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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古代大学的书院是在官方控制、行政介入、为科举应试服务的现实中艰难地生存，而这对书院理想——学术创新与传播自由、管理自主和教学内容相对独立形成了巨大挑战。书院大师们凭借其博大的胸怀、敢于创新的勇气，以及洞悉把握书院发展规律的睿智来迎接现实的挑战，使书院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实的制约，在学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德业双馨的教育家
书院从诞生以来，经历唐、宋、元、明、清千余年的发展，但从未被正式列入官方的教育系统，因此缺少以官方为背景的制度性保障。这样，创建者、修复者和执掌者在书院发展过程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教育理论则是决定书院前途的关键因素之一。
岳麓书院是北宋的著名书院之一，她之所以能声誉雀起，与山长周式密切关联。周式自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起担任岳麓书院的首任山长，“以行义著”，为世人所称道，还得到了真宗皇帝的召见。真宗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并要求其在京师任教，但周式婉拒大多数书院大师与生徒不畏强权，敢于维护师说。南宋“庆元党禁”发生之后，西山精舍创建者、朱熹的学术助手蔡元定受到当权者的猛烈抨击，称“蔡元定佐之为妖”。面对郡县差役的抓捕，蔡氏神情自若，毫无畏惧，被贬道州。临行前，朱熹与其子弟百余人为他前往送行，两人就如同平时见面一样，丝毫没有悲伤的表情。蔡元定在其子蔡沈的陪同下，徒步三千里，双脚流血。到达道州后，蔡元定并未放弃学术传播，他坚持授徒讲学。当有人劝他为保全自己而谢绝生徒时，蔡元定说：“生徒远道来求学，怎么能将其拒之门外呢?如果有祸患，亦非闭门静坐就可以避免的。”
书院大师们的道德修养还表现在对待书院教学的态度上，朱熹学说的研究与传播基本上都是在书院完成的，书院教育成为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任职南康军时，每遇闲暇都会前往白鹿洞书院讲学，与书院生徒一起探讨学术，毫无倦色。清代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钱大昕晚年以书院教学为生，先后主讲书院达23年之久，其中主讲苏州紫阳书院16年。
书院大师不仅需要具备高尚的人格，还必须是一位能洞悉教育发展规律的教育理论家。吴澄是元代书院大师的典型代表。吴澄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澄酒肉俱绝而无所于费也，中馈久虚而无所于奉也”。吴澄曾长期在江西临汝书院求学，学成之后又创建、修复了多所书院，并讲学于多所书院，对书院发展、演变及其教学制度、管理制度等有着深刻了解，并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教学实践提出了较为丰富的书院理论。在吴澄看来，为士人提供获取知识的场所和作为研究、传播学术的基地是书院产生与发展的两个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吴澄将因前一种原因产生的书院等同于私学性质的乡党闾巷之学，而将因后一种原因的产生书院称为讲习式书院。由于这两种类型书院的产生都与官府没有直接关联，因此吴澄认为应当保持书院的私人性质，官方应当尽量不要干涉书院的运作，否则就会影响书院教化作用的发挥。
为改变元代书院发展的状况，吴澄提出了较为全面的书院理想理论。他认为属于乡党闾巷类型的书院应以社会教化为理想，着眼于儒家学术的推广与普及；而对于讲习式书院，吴澄认为这类书院应当以开展学术研究、创新儒家学说、弘扬儒家学说为己任。
二、勇于创新学术的大师
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但凡是在学术创新上有贡献的书院大师不仅是学富五车的学者，而且多有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执著于学术创新的信念。
书院与学术的真正结缘始于二程。程颢、程颐是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政治上受到王安石所把持的朝廷的排斥，只能以创新、传播学术来对抗政治的压制。伊川书院是程颐研究与讲学的主要场所，除短期出仕外，他长期在此著书讲学。崇宁元年(1102年)，年已七十的程颐在与高足杨时通信时还说，自己是大多数时间是在伊川书院。而在他的一生中，学术著作的完成基本上都是六十岁以后完成的，也就是说其著作大部分是在伊川书院完成的。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学术生涯并不平坦，甚至是一路坎坷。朱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政治的边缘地带，其学术屡遭“禁学”运动的打击，但朱熹并未改变其进行学术创新的初衷，反而更加坚定了以书院为基地进行学术研究与传播的决心。朱熹不仅在出生地福建武夷山创建了寒泉精舍、云谷书院、武夷精舍、同文书院和考亭书院等5所书院，还先后修复和讲学于21所书院，其学术研究大多是在书院完成的。朱熹在寒泉精舍初步完成了其学术体系的建构工作，自乾道五年(1169年)创立寒泉精舍之后，他在此完成了《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等著作。此后，朱熹在武夷精舍、竹林精舍继续进行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宣讲。
至明代中期，随着程朱理学的正统化，书院在研究与传播儒家学说方面的作用日渐减少，但王阳明、湛若水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明代中叶，王阳明在政治的压制下表现出惊人的学术创造力。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刘谨，被廷杖四十。次年春天，被贬贵州龙场驿任驿丞。初到龙场的王阳明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只能栖身山洞，还需自己垦荒种地来维持生计。然而，仕途与生活的双重压力并未让王阳明自暴自弃，反而使他能集中精力进行理论思考。他一直在思考成圣这一儒家哲学的终极性问题：“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之后，王阳明终于豁然开朗，体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务者误也”。龙场悟道成为他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其心学体系形成的起点。为宣扬自己的学说，王阳明创办龙冈书院，讲学于贵阳书院。王阳明虽然政治上遭受打击，但他以其惊人的毅力克服困境，最终能创造性地提出心学思想，这既是其以前知识积累的结果，也与其对学术永不停息的追求密切相关。
大师们学术创新的勇气还体现在教学过程中，书院重视培养生徒质疑问难的精神。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主讲时提倡质疑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环节，他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书院大师为启发生徒思考，大多注重启发式教学方法的运用，这种思维训练既有利于生徒理解大师们的学术思想，也是培养生徒学术创新思维的重要手段。
三、兼容并蓄、胸怀坦荡的学者
会讲是书院大师们探讨学术的最常见方式之一。在南宋书院史上，岳麓书院举办的“朱(熹)张(栻)会讲”在当时知识界引起了轰动。乾道三年(1167年)9月，闽学的代表人物朱熹与湖湘学的代表人物张栻在书院开坛会讲，主要围绕儒家哲学的“中和”、“太极”、“仁”和修养功夫等学术难题展开。两位书院大师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有过激烈的、长时间的交锋，据朱熹的学生描述是“二 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会讲的最终结果是朱熹觉得获益良多，并在日后的理论建构中部分吸收了湖湘学派的观点。尽管如此，朱熹还是指出了张栻之不足，认为其对于自己的学术评价过高，而且不善于吸纳别人的观点。尽管这种批评不一定公允，却表现出朱熹在创新学术过程中的“和而不同”的态度。朱张二人在学术问题上有过激烈的争论，分歧也依然存在，但都能坦诚相见，严格区分学术争辩与私人恩怨，他们在会讲的两个月时间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这种坦荡的胸怀在目前的学术界是难以见到的。
朱张会讲之后，朱熹还先后与婺学的代表人物吕祖谦、心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等人以书院为基地进行学术交流。其中，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执掌白鹿洞书院时，陆九渊率弟子前来讲学最为著名。虽然朱、陆二人分属不同的学术学派，但朱熹还是请陆九渊以《论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发表学术演讲，陆九渊针对社会上流行的热衷于科举，忽视义理的弊端提出了批评，要求生徒按照博学、审问、谨思、明辨、笃行等方法来学习儒家经典，以纠正过分追名逐利的学风。由于陆氏的演讲切中白鹿洞书院生徒的“隐微深痼之病”，使其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为使白鹿洞生徒能体会陆九渊讲义的精神，朱熹请陆九渊整理讲稿，并刻碑存于书院。陆九渊与朱熹的学术旨趣迥异，无论是陆九渊前来白鹿洞书院开坛讲学，还是朱熹将其讲义刻石立于书院都表明陆、朱二人的博大胸襟。
王阳明与湛若水也在中国书院史上续写了书院大师之间密切交流的佳话。尽管王、湛都所倡导的心学都强调自我反省、自我体验，但王阳明主张“致良知”，而湛若水则提倡“体认天理”。弘治十九年(1506年)，王阳明讲学于京师金台书院，并设立讲会，湛若水亦入会。在讲会上，湛若水就程子《识仁篇》发表演讲之后，王阳明十分赞同他的观点，视为知己。在京师期间，王阳明与湛若水比邻而居，经常在一起切磋砥砺心学。离开京师之后，二人还多次相见和通信讨论学术，阐明自己的学术主张。
参考文献：
[1]吴澄．答姜教授书[J]，吴文正集(卷11)[M]．四库全书(第1197册)[M]．136．
[2]《年谱一》[J]，王阳明全集(卷3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128．
[3]黄宗羲．晦翁学案[J]，宋元学案(卷48)[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49．
一、德业双馨的教育家
书院从诞生以来，经历唐、宋、元、明、清千余年的发展，但从未被正式列入官方的教育系统，因此缺少以官方为背景的制度性保障。这样，创建者、修复者和执掌者在书院发展过程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教育理论则是决定书院前途的关键因素之一。
岳麓书院是北宋的著名书院之一，她之所以能声誉雀起，与山长周式密切关联。周式自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起担任岳麓书院的首任山长，“以行义著”，为世人所称道，还得到了真宗皇帝的召见。真宗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并要求其在京师任教，但周式婉拒大多数书院大师与生徒不畏强权，敢于维护师说。南宋“庆元党禁”发生之后，西山精舍创建者、朱熹的学术助手蔡元定受到当权者的猛烈抨击，称“蔡元定佐之为妖”。面对郡县差役的抓捕，蔡氏神情自若，毫无畏惧，被贬道州。临行前，朱熹与其子弟百余人为他前往送行，两人就如同平时见面一样，丝毫没有悲伤的表情。蔡元定在其子蔡沈的陪同下，徒步三千里，双脚流血。到达道州后，蔡元定并未放弃学术传播，他坚持授徒讲学。当有人劝他为保全自己而谢绝生徒时，蔡元定说：“生徒远道来求学，怎么能将其拒之门外呢?如果有祸患，亦非闭门静坐就可以避免的。”
书院大师们的道德修养还表现在对待书院教学的态度上，朱熹学说的研究与传播基本上都是在书院完成的，书院教育成为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任职南康军时，每遇闲暇都会前往白鹿洞书院讲学，与书院生徒一起探讨学术，毫无倦色。清代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钱大昕晚年以书院教学为生，先后主讲书院达23年之久，其中主讲苏州紫阳书院16年。
书院大师不仅需要具备高尚的人格，还必须是一位能洞悉教育发展规律的教育理论家。吴澄是元代书院大师的典型代表。吴澄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澄酒肉俱绝而无所于费也，中馈久虚而无所于奉也”。吴澄曾长期在江西临汝书院求学，学成之后又创建、修复了多所书院，并讲学于多所书院，对书院发展、演变及其教学制度、管理制度等有着深刻了解，并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教学实践提出了较为丰富的书院理论。在吴澄看来，为士人提供获取知识的场所和作为研究、传播学术的基地是书院产生与发展的两个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吴澄将因前一种原因产生的书院等同于私学性质的乡党闾巷之学，而将因后一种原因的产生书院称为讲习式书院。由于这两种类型书院的产生都与官府没有直接关联，因此吴澄认为应当保持书院的私人性质，官方应当尽量不要干涉书院的运作，否则就会影响书院教化作用的发挥。
为改变元代书院发展的状况，吴澄提出了较为全面的书院理想理论。他认为属于乡党闾巷类型的书院应以社会教化为理想，着眼于儒家学术的推广与普及；而对于讲习式书院，吴澄认为这类书院应当以开展学术研究、创新儒家学说、弘扬儒家学说为己任。
二、勇于创新学术的大师
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但凡是在学术创新上有贡献的书院大师不仅是学富五车的学者，而且多有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执著于学术创新的信念。
书院与学术的真正结缘始于二程。程颢、程颐是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政治上受到王安石所把持的朝廷的排斥，只能以创新、传播学术来对抗政治的压制。伊川书院是程颐研究与讲学的主要场所，除短期出仕外，他长期在此著书讲学。崇宁元年(1102年)，年已七十的程颐在与高足杨时通信时还说，自己是大多数时间是在伊川书院。而在他的一生中，学术著作的完成基本上都是六十岁以后完成的，也就是说其著作大部分是在伊川书院完成的。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学术生涯并不平坦，甚至是一路坎坷。朱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政治的边缘地带，其学术屡遭“禁学”运动的打击，但朱熹并未改变其进行学术创新的初衷，反而更加坚定了以书院为基地进行学术研究与传播的决心。朱熹不仅在出生地福建武夷山创建了寒泉精舍、云谷书院、武夷精舍、同文书院和考亭书院等5所书院，还先后修复和讲学于21所书院，其学术研究大多是在书院完成的。朱熹在寒泉精舍初步完成了其学术体系的建构工作，自乾道五年(1169年)创立寒泉精舍之后，他在此完成了《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等著作。此后，朱熹在武夷精舍、竹林精舍继续进行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宣讲。
至明代中期，随着程朱理学的正统化，书院在研究与传播儒家学说方面的作用日渐减少，但王阳明、湛若水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明代中叶，王阳明在政治的压制下表现出惊人的学术创造力。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刘谨，被廷杖四十。次年春天，被贬贵州龙场驿任驿丞。初到龙场的王阳明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只能栖身山洞，还需自己垦荒种地来维持生计。然而，仕途与生活的双重压力并未让王阳明自暴自弃，反而使他能集中精力进行理论思考。他一直在思考成圣这一儒家哲学的终极性问题：“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之后，王阳明终于豁然开朗，体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务者误也”。龙场悟道成为他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其心学体系形成的起点。为宣扬自己的学说，王阳明创办龙冈书院，讲学于贵阳书院。王阳明虽然政治上遭受打击，但他以其惊人的毅力克服困境，最终能创造性地提出心学思想，这既是其以前知识积累的结果，也与其对学术永不停息的追求密切相关。
大师们学术创新的勇气还体现在教学过程中，书院重视培养生徒质疑问难的精神。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主讲时提倡质疑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环节，他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书院大师为启发生徒思考，大多注重启发式教学方法的运用，这种思维训练既有利于生徒理解大师们的学术思想，也是培养生徒学术创新思维的重要手段。
三、兼容并蓄、胸怀坦荡的学者
会讲是书院大师们探讨学术的最常见方式之一。在南宋书院史上，岳麓书院举办的“朱(熹)张(栻)会讲”在当时知识界引起了轰动。乾道三年(1167年)9月，闽学的代表人物朱熹与湖湘学的代表人物张栻在书院开坛会讲，主要围绕儒家哲学的“中和”、“太极”、“仁”和修养功夫等学术难题展开。两位书院大师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有过激烈的、长时间的交锋，据朱熹的学生描述是“二 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会讲的最终结果是朱熹觉得获益良多，并在日后的理论建构中部分吸收了湖湘学派的观点。尽管如此，朱熹还是指出了张栻之不足，认为其对于自己的学术评价过高，而且不善于吸纳别人的观点。尽管这种批评不一定公允，却表现出朱熹在创新学术过程中的“和而不同”的态度。朱张二人在学术问题上有过激烈的争论，分歧也依然存在，但都能坦诚相见，严格区分学术争辩与私人恩怨，他们在会讲的两个月时间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这种坦荡的胸怀在目前的学术界是难以见到的。
朱张会讲之后，朱熹还先后与婺学的代表人物吕祖谦、心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等人以书院为基地进行学术交流。其中，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执掌白鹿洞书院时，陆九渊率弟子前来讲学最为著名。虽然朱、陆二人分属不同的学术学派，但朱熹还是请陆九渊以《论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发表学术演讲，陆九渊针对社会上流行的热衷于科举，忽视义理的弊端提出了批评，要求生徒按照博学、审问、谨思、明辨、笃行等方法来学习儒家经典，以纠正过分追名逐利的学风。由于陆氏的演讲切中白鹿洞书院生徒的“隐微深痼之病”，使其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为使白鹿洞生徒能体会陆九渊讲义的精神，朱熹请陆九渊整理讲稿，并刻碑存于书院。陆九渊与朱熹的学术旨趣迥异，无论是陆九渊前来白鹿洞书院开坛讲学，还是朱熹将其讲义刻石立于书院都表明陆、朱二人的博大胸襟。
王阳明与湛若水也在中国书院史上续写了书院大师之间密切交流的佳话。尽管王、湛都所倡导的心学都强调自我反省、自我体验，但王阳明主张“致良知”，而湛若水则提倡“体认天理”。弘治十九年(1506年)，王阳明讲学于京师金台书院，并设立讲会，湛若水亦入会。在讲会上，湛若水就程子《识仁篇》发表演讲之后，王阳明十分赞同他的观点，视为知己。在京师期间，王阳明与湛若水比邻而居，经常在一起切磋砥砺心学。离开京师之后，二人还多次相见和通信讨论学术，阐明自己的学术主张。
参考文献：
[1]吴澄．答姜教授书[J]，吴文正集(卷11)[M]．四库全书(第1197册)[M]．136．
[2]《年谱一》[J]，王阳明全集(卷3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128．
[3]黄宗羲．晦翁学案[J]，宋元学案(卷48)[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