特有的政治现象，指的是每当政府更替时，有思想库的学者到政府任职，也有离任的官员到思想库从事研究。用这个理论来阐述美国思想库与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也不为过。从美国现行的决策机制看，情报机构、思想库是美国最高决策者最为倚重的情报提炼者和分析者。两者向共同的最高决策层进言，影响政策的制定。两者一个在“门”内、一个在“门”外，彼此借重、相互制衡，时有惺惺相惜之举。
　　一项对国务院、中情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的调查显示，思想库对这些部门官员有长期的影响力，在多数情况下，超过了公众舆论和利益集团；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库比来自媒体及国会议员的影响更持久。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两者又似乎有点“同行是冤家”的意味。因此，思想库与情报机构之间的恩怨自然就难以厘清。
　　现今最为风光的是几进几出旋转门的威廉·凯西。1978年威廉·凯西组建了曼哈顿研究所并任所长，后出任里根、布什时期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现仍在研究所任职。2000年6月12日《纽约时报》载文指出，布什称其政治观点多来自于曼哈顿研究所。但在华盛顿情报界，曼哈顿研究所远不如对外关系委员会闻名，后者先后出了8位中情局局长。
　　反过来，在情报机构任职期间，受工作环境限制而默默无闻的，后到思想库而遐迩闻名的也大有人在，如前中情局副局长克莱因到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任职后，提出了为国际关系学界所瞩目的国力方程。有意思的是，美国许多思想库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有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经历。如李侃如、奥克森伯格均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赫德森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康斯坦丁·门杰斯曾在中情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工作过。胡佛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莱曼长期在中情局任中国外交政策及国内政治的高级分析员及部门负责人。
　　
　　互为倚重的一面
　　
　　“旋转门”为思想库与情报机构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机会，使得思想库能够了解情报机构的情况。因此，它们多次向最高决策层提出建议，优化情报机构管理、工作体制。每次政府组织对美国情报机构及其活动进行评估，都有一些来自思想库的专家参与其间。“9·11”事件后，对美情报机构进行评估的专家组也不例外。甚至连隶属白宫的两个情报机构——总统外国情报咨询委员会、总统情报监督委员会的产生，也是源自思想库的建议。
　　1956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建立总统外国情报活动咨询委员会，直到今天，由16人组织的总统外国情报咨询委员会（肯尼迪政府时期更名时去掉了“活动”两字）的职责仍是评估“各政府部门参与搜集、评估情报的行为，以情报政策的执行情况，评估情报机构的管理、人事及组织情况”。里根在位期间，任命了许多来自思想库的学者供职于该委员会，其中知名的有：胡佛研究所的坎贝尔、马丁·安德森；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亨利·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当前危险委员会的罗斯托;企业研究所的珍尼·克里帕特里克。胡佛研究所的马丁·安德森指出：这是一个有相当大权力的机构，它的成员能够接触美国政府的各类秘密情报，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情报局以及其他情报机构的秘密情报，可以说权力与总统无异。该委员会不止是了解核心机密，它的成员也参与其中做些工作。
　　另一个情报机构——总统情报监督委员会，则是在洛克菲勒委员会建议下由福特总统创建的。这个三人委员会主要是监督情报机构的活动，协助总统督促情报活动的合法性，以及情报活动是否合乎道德规范。里根时期，胡佛研究所的坎贝尔又兼任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
　　为了帮助和提高情报机构处理信息，提高工作效率，许多大型思想库中就设有国家安全项目。如兰德公司下设研究国家安全的国家防卫研究所，赫德森研究所设立国家安全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有国家安全与防御等课题，为情报机构提供报务。兰德公司的客户中就有美国联邦调查局。
　　由于两者研究、工作范围多有重合之处，所以，情报机构人员经常参加思想库召开的研讨会。如在布鲁金斯学会、凯托研究所等思想库举办的外交政策研讨会的会场中经常看到来自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情报机构人员的身影。与此同时，思想库也请了来自情报机构的官员、特工们演讲。以世界政治研究所为例，在它的演讲嘉宾名单中，有超过1/3的演讲者现在或曾在情报机构任职，其中较为知名的有：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反间谍及安全项目负责人艾德伍德·阿佩尔，国防情报局官员，《中国情报体系》的作者尼古拉斯·艾弗米地亚斯，中央情报局顾问、前中央情报局高级特工杰克·戴维斯，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助理、主管国家安全部门的约翰·利维斯，前国家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现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格雷厄姆·富勒，前中央情报局驻北京站站长、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李洁明等。
　　
　　彼此攻讦、相互制衡
　　
　　思想库是非营利性、独立机构，因而其资金主要源于承接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的课题和捐助。而情报机构为了加强情报搜集、分析并提高可信度，也往往成为思想库的主顾，委托思想库开展研究。但是，情报机构有时并不需要思想库拿出真正的研究成果，而只是想让思想库支持或赞同他们的观点。因此，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情报机构往往向思想库施加压力，要求思想库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专家报告。
　　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2003年6月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竟然把具有美国空军背景、多年来承担了大量有关国家安全的机密研究项目的兰德公司炒了鱿鱼，取消了已经委托它对中国未来军事力量进行评估的项目，将合同转给另一承包方。原来，国家情报委员会发现兰德公司的初步结论是，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在迅速增长，但在最近的将来还不会成为美国的对手；而这一结论是在国会的压力下采纳“中国威胁论”的国家情报委员会所无法接受的。于是它要求兰德公司在课题组中“掺沙子”——加入它所指派的能代表其意图的研究人员，并对结论作了修改，这些“政治上过硬”的“蓝军”分子同专业人员发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以致课题组负责人不得不规定双方争论时不得进行人身攻击。课题组最终达成的结论仍然不能使情报委员会满意，于是后者便作出了换马的决定。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气愤地指出，“他们硬要把中国说成是3米高的巨人”，“这是在弄虚作假”。
　　与此同时，有明显观念倾向的思想库、学者，特别是有背景的思想库也不把美国情报机构放在眼里。如在导弹防御系统部署之争中，2001年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评估报告》认为，那些流氓国家和恐怖组织更有可能采用汽车炸弹、飞机、轮船或其他方式袭击美国，而不会采用远程弹道导弹，导弹防御系统对这些袭击手段无能为力。而站在推动美国政府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前沿的是美国安全政策中心，它宣称至少有22名前咨询委员会成员或与之关系密切的人员进入小布什政府任职，这包括负责防务政策的副国防部长费斯以及国防部长的密友理查德·佩里。争论的结果是，布什政府宣布了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计划。2001年7月，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学者傅莱堡（后被副总统切尼起用为副总统国家安全副助理）在内的12位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在阅读了无数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之后，指责中情局关于中国的情报有偏见，问题主要包括“偏袒正在崛起的共产主义中国，对北京的共产主义政权（对美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估计不足或错误解释”。这一专家委员会除了傅莱堡之外，还包括哈佛大学的斯蒂芬·罗森，宾州大学的阿瑟·沃德伦，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前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中央情报局驻北京站站长李洁明以及在传统基金会任职的前任美国军官拉里·沃泽。
　　简而言之，思想库和情报机构之间这种相互借重、互相制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如同美国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制度一样，反映了美国政治特殊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