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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北击匈奴，控制了通向西域的河西走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通过张骞两次出使，终于打通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从那以后，在这条通道上，东方的丝绸制品源源不断输往中亚、西亚，最终抵达遥远的欧洲。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此后，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约定俗成的统称。
在中国的版图上，西北的大漠孤烟直和东南的海上生明月之间，路途漫漫，关山重重。土生土长的沿海人擅长舟楫，观天象识海路，加上夏冬季风助航，更增加了海路的便捷。“丝绸之路”开辟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业已形成。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海路交通的大动脉，尤其唐朝以后，中国和东南亚的来往越来越密切，中西间的贸易也利用这条海上通道。隋唐时运输的大宗货物主要是丝绸，沿用陆路习惯，世人也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它是由当时东西方海洋间一系列港口组成的国际贸易网络。
一
明隆庆元年（1567），东南沿海最大的私商港口——漳州月港解除海禁，迎来中国海外贸易的月港时代。月港从兴起到鼎盛近200年间，正逢欧洲大航海后的扩张时期，它与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以及朝鲜、日本等47个国家和地区有直接贸易往来，并以吕宋为中转港，在中国海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在月港“准贩东西洋”448年后初秋的一天，我站在临溪山坡的一条机耕道上，这里距离月港大约70公里。周遭林木蓊郁，高挑的速生桉树干笔直白亮，在漫山遍野单一的墨绿色烘托下，显得精神十足。
机耕道的左右两侧均是剥离掉绿色植被、揭露出地表的瓷窑遗址，窑头朝向西北，阶梯似的窑炉群大约有十米长，与机耕道呈十字相交，似一条长龙顺坡而筑。其间红褐色的土壤上碎瓷片、残匣钵斑驳陆离，倒塌堆积情状颇为沧桑。这处抢救性考古发掘的现场，便是南靖县东溪窑群封门坑一号窑址。
考古发掘的窑炉遗迹被机耕道从中下部拦腰截断，南面破损严重，仅在底部一层还残留矮矬墙体和垫底匣钵，大部分地层在近现代耕作中被扰动过。
揭露出地面的窑址凝固着遭到破坏后的残貌，窑室拱顶尽数坍塌，眼前大概仅留下一处平面遗存。那一间间火膛和窑室后壁底的通火孔，保存稍为完好的，一溜溜齐整十余孔，俨然黑洞洞的枪眼；破落颓败的，那些高低错落的红砖感觉被热熔成糊状，又粘淋在了烟熏火燎的青砖上。窑室内的残壁上，贴附着深灰和灰白色的玻璃态窑汗。砖砌成的窑室底部，一排排匣钵依窑阶而坐，委身窑沙之中，一些匣钵腔内还粘嵌着青花残碗。侧面窑门的操作平台，匣钵呈柱状摞叠……
陪同我前来的南靖县文化部门专家告诉我，就这同一地点，发掘揭示出有叠压打破关系的四座窑炉遗迹，三座为横室阶级窑，一座为龙窑。最早的窑炉被废弃后，垫上土再次修建，或干脆利用部分之前完好的结构。此地采集的瓷器以青花瓷、白瓷、青瓷为主，亦有部分米黄釉、酱釉等，器形以碗、盘、杯、汤匙等生活器具为主。考古专家根据瓷器风格和特质推断，烧造年代在明中后期到晚清之间。
云烟苍茫的历史深处，有一截片段兀然浮了上脑海。眼前的山岭依稀繁盛、喧哗起来，慢慢幻化成明清十里窑场的千百水碓咿呀、漫山红火白烟……
二
1603年，已经称霸西方海洋经济世界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在马六甲海峡洗劫了一艘葡萄牙货船，船上装载有大量瓷器，荷兰人把缴获的战利品带回阿姆斯特丹拍卖，场面火爆。这艘叫克拉克的货船，船上的瓷器不知产于何地，被荷兰人称为“克拉克瓷”。后来，欧洲人把明万历时期风格类似的中国瓷器统称为克拉克瓷，这其中有一大部分便是漳州地区瓷窑生产的青花瓷。
早在元朝，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从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最后又从海上丝绸之路的泉州港返回故乡，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广为流传，使还处于蒙昧时代的欧洲人对东方无比神往，并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毋庸置疑，海上丝绸之路对欧洲大航海时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5世纪下半叶，葡萄牙率先完成中央集权，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走出来。很快，他们开辟出一条新航路，抵达远东的中国和日本。1517年，葡萄牙人安德拉德的船队登陆广州，他与明朝官府的往来，被视为中国和欧洲接触的开端。1557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并将它打造成为当时东南亚重要的中转口岸。葡萄牙人把自己喜欢的中国瓷大量贩往欧洲，那里的人对来自东方的瓷器爱不释手。
刚摆脱中世纪黑暗的欧洲人，使用的器皿还是陶器、木器和金属器，如玉似脂的精美瓷器涌现欧洲，立即受到追捧。此前，虽说中国瓷器已传到了那里，但数量稀少，价格昂贵，被当成珍贵礼物送给国孙贵族，寻常百姓是没有眼福的。
随着葡萄牙人从东方大量贩运中国瓷器，收藏瓷器成为欧洲上层贵族的一种风潮。葡萄牙王后、公主的手镯是瓷器，葡萄牙国王赠予意大利国王的礼物也经常是瓷器。1662年，英国查理二世与葡萄牙王室联姻，凯瑟琳公主带往英伦三岛的嫁妆里，除了中国武夷红茶，还有中国的青花瓷。
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欧洲在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活富裕的必然结果，当时能满足他们爆炸般欲望的，也只有富裕而先进的中国。
偏偏中国出了状况，此时距郑和七下西洋“宣扬大明威德”已去百余年，为了遏制东南沿海愈演愈烈的倭寇侵扰，“寸板不许下海”，明朝政府制定了禁止中国人对外交往的海禁政策，皇皇东方大港泉州刺桐港就此衰落下来。
那么，欧洲人又是如何填满他们急速膨胀起来欲望呢？
三
回想当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那些大航海时代的冒险家们，本身就是心怀叵测、携带枪炮闯入东方海域的强盗，在中国东南沿海走私货物算是很绅士的举止了。他们饥饿难当时饕餮大餐的餐桌，摆在了南距泉州80公里的漳州月港。
那时的月港仅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它位处海上、内河交通要冲，易于海舟停泊登靠。闽南多山少田，自古以海为田、利商舶，海禁政策导致生路受阻，巨额利润又逼使月港人敢于挑战朝廷的海禁政策。他们多货番而且善盗，或官商勾结，或武装抗争，甚至联手倭寇互市得利，私自出海货番之潮屡禁不止。月港属内河港，从海澄东去，过了厦门岛才算出海。正因为港道水浅、大型舰船不能靠岸，便于掌控大局。隆庆初年，鉴于倭寇已被剿灭，海氛平靖，也为了解决财政困境，朝廷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民间私贩东西二洋。 月港开放时，中国的其他港口仍在禁止之列，景德镇瓷器虽名闻遐迩，外销也必须先运抵月港。千里水陆兼程，瓷器笨重易损，外国商人对中国瓷器急剧膨胀的需求受到宥限。赶巧在明万历年间，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造成外销瓷生产锐减甚至停产。情急之下的西方商人，便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他们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求供货方，希望有实力的民窑能在口岸附近开辟窑场就地生产。闽南一带的民窑应运而生，而连接月港出海口和闽西、赣南的南靖就有了机会。
四
在月港众多入海河叉里，选择九龙江西溪溯流西行，到了今天的南靖丰田镇，再从永丰溪北上到一处三溪汇合之地，驶进正北那条溪，两岸山岭便是古时南靖东溪窑窑址群的核心地带。从这里顺流而下到出海口的月港，也就一天时间。
这里林木茂密，溪涧纵横，瓷土资源丰富，宋元时期已经开始烧制瓷器。明代中后期，伴随着朝贡贸易体系崩溃，一些制瓷艺人和窑工辗转东南沿海寻找生计。依凭汀漳驿道连贯闽粤赣三省的便捷，南靖自然成了艺人和窑工的落脚地，他们带来了经验和技术。
且不说此前频繁的海上走私，单说从“隆庆开关”到明朝灭亡，这其间近八十年时间，可是月港风调雨顺的好日子。南靖的东溪窑占尽先机，日日烧红窑膛，夜夜开足马力，产销两旺，成为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外销瓷产地。
永丰溪北部的三溪口正北方向，南靖龙山到华安高安的公路14公里处，就是南靖东溪窑封门坑一号窑址所在地。
踏勘封门坑考古遗址那天，从一号窑址往西南方向顺坡钻进茂密的竹林小道，十来米后豁然开朗，翠竹环围的缓坡上，土色黄赭，卵石灰白，从高到低揭露出三块相对平坦的台地，现出十余个大小深浅不等的池子和土坑，圆形、椭圆形、方形都有。池壁用鹅卵石堆砌，池底鹅卵石铺垫，也有用砖铺的，其间还有排水沟、挡土墙、基址等设施的基础。
这是封门坑一号窑的作坊区。考古还原的结果是，这些设施有的是存放粉碎后的瓷土，有的是为拉坯前临时存放瓷泥和拉坯制瓷的地方，还有瓷土淘洗池、练泥池、陈腐池……
在作坊区南面四五百米的溪边，接着发掘出一座建筑相当考究的生活居住遗址，其间出土的瓷器与一号窑址和作坊区的情况基本一致，年代都是明清。
大约在一号窑址东南一公里的山坡上，还发现了一个高岭土古矿洞遗迹。
根据如此完整的制瓷生产流程遗存，从窑址、产品数量、作坊与居住建筑遗迹的规模等方面综合判断，在封门坑窑址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上，来自各地的专家一致认为：封门坑窑址应为明清时期东溪窑的一处中心窑场，有重要的考古研究、文物保护价值。
2015年初的古窑址发掘期间，考古队的专家也对周边进行了相关调查，在封门坑一号窑址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范围内，另外还有四处古窑址被发现。
传说中的东溪窑，为何在短时间里有如此精准而丰硕的发现呢？
五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南方的一些博物馆里，收藏有米黄色带冰裂纹样的瓷品，它的造型颇有商周青铜礼器之味，典雅庄重，纹饰精美，虽标示“漳窑”却无具体产地。日本、东南亚、欧美等国家的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也有同样的精品，国内外学者相当一段时间里都在寻找“漳窑”产地。
“漳窑”这个词来源自清光绪十二年（1886）福建晚清博物学家郭柏苍《闽产录异》：“漳窑出漳州，明中叶始制白釉米色器，其纹如冰裂。”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国家、省、市、县的文物专家和考古工作者多次深入华安、南靖交界处的东溪一带进行田野调查，采集到了与传统漳窑工艺特征相同的白釉米色器标本。1999年，在龙山到华安高安的公路剖面获得较为典型的“漳窑”标本二十多件。近年来，漳州市博物馆在下东溪的寨仔山窑址、封门坑窑址及东坑庵窑址也采集到青花瓷、青瓷和大量的白釉米色器。
清末杨巽从的记载也得到了印证，他在《漳州什记》给后人留下这样的文字：“漳州瓷窑号东溪者，创始于前明，出品有瓶、炉、盘，各种体式具备。”
从考古调查所采集的标本来看，确定漳窑的产地就在东溪窑，而以东溪窑为中心的窑群，烧制品种丰富多样，除生产青花瓷、青瓷和白釉米色瓷、酱釉瓷、黑釉瓷，还兼烧彩瓷、素三彩瓷等品种。
2015年7月，在永丰溪北部三溪口靠西那条支流边的荆都村，文物工作者发现一块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的石碑《院禁官山》，碑刻内容记载了万历年间龙溪县解决当地豪民盗卖官山、侵害当地百姓的事件，碑刻所涉及的一些内容和现在的情形彼此吻合。
历史上，南靖、华安交界的大片地方归属龙溪县二十五都，叫三溪窑。永丰溪上游三条支流从东到西呈放射状展开，东边的发源于东溪头，中间的流经华安高安镇，西边的流经金山镇荆都村。考古调查表明，这三条支流沿岸古窑址众多，从这里采集的瓷器标本年代、花纹、款式、烧造技术相同或者相似。三溪窑方圆八十多里的山岭均属于官山，当地有些豪民私垦占为己有。当年，做为烧窑用地，官府不收田税，这便是碑文中所谓“捏别业作三溪磘而无陞米”的意思。
还有，碑刻中涉及的姓氏有24个，而这还只是单个案件牵连进来的数字。历史上窑火红盛之时，三溪窑可是人丁兴旺。这种现象和流传的说法如出一辙。那时三溪口的军营坪村演社戏，村里每家拿出一件蓑衣就可以同时搭盖三座戏台的顶棚。而进入现代社会的荆都村基本以吴姓为主，曾经的繁华热闹复归僻野乡村的偏僻和荒凉。仿佛鱼群骤然消失的湖泊，曾经聚集而来的庞大鸟群又各奔东西。
典型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清朝初年，为了防患郑成功的海上割据势力，清政府推行了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后来愈演愈烈，发展到闭关锁国的田地。月港没落了，盛极一时的东溪窑退出历史舞台，漳窑的烧造技术也一度失传。
六
梳理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我们知道，除了货物交换、商贸往来外，还衍生出非常广博的内涵，航线拓展、使节往来、艺术传播、物种扩散……两千多年来，由中国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发展到了巅峰，其后，海商兼海盗的郑芝龙活跃于东南沿海，在世界海权勃兴的时代里，以民间之力创立水师，让海上丝绸之路着实回光返照了一下。此后，中国的航海业日渐衰颓，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死亡了。历史的深邃之处，有让人泪流满面的荣光、黯然神伤的怅惘，还有那撕心裂肺的痛楚。
三个多世纪过后的今天，我们重续海上丝绸之路，从准备起锚的远洋航船上，中国卸下传统的丝绸、瓷器和茶叶，那么，我们还会带给世界怎样的惊喜呢。
在中国的版图上，西北的大漠孤烟直和东南的海上生明月之间，路途漫漫，关山重重。土生土长的沿海人擅长舟楫，观天象识海路，加上夏冬季风助航，更增加了海路的便捷。“丝绸之路”开辟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业已形成。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海路交通的大动脉，尤其唐朝以后，中国和东南亚的来往越来越密切，中西间的贸易也利用这条海上通道。隋唐时运输的大宗货物主要是丝绸，沿用陆路习惯，世人也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它是由当时东西方海洋间一系列港口组成的国际贸易网络。
一
明隆庆元年（1567），东南沿海最大的私商港口——漳州月港解除海禁，迎来中国海外贸易的月港时代。月港从兴起到鼎盛近200年间，正逢欧洲大航海后的扩张时期，它与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以及朝鲜、日本等47个国家和地区有直接贸易往来，并以吕宋为中转港，在中国海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在月港“准贩东西洋”448年后初秋的一天，我站在临溪山坡的一条机耕道上，这里距离月港大约70公里。周遭林木蓊郁，高挑的速生桉树干笔直白亮，在漫山遍野单一的墨绿色烘托下，显得精神十足。
机耕道的左右两侧均是剥离掉绿色植被、揭露出地表的瓷窑遗址，窑头朝向西北，阶梯似的窑炉群大约有十米长，与机耕道呈十字相交，似一条长龙顺坡而筑。其间红褐色的土壤上碎瓷片、残匣钵斑驳陆离，倒塌堆积情状颇为沧桑。这处抢救性考古发掘的现场，便是南靖县东溪窑群封门坑一号窑址。
考古发掘的窑炉遗迹被机耕道从中下部拦腰截断，南面破损严重，仅在底部一层还残留矮矬墙体和垫底匣钵，大部分地层在近现代耕作中被扰动过。
揭露出地面的窑址凝固着遭到破坏后的残貌，窑室拱顶尽数坍塌，眼前大概仅留下一处平面遗存。那一间间火膛和窑室后壁底的通火孔，保存稍为完好的，一溜溜齐整十余孔，俨然黑洞洞的枪眼；破落颓败的，那些高低错落的红砖感觉被热熔成糊状，又粘淋在了烟熏火燎的青砖上。窑室内的残壁上，贴附着深灰和灰白色的玻璃态窑汗。砖砌成的窑室底部，一排排匣钵依窑阶而坐，委身窑沙之中，一些匣钵腔内还粘嵌着青花残碗。侧面窑门的操作平台，匣钵呈柱状摞叠……
陪同我前来的南靖县文化部门专家告诉我，就这同一地点，发掘揭示出有叠压打破关系的四座窑炉遗迹，三座为横室阶级窑，一座为龙窑。最早的窑炉被废弃后，垫上土再次修建，或干脆利用部分之前完好的结构。此地采集的瓷器以青花瓷、白瓷、青瓷为主，亦有部分米黄釉、酱釉等，器形以碗、盘、杯、汤匙等生活器具为主。考古专家根据瓷器风格和特质推断，烧造年代在明中后期到晚清之间。
云烟苍茫的历史深处，有一截片段兀然浮了上脑海。眼前的山岭依稀繁盛、喧哗起来，慢慢幻化成明清十里窑场的千百水碓咿呀、漫山红火白烟……
二
1603年，已经称霸西方海洋经济世界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在马六甲海峡洗劫了一艘葡萄牙货船，船上装载有大量瓷器，荷兰人把缴获的战利品带回阿姆斯特丹拍卖，场面火爆。这艘叫克拉克的货船，船上的瓷器不知产于何地，被荷兰人称为“克拉克瓷”。后来，欧洲人把明万历时期风格类似的中国瓷器统称为克拉克瓷，这其中有一大部分便是漳州地区瓷窑生产的青花瓷。
早在元朝，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从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最后又从海上丝绸之路的泉州港返回故乡，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广为流传，使还处于蒙昧时代的欧洲人对东方无比神往，并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毋庸置疑，海上丝绸之路对欧洲大航海时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5世纪下半叶，葡萄牙率先完成中央集权，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走出来。很快，他们开辟出一条新航路，抵达远东的中国和日本。1517年，葡萄牙人安德拉德的船队登陆广州，他与明朝官府的往来，被视为中国和欧洲接触的开端。1557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并将它打造成为当时东南亚重要的中转口岸。葡萄牙人把自己喜欢的中国瓷大量贩往欧洲，那里的人对来自东方的瓷器爱不释手。
刚摆脱中世纪黑暗的欧洲人，使用的器皿还是陶器、木器和金属器，如玉似脂的精美瓷器涌现欧洲，立即受到追捧。此前，虽说中国瓷器已传到了那里，但数量稀少，价格昂贵，被当成珍贵礼物送给国孙贵族，寻常百姓是没有眼福的。
随着葡萄牙人从东方大量贩运中国瓷器，收藏瓷器成为欧洲上层贵族的一种风潮。葡萄牙王后、公主的手镯是瓷器，葡萄牙国王赠予意大利国王的礼物也经常是瓷器。1662年，英国查理二世与葡萄牙王室联姻，凯瑟琳公主带往英伦三岛的嫁妆里，除了中国武夷红茶，还有中国的青花瓷。
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欧洲在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活富裕的必然结果，当时能满足他们爆炸般欲望的，也只有富裕而先进的中国。
偏偏中国出了状况，此时距郑和七下西洋“宣扬大明威德”已去百余年，为了遏制东南沿海愈演愈烈的倭寇侵扰，“寸板不许下海”，明朝政府制定了禁止中国人对外交往的海禁政策，皇皇东方大港泉州刺桐港就此衰落下来。
那么，欧洲人又是如何填满他们急速膨胀起来欲望呢？
三
回想当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那些大航海时代的冒险家们，本身就是心怀叵测、携带枪炮闯入东方海域的强盗，在中国东南沿海走私货物算是很绅士的举止了。他们饥饿难当时饕餮大餐的餐桌，摆在了南距泉州80公里的漳州月港。
那时的月港仅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它位处海上、内河交通要冲，易于海舟停泊登靠。闽南多山少田，自古以海为田、利商舶，海禁政策导致生路受阻，巨额利润又逼使月港人敢于挑战朝廷的海禁政策。他们多货番而且善盗，或官商勾结，或武装抗争，甚至联手倭寇互市得利，私自出海货番之潮屡禁不止。月港属内河港，从海澄东去，过了厦门岛才算出海。正因为港道水浅、大型舰船不能靠岸，便于掌控大局。隆庆初年，鉴于倭寇已被剿灭，海氛平靖，也为了解决财政困境，朝廷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民间私贩东西二洋。 月港开放时，中国的其他港口仍在禁止之列，景德镇瓷器虽名闻遐迩，外销也必须先运抵月港。千里水陆兼程，瓷器笨重易损，外国商人对中国瓷器急剧膨胀的需求受到宥限。赶巧在明万历年间，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造成外销瓷生产锐减甚至停产。情急之下的西方商人，便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他们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求供货方，希望有实力的民窑能在口岸附近开辟窑场就地生产。闽南一带的民窑应运而生，而连接月港出海口和闽西、赣南的南靖就有了机会。
四
在月港众多入海河叉里，选择九龙江西溪溯流西行，到了今天的南靖丰田镇，再从永丰溪北上到一处三溪汇合之地，驶进正北那条溪，两岸山岭便是古时南靖东溪窑窑址群的核心地带。从这里顺流而下到出海口的月港，也就一天时间。
这里林木茂密，溪涧纵横，瓷土资源丰富，宋元时期已经开始烧制瓷器。明代中后期，伴随着朝贡贸易体系崩溃，一些制瓷艺人和窑工辗转东南沿海寻找生计。依凭汀漳驿道连贯闽粤赣三省的便捷，南靖自然成了艺人和窑工的落脚地，他们带来了经验和技术。
且不说此前频繁的海上走私，单说从“隆庆开关”到明朝灭亡，这其间近八十年时间，可是月港风调雨顺的好日子。南靖的东溪窑占尽先机，日日烧红窑膛，夜夜开足马力，产销两旺，成为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外销瓷产地。
永丰溪北部的三溪口正北方向，南靖龙山到华安高安的公路14公里处，就是南靖东溪窑封门坑一号窑址所在地。
踏勘封门坑考古遗址那天，从一号窑址往西南方向顺坡钻进茂密的竹林小道，十来米后豁然开朗，翠竹环围的缓坡上，土色黄赭，卵石灰白，从高到低揭露出三块相对平坦的台地，现出十余个大小深浅不等的池子和土坑，圆形、椭圆形、方形都有。池壁用鹅卵石堆砌，池底鹅卵石铺垫，也有用砖铺的，其间还有排水沟、挡土墙、基址等设施的基础。
这是封门坑一号窑的作坊区。考古还原的结果是，这些设施有的是存放粉碎后的瓷土，有的是为拉坯前临时存放瓷泥和拉坯制瓷的地方，还有瓷土淘洗池、练泥池、陈腐池……
在作坊区南面四五百米的溪边，接着发掘出一座建筑相当考究的生活居住遗址，其间出土的瓷器与一号窑址和作坊区的情况基本一致，年代都是明清。
大约在一号窑址东南一公里的山坡上，还发现了一个高岭土古矿洞遗迹。
根据如此完整的制瓷生产流程遗存，从窑址、产品数量、作坊与居住建筑遗迹的规模等方面综合判断，在封门坑窑址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上，来自各地的专家一致认为：封门坑窑址应为明清时期东溪窑的一处中心窑场，有重要的考古研究、文物保护价值。
2015年初的古窑址发掘期间，考古队的专家也对周边进行了相关调查，在封门坑一号窑址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范围内，另外还有四处古窑址被发现。
传说中的东溪窑，为何在短时间里有如此精准而丰硕的发现呢？
五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南方的一些博物馆里，收藏有米黄色带冰裂纹样的瓷品，它的造型颇有商周青铜礼器之味，典雅庄重，纹饰精美，虽标示“漳窑”却无具体产地。日本、东南亚、欧美等国家的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也有同样的精品，国内外学者相当一段时间里都在寻找“漳窑”产地。
“漳窑”这个词来源自清光绪十二年（1886）福建晚清博物学家郭柏苍《闽产录异》：“漳窑出漳州，明中叶始制白釉米色器，其纹如冰裂。”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国家、省、市、县的文物专家和考古工作者多次深入华安、南靖交界处的东溪一带进行田野调查，采集到了与传统漳窑工艺特征相同的白釉米色器标本。1999年，在龙山到华安高安的公路剖面获得较为典型的“漳窑”标本二十多件。近年来，漳州市博物馆在下东溪的寨仔山窑址、封门坑窑址及东坑庵窑址也采集到青花瓷、青瓷和大量的白釉米色器。
清末杨巽从的记载也得到了印证，他在《漳州什记》给后人留下这样的文字：“漳州瓷窑号东溪者，创始于前明，出品有瓶、炉、盘，各种体式具备。”
从考古调查所采集的标本来看，确定漳窑的产地就在东溪窑，而以东溪窑为中心的窑群，烧制品种丰富多样，除生产青花瓷、青瓷和白釉米色瓷、酱釉瓷、黑釉瓷，还兼烧彩瓷、素三彩瓷等品种。
2015年7月，在永丰溪北部三溪口靠西那条支流边的荆都村，文物工作者发现一块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的石碑《院禁官山》，碑刻内容记载了万历年间龙溪县解决当地豪民盗卖官山、侵害当地百姓的事件，碑刻所涉及的一些内容和现在的情形彼此吻合。
历史上，南靖、华安交界的大片地方归属龙溪县二十五都，叫三溪窑。永丰溪上游三条支流从东到西呈放射状展开，东边的发源于东溪头，中间的流经华安高安镇，西边的流经金山镇荆都村。考古调查表明，这三条支流沿岸古窑址众多，从这里采集的瓷器标本年代、花纹、款式、烧造技术相同或者相似。三溪窑方圆八十多里的山岭均属于官山，当地有些豪民私垦占为己有。当年，做为烧窑用地，官府不收田税，这便是碑文中所谓“捏别业作三溪磘而无陞米”的意思。
还有，碑刻中涉及的姓氏有24个，而这还只是单个案件牵连进来的数字。历史上窑火红盛之时，三溪窑可是人丁兴旺。这种现象和流传的说法如出一辙。那时三溪口的军营坪村演社戏，村里每家拿出一件蓑衣就可以同时搭盖三座戏台的顶棚。而进入现代社会的荆都村基本以吴姓为主，曾经的繁华热闹复归僻野乡村的偏僻和荒凉。仿佛鱼群骤然消失的湖泊，曾经聚集而来的庞大鸟群又各奔东西。
典型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清朝初年，为了防患郑成功的海上割据势力，清政府推行了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后来愈演愈烈，发展到闭关锁国的田地。月港没落了，盛极一时的东溪窑退出历史舞台，漳窑的烧造技术也一度失传。
六
梳理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我们知道，除了货物交换、商贸往来外，还衍生出非常广博的内涵，航线拓展、使节往来、艺术传播、物种扩散……两千多年来，由中国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发展到了巅峰，其后，海商兼海盗的郑芝龙活跃于东南沿海，在世界海权勃兴的时代里，以民间之力创立水师，让海上丝绸之路着实回光返照了一下。此后，中国的航海业日渐衰颓，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死亡了。历史的深邃之处，有让人泪流满面的荣光、黯然神伤的怅惘，还有那撕心裂肺的痛楚。
三个多世纪过后的今天，我们重续海上丝绸之路，从准备起锚的远洋航船上，中国卸下传统的丝绸、瓷器和茶叶，那么，我们还会带给世界怎样的惊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