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0年前后，一本叫《爱国者之血》的书出现在一个小镇青年的文学生活中。这是一本文学评论集，写的是美国南北戰争时期的文学，是一套文学史论译丛里的一本。全套书是从宁波的一家旧书店整套淘来的，唯独这本浸过水，封面发皱，打开看时，纸页也是粘连的。可以想像它在一个处女座读者那里的不受待见。过了一段时间后，这本书就消失不见了。偶或想起埃德蒙·威尔逊这个作者名，也恍惚中搞不清国籍和年代，总觉得像是一个18世纪的英国佬。《爱国者之血》这个书名，倒像是镌进了大脑深处一般，2004年，我写一个发疯去世的现代作家，写到最后，突然就跳出了这个书名。等到再次与埃德蒙·威尔逊相遇，已到了2016年，读他的《到芬兰车站》。一个夏天读罢，惊为天人。
　　“1824年1月里的某一天，一位教哲学和历史的年轻的法国教授，名叫儒勒·米什莱，他在一本书的翻译注解里发现了乔万尼·维柯这个名字，有关维柯的资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遂立即着手学习意大利文。”这个不无紧张意味的句子，人物、事件、时间、线索，皆已具备，如果有人告诉我这是一个小说的开头，我丝毫不会怀疑。但我必须调整这个句子带给我的阅读契约，这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在书写思想史。由这个富有小说意味的开头，威尔逊进入了近两百年来人类文明史最电光石火的一个瞬间的描述，同时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观念史的叙述冒险。从米什莱追溯到维柯，再到法国大革命中的勒南、丹纳、法朗士，几代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19世纪的实验，圣西门的阶层设计，傅立叶和欧文的理想社区，一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携手合作，磨剑霍霍，决意以主义改变世界，创造历史，最后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革命导师列宁和他的乌里扬诺夫兄弟们，以行动实现了革命的梦想。
　　书初版于1940年。在这之前的十年间，美国民众和知识分子已经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整个社会分崩离析的恐慌和不安。埃德蒙·威尔逊反思道，1929年华尔街股市大跌前畸形的繁荣正是社会行将失衡的膨胀，美国固有的秩序与和谐正被金钱、政治和狂热所吞噬。大萧条爆发时，他的兴奋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他说，他和同时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生活在一个“大买卖”的时代，这个时代生意至上，排挤一切，现在，这个愚蠢的超级大骗子终于破产了，这将带来新的自由和力量，因为，当那些大银行家们节节溃败的时候，“我们”仍能坚守在这里。
　　他发挥记者出身的优长，从1930年秋到1934年春，遍访底特律、芝加哥和南方一些城市，写下了一本非虚构著作《美国的地震》，记录下银行业的破产、工人的失业和南部小佃农的绝望。在他的笔下，帝国大厦就像一座墓碑，悲悼着那些因失业而自杀的工人，而底特律流水线上每一次短暂的沉寂，都意味着又有一个工人的手指被切掉了。写下这本“不合时宜”的书，是因为，作为批评家的他时常敦促作家们“要熟悉我们当代生活的现实”，要投身于“对当代现实的研究”中，而自己从来都只是在《名利场》《纽约客》《新共和》上发表一些关于小说和通俗文化的不痛不痒的文章，所以必须走出书斋。《美国的地震》被称为“1932年我们所拥有的关于美国的最客观的评述”，他笔下这个经济瘫痪的国家，处处是令人震撼的末日图景，从实业界、知识界到普通民众，似乎都在说，这个国家完了，这个体制完了。
　　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到了该改变的时候。在埃德蒙·威尔逊看来，对社会的恶的救赎，正要他这一代来完成。1971年，距本书出版已经三十一年，威尔逊在一篇再版序中自况，这本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俄国革命的书，可以看成是一些革命家自认为在努力建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忠实记录。被他笔下人物的梦想与激情所蛊惑，即便是冷战时期，他也不愿意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可能会成为人类史上最专制的政权，斯大林也可能是俄国史上最残酷无情的沙皇，在他看来，既然1917年革命后建立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合乎人性的社会，那么，探讨这个历史阶段如何形成，一些基本的突破如何发生，以及现阶段历史如何被改写，都是有意义的，这本书也就没有过时。
　　书的副标题“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初读之下，着实令人惊异。按照这个理路，威尔逊应该老学究一般，亦步亦趋，笔笔有着落才对，哪可以写得如此生动、自如，笔惊鬼神？书分三部，第一部，从米什莱发现维柯，到米什莱与大革命，再上推到法朗士时代资产阶级革命传统的式微，是从文本上探讨如何写作历史，第二、三部，从圣西门、傅立叶、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和托洛茨基，主题则转换成了如何在行动中创造历史。威尔逊的身份是文学评论家，他更喜欢称自己为作家 新闻记者，或许有一种称谓对他的定位更合适，也更准确，那就是：文人（man of letters）。从行动中创造世界、建构历史，无疑是威尔逊这样的文人更倾心的，而这实际上也是对美国文化精神奠基人爱默生的传统的一种响应，在《美国学者》中，爱默生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人：他首先是一个思想的人，但他的思想不能被传统和书本所束缚，他还必得是一个行动的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行动，坐而论道是懦夫的行为。“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这一副题，或许可以看出威尔逊的用心所在。
　　除去出身、师承不论，埃德蒙·威尔逊对“行动力”的推崇和强调，或许与他把文学与人类生存的图景合二为一的愿景分不开。用以赛亚·伯林的说法，确立威尔逊20世纪最后一位重要批评家地位的，乃是他更擅长在一个大的框架中考察文学、知识和人类的历史，这个框架包括：人格、目标、社会根源，以及周围的道德、知识和政治环境。他是一个少有的博学之人。他的思想时常溢出文学的边界。威尔逊另有一本评论集叫《三维思想家》，意在说明，艺术家仅有“艺术”这个维度是不够的，他的精神世界应该是多维度的，包括对社会、历史、物质、精神、哲学、心理等多方面的观照与审视。
　　埃德蒙·威尔逊为什么写作《到芬兰车站》这部皇皇巨著？大萧条后的时代背景是其一，一个重要的契机，是他与《资本论》的相遇。他把《资本论》当作一部文学著作读。在通读了德文原版《资本论》后，他被震撼了，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称马克思是一个“诗人”。他说整本书的结构，“凝重而昏暗”，好似德国特利尔郡那古罗马时期用砖头和花岗岩建造的大教堂，而在这巨大的框架外面游荡着的，从那墙面缝隙中向外溢着的，是欧洲北方的德国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的灵光。 　　他还说，马克思早期文笔阴冷，鲜见人性，曾让他惴惴不安，但只要穿过这本书开头较为抽象部分，就会感受到一种“史诗般的力量”，感受到它近乎完美的逻辑性与数学性。
　　他用火花般激情四溅的文笔写道：
　　这是一个让我们着迷的图景，一个让我们惊骇的图景，一个让我们极度震撼的图景——在器具还较为原始且仍颇具手工特点的封建社会，一个个新生事物崛起了：机器生产从无到有，资本像受了磁力作用一样往一起集中，这趋势蔓延着，摧毁着封建社会，并且以一种可怕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在不断加速，把这个社会分解再重组，再分解，再重组;过去的国与国之间的边境被打破，随着铁轨和起重机的延展，货品跨国越洋被送到了很远的地方，世界各地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处在不同文明中的人们被不由自主地拖进这个大体系中;他们搞不清楚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然而，他们的身心，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抱负，都已经无形地被改变。这一切的变化远不是用技术的发展能解释的，其实它并不是这种冷漠的非人的力量作用在人类身上带来的结果。这里有人的因素在作怪，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是人心胸中所能装下最暴躁的、最卑鄙的、最令人憎惡的狂热：对个人利益的攫取。”
　　这是对资本主义的抨击，然而，批评家的文学修辞却让它几乎成为一篇对机器和贸易的颂歌。当然，埃德蒙·威尔逊礼赞的对象，是美国人歇斯底里般恐惧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他看来，马克思来自一个还没有患病的世界，他把19世纪的浪漫主义情绪传播到了更博大深远的地方，是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中最了不起的一个，远胜雪莱、拜伦和缪塞，马克思和列宁主义乃是人文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是启蒙主义运动真正的第二次复兴。而他写作《到荷兰车站》，正是在一个繁华年代的末世，借助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传播的契机，为社会开出一剂药方，为大萧条后的美国社会注入活力和生机。对威尔逊来说，共产主义并不只局限于他书中所写的苏联，它是启蒙主义思想影响下人类精神的伟大事业，它能够激励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塑自我和社会，建立理想之国。他从不怀疑写下这本书时的诚实，他说自己从没有成为某些党派随意操纵的工具，写下这群人的梦想和故事，是因为自己还保持着思想的独立和对真理的由衷关切。

二

　　出于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埃德蒙·威尔逊从进入文场开始，就通过《纽约客》《名利场》等媒介就艺术和意识形态对大众发言，这使得后人在谈论公共知识分子时总喜欢拿他作为一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后，大学普及，专业化时代来临，知识分子可以置喙的公共性公间日益压缩，这个老派文人成了一个过往年代的标杆性人物，“每当人们开始悲叹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消失的时候，埃德蒙·威尔逊的名字就会被提起”。但也有同时代人说，威尔逊其实不是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比如说他很少参与选区投票，对新政也不作理睬。对此，他在晚年写《爱国者之血》时回应道，“我是故意的非政治，我试图达到政治的背后”。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考虑得太多，却很少愿意多从动物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美国历史上那场吞噬了无数人生命的内战：
　　战争是由神话蛊惑而起并受到动物性欲望的驱动，它是为权力的争斗。在19世纪，这是为统一和集权的争斗——在此争斗中人们如海里的蛞蝓一样互相吞噬。美国也同样受到这种扩张饥渴的驱动，而它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爱国者之血的历史。
　　这个自由派文人所关心的，其实是“大政治”，或曰“公共政治”。他一直是个政治的在场者，政治学是他的视野，行动力是他的目标，他从现实的政治层面超拔出来，上升到了关于整个人类道德、意志、理性、自由和秩序的探讨中去，这一切归因于他的写作。他写《想念戴茜》这样的小说，写《爱国者之血》《阿克瑟尔的城堡》这样的文学史论，也写《美国的地震》这样的非虚构，《到芬兰车站》这样气势磅礴的文体，依照文学史的经验更是无从归类。他提供了一个文人通过一支笔把自己送到时代潮流中去的典范，这一切归因于他的初衷，也归因于他所归附的强大的美国传统。一个学者的行动力最终还是得落实到他的笔端和思想，尽管威尔逊非常信从列宁的一句话，“经历革命要比书写革命更有益”，知识分子的战壕始终在书房，而不是街头和广场。
　　给历史的存在以诗性的表现，这或许是对《到芬兰车站》的作者最精到的概括，在一次谈话中，埃德蒙·威尔逊曾这样提及他写作的方法论：“写文学评论对我而言，永远意味着描述、戏剧性事件和不同价值观的比较和议论。”描述，戏剧性事件，这个评论家总是有着一颗不安的文学心。文学和历史，是威尔逊批评世界的两块基石，他所做的工作，是一块硬币的两个面向，即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历史的文学叙述。前者，可能来自于他一生服膺的法国历史学家兼批评家泰纳，当然还有同样杰出的批评家阿诺德的影响。和这两个前辈文人一样，埃德蒙·威尔逊的文字也有一种魔力，他对作家及其历史时期的概述有时可以匹敌甚至超越原作。在《一个谦虚的自我颂词》中，威尔逊回忆，正是泰纳引人入胜的评论使他走上了文学批评之路。“我所有的观点都受到泰纳的解释和叙述方法的影响，他对创作者本人的塑造就像塑造一个更壮阔的文化和社会历史场景中的人物”。
　　书中段落，凡落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思想家和革命者，每多细节，俱见精神。第二部第十三章，卡尔·马克思出场，尚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在特利尔镇的一个校园里写一篇关于青年如何选择职业的毕业论文。年轻人踌躇满志地写道，选择职业，最重要的是确定不会沦为只是他人的奴仆，一个人必须选择能为全体人类的职业，否则不如去当一个诗人或者学者，所以必须警惕，不要沉迷于抽象的思考。尔后，威尔逊写到，1848年前夕，马克思抛开旧的哲学问题准备展开他的革命事业了，在笔记中以一句话总结他对处境的看法：“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他把列宁来到圣彼得堡芬兰车站领导俄国革命，看作西方人文主义发展的必然，是人文主义最壮美的时刻：
　　1917年的列宁，带着用辩证法包装的维柯的上帝的残余，不用害怕罗马教皇或新教大会，也不确定控制社会是否像司机控制机车载他前往彼得格勒这么简单，他估算他的机遇精确到百分之一，他正处在一个伟大时刻的前夜，人类第一次，手上握着历史哲学的钥匙，要打开历史的锁。 　　在《阿克瑟尔的城堡》中，他用这种近乎创造的文风描述象征主义诗人科比埃尔：
　　他出生在航海之家，身为船长的父亲自己也写一些有关航海的故事。可是他却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放浪形骸的生活之路。……他或忧郁，或狂热，开口说话或哀叹不已，或不堪入耳，他穿上囚服自得其乐，或朝窗外放枪以示对村里唱诗班歌声的抗议。
　　而在《爱国者之血》这部同样有着史诗风格的评论集中，埃德蒙·威尔逊颇具策略地选取了政治家、士兵、记者、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对那段历史的回顾，把他们写下的有关内战的大量史料，包括传记、报道、言谈、小说、剧作等等重新进行组织，历史在他笔下获得了诗性的表现，而这些历史人物在他笔下也成为了文学人物。

三

　　这个左派文人的不过时，在于他没有成为某种主义的信徒，而是一直秉持着人文主义立场。他笔下的“芬兰车站”，就是一个“人性的总部”（the headquarters of humanity），而列宁乘坐德国火车来到这里，正意味着一代知识分子挣脱了自我中心的枷锁，“在战胜生命中的贪婪、恐惧和困惑方面取得了坚实的进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人生的楷模。
　　《到芬兰车站》视野开阔，气势磅礴，目光锐利，常人看来，他足不出户，竟把视野推到了苏联，聚焦于一群梦想家，堪称奇异。但在埃德蒙·威尔逊看来，这些人的伟大，正在于把梦想化作行动，他们的高尚之处，在于尽管他们出生于资产阶级，但却跳出了阶级局限性。他笔下的革命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仍然用资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观来打量他们。他们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接受其价值观的熏陶，并养成自己的个性，但与他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没有被出身固化，他们超越了原本所属的阶级并对之发起了革命。
　　在一封写给小说家多斯·帕索斯的信中，埃德蒙·威尔逊提到，或许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写作：“宽范围写作”和“窄范围写作”。他说的“宽范围写作”，是指那些对跨度较长的历史阶段和宽阔地域的人类生活的总体描述，是对人类经验的总结和普遍规律的探索，在他的批评谱系中，但丁、巴尔扎克、莎士比亚都属于这类作家。“窄范围写作”是指服务于某种特殊情境和为了即时利益和效果的写作，社论、演讲和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即属此类，那是一种没有准备好的写作，也是一种未能充分展开的写作。在他看来，海明威的那部被左派评论家追捧的《第五纵队》就属于“窄范围写作”，是一个小说家应景式的说教，和成名后不负责任的放任自流。尽管威尔逊是最早发现海明威写作才华的批评家，在海明威还是一个没出名的穷小子时就隆重地揄扬他，毫不吝啬地称他为美国写战争小说最好的作家，而对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发现与推崇，一度使他处身20世纪初美国文学生活的中心。
　　一个批评家最著名的作品，竟然是关于19、20世纪的一群梦想家和革命家的故事，这种“戏剧性”，似乎也是埃德蒙·威尔逊从自己的方法论里派生出来的。常人说他博学，是个通才，其实也只是他关注的东西更多，看到的东西也较常人更多。文学和历史是他的批评世界的两块基石，他站在这两块基石上，眺望着的，是“创造美和发现真理这些人类更伟大的事业”。
　　因此，他写人类精神史上这群影响最深广的人的梦想和愿景，写他们为实现这些梦想所作的行动，写他们如何为建构一个自认为的“更好的世界”作出的种种努力，哪怕这努力是可笑、徒劳，甚至是悲哀的，他写“梦想撩人的美丽”，也写梦醒后的残酷。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从来没有一本书把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后来的实践写得如此血肉丰满，又惊心动魄。他对人物的“同情之了解”，他的批评锋芒，他交响乐般磅礴的叙事和迷人的文学气质，暗合了我对观念史写作的一个期许。对中国革命史和文化史的写作，威尔逊应该是一个参照：阅读《到芬兰车站》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历史退场了，而生活上位了，因为——就像以赛亚·伯林说的——“他把自己的血写进了自己的书”。
　　至于书中写到的激励数代人去行动的社会主义信念，是人文主义的必然，还是在走向人文主义的反动，整个20世纪史都试图在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下去。但只要一个真正大同的世界尚未降临，公平和正义只是停留在口号和标语，权贵和资本的推土机下还有小草不屈的呻吟，革命的幽灵就会随处流转。在这个意义上，《到芬兰车站》这样的书是人类经验之书，也是先知之书，因为写下这本书的人对人类的状况进行了思考。诗人W·H·奥登说，他只为威尔逊而写作。这仅仅是出于对评论家才华的折服吗？不是，奥登服膺的是威尔逊的人文主义立场，他期望在自己的写作中延续这种立场：
　　“一个能够挽救自己，使自己不被淹没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会就自身的狀况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