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一名医生因毒死一位熟人而被绞死，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引起对于毒药、毒物测定以及医生信用的深层次担忧。无名大众、冷血而精于算计的投毒犯、恐慌的旁观者，都被在新型阴谋型犯罪侦破上的现代科学所吸引。为了反击来自毒药的威胁，公众视线转向一个新出现的科学领域——毒物学。
　　
　　
　　毒物学的争论
　　
　　为了反击来自毒药的威胁，公众视线转向一个新出现的科学领域——毒物学。17世纪后，一些职业投毒者常被有钱人雇佣，造成的投毒案件难以侦破，因此在医学中分出毒物学一支。
　　在维多利亚时代，投毒罪被理解为在可察觉门槛之外的暴力犯罪。就像一位法官在给陪审团下达的指令中说，“在黑暗中工作，你们不要期待看得见的证据。”毒物学作为不可察觉和可察觉之间的中间人，任务是向人们展示不易看见的事物的存在，这就是毒物学力量的源泉。
　　帕莫的案子随后由懂得毒药原理的人进行了分析，库克内脏里的一罐体液被送到盖茨医院，由当时一流的毒物学家阿尔弗赖德•斯瓦尼•泰勒教授做分析。泰勒进行了大范围的毒物试验，但是只找到了很少量的锑。
　　锑是一种常用的矿物催吐剂，假如一次服用大剂量可能会致命。由此，泰勒于1855年12月来到了库克的解剖现场，准备确认锑是库克的死因，但是一位目击者的证言改变了泰勒的主意。
　　伊丽莎白•密尔是泰尔博特•阿姆家的侍女，她在库克临终前服侍他。她叙述了库克死去前吃了帕莫所给药片的反应：先是抽搐滚动，然后四肢僵直，眼神发狂，痛苦地叫喊。泰勒询问库克身体上是否有划伤，因为这种状况可能是普通外伤的破伤风引起的抽搐。
　　被告知没有发现外伤的痕迹后，泰勒说密尔很准确地描述了小剂量番木鳖碱中毒的症状，并认为正是番木鳖碱导致了库克的死亡。
　　因为虽然泰勒认定是番木鳖碱致死，也和侍女的描述一一吻合，却不能在库克的体内检验出残留毒素。泰勒承认，这时给帕莫定罪仍有一个难题，因为他在库克体内没有发现番木鳖碱，然而他又坚称没有找到番木鳖碱也符合科学解释。因为有些比较熟悉的矿物毒药，如砒霜或锑会存留在体内，并且会有明确的分析表现。而像番木鳖碱这样的有机物在服后一个小时内被血液吸收，至今还没有找到办法可以把它测试出来。
　　于是，他们又对帕莫夫人的遗体进行了检测，在其身体中发现了锑。不久，在《检查者周刊》上出现一篇庆祝毒物学证据成功的文章，这篇文章宣称“死去的女人说话了，她说，这个瓶子里的锑是我死前一天服用的，而我身体中的锑是我死前几小时给我服下的，最后流经我心脏的毒药。”
　　毒物学使得尸体通过分析论证，开口说话，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尸体都合作——帕莫妻子的尸体开了口，而库克的尸体顽固不化不肯说话。（帕莫妻子的死因是由锑中毒直接引起的，不像番木鳖碱那么精妙复杂。）
　　这种“不合作”也引发了当时对毒物学证据的不信任，从此案审判前后的评论中清晰可见。《都柏林大学杂志》二月号上发表了“证人席上的医生”，文章强烈谴责对医学证据作用的夸大，坚持认为毒物学就像神父，然而比神父更有力的是，毒物学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变换神谕。
　　根据这种观点，反对者认为，毒物学代表了一种新形式的信仰，却穿上现代科学的外衣，只是由于公众的盲从而变得可信，神秘莫测的现代投毒被加上一层想象出来的罩衣。不过当时的媒体坚持认为尸体作证不是迷信而是科学，毒物学是阻挡投毒这种犯罪的有效手段。
　　而毒物学的支持者则认为，化学论证方法使瓦解投毒犯狡猾隐蔽的计谋变为可能，把这种稍纵即逝的犯罪转译成常规形式的暴力犯罪。对毒物学的信任，是缘于对科学的信念。
　　帕莫的案子完全抓住了毒物学证据所具有的科学性和短处，就像各方对此案的专业证据有截然不同的评价那样。
　　
　　优雅谋杀的恐慌
　　
　　这种发生在身边的案例让大众也都紧张起来，担心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同时，还因为案情的扑朔迷离，尽管帕莫被判定用“科学”手段谋杀了他的朋友和赌友约翰•派森斯•库克，然而他不认可他的罪行，因为库克体内没有检测到番木鳖碱。
　　从1855年12月的第一篇报道开始到次年6月审判结束，报纸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医学界内外的媒体为此案发表了几十篇社论。国内民众对此案的兴趣如此浓烈，人们甚至分成了“帕莫派”和“反帕莫派”。
　　此外，这桩案件的发生还在维多利亚社会引起了好奇和恐慌。每一个人都担心自己身边微笑的医生、亲人或者朋友，自己喝的一盅酒、一盏茶都可能是毒药的礼物。
　　棍棒和刀具靠的是攻击人和被害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在身体表面留下物理痕迹。而毒药和投毒人却更加狡猾而隐秘，投毒人从不表露他们的企图，用伪装来遮盖他们的杀人计谋。毒药也同样善于伪装，理想的毒药无嗅无味。它可以溶解在日常使用的物品中，外表往往是无害的。
　　此外，根据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的创始人、急症外科医生、验尸官萨马斯•瓦克利的观点，大约有百分之十九到二十的毒药在人体内起了可怕作用后在身体表面不留痕迹。据瓦克利的同事验尸官威廉姆•贝克在1840年的观察，这个观点对现代他杀暴力案件的调查有明显的影响。
　　没有检测到番木鳖碱，这一证据缺失造成了对于现代投毒案的一种根本性的担忧。在野蛮时代，并非没有投毒犯罪，只是当时的毒药手段不够精细，而现在药理学领域的发展，使得歹徒变得精细优雅，杀人犯几乎不会留下任何会暴露他罪行的线索。如《药物学日报》所指出的那样，“避免了用大剂量砒霜的笨拙方法，把投毒作为一种精确的科学。”
　　同时，这桩谋杀案带来了专业人员的信用崩溃。医学长久以来要求被承认为一种专业，旨在要求公众承认医务人员是一个独特的、有信用而可信赖的群体，是为个人和集体利益所需的专家团体中公认的无私代表，以1858年医学法案的通过而告终。
　　但是，把医务人员当作个人和社会秩序保证人的观点仍经历着激烈的争辩。争论围绕着对穷人尸体的解剖制度，正在进行中的动物试验，还有正在日益壮大的各种职业人员的队伍，包括药理植物学家、理疗学家、水疗家、催眠师、和其它各色人等。
　　帕莫是医学专业人员中的一员。他的投毒方法也来自实验药理学的最新发展：他选用的毒药番木鳖碱是药理学领域引人注目的新发现，1818年在一个法国实验室中被分离出来。因此，他的罪行只有受过医学科学训练的人才能实现，因此他的阴谋损毁了大众托付给他的庄严责任。
　　总而言之，威廉姆•帕莫这个赌徒、冒险家、伪装者和科学罪犯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投毒犯的写照。毒药本质上是一种神秘、微妙的事物，公众对它的理解受到他们对科学、历史、犯罪观念的影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无论是毒药学、毒物学、保险业、人们对科学的观念，都处于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因此种种矛盾、思想争执，对投毒案审判产生巨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