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北大经济学教授邹恒甫微博爆料，称北大的院长、系主任、教授奸淫女服务员，引起了一场媒体风暴，也使北大陷入公共关系危机。如此大的指责，是非曲直怕是短期内难以澄清。在围绕此事的争议中，最为刺耳的声音发自媒体的几篇评论。《燕赵都市报》的特约评论员对邹恒甫的微博被报道本身感到义愤填膺，称“一些传统媒体不加甄别的介入，更让人担忧媒体伦理底线的弃守”。更极端的言论来自《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曹林。他虽然承认当今不乏“教授嫖娼”、“院长泡研究生”、“领导强奸女学生”之类的丑事，教授中确有不少“叫兽”，但仍义无反顾地称邹恒甫的爆料是“下作”、“耍流氓”。
　　也许邹恒甫确实很“下作”，也许他确实是个“流氓”。但是，这要等调查有了信服的结论后才能确定。遗憾的是，像曹林先生这样的媒体人士，似乎不觉得有调查的必要，他甚至解释了不调查的理由，称这种事情“不会有院长或系主任站出来澄清证伪。最关键的是，这种桃色丑闻，根本说不清楚，越纠缠可能越麻烦。没有人愿意主动对号入座去蹚这污水浑水，惹得自己一身臊”。
　　但要知道，不管邹恒甫的爆料有多邪乎，他毕竟曾是北大的经济学教授。作为一个内部人士提出这样的指控，无论是校方、公众，还是媒体，都没有忽视的选择。你能想象哈佛、耶鲁的某教授对同事提出类似的指责，而媒体、校方会装聋作哑吗？曹林没有进这个圈子，怎么就能断定没有这些事？
　　北大发言人即时的反应也是“绝无此事”，并表示将保留追究邹恒甫诋毁或诽谤的权利。但是，面对公众“没有调查为何就知道绝无此事”的质疑，北大马上转变态度，称立即成立调查组，并多方联系邹恒甫了解情况，还具体地提出了在哪些线索上希望邹恒甫合作，特别强调如果属实必将严惩当事者。这就夺回了许多主动权。
　　北大现在所面临的这场公关危机，让我想起美国大学最近的两个案例，也许对大家略有参考价值。
　　一个案例发生在耶鲁。今年3月，16位耶鲁学生和毕业生向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递交了秘密投诉，指责耶鲁容忍性歧视的校园文化。民权办公室已经启动调查。如果属实，耶鲁将可能失去高达5亿美元之巨的联邦基金。这一投诉所举出的例证，包括耶鲁兄弟会Delta Kappa Epsilon在妇女中心边上打标语：“我们爱耶鲁的荡妇！”
　　部分学生的可恶行为是否需要校方负责，自然还有待调查的结果。但是，耶鲁校方事后马上采取了行动。本科生院院长发表谈话，重点讨论了校园性环境问题。Delta Kappa Epsilon的四位学生立即会晤了耶鲁妇女中心的五位委员并道歉。
　　另一则案例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橄榄球队的丑闻。这支橄榄球队，由美国最著名的橄榄球教练之一Joe Paterno率领。Joe 从1950年到2011年在这个队执教60多年，使之成为全美橄榄球的劲旅，曾拿过三个冠军，被师生和校友奉为一尊神。2002年，一位研究生助理教练向Joe报告说，他看到Joe手下一名教练在橄榄球队淋浴间亵渎10岁的男孩儿。Joe 随即知会了学校体育部主任和负责校警的副校长，但该教练仍然照常出入橄榄球队和学校，直到2011年事发被捕。Joe虽然看起来照章办事，没有违法行为，但他没有立即将该教练除名，也没有报告州警察。事情暴露后，校方拒绝了他辞职的请求，而选择将他公开解职。校长也被迫辞职，校方的几位高官最终都被解职。
　　北大应该从这两个案例中学到什么？有关性行为的案件，大多性质微妙复杂，有指控者无中生有的，也有受害者不愿作证、证人不愿配合的。更重要的是，连口口声声“右翼阴谋”的希拉里都无法为克林顿的性行为打包票，北大如何能为自己的教师的私德负责？北大能负责的，是对指控所涉及的行为的态度。邹恒甫微博上特别转载了多年前媒体的报道：北大一教授到云南，早晨结识一位二十岁的高中女生，晚上就开房。如果北大对这样的教授不开除，对邹恒甫则说解聘就解聘，社会对北大的操守自然会有疑问。所以，在此关键时刻，对北大最为重要的不是否认事实，而是表明对所指控诸事的零容忍态度，并以行动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