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秀玲: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辛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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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7月21日,是比利时的国庆日,也是二战结束后比利时的第一个国庆日。
  难得的阳光轻抚着艾克兴市,声势浩大的缅怀英灵暨表彰英雄大会正在进行。一位中国女人的到来,使整个会场沸腾了。一位从布鲁塞尔赶来的官员,代表比利时政府为她颁发勋章,并发表致辞:“多少条生命,都因为您的努力而幸存下来。多少个家庭,都因为您的奔波而重新获得了团聚!您是比利时人民的英雄,是比利时和中国人民永远的骄傲。”随后,他将一枚国家英雄勋章佩戴在这位尊贵的来宾胸前。
  她是谁?这份殊荣背后又有什么故事?

一张揪心的绞刑布告


  这里是比利时南部,离艾克兴市很远的艾尔伯蒙村,村中央的广场上,贴着一张绞刑布告,是盖世太保贴的。
  1943年3月12日早晨,一阵哭声从广场传出,一对中年夫妇扑倒在一张布告前,痛不欲生。全村男女老少迅速汇聚过来,纷纷踮脚瞧布告内容:三天后,将在此地对罗杰执行绞刑,全体村民必须参加观刑!
  就在这个村里,住着一个中国女人,就是这张布告让她从此与比利时民众生死相连。
  战争年代,村民虽生活艰难但还算太平,尽管村里驻扎着四名德国兵,但没有发生流血及杀戮事件。然而在被德国占领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切都变了。
  曾经,德国对比利时比较友好。1937年,希特勒还公开宣称“德国政府愿意永久保护荷兰和比利时的领土不受侵犯”。但是,1938年,希特勒在草拟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时说:“我们一旦占领了荷兰和比利时,就会对我们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形成一个非常有利的形势。”1939年5月,希特勒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必须以闪电的速度占领比利时和荷兰。”
  1940年5月,在很短的时间内,德军就突破了比利时的防线。比利时苦苦支撑了十九天后,于5月28日宣告投降。
  罗杰像很多爱国人士一样,秘密参加了反战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比利时民众就饱受蹂躏,自被占领以来,他们对德国更是恨之入骨。反抗斗争一直没有停止,他们偷偷捣毁德军设施,炸铁路,摧毁矿山,秘密发行四十多种反战报刊。
  罗杰在铁路线上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军军列时被盖世太保发现了。盖世太保对反战分子的政策是格杀勿论!罗杰的父母悲痛欲绝,当警察的父亲四处求情,最后找到比利时国王。国王和王后出面找到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为罗杰说情,却遭到拒绝。
  村民们为这位优秀青年感到惋惜。罗杰是独子,长相帅气,在村里口碑极好,未婚妻是位漂亮的小学教师。两人婚期已定,几天后即将举行婚礼。
  罗杰父母求告无门,已经绝望。就在这时,钱秀玲来了。她进门就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听到这话,村民们顿时面面相觑,纷纷向她投来质疑的目光:这个从不爱说大话、有教养、深受村民爱戴的白兰芝太太,作为一个外国人,拿什么去救人?

她选择相信纳粹将军的正直


  原来,钱秀玲一看到绞刑布告,忽然想到一个人。那是三年前,纳粹德军占领比利时不久,钱秀玲在报纸上看到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军政总督的名字——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在她的印象中,这人好像给蒋介石当过军事顾问。于是,她急忙给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级军事参谋的堂兄钱卓伦写信。钱卓伦回信确认说:“法肯豪森虽是德国军人,但他不同于那些纳粹。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信中还说,法肯豪森将军是他要好的朋友,有事尽可以去找他。
  此时,法肯豪森离开中国已近五年。1938年8月下旬,法肯豪森将军被纳粹政府逼迫卸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回到了德国柏林。法肯豪森戎马一生,本想回故乡安度晚年,然而此时的德国正被希特勒统治着,处于一种疯狂状态。法肯豪森对希特勒没有什么好印象,尤其是1938年11月9日发生了屠杀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后,法肯豪森跟几位要好的將军都认为:“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是上帝所不容许的罪恶,是德国人的耻辱!”
  相反,希特勒却很赏识法肯豪森的军事才能。1939年,退休九年、年过花甲的法肯豪森被重新起用,任德国东都城市德累斯顿军事地区代理总指挥官兼德累斯顿第四军区总指挥官。1940年5月,纳粹德军占领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法肯豪森接连收到指令,先后被派驻荷兰、比利时。1940年5月30日,法肯豪森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担任军政总督。
  钱秀玲讲述完事情经过,又出示了钱卓伦将军的来信。村民们尽管仍半信半疑,但毕竟尚存一丝希望,于是纷纷行动起来:钱秀玲以钱卓伦堂妹的名义写信;村民写了联名信;罗杰父母给法肯豪森写求情信;请市长写了一封担保信。
  当天晚上,钱秀玲带着大儿子匆匆登上列车,奔赴一百六十公里外的布鲁塞尔。第二天上午,法肯豪森在塞内弗城堡接见了她。
  “您好,法肯豪森将军,打扰了。”她微微鞠躬,用法语礼貌地说道。
  “您好,钱女士。”法肯豪森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示意她坐下,没有寒暄,直接问道,“钱卓伦将军是我要好的朋友,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
  钱秀玲急忙从小提包里拿出几封信,双手郑重地捧到法肯豪森的面前。法肯豪森接过信,打开,迅速浏览。钱秀玲盯着低头看信的法肯豪森,不敢挪开一秒,心头思潮翻滚。就在钱秀玲的神经紧张得几乎要绷断的刹那,她听到一句令她终生难忘的话:“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办的!你回去等消息吧。”她盯着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怀疑自己听错了。
  “请你放心,我会尽最大努力的。”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三天后传来消息,罗杰的绞刑改判为苦役。

“我想要当中国的居里夫人”


  时光回溯至三十年前,1913年,钱秀玲出生在江苏宜兴王婆桥的一个绅士家庭。父亲是恩泽四方的乡长,家有良田千亩,是远近闻名的开明绅士。钱家为人善良,全村的孩子都可分文不交地到钱家的学堂里读书,因此,钱家人深得乡亲们的敬重。钱氏家族人才济济,钱秀玲这一代出过钱卓伦等两名国民党将军,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八位博士。   錢秀玲自小聪明过人,四岁读《百家姓》,五岁背《木兰诗》,六岁跟哥哥读小学,十一岁考上苏州女子师范学校附中,中学没念完又跳级到上海大同大学读预科,专攻化学。1929年春,在上海大同大学读冶矿专业的哥哥钱卓儒要去比利时留学。当时的比利时政府以招收中国留学生的方式,来退赔中国支付的“庚子赔款”。钱秀玲就跑回家央求父亲同意她随同哥哥前往。父亲不同意,她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吃不喝,以绝食相威胁。
  父亲无奈之下只好同意。1929年11月3日,钱秀玲等三十多名中国留学生,登上了上海开往法国马赛的客轮,开始了她一生的欧洲之旅。
  在那个年代,女孩子很少有学化学的。宋庆龄曾问她为什么要学化学,她回答说:“我最敬佩居里夫人,我想要当中国的居里夫人。”
  在一百五十名中国留学生中,钱秀玲年龄最小,学习成绩最好。一年预科之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比利时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全系只有两名女生,钱秀玲是其中之一。1933年她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三年后,年仅二十三岁的她,获得了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
  在鲁汶大学,她以东方女性娇小美丽、爱唱爱跳的魅力,赢得了许多学子的爱慕,其中包括医学系的两名白俄罗斯男生。钱秀玲选择了其中一位,他叫白兰芝。
  两人结婚后,先后辞去布鲁塞尔的工作,按计划起程回中国。但是,此时,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的铁蹄踏碎了他们的回国计划。他们临时来到距离布鲁塞尔一百六十多公里的艾尔伯蒙村,开了一家诊所。
  白兰芝医生医术精湛,又为人善良,深得村民喜爱。而钱秀玲,却不得不收起自己的鸿鹄之志,开始相夫教子。

她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救星


  战火之下,没有旁观者。从营救罗杰开始,她和比利时民众命运密切相连。在罗杰被免除死刑当天,被押的另外一名叫罗杰的死刑犯也获救了。这消息像风一样,在连“上帝”都救不了命的恐怖氛围里,钱秀玲的救人故事越传越神,越传越远。渐渐地,艾尔伯蒙村引起了比利时人的极大关注,白兰芝诊所也成了比利时反战人士的避难所。
  一时间,全国各地被关押人员的亲属,纷纷前来求助。钱秀玲则有求必应。有时,前来求救的人太多,她无法全部应承,只好按轻重取舍,重点营救那些被判处死刑的反战志士。她经常把孩子扔给丈夫,独自一人奔赴布鲁塞尔。
  钱秀玲自然明白,每次起程都是冒险,但这是她的选择。只是她每次都陷入担心连累法肯豪森却不得不见他的纠结之中。她不止一次对法肯豪森说:“法肯豪森将军,实在不好意思,我总是向您提出很难办的请求。我知道这事很危险……”
  的确,法肯豪森是比利时的“军政总督”,隶属德国陆军最高指挥部,对占领军有指挥权。盖世太保是秘密警察,归希姆莱直接领导,法肯豪森是无权指挥的。所以,每次接到求救名单,他都想方设法找出种种理由,如柏林缺少劳动力,请求柏林元首工作组的长官赦免死刑,改判劳役。
  当年采访时,笔者曾问过钱秀玲老人一共救了多少人,老人摇摇头,说她记不清了。笔者翻阅了法肯豪森将军的回忆录,又采访了他晚年的朋友,都没有得到确切数字。但可以确认的是,她最后一次营救的一批人质,共九十六人。

午夜零点的求救呼唤


  1944年6月9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三天。
  这天夜里,没有一丝星光,村里一片漆黑,唯有钱秀玲家那幢三层小楼,尚有一丝光亮。钱秀玲和丈夫躺在床上,说着悄悄话,谈论着盟军登陆的消息。白兰芝医生爱抚着妻子怀有五个多月身孕的肚子,说:“该死的战争快点结束吧!我真担心再有人来找你……亲爱的,你知道你每次去救人,我都为你提着心。如果有人再来,你千万不能去了,太危险了!”
  “不用担心,我不会再去了。”钱秀玲微笑道。钱秀玲知道,她不可能再去找法肯豪森了。
  那是四个月前,1944年2月,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医生家属前来求助。钱秀玲来到塞内弗城堡,可是,她只见到了法肯豪森的秘书。秘书告诉她,有什么事他会转达的,还转告法肯豪森将军的话,请她以后不要再来了。
  听到这话,钱秀玲心里很不安,她不知道法肯豪森将军遇到了什么麻烦,是不是因为她而引起了盖世太保的怀疑?
  忐忑不安中,钱秀玲还是等来了那位医生免予死刑的消息——改判了苦役,被押往柏林。
  二战结束后,那位医生被放了回来。笔者去采访时,在艾克兴市见到了这位医生。他坐着轮椅,一见到钱秀玲,他眼含热泪,紧紧地拥抱着她。他说,他的生命是钱秀玲给的。
  午夜零点,钱秀玲和丈夫相拥着刚刚入睡。忽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夫妻俩急忙下床,扒着窗子往外看,极力判断着来人的身份。只见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轿车,门外站着三个穿戴普通、风尘仆仆的青年,一脸焦急。白兰芝医生打开门,接到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
  此刻,就在一百六十公里外的艾克兴市,九十六个人的性命危在旦夕。
  就在前一天,6月8日,三名穿着便衣的盖世太保长官被杀死在艾克兴市的广场上,其中包括布鲁塞尔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一名胳膊受伤的盖世太保侥幸逃跑,开车回去报告,随即引来一场疯狂的报复。
  6月9日清晨5点,五百多名盖世太保及党卫军黑压压地包围了艾克兴市,把睡梦中的市民全部叫起来,押到广场,当场逮捕了九十六名青年当人质。他们要求三十六小时之内,必须交出凶手,否则,将开始处决人质,每次枪毙十五人。
  没有人交出枪杀盖世太保的游击队员,于是,盖世太保就将人质全部押进布鲁塞尔监狱。此刻,盟军解放布鲁塞尔的炮声已在耳边响起,胜利的曙光初现。可被关押的人质随时会丧命。盖世太保让九十六个人抓阄决定死亡顺序,第一批被处决的十五人名单已经出来,其中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
  面对三个陌生人的请求,钱秀玲感到十分为难。架不住再三恳请,钱秀玲答应了。这天上午,市长接见了钱秀玲。下午,三名青年开车护送钱秀玲,向布鲁塞尔驶去。道路被封,关卡众多,每行进一步,都很困难,直到晚上10点钟,他们才来到塞内弗城堡。   此刻,距離处决第一批十五名人质只剩两个小时了。
  钱秀玲急忙让警卫通报法肯豪森将军,说她有要事求见!可是,迟迟不见回话。钱秀玲心急如焚,不断看表,她知道,每过一分钟,十五名人质就距离死亡又近一步!
  11点30分,秘书终于出现,秘书告诉她,将军正在开重要军事会议,脱不开身,让她明天上午11点30分再来。钱秀玲急忙向秘书说明了来意。
  此刻,距离第一批人质被处决的时间,只剩下短短三十分钟了。
  第二天,11点30分,钱秀玲最后一次走进塞内弗城堡。钱秀玲充满歉意,法肯豪森摆手打断了她:“那些人本来就不该被处死,他们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权利在战斗,我很敬佩他们!遗憾的是,我没能……好了,就到这里吧。”
  几天后,钱秀玲获悉,九十六名人质都没有被处死。原来收到秘书转达的紧急情况,法肯豪森紧急处理了第一批十五个人质事宜。后来她又得知,那天夜里法肯豪森是在联合反希特勒人士开会,商议的是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即一个多月后的刺杀希特勒的“7·20”事件。刺杀行动执行前的7月14日,法肯豪森突然接到了柏林送来的解职命令,解除他在比利时及法国(北部)军政总督等一切职务。这条命令来得突然却不意外,法肯豪森的做法早就引起希特勒的不满,他在比利时任军政总督的四年里,并没有执行希特勒的指令,而是出于人道主义施行了在其他纳粹德国占领区绝无仅有的一系列行动,被纳粹恶魔戈林和戈培尔批评为“软弱无能”和“不称职”。
  笔者曾陪着钱秀玲老人来到艾克兴市,受到时任市长杜特里约先生的热情接待,市长请来一位历史学家,详细讲述了营救九十六名人质事件的经过。在市长办公室里,有两幅珍贵的照片,一幅是人质从集中营出来后的合影,另一幅是钱秀玲老人与市长父亲的合影。原来,杜特里约市长的父亲正是九十六名人质中的一个。
  笔者以钱秀玲和法肯豪森将军为原型撰写的电视剧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时,邀请杜特里约市长前来。他在发言时讲道:“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比利时母亲,一位是中国母亲。没有钱秀玲女士,就没有我的今天……”
  这部剧在艾克兴市拍摄时,许多群众演员就是艾克兴市的市民。

为纳粹将军辩护


  战争结束后,钱秀玲和那些她帮助过的比利时民众开始了新生活。“7·20”事件之后,希特勒下令,对密谋暗杀组织成员展开大规模的血腥报复。关于被报复人员的数量,《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记载:“有材料说,共处死了4980人。秘密警察的记录是7000人被捕。”7月30日,六十六岁的法肯豪森被捕,押送法肯豪森的汽车刚一开走,他的秘书就开枪自杀了。
  被捕后的法肯豪森被押到集中营,后来辗转多处。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这样写道:“1954年5月4日在南提罗尔的下多夫(意大利监狱),许多人都是被美军解救出来的。当时,看守他们的秘密警察正打算把他们处决。”就这样,法肯豪森等一批反希特勒高官侥幸活下来。1948年3月21日,被关押了三年零八个月,辗转了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地多所监狱的法肯豪森,以头号战犯身份,被押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等待接受比利时军事法庭的审判。
  从报纸上获悉此消息后,钱秀玲急忙找到有关部门,要求去监狱探视。由于法肯豪森是比利时的头号纳粹战犯,不许任何人求见,她只好找到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请大使馆帮忙,要求以中国友人的身份求见。大使馆多次游说比利时有关部门,终于获准。钱秀玲成为第一个前去探视法肯豪森将军的人。
  1950年9月25日,比利时军事法庭对法肯豪森进行最后的审判。钱秀玲出面为法肯豪森做证。她说:“尊敬的法官大人,这位德国将军不能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但是,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从1943年我第一次去找他开始,他一次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想出种种办法,赦免了许多被判处死刑的抵抗战士,拯救了许多反战志士的生命!就在他被撤职的前一个月,他还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拯救了九十六名人质……”
  1951年1月27日,最后一次开庭之后,法官对法肯豪森将军的罪状进行了逐条分析、论证,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直以来,冯·法肯豪森将军的一言一行,都带有一种伟大的人道主义。比利时的各个阶层、各新闻媒体,都见证了这一事实。钱秀玲的证言,显然是被法庭采纳了。
  法肯豪森将军的努力使无数人的性命得以保全。但在无法掌控命运的战争年代,不管你是否认同希特勒,只要身处纳粹将军的职位,就要承担战争的责任。作为正义的见证者,钱秀玲的奔走营救给了将军最后的安慰。
  钱秀玲从不掩饰对法肯豪森将军的感激之情,但并不因此降低钱秀玲老人的高度,也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她的评价。他们都无愧于自己的选择。当年,采访钱秀玲老人时,我曾问过她:“那些人跟您非亲非故,您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去救他们?您就不怕被盖世太保抓住吗?”
  “No!No!”老人笑着,连连摇头,“我没想那么多,只想着把那些人救出来。他们都是好人,都应该好好地活下去!”
  我又问她:“您在法庭上,为法肯豪森将军做辩护证人,您就不怕比利时人骂您是亲纳粹分子吗?”
  “No!”老人回答得很干脆,“因为法肯豪森是一位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的人。他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她一再说:“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作家赫伯特·斯坦豪斯采访辛德勒之后,说:“辛德勒的卓越事迹,只是源自基本的正义感和人性,只不过我们长大以后,就极少再真诚地相信这些东西了。”

艾克兴市的“钱秀玲之路”


  国庆日的庆典上,艾克兴市市长还宣布:“为了让艾克兴市人民永远记住这位中国人的名字,为了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钱秀玲女士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我宣布,将抓走九十六名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
  市长又将一尊中国铜质龙塔香炉,赠给钱秀玲留作纪念。那是市长特意从古董商店买来的。
  1999年12月,笔者专程赴布鲁塞尔采访她,八十六岁的钱秀玲老人,身着一套红色纱质套裙,化着淡妆,脸上洋溢着亲切而慈祥的微笑,流露出大家闺秀的高雅气质。就在老人的两室一厅,挂着钱卓伦将军条幅、摆着几张混血儿照片的房间里,我开始了二十多天抢救性的采访,从而获得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当时,老人年事已高,好多事情都淡忘了,要靠一点点地启发、引导,陪她聊天、散步,唤醒她沉睡多年的记忆。二十多天的相处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有一次,我们去她当医生的大儿子家,路上,天空忽然飘起了鹅毛大雪,飘落在我们身上。怕累着她,我和她相拥着走走停停。漫天风雪里,真像母亲趴在女儿肩头,那场景让人终生难忘。
  二战结束后,钱秀玲全家定居布鲁塞尔,白兰芝继续当医生。1951年,钱秀玲应早年导师之邀,到布鲁塞尔联合国核能科学研究所,从事化学研究工作。后来,她在布鲁塞尔办起了中国餐馆,起名孔子酒家,很是红火。其间,她和中国同胞共同捐款,创办了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中山小学,并出任该小学的第一任董事长,让在当地的中国孩子接受中国的文化教育。1990年,她在比利时华侨华人中,发起赞助比利时国王慈善基金活动,为慈善基金捐款,得到比利时国王及媒体对中国侨胞的高度赞扬。为此,比利时国王夫妇将夫妻合影赠给她,以示感谢。2008年8月1日,中国“女辛德勒”钱秀玲安然辞世,享年九十五岁。
  〔本刊责任编辑 周佳微〕
  〔原载《名人传记》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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