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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小说家西奥多·德莱赛与中国话剧剧作家曹禺同为二十世纪初的文坛巨匠。二人的创作视角却不约而同地瞄准了社会变革期间渴望从家庭牢笼中挣脱出来的女性，两人笔下的角色嘉莉和陈白露就是这种力求解放自我的女性形象。二人的性格和经历都很相似，又都是极其聪明的女人，她们渴望利用男人登上上流社会，却最终都无法摆脱被男人利用、被金钱吞噬的命运，本文着重分析了在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至上的黑暗社会下的两位女性的命运走向。
【关键词】解放自我 女性形象 黑暗社会 命运走向
嘉莉和陈白露分别是德莱赛笔下《嘉莉妹妹》和曹禺笔下《日出》中的人物，是两位年轻的女性。虽然她们处在不同的国度和时代，可生活在动荡社会中的她们，却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的追求与命运。
嘉莉从一个不谙世事的乡下姑娘到红极一时的明星，她命运辗转的每一步无不深深地打上了社会的烙印。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过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正处于一片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之中。一方面，一些金融寡头如卡耐基、洛克非勒等贪婪地聚资敛财；另一方面，一群无依无靠的无产阶级移民和同样衣食无着的农民大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城市里，想靠碰运气来实现他们的希望和梦想。而在只有五十多万人口、却具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的抱负、胆量和活力的芝加哥，日益增多的经商机会使它名声遠扬，使它成为一块硕大的磁石，从四面八方吸引来了充满希望和绝望的人们，这也就有了嘉莉命运锁链中的第一步。身无分文的嘉莉在芝加哥的人海里浮沉，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自己是不可能的，她迈出了人生冒险中的第二步。嘉莉终于成功了，在一个浮光掠影的虚华的社会里。当时社会上已形成了不择手段地道求财富的风气。“个人奋斗”更是助长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这正是现代人的命运，他们的性格是由贫困所塑造，而由‘社会’来完成的。”
德莱塞塑造这样一个偶然成功的嘉莉妹妹的形象，不能不说是匠心独具。他用最有力的笔触深刻揭露了“美国式幻想”的虚无，把资本主义世界所谓的“高度”的物质文明和极度的精神空虚真实地再现出来，宜布了对于美国生活方式的幻想的破产。而陈白露形象的塑造则深刻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
陈白露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金八、潘月亭之流正在金钱的光晕中大肆挥霍，放荡地生活着。他们认为“人不能没有钱，没有钱就不要活着。穷了就是犯罪，不如死。”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陈白露也曾怀着美好的希望和自己热恋的人结婚，最终却成了名噪一时的高级妓女，她就像寓言中那习惯于金丝笼的鸟，已失掉在自由的树林里盘旋的能力和兴趣，又回到自己的丑恶的生活圈子里。社会于她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人无异于老虎面对口中食：造物主赋予老虎以强大的生命力，使得老虎可以让自己的本能和欲念随时得以实现，它只要口中食为它所用，不断地满足它。陈白露就这样像一抹风中的纤草被吞噬了，她的悲剧也正是那一时代的悲剧。
德莱塞和曹禺，两位严谨的艺术大师各自通过两位为社会所吞噬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深刻揭示了“金钱至上”的当时社会的本质。嘉莉妹妹的形象从反面否定了美国的所谓“人人都能发财致富”的言论，深刻揭示了当时的美国社会是有钱人的社会，幻想一夜之间成为富翁是虚无飘渺的。陈白露的形象则有力抨击了当时社会的罪恶——有钱人主宰一切。从这一点来说，两个形象的塑造较之于各自当时的社会是有普遍意义的。
两位充满幻想与追求的女性，一个上演了一出失败者的悲剧，另一个则展示了一出成功者的悲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更进一步的思索。德莱塞通过一部《嘉莉妹妹》揭示了当时美国社会资产阶级的上升繁荣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贫穷、困苦基础上的。而《日出》展示的却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图景：集30年代的旧中国封建主义、新兴的资本主义及有民主和革命思想的无产阶级于一身。嘉莉与陈白露都生活在一个自私自利的社会环境里，腐朽糜烂的上层社会于她们就好比是“冒险家的乐园”。金钱、享乐在向她们招手；有钱有势的人们视她们为玩物，微笑着逼她们堕落，自己以前生活的贫穷和脑子里本能的享受思想激烈地斗争着，于是她们不顾自己的柔弱和一无所长而迈进了光怪陆离的圈子里，当然她们是付出了极大的肉体和灵魂的代价的。而污浊的当时社会是不以道德沦丧为意的，甚而至于有钱就有道德，就有一切。嘉莉和陈白露终究摆脱不了自己思想上的动摇，一经遇到选择，她们的阶级属性立刻显现出来了。而最终的性质不同的失败也意味着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
这样一种结果不仅是作者塑造人物形象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作者自己思想意识的反映。
德莱赛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无产阶级倾向性，但他对工人阶级的运动认识不足，苦闷、彷徨，找不到正确的出路，憎恨又屈服于当时环境的压力，认为“弱肉强食”是不可抗拒的，因而他笔下的嘉莉也一味地苦闷、彷徨，从未看清自己和周围环境，而只在懵懵懂懂之中成了上层社会的玩弄对象，可以肆意地被塑造，被捧起或抛弃。曹禺于写《日出》之时已开始觉悟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可中国当时各种恶势力还是相当大的，他也只能尽一个文人的所能，塑造一个暗示人们为争取自己的太阳而斗争，而屈服于邪恶就只能招致灭亡的人物形象。两位作家都通过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表达了自己心底的愿望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厌恶。正如高尔基所说：“艺术的本质是赞成和反对的斗争，漠不关心的艺术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因而人不是照相机，他不是‘摄照’现实。他或是确定现实，或是改变现实，毁灭现实。”
两位作家都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深刻地揭露并鞭挞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奉各自作品以永恒的现实主义魅力！
参考文献：
[1]张兵.儿女笔墨社会大观.
【关键词】解放自我 女性形象 黑暗社会 命运走向
嘉莉和陈白露分别是德莱赛笔下《嘉莉妹妹》和曹禺笔下《日出》中的人物，是两位年轻的女性。虽然她们处在不同的国度和时代，可生活在动荡社会中的她们，却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的追求与命运。
嘉莉从一个不谙世事的乡下姑娘到红极一时的明星，她命运辗转的每一步无不深深地打上了社会的烙印。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过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正处于一片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之中。一方面，一些金融寡头如卡耐基、洛克非勒等贪婪地聚资敛财；另一方面，一群无依无靠的无产阶级移民和同样衣食无着的农民大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城市里，想靠碰运气来实现他们的希望和梦想。而在只有五十多万人口、却具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的抱负、胆量和活力的芝加哥，日益增多的经商机会使它名声遠扬，使它成为一块硕大的磁石，从四面八方吸引来了充满希望和绝望的人们，这也就有了嘉莉命运锁链中的第一步。身无分文的嘉莉在芝加哥的人海里浮沉，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自己是不可能的，她迈出了人生冒险中的第二步。嘉莉终于成功了，在一个浮光掠影的虚华的社会里。当时社会上已形成了不择手段地道求财富的风气。“个人奋斗”更是助长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这正是现代人的命运，他们的性格是由贫困所塑造，而由‘社会’来完成的。”
德莱塞塑造这样一个偶然成功的嘉莉妹妹的形象，不能不说是匠心独具。他用最有力的笔触深刻揭露了“美国式幻想”的虚无，把资本主义世界所谓的“高度”的物质文明和极度的精神空虚真实地再现出来，宜布了对于美国生活方式的幻想的破产。而陈白露形象的塑造则深刻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
陈白露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金八、潘月亭之流正在金钱的光晕中大肆挥霍，放荡地生活着。他们认为“人不能没有钱，没有钱就不要活着。穷了就是犯罪，不如死。”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陈白露也曾怀着美好的希望和自己热恋的人结婚，最终却成了名噪一时的高级妓女，她就像寓言中那习惯于金丝笼的鸟，已失掉在自由的树林里盘旋的能力和兴趣，又回到自己的丑恶的生活圈子里。社会于她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人无异于老虎面对口中食：造物主赋予老虎以强大的生命力，使得老虎可以让自己的本能和欲念随时得以实现，它只要口中食为它所用，不断地满足它。陈白露就这样像一抹风中的纤草被吞噬了，她的悲剧也正是那一时代的悲剧。
德莱塞和曹禺，两位严谨的艺术大师各自通过两位为社会所吞噬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深刻揭示了“金钱至上”的当时社会的本质。嘉莉妹妹的形象从反面否定了美国的所谓“人人都能发财致富”的言论，深刻揭示了当时的美国社会是有钱人的社会，幻想一夜之间成为富翁是虚无飘渺的。陈白露的形象则有力抨击了当时社会的罪恶——有钱人主宰一切。从这一点来说，两个形象的塑造较之于各自当时的社会是有普遍意义的。
两位充满幻想与追求的女性，一个上演了一出失败者的悲剧，另一个则展示了一出成功者的悲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更进一步的思索。德莱塞通过一部《嘉莉妹妹》揭示了当时美国社会资产阶级的上升繁荣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贫穷、困苦基础上的。而《日出》展示的却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图景：集30年代的旧中国封建主义、新兴的资本主义及有民主和革命思想的无产阶级于一身。嘉莉与陈白露都生活在一个自私自利的社会环境里，腐朽糜烂的上层社会于她们就好比是“冒险家的乐园”。金钱、享乐在向她们招手；有钱有势的人们视她们为玩物，微笑着逼她们堕落，自己以前生活的贫穷和脑子里本能的享受思想激烈地斗争着，于是她们不顾自己的柔弱和一无所长而迈进了光怪陆离的圈子里，当然她们是付出了极大的肉体和灵魂的代价的。而污浊的当时社会是不以道德沦丧为意的，甚而至于有钱就有道德，就有一切。嘉莉和陈白露终究摆脱不了自己思想上的动摇，一经遇到选择，她们的阶级属性立刻显现出来了。而最终的性质不同的失败也意味着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
这样一种结果不仅是作者塑造人物形象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作者自己思想意识的反映。
德莱赛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无产阶级倾向性，但他对工人阶级的运动认识不足，苦闷、彷徨，找不到正确的出路，憎恨又屈服于当时环境的压力，认为“弱肉强食”是不可抗拒的，因而他笔下的嘉莉也一味地苦闷、彷徨，从未看清自己和周围环境，而只在懵懵懂懂之中成了上层社会的玩弄对象，可以肆意地被塑造，被捧起或抛弃。曹禺于写《日出》之时已开始觉悟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可中国当时各种恶势力还是相当大的，他也只能尽一个文人的所能，塑造一个暗示人们为争取自己的太阳而斗争，而屈服于邪恶就只能招致灭亡的人物形象。两位作家都通过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表达了自己心底的愿望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厌恶。正如高尔基所说：“艺术的本质是赞成和反对的斗争，漠不关心的艺术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因而人不是照相机，他不是‘摄照’现实。他或是确定现实，或是改变现实，毁灭现实。”
两位作家都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深刻地揭露并鞭挞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奉各自作品以永恒的现实主义魅力！
参考文献：
[1]张兵.儿女笔墨社会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