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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晚上，不是什么节日，离宣布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过去了将近半个月，高密城的夜空中还有烟花腾起。
激情逐渐平息下来，一些冲动的言行，已经开始被反思。
莫言获奖给这个胶州半岛腹地的县级市带来了空前的荣光和机会，但清醒的人们知道那不等于现实，放卫星一般的口头规划受到了批评。不过，以诺贝尔奖为契机在全国树立高密个性鲜明的形象，仍然是官方紧锣密鼓的工作内容。
那个存在于莫言作品中的浓墨重彩、性格鲜明的高密，很难在这片一马平川、色调单一的土地上找到痕迹。
10月11日，高密一夜成名，它希望以此为起点寻找未来，更召唤过去。
分享荣光
晚上8点半，高密县城的餐厅已纷纷打烊。“红高粱”宾馆旁的一家本地菜馆，只剩下一桌客人，3个高密男子和1个东北女子。
男的在喝高粱酒，满满一小高脚杯两口就倒进了肚子，高密口音难以听懂，只听到疑似“莫言、莫言”的话不时从他们嘴里蹦出来。
女子是东北人，口音就很清楚。她不断引用着网上的语言：以后人们说起高密，不用再解释在青岛旁边，反而说起青岛，会说靠近诺贝尔奖得主莫言的家乡；听说莫言获奖以后，高密酒桌上的第一句话都是“为莫言老师干一杯”……
这些话让3名高密男子兴致很高，频频举杯。高密并不贫穷，近年来一直是全国百强县，但“高密”二字的地标意义从没像现在这般显赫。
一名男子谦逊地解释说，为莫言干杯不是普遍情况，但在文人堆里可能存在。因为莫言很平易近人，虽然他的地位很高，但跟高密城里许多文学爱好者都有很熟络的关系，从不摆架子。
翌日早晨，坐出租车去汽车站，司机朱师傅没有看客人一眼，面无表情地开着车。听说客人是去汽车站对面的莫言文学馆，他僵硬的态度开始融化。随着关于莫言的话题展开，他脸上开始泛起笑容，继而快速地答话，最后自己滔滔不绝起来。
朱师傅老家就在莫言家平安庄所在的大栏乡，离莫言家10几里地，莫言的年龄大概和朱师傅的父亲差不多，朱师傅还有一个小学的同学和莫言同村，他还知道莫言小学都没毕业。《红高粱》里著名的孙家口老石桥，和他家、莫言家构成一个斜三角形。说到这里，他差点双手离开方向盘来比划位置。
以前很少人会坐出租车去大栏乡，自从莫言获奖以后，大栏乡成了朱师傅和同行们常跑的方向。最火爆的两天里，平安庄附近的马路、桥面和一切车辆能到达的空地都成了停车场，平时坐出租车到平安庄只要50元左右，那时涨到200元，10月份是大部分司机收入最高的一个月。
高密的每一个人似乎一下子都和莫言有了关系。高密中医院的外科医生李晓辉，接诊过一个病人，妻子是莫言的表侄女，这个病人出院时送给李晓辉一本莫言亲笔签名的书；密水大街上结伴晒太阳的老头儿，对“莫言”一问三不知，最后听说是“那个作家”，马上如梦初醒地说，自己和他一样住在翰林院小区。
小区门口，还挂着祝贺莫言获奖的横幅。
一个品牌
在中国被认为最需要向国际社会展示软实力的时候，莫言适时地站到了前台。对于在发展过程中仍然有不少困惑待解的高密而言，他更是来得正是时候。
因此，他成了英雄。
然而莫言对追捧自己的这股热潮很忧虑，他在高密官方动员下百般不情愿地开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然后悄然收拾行装离开了高密。
激动的时候，有当地官员对莫言92岁的老父亲说，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已经不是你的屋子，（修缮旧居）你不同意不一定管用，并表示将要投入6.7亿元建旅游区，一年投入1000万元种万亩红高粱，“赔本也要种”。
这些话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后，高密市感到了巨大的压力。相比获奖后那几天，两周过后的高密已经冷静了许多。
为了防止官员再满嘴跑火车，市里规定官员不能再随便接受采访，全部口径归集到文广新局局长邵春生一条线上去。邵春生说那些都是高兴的过头话，谁也预料不到莫言会获奖，所以不可能两三天里就做出来一个旅游区的规划，这点儿时间连专家论证也不够用。
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则直白地表示，那是头脑发热、膨胀、好大喜功的表现，“上级都说高密发狂了”。
与莫言相交近20年的好友、诗人李丹平也曾狂喜忘形，但他厌恶那种把莫言获奖可能给高密带来的机遇当作了既成现实的言行—“那仅仅是釋放了一个信号！”
他说，高密的领导很高兴可以理解，虽然并不是他们的政绩，但有诺贝尔奖这块招牌在那放着，许多事情以前不敢想，现在是不是可以想想？
莫言获奖的时候，正是高密第三届红高粱文化节筹备之时，诺奖消息一公布，政府马上就调整了文化节方案，加入了更多莫言元素，其中包括把《檀香刑》改编为歌剧、请专家深度解读莫言作品等。作为一个县级市，以往邀请领导参加也很头疼，主要靠莫言帮忙，而现在，大人物容易请了，甚至有些人会不请自来。
“愿意来的，我们也不拒绝。”邵春生说。
莫言式“叛逆”
大栏乡平安庄，莫言那个破落的泥墙院子里空无一人。门锁着，北边的院墙被踩出一个口子，人们可以从这口子随意进出。院子里原本种着一些蔬菜，长着一些野草，这时已被踩得寸草不生，尖利的高跟鞋在地上扎出一个个深深的泥洞。
火爆的几日里，人们要分批进出。
“几间破房子，有什么好看的？”胶河大桥上一名被问路的高大男子回答说。平安庄的村民，包括莫言老父亲在内，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诺奖是个什么奖，只是看着那几日的记者阵势，知道这个奖一定挺大的，可能很不得了。给来客指点方向的时候，眉宇间也会挂上一丝自豪。
这就是李丹平说的，“高密已经不是以前的高密”，而是一个接受了莫言的高密。
1987年，《红高粱》拍成电影，在平安庄举行首映式，并在后来获得金熊奖，莫言名声大噪，但那时高密人并不喜欢莫言，甚至以莫言为耻。
“爷爷”是个土匪种，“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对“奶奶”的乳房肆无忌惮地描写，往高粱酒里撒尿以促进酒的醇化……这些内容，在高密人看来都是在丑化家乡，许多高密人甚至感到自己被贬低、被侮辱了。 同乡老头王文义性格怯懦，莫言在《红高粱》里半真半假地写了他一些有趣的事，结尾安排他死得很难看。王文义生前对莫言把自己“写死了”十分不满，莫言提了两瓶酒上门致歉，王文义要求他再去买两瓶酒，才不再计较。
后来在小说中，莫言就不再用能让自己文思泉涌的真名实姓，以避免麻烦，但“高密东北乡”，几乎贯穿于他那些最知名的小说，小说里常常有一些极端丑陋的描写，仍然让高密人反感。《金发婴儿》、《酒国》、《丰乳肥臀》出版，都是一片哗然，四面攻击。
李丹平说，那时的官方，對莫言作品也基本持排斥态度。
莫言的笔比时代跑得快太多，《红高粱》里描述余占鳌在高粱地里劫下“奶奶”，迅速“野合”，当时的未婚青年甚至搞不清楚他在用“刚劲的动作”折腾些什么，社会对性还是一个集体好奇又躲闪的年代。
而具体到高密，人们还生活在齐鲁文化正统的一面里，而莫言似乎独自走向了浪漫的一面。“鲁”是周文化，捍卫着正统，“齐”是东夷文化，挥发着浪漫，这和高密既地处内陆又临近海岸的地理环境形成对应。数十年的封闭，使得“鲁”盛“齐”微，莫言的浪漫天分一展现出来，就被视为对传统伦理价值的肆意挑战。
即使是获得诺奖以后，民间也还有不少人对莫言持“不予置评”的态度，他们承认莫言获奖对高密的确是一大贡献，但仍坚持自己对其作品的看法。
莫言获奖以后，极力保持低调，忧心于更多的人会故意挑刺、跟他为难、找他麻烦。
高密在哪儿
至少高密人不会再找莫言的麻烦，地方精英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在地图上清晰地标记出高密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高密市疾控中心的传达室里，保安老任悠闲地吸着烟，收音机里咿咿呀呀播着高密茂腔。他说，高密没有什么好看，全市没有一座山，到处都平平整整；河倒是有两条，但沿岸也没什么风景。
高密的文化底蕴极其深厚，人们用“三贤四宝”来概括其文化代表。“三贤”是历史名人，齐相晏婴，东汉大经学家郑玄和清代大学士刘墉。“四宝”是民间艺术，茂腔、剪纸、泥塑和扑灰年画。除此之外，还有乾嘉时代赫赫有名的“高密诗派”，以及科举时代长长的进士名单。这些资源，足以支撑起高密人在文化上的强大内心。然而尴尬的是，在外面，还是没有多少人知道高密。
年轻人在外头介绍自己的家乡，常常会说是“青岛高密市”，一方面高密人对划归青岛心存期待，另一方面则反映着现在的家乡认同困惑。高密被称为“青岛后花园”，莫言家乡所在的胶河疏港物流园，也是为青岛港发展而配套，离开了青岛，高密不知道自己在哪。
民间艺术“四宝”中的泥塑、剪纸和扑灰年画，是有潜力在旅游经济中发挥出强大的现代价值的，只是高密一直缺乏一个能够把旅游经济撑起来的支点。此前高密曾经极力打造晏子这一文化品牌，但折腾多年成效极微。2010年，转而从莫言及其作品上寻找突破口，举办了红高粱文化节，但连续办了两届，基本上也是文化上的自娱自乐，经济上没什么戏可唱。
一说莫言都知道，一说高密都摇头。邵春生感慨，一个地方没有名气，谁都做不好。
直到莫言获奖，“高密”不再需要用其它地名来定义，“人们终于弄清楚了莫言和高密、高密和红高粱、红高粱和莫言的关系”。
高密人感觉到，天地一下子宽了起来。高密的红高粱和别处的红高粱并无不同，但此刻似乎凝聚着高密的特异个性。
高粱的神往
高密“东北乡”，玉米都收完了，目光所及除了房屋就是白杨树，四野都是灰蒙蒙的颜色，没什么会挑逗视觉。
在以往，红高粱是这片土地上唯一能夺目的颜色。如果有高粱，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
但高密已经数十年没有栽种高粱了，1986年拍《红高粱》的时候，临时种了40亩，那是高密的最后一批高粱。
在莫言的作品中，高粱总是人格化的，甚至神格化的，《红高粱家族》中的“魔幻”色彩，大部分靠高粱来承载。高粱高大的身躯，浩瀚无边的排场，让英雄和土匪在这片没有森林的土地上都有了出没的舞台，同时也给平原上的人们更多神秘朦胧、驰骋想象的空间；高粱酿出的烈酒，和齐鲁文化一起养成了高密人火烈烈的性格，既忠诚又反叛，既有匪气又有霸气，内心十分坚强，什么都不害怕。
以前高密种高粱，是因为地势低洼，经常洪涝成灾，高粱高大，穗子不容易被浸泡，而且能够在水中成活。新中国成立后，开挖河渠，兴修水利，加之降雨量减少，高密告别了洪涝，同时也告别了高粱，更具经济价值的玉米、小麦、花生、大豆取而代之。
与高粱联系着的人之性情，似乎也随之衰退，“王八蛋”和“英雄好汉”都一起减少。
70年代，高粱还是大量种植，但产量太低、经济效益不高的缺点已经凸现出来，此时高粱在高密的命运面临最后一次考验。莫言的大哥管谟贤说，当时为了增产，高密人曾经去海南岛引进一种多穗高粱，但是实在太难吃，做出的窝窝头硬得像石头一样，能砸得死狗。
高粱在高密的历史由此终结，而莫言的童年也已经过去，穿上军装离开了故土。他记忆中的家乡，一直是高粱遍地、豪杰如云、大开大合的。莫言曾不止一次地在作品中暗示，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高密人精神，正在被功利和趋附所取代。在《丰乳肥臀》中他就通过上官鲁氏之口慨叹：“这样的人，从前的岁月里，隔上10年8年就会出一个，今后，怕是要绝种了。”
高密那些理性的官员、学者们不赞成“投入6.7亿种高粱”的叫嚷，但他们都不反对种高粱，“只要能自己养活自己，就可以考虑”。发展旅游带动经济诚然是题中之义，在他们看来，如果能以高粱为基础，以莫言小说中的饮食、民间工艺和人物形象为衍生产品拉出来一条旅游、文化产业链，高密的经济和形象都会改观。
而对莫言小说中色彩浓烈的背景画面、令人热血上涌的高密性格的向往，也让他们对高粱无法拒绝，高粱似乎成为了一种召唤过去的旗幡。
陌生的故乡
莫言曾被称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尽管这一概括不见得被普遍认同。在他一长串的作品清单上，大部分的故事背景都定格在高密，并具体到“高密东北乡”。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第一次读到《透明的红萝卜》，就认定作者一定是家乡人，因为里面的人物性格和生活习惯，都散发着浓烈的高密味道。
然而那是过去的高密，后来莫言众多直接使用真实地名“高密”的作品里，高密人的性格都是浓墨重彩的，但也都是记忆中的样子了。
李丹平说，莫言并不熟悉现在的高密，他年轻时就离开了家乡，并曾发誓不再回来，现在他不上网、不看电视，他只活在自己构建的王国里，这个王国基于对高密生活的精准和鲜活的记忆。现在的高密，已经让他感到陌生。
在浪漫不羁、自由奔放的齐文化传统里，人们对上天、自然、动物、植物都有着强烈的敬畏，发展成为独具性格的动植物崇拜，这在莫言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刀劈断高粱，也会渗出淋漓的鲜血。研究者不否认的是，这里有愚昧的因素在，但这种一直传承着、很少人愿意去质疑的愚昧，也为高密人设置了精神的底线，一旦触碰这些底线，血性就会张扬出来，“王八蛋”也会突然变成“英雄好汉”。
8月26日下午，高速列车从开阔的庄稼地中穿过，低头劳作着的农人头也不抬一下。在德占时期，高密人认为德国人修筑铁路，火车往来会污染沿线的土地，影响到神圣的庄稼，百姓因此奋起反抗，《檀香刑》就是以这一历史故事为原本。在庄稼面前，血性蓬勃汹涌。而随着那些“愚顽”的意识被现代知识冲淡和破除，精神底线也一一被拔掉，越来越少的东西能激发出高密人的匪霸之气了。
莫言的书在“寻根”，高密知识分子心里其实也有一种集体的“寻根”需求，莫言的获奖豁开一个口子，让这种潜藏的需求开始向现实溢出。
现在，在一个诱惑的时代，只剩下粗俗的口语还勾带着高密蛮性毕露、自由张扬的性格。
10月26日中午12点，高密利群路。一名拖着行李箱的女子伸手拦车，出租车停了下来。女子试图把行李箱放进汽车后备箱，但司机安坐不动，从车窗伸出脑袋来大叫着指导。反复多次仍然打不开，司机一踩油门箭一般射出去，回头骂了一声：傻×，操！
女子也在车后跳脚大骂：驴日的，别让老娘再见到你……
激情逐渐平息下来，一些冲动的言行，已经开始被反思。
莫言获奖给这个胶州半岛腹地的县级市带来了空前的荣光和机会，但清醒的人们知道那不等于现实，放卫星一般的口头规划受到了批评。不过，以诺贝尔奖为契机在全国树立高密个性鲜明的形象，仍然是官方紧锣密鼓的工作内容。
那个存在于莫言作品中的浓墨重彩、性格鲜明的高密，很难在这片一马平川、色调单一的土地上找到痕迹。
10月11日，高密一夜成名，它希望以此为起点寻找未来，更召唤过去。
分享荣光
晚上8点半，高密县城的餐厅已纷纷打烊。“红高粱”宾馆旁的一家本地菜馆，只剩下一桌客人，3个高密男子和1个东北女子。
男的在喝高粱酒，满满一小高脚杯两口就倒进了肚子，高密口音难以听懂，只听到疑似“莫言、莫言”的话不时从他们嘴里蹦出来。
女子是东北人，口音就很清楚。她不断引用着网上的语言：以后人们说起高密，不用再解释在青岛旁边，反而说起青岛，会说靠近诺贝尔奖得主莫言的家乡；听说莫言获奖以后，高密酒桌上的第一句话都是“为莫言老师干一杯”……
这些话让3名高密男子兴致很高，频频举杯。高密并不贫穷，近年来一直是全国百强县，但“高密”二字的地标意义从没像现在这般显赫。
一名男子谦逊地解释说，为莫言干杯不是普遍情况，但在文人堆里可能存在。因为莫言很平易近人，虽然他的地位很高，但跟高密城里许多文学爱好者都有很熟络的关系，从不摆架子。
翌日早晨，坐出租车去汽车站，司机朱师傅没有看客人一眼，面无表情地开着车。听说客人是去汽车站对面的莫言文学馆，他僵硬的态度开始融化。随着关于莫言的话题展开，他脸上开始泛起笑容，继而快速地答话，最后自己滔滔不绝起来。
朱师傅老家就在莫言家平安庄所在的大栏乡，离莫言家10几里地，莫言的年龄大概和朱师傅的父亲差不多，朱师傅还有一个小学的同学和莫言同村，他还知道莫言小学都没毕业。《红高粱》里著名的孙家口老石桥，和他家、莫言家构成一个斜三角形。说到这里，他差点双手离开方向盘来比划位置。
以前很少人会坐出租车去大栏乡，自从莫言获奖以后，大栏乡成了朱师傅和同行们常跑的方向。最火爆的两天里，平安庄附近的马路、桥面和一切车辆能到达的空地都成了停车场，平时坐出租车到平安庄只要50元左右，那时涨到200元，10月份是大部分司机收入最高的一个月。
高密的每一个人似乎一下子都和莫言有了关系。高密中医院的外科医生李晓辉，接诊过一个病人，妻子是莫言的表侄女，这个病人出院时送给李晓辉一本莫言亲笔签名的书；密水大街上结伴晒太阳的老头儿，对“莫言”一问三不知，最后听说是“那个作家”，马上如梦初醒地说，自己和他一样住在翰林院小区。
小区门口，还挂着祝贺莫言获奖的横幅。
一个品牌
在中国被认为最需要向国际社会展示软实力的时候，莫言适时地站到了前台。对于在发展过程中仍然有不少困惑待解的高密而言，他更是来得正是时候。
因此，他成了英雄。
然而莫言对追捧自己的这股热潮很忧虑，他在高密官方动员下百般不情愿地开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然后悄然收拾行装离开了高密。
激动的时候，有当地官员对莫言92岁的老父亲说，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已经不是你的屋子，（修缮旧居）你不同意不一定管用，并表示将要投入6.7亿元建旅游区，一年投入1000万元种万亩红高粱，“赔本也要种”。
这些话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后，高密市感到了巨大的压力。相比获奖后那几天，两周过后的高密已经冷静了许多。
为了防止官员再满嘴跑火车，市里规定官员不能再随便接受采访，全部口径归集到文广新局局长邵春生一条线上去。邵春生说那些都是高兴的过头话，谁也预料不到莫言会获奖，所以不可能两三天里就做出来一个旅游区的规划，这点儿时间连专家论证也不够用。
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则直白地表示，那是头脑发热、膨胀、好大喜功的表现，“上级都说高密发狂了”。
与莫言相交近20年的好友、诗人李丹平也曾狂喜忘形，但他厌恶那种把莫言获奖可能给高密带来的机遇当作了既成现实的言行—“那仅仅是釋放了一个信号！”
他说，高密的领导很高兴可以理解，虽然并不是他们的政绩，但有诺贝尔奖这块招牌在那放着，许多事情以前不敢想，现在是不是可以想想？
莫言获奖的时候，正是高密第三届红高粱文化节筹备之时，诺奖消息一公布，政府马上就调整了文化节方案，加入了更多莫言元素，其中包括把《檀香刑》改编为歌剧、请专家深度解读莫言作品等。作为一个县级市，以往邀请领导参加也很头疼，主要靠莫言帮忙，而现在，大人物容易请了，甚至有些人会不请自来。
“愿意来的，我们也不拒绝。”邵春生说。
莫言式“叛逆”
大栏乡平安庄，莫言那个破落的泥墙院子里空无一人。门锁着，北边的院墙被踩出一个口子，人们可以从这口子随意进出。院子里原本种着一些蔬菜，长着一些野草，这时已被踩得寸草不生，尖利的高跟鞋在地上扎出一个个深深的泥洞。
火爆的几日里，人们要分批进出。
“几间破房子，有什么好看的？”胶河大桥上一名被问路的高大男子回答说。平安庄的村民，包括莫言老父亲在内，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诺奖是个什么奖，只是看着那几日的记者阵势，知道这个奖一定挺大的，可能很不得了。给来客指点方向的时候，眉宇间也会挂上一丝自豪。
这就是李丹平说的，“高密已经不是以前的高密”，而是一个接受了莫言的高密。
1987年，《红高粱》拍成电影，在平安庄举行首映式，并在后来获得金熊奖，莫言名声大噪，但那时高密人并不喜欢莫言，甚至以莫言为耻。
“爷爷”是个土匪种，“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对“奶奶”的乳房肆无忌惮地描写，往高粱酒里撒尿以促进酒的醇化……这些内容，在高密人看来都是在丑化家乡，许多高密人甚至感到自己被贬低、被侮辱了。 同乡老头王文义性格怯懦，莫言在《红高粱》里半真半假地写了他一些有趣的事，结尾安排他死得很难看。王文义生前对莫言把自己“写死了”十分不满，莫言提了两瓶酒上门致歉，王文义要求他再去买两瓶酒，才不再计较。
后来在小说中，莫言就不再用能让自己文思泉涌的真名实姓，以避免麻烦，但“高密东北乡”，几乎贯穿于他那些最知名的小说，小说里常常有一些极端丑陋的描写，仍然让高密人反感。《金发婴儿》、《酒国》、《丰乳肥臀》出版，都是一片哗然，四面攻击。
李丹平说，那时的官方，對莫言作品也基本持排斥态度。
莫言的笔比时代跑得快太多，《红高粱》里描述余占鳌在高粱地里劫下“奶奶”，迅速“野合”，当时的未婚青年甚至搞不清楚他在用“刚劲的动作”折腾些什么，社会对性还是一个集体好奇又躲闪的年代。
而具体到高密，人们还生活在齐鲁文化正统的一面里，而莫言似乎独自走向了浪漫的一面。“鲁”是周文化，捍卫着正统，“齐”是东夷文化，挥发着浪漫，这和高密既地处内陆又临近海岸的地理环境形成对应。数十年的封闭，使得“鲁”盛“齐”微，莫言的浪漫天分一展现出来，就被视为对传统伦理价值的肆意挑战。
即使是获得诺奖以后，民间也还有不少人对莫言持“不予置评”的态度，他们承认莫言获奖对高密的确是一大贡献，但仍坚持自己对其作品的看法。
莫言获奖以后，极力保持低调，忧心于更多的人会故意挑刺、跟他为难、找他麻烦。
高密在哪儿
至少高密人不会再找莫言的麻烦，地方精英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在地图上清晰地标记出高密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高密市疾控中心的传达室里，保安老任悠闲地吸着烟，收音机里咿咿呀呀播着高密茂腔。他说，高密没有什么好看，全市没有一座山，到处都平平整整；河倒是有两条，但沿岸也没什么风景。
高密的文化底蕴极其深厚，人们用“三贤四宝”来概括其文化代表。“三贤”是历史名人，齐相晏婴，东汉大经学家郑玄和清代大学士刘墉。“四宝”是民间艺术，茂腔、剪纸、泥塑和扑灰年画。除此之外，还有乾嘉时代赫赫有名的“高密诗派”，以及科举时代长长的进士名单。这些资源，足以支撑起高密人在文化上的强大内心。然而尴尬的是，在外面，还是没有多少人知道高密。
年轻人在外头介绍自己的家乡，常常会说是“青岛高密市”，一方面高密人对划归青岛心存期待，另一方面则反映着现在的家乡认同困惑。高密被称为“青岛后花园”，莫言家乡所在的胶河疏港物流园，也是为青岛港发展而配套，离开了青岛，高密不知道自己在哪。
民间艺术“四宝”中的泥塑、剪纸和扑灰年画，是有潜力在旅游经济中发挥出强大的现代价值的，只是高密一直缺乏一个能够把旅游经济撑起来的支点。此前高密曾经极力打造晏子这一文化品牌，但折腾多年成效极微。2010年，转而从莫言及其作品上寻找突破口，举办了红高粱文化节，但连续办了两届，基本上也是文化上的自娱自乐，经济上没什么戏可唱。
一说莫言都知道，一说高密都摇头。邵春生感慨，一个地方没有名气，谁都做不好。
直到莫言获奖，“高密”不再需要用其它地名来定义，“人们终于弄清楚了莫言和高密、高密和红高粱、红高粱和莫言的关系”。
高密人感觉到，天地一下子宽了起来。高密的红高粱和别处的红高粱并无不同，但此刻似乎凝聚着高密的特异个性。
高粱的神往
高密“东北乡”，玉米都收完了，目光所及除了房屋就是白杨树，四野都是灰蒙蒙的颜色，没什么会挑逗视觉。
在以往，红高粱是这片土地上唯一能夺目的颜色。如果有高粱，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
但高密已经数十年没有栽种高粱了，1986年拍《红高粱》的时候，临时种了40亩，那是高密的最后一批高粱。
在莫言的作品中，高粱总是人格化的，甚至神格化的，《红高粱家族》中的“魔幻”色彩，大部分靠高粱来承载。高粱高大的身躯，浩瀚无边的排场，让英雄和土匪在这片没有森林的土地上都有了出没的舞台，同时也给平原上的人们更多神秘朦胧、驰骋想象的空间；高粱酿出的烈酒，和齐鲁文化一起养成了高密人火烈烈的性格，既忠诚又反叛，既有匪气又有霸气，内心十分坚强，什么都不害怕。
以前高密种高粱，是因为地势低洼，经常洪涝成灾，高粱高大，穗子不容易被浸泡，而且能够在水中成活。新中国成立后，开挖河渠，兴修水利，加之降雨量减少，高密告别了洪涝，同时也告别了高粱，更具经济价值的玉米、小麦、花生、大豆取而代之。
与高粱联系着的人之性情，似乎也随之衰退，“王八蛋”和“英雄好汉”都一起减少。
70年代，高粱还是大量种植，但产量太低、经济效益不高的缺点已经凸现出来，此时高粱在高密的命运面临最后一次考验。莫言的大哥管谟贤说，当时为了增产，高密人曾经去海南岛引进一种多穗高粱，但是实在太难吃，做出的窝窝头硬得像石头一样，能砸得死狗。
高粱在高密的历史由此终结，而莫言的童年也已经过去，穿上军装离开了故土。他记忆中的家乡，一直是高粱遍地、豪杰如云、大开大合的。莫言曾不止一次地在作品中暗示，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高密人精神，正在被功利和趋附所取代。在《丰乳肥臀》中他就通过上官鲁氏之口慨叹：“这样的人，从前的岁月里，隔上10年8年就会出一个，今后，怕是要绝种了。”
高密那些理性的官员、学者们不赞成“投入6.7亿种高粱”的叫嚷，但他们都不反对种高粱，“只要能自己养活自己，就可以考虑”。发展旅游带动经济诚然是题中之义，在他们看来，如果能以高粱为基础，以莫言小说中的饮食、民间工艺和人物形象为衍生产品拉出来一条旅游、文化产业链，高密的经济和形象都会改观。
而对莫言小说中色彩浓烈的背景画面、令人热血上涌的高密性格的向往，也让他们对高粱无法拒绝，高粱似乎成为了一种召唤过去的旗幡。
陌生的故乡
莫言曾被称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尽管这一概括不见得被普遍认同。在他一长串的作品清单上，大部分的故事背景都定格在高密，并具体到“高密东北乡”。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第一次读到《透明的红萝卜》，就认定作者一定是家乡人，因为里面的人物性格和生活习惯，都散发着浓烈的高密味道。
然而那是过去的高密，后来莫言众多直接使用真实地名“高密”的作品里，高密人的性格都是浓墨重彩的，但也都是记忆中的样子了。
李丹平说，莫言并不熟悉现在的高密，他年轻时就离开了家乡，并曾发誓不再回来，现在他不上网、不看电视，他只活在自己构建的王国里，这个王国基于对高密生活的精准和鲜活的记忆。现在的高密，已经让他感到陌生。
在浪漫不羁、自由奔放的齐文化传统里，人们对上天、自然、动物、植物都有着强烈的敬畏，发展成为独具性格的动植物崇拜，这在莫言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刀劈断高粱，也会渗出淋漓的鲜血。研究者不否认的是，这里有愚昧的因素在，但这种一直传承着、很少人愿意去质疑的愚昧，也为高密人设置了精神的底线，一旦触碰这些底线，血性就会张扬出来，“王八蛋”也会突然变成“英雄好汉”。
8月26日下午，高速列车从开阔的庄稼地中穿过，低头劳作着的农人头也不抬一下。在德占时期，高密人认为德国人修筑铁路，火车往来会污染沿线的土地，影响到神圣的庄稼，百姓因此奋起反抗，《檀香刑》就是以这一历史故事为原本。在庄稼面前，血性蓬勃汹涌。而随着那些“愚顽”的意识被现代知识冲淡和破除，精神底线也一一被拔掉，越来越少的东西能激发出高密人的匪霸之气了。
莫言的书在“寻根”，高密知识分子心里其实也有一种集体的“寻根”需求，莫言的获奖豁开一个口子，让这种潜藏的需求开始向现实溢出。
现在，在一个诱惑的时代，只剩下粗俗的口语还勾带着高密蛮性毕露、自由张扬的性格。
10月26日中午12点，高密利群路。一名拖着行李箱的女子伸手拦车，出租车停了下来。女子试图把行李箱放进汽车后备箱，但司机安坐不动，从车窗伸出脑袋来大叫着指导。反复多次仍然打不开，司机一踩油门箭一般射出去，回头骂了一声：傻×，操！
女子也在车后跳脚大骂：驴日的，别让老娘再见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