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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时的中国警察，刚刚进入现代语境不过十几年，半土半洋；而1919年时的学生，血气方刚，既有西洋学说一二十年的熏染，更兼承袭古时中国书生担当道义的传统。这一场“秀才遇到兵”的争斗，“秀才们”并不都那么斯文，而“兵”也并非完全无理。
另一方面，政府中的军人和旧派官僚坚决主张严惩学生。5月4日当晚，政府要员们在钱能训家中开会，主张安抚学生的只有教育总长傅增湘一人，那天会上，撤换北大校长、严厉处置被捕学生甚至封闭北大校园的提案几乎是一致通过。
实际上，北洋政府根本不知道怎么对付群众运动，以前的中国政府的警察们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局面。
负有使命感的学生和半土半洋的警察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周策纵在他的名著《五四运动史》中，对于中国何以在1910年代末出现“五四”这种大规模学生运动有过论述。他指出，20世纪的前数十年，中国城市扩展的速度是惊人的。1919年时，北京人口是60万，四年后就增到110万。而自1907年始，中国大约有一千万人接受过或者正在接受新式教育，“他们与现代西方文明的种种接触，和与传统统治思想意识及统治阶级逐渐背道而驰，使他们能够带领其他不安的群众，向‘救中国’这个目标进军”。
说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们要“带领”群众“救中国”，这并不是“五四”一代学生们太自负，而是中国传统中便有书生救国的情结。周策纵提到，在汉朝和宋朝都发生过学生干政的运动，数万人上书要求罢免一些官员，甚至还有罢课。周策纵认为，这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真正的立法机构或者代议制度，“少数受过教育的人要设法表达自己也许是无法避免的事。”换句话说，官办学校的教师学生往往在危机时刻担当起公意代言人的角色，在“五四”运动中，学生们就是承袭着这种负有政治使命的传统观念。
而与旧时学堂不同的是，受新式教育的学生们更年轻，人数也更多，搞起运动来规模更大。周策纵还指出“五四”运动能够发生的一些具体条件：与西方学生不同，他们在拥挤的宿舍里习惯了集体生活，无论是读书或是娱乐，都是成群结队的。群众行动的方式如示威、罢工和联合抵制外货，若不是由归国留学生介绍来的，就是由中国历史和西方出版物里学来的。
而他们的对手，那些政府高官，军阀们，普遍都已经五六十岁，受的是旧式教育，与采用舶来的形式进行抗议的这一代年轻人，思想距离甚远。
1918年5月，北京的学生们发起过一次反日请愿，后人把它看成是“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那年的5月20日，2000多名学生排队到北洋政府的总统府，要求公布“中日互助军事协定”的内容，并且废除它。当时的总统是冯国璋，他派了北京市长王志寒、步兵统领李阶平、警察总监吴炳湘和宪兵司令马觐门等劝说学生回学校去，但没有成功。最后冯国璋亲自接见13位学生代表——这些学生后来很多都成了“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冯国璋保证说，政府从不曾做过，也不会去做违反国家利益的事，学生们的情绪才暂时平静下来。
然而，这一次吴炳湘和他的部属们要对付的，是自从中国有近代警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场面。这些群众游行、罢课、罢市、罢工等等，规模之大，对社会震撼之深远，都是空前的，不要说吴炳湘觉得棘手，就是当时中国政府也不知如何对付，他们从前人那里没法得到经验。
梁敬錞，“五四”时的北大讲师，在1966年他对“五四”这样回忆道：
“五四”晚上，学生被捕，达数十人。那时学生都送京师警察厅禁押，而警察厅的司法处处长蒲志中，恰是我的亲戚。我到蒲家坐待，问：学生曾否受过刑讯或虐待？蒲先生答：吴总监(炳湘)同情学生，只有优待，绝无虐待，更无刑讯。又说：警厅准备将案件移送地方检察厅依法办理。我问：天气如此炎热，学生又只是嫌疑犯，可否准予保释？蒲先生答：保释照章须有铺结，但如有较为体面之人，出名具保，他可以向警察总监请予通融。
既然学生不肯出来，政府只好派员劝说。6月7日，先派4名教育部官员来劝，没有奏效。第二天，政府派的两名“劝导代表”中，有一名是国务院的秘书。他们解释说，政府承认它的错误，并表示歉意。警察也表示道歉，同时派几部汽车到学校监狱门口送学生回去。同时学校门口堆了几千人，是各社会团体代表们来慰问兼劝说，数目多至几千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学生们在6月8日胜利地走出学校的监狱，接受震耳的鞭炮和人群海潮般的欢呼。
又过了两天，政府宣布，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解职。这场大逮捕像一场“闹剧”那样结束，把政府弄成了笑料。
五四时的警察“很文明”吗？
学生们刚出狱的日子里，警察表现得特别客气。有外国记者报道说：“6月6日，学生手持旗子，欢呼喊叫着，列队游行演说，警察站在旁边像保护着天使。没有一个学生被捕或干扰，我们听说，有一个学生，口若悬河，滔滔演说，警察很有礼貌地请他答应把他的听众往前移动一点，原因是听众太拥挤，会阻挡交通。”
是民国初年的警察特别文明吗？
前面说到，中国的现代警察制度是1905年建立。建立之初，曾请日本人川岛浪速（那位著名的川岛芳子的养父，时任顺天府日本警务衙门事务长官）来负责建警务学堂，培养中国第一批警员。课程包括法律，也包括“用绳法”、“操刀法”这些实用技能。全套课程都是克隆日本的警察训练。
辛亥革命后，南京的临时革命政府曾经颁布一系列法令，这些法令在今天看来都是相当现代的，它们主要包括：一、禁止刑讯；二、厉行禁烟；三、查禁赌博；四、限制警械的使用；五、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在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这些原则都没有认真执行，但是也没有被废止。
然而，学生们的胜利，却也并非“警察文明”结果。有史家指出，“五四”运动时的客观环境对运动的胜利非常有帮助。北洋军阀中段祺瑞与冯国璋、曹锟等不同派系的军阀互相牵制，在南方还有另一个革命政府。此外“五四”时期的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等是文官出身，有些还是很优秀的文人学者，这各种势力之间的均衡，给了学生们一个有利的客观环境。
后来的北洋政府，并不乏残酷镇压群众运动的事件，比如1926年段琪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1927年张作霖指挥的逮捕杀害李大钊。
在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的结局，是政府基本屈服。但是在那之后，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运用警察铁腕越来越纯熟，而学生的反抗运动，也一直没有停歇。他们之间的距离，在“五四”时期就很大，后来变得更大。
另一方面，政府中的军人和旧派官僚坚决主张严惩学生。5月4日当晚，政府要员们在钱能训家中开会，主张安抚学生的只有教育总长傅增湘一人，那天会上，撤换北大校长、严厉处置被捕学生甚至封闭北大校园的提案几乎是一致通过。
实际上，北洋政府根本不知道怎么对付群众运动，以前的中国政府的警察们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局面。
负有使命感的学生和半土半洋的警察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周策纵在他的名著《五四运动史》中，对于中国何以在1910年代末出现“五四”这种大规模学生运动有过论述。他指出，20世纪的前数十年，中国城市扩展的速度是惊人的。1919年时，北京人口是60万，四年后就增到110万。而自1907年始，中国大约有一千万人接受过或者正在接受新式教育，“他们与现代西方文明的种种接触，和与传统统治思想意识及统治阶级逐渐背道而驰，使他们能够带领其他不安的群众，向‘救中国’这个目标进军”。
说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们要“带领”群众“救中国”，这并不是“五四”一代学生们太自负，而是中国传统中便有书生救国的情结。周策纵提到，在汉朝和宋朝都发生过学生干政的运动，数万人上书要求罢免一些官员，甚至还有罢课。周策纵认为，这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真正的立法机构或者代议制度，“少数受过教育的人要设法表达自己也许是无法避免的事。”换句话说，官办学校的教师学生往往在危机时刻担当起公意代言人的角色，在“五四”运动中，学生们就是承袭着这种负有政治使命的传统观念。
而与旧时学堂不同的是，受新式教育的学生们更年轻，人数也更多，搞起运动来规模更大。周策纵还指出“五四”运动能够发生的一些具体条件：与西方学生不同，他们在拥挤的宿舍里习惯了集体生活，无论是读书或是娱乐，都是成群结队的。群众行动的方式如示威、罢工和联合抵制外货，若不是由归国留学生介绍来的，就是由中国历史和西方出版物里学来的。
而他们的对手，那些政府高官，军阀们，普遍都已经五六十岁，受的是旧式教育，与采用舶来的形式进行抗议的这一代年轻人，思想距离甚远。
1918年5月，北京的学生们发起过一次反日请愿，后人把它看成是“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那年的5月20日，2000多名学生排队到北洋政府的总统府，要求公布“中日互助军事协定”的内容，并且废除它。当时的总统是冯国璋，他派了北京市长王志寒、步兵统领李阶平、警察总监吴炳湘和宪兵司令马觐门等劝说学生回学校去，但没有成功。最后冯国璋亲自接见13位学生代表——这些学生后来很多都成了“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冯国璋保证说，政府从不曾做过，也不会去做违反国家利益的事，学生们的情绪才暂时平静下来。
然而，这一次吴炳湘和他的部属们要对付的，是自从中国有近代警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场面。这些群众游行、罢课、罢市、罢工等等，规模之大，对社会震撼之深远，都是空前的，不要说吴炳湘觉得棘手，就是当时中国政府也不知如何对付，他们从前人那里没法得到经验。
梁敬錞，“五四”时的北大讲师，在1966年他对“五四”这样回忆道：
“五四”晚上，学生被捕，达数十人。那时学生都送京师警察厅禁押，而警察厅的司法处处长蒲志中，恰是我的亲戚。我到蒲家坐待，问：学生曾否受过刑讯或虐待？蒲先生答：吴总监(炳湘)同情学生，只有优待，绝无虐待，更无刑讯。又说：警厅准备将案件移送地方检察厅依法办理。我问：天气如此炎热，学生又只是嫌疑犯，可否准予保释？蒲先生答：保释照章须有铺结，但如有较为体面之人，出名具保，他可以向警察总监请予通融。
既然学生不肯出来，政府只好派员劝说。6月7日，先派4名教育部官员来劝，没有奏效。第二天，政府派的两名“劝导代表”中，有一名是国务院的秘书。他们解释说，政府承认它的错误，并表示歉意。警察也表示道歉，同时派几部汽车到学校监狱门口送学生回去。同时学校门口堆了几千人，是各社会团体代表们来慰问兼劝说，数目多至几千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学生们在6月8日胜利地走出学校的监狱，接受震耳的鞭炮和人群海潮般的欢呼。
又过了两天，政府宣布，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解职。这场大逮捕像一场“闹剧”那样结束，把政府弄成了笑料。
五四时的警察“很文明”吗？
学生们刚出狱的日子里，警察表现得特别客气。有外国记者报道说：“6月6日，学生手持旗子，欢呼喊叫着，列队游行演说，警察站在旁边像保护着天使。没有一个学生被捕或干扰，我们听说，有一个学生，口若悬河，滔滔演说，警察很有礼貌地请他答应把他的听众往前移动一点，原因是听众太拥挤，会阻挡交通。”
是民国初年的警察特别文明吗？
前面说到，中国的现代警察制度是1905年建立。建立之初，曾请日本人川岛浪速（那位著名的川岛芳子的养父，时任顺天府日本警务衙门事务长官）来负责建警务学堂，培养中国第一批警员。课程包括法律，也包括“用绳法”、“操刀法”这些实用技能。全套课程都是克隆日本的警察训练。
辛亥革命后，南京的临时革命政府曾经颁布一系列法令，这些法令在今天看来都是相当现代的，它们主要包括：一、禁止刑讯；二、厉行禁烟；三、查禁赌博；四、限制警械的使用；五、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在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这些原则都没有认真执行，但是也没有被废止。
然而，学生们的胜利，却也并非“警察文明”结果。有史家指出，“五四”运动时的客观环境对运动的胜利非常有帮助。北洋军阀中段祺瑞与冯国璋、曹锟等不同派系的军阀互相牵制，在南方还有另一个革命政府。此外“五四”时期的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等是文官出身，有些还是很优秀的文人学者，这各种势力之间的均衡，给了学生们一个有利的客观环境。
后来的北洋政府，并不乏残酷镇压群众运动的事件，比如1926年段琪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1927年张作霖指挥的逮捕杀害李大钊。
在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的结局，是政府基本屈服。但是在那之后，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运用警察铁腕越来越纯熟，而学生的反抗运动，也一直没有停歇。他们之间的距离，在“五四”时期就很大，后来变得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