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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学者们或从社会大背景出发研究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必然性，或从个体角度探讨社会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或从管理的角度强调政府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或从民意的角度分析社会群体事件的表现方式，但是在组织行为学角度却很少涉及。本文借鉴组织行为学中个体、群体与组织结构这三个依次递进的研究层次，以此作为社会群体事件防治的三个维度，为防治社会群体性事件提供新的工作思路。
社会群体性事件是指“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一定数量的群众参与实施的，采取游行示威、静坐、上访请愿、聚众围堵、冲击、械斗、阻断交通，以及罢工、罢课、罢市等非法手段，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群体行为”[]。当前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学者们或从社会大背景出发研究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必然性，或从个体角度探讨社会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或从管理的角度强调政府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或从民意的角度分析社会群体事件的表现方式，但是在组织行为学角度却很少涉及。组织行为学主要探讨个体、群体以及结构对组织内部行为的影响，目的是应用这些知识改善组织绩效。其研究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体、群体和组织结构，群体行为建立在个体行为的基础之上，而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又受组织结构的制约，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我们可以借鉴组织行为学这三个依次递进的研究层次，以此作为社会群体事件防治的三个维度，为防治社会群体性事件提供新的工作思路。
总体上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我国群体性事件次数和参与人数均呈上升趋势，参与人员常常达到了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人参与的事件在全国也已屡见不鲜。群体性事件涉及行业越来越多，主体成分也呈多元化。
范围已遍及各个省（区）、市、县，涉及城市、农村、企业、机关、学校等众多行业和领域。过去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多是农民、企业退休人员、困难人群，现在则是在职和下岗职工、农民、个体业主、复转军人、教师、学生、技术人员、干部等各阶层人员。
1.群众变成“群氓”的过程分析
个体的聚集到群体心理的形成有一个过程，群体狂热的升温，就像感冒发热需要时间的酝酿，从心不在焉的群体、到示威团体、到骚动的群氓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磨挤阶段。这是最初的群体行为方式，刚开始聚集在一起的人都比较理智，也没有明确的针对性，属于心不在焉的群体，但是由聚集人开始增多，里面有人就开始到处乱撞，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身体发生“磨挤”。磨挤让人丧失私人空间，人变得敏感，容易反应。在这一阶段，群体的情绪是不满与愤怒，但是也存在观望与期待，具有期待有关部门提出措施公平解决争端的积极心态。
其次是集体激动阶段。聚集人增多，人们开始变得情绪化，反应开始变得激烈，冲动与易怒心态开始处于主导地位，变得轻信和极端情绪化，表现开始不稳定和不负责任，自己内心的紧张、焦虑和不满开始需要找发泄。
最后是社会传染阶段。紧张情绪迅速在人群中扩展，这种扩展主要是一种冲动行为和情绪的扩展，扩展到极端就表现为一种疯狂。一旦群体诉求有所指，群体心理变为同质性，这就为狂热发展推波助澜。这种愤怒越是集中就越有毁灭性，而如果这是刚好有特定的团体，愤怒被集中到这个团体上，愤怒就会燃起熊熊大火。
2. 个体维度的防治策略
2. 1 从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看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
學习是在经验的作用下发生地相对持久的行为改变[]。学习除了具备动态性、持久性等基本属性之外，它更强调行为的变化。斯金纳提出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是三大学习理论之一，他认为行为并不是简单的条件反射，而是通过后天习得的，并且在后天习得过程中，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特别研究了“强化物”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社会群体性事件，从参与者规模上来说，它是由特定或不特定的个体构成的；从外在表现来说，它的行为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即完成了个体行为的加总。我们认为，个体行为的“合成谬误”[]是造成社会群体性事件极具消极社会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追本溯源，如何将个体行为加以正确的引导，从而避免个体行为的“合成谬误”，是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的重点。通过对学习理论的借鉴，新思路包括两个方面：
（1）建立有效强化。倘若个体行为得到积极强化，则他们可能反复实施这种行为；反之，个体则采取减少甚至杜绝发生这种行为的策略。具体来说，一是加强调研力度，分析与把握人民的权益需求，充分满足个体合法权益需求，鼓励个体合情、合理、合法的行为，实现积极强化；二是对扰乱社会整体利益行为加大消极强化，通过多种途径公开消极强化的适用条件，引导个体行为。
（2）塑造榜样。个体的学习除了直接方式之外，还包括以观察、模仿为主的间接学习。在间接学习过程中榜样占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塑造榜样、塑造什么样的榜样呢？首先，保证塑造榜样程序的公开、透明，确保社会对塑造出来的榜样具有高度的公信力；其次，塑造的榜样应消除自身与社会个体的差异性，培养其在行为上的吸引力。
2. 2 从个体社会知觉看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
社会知觉是指人对各种社会性的人或事物形成的直接的整体性概念[]。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社会知觉，在知觉差异存在的情况下，这种差异性同样会导致个体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反应存在差别。确保个体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社会知觉的准确性，是此项防治工作的另一重点内容。主要措施包括如下：
（1）优化个体特征。主要体现在提高个体综合素质，引导个体塑造健全的人格。
（2）优化社会知觉对象。也就是对社会群体性事件本身进行优化，最重要的就是及时对社会群体性事件进行定性，透明、公开地向个体传达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的全过程，例如防治现状、防治方案、阶段性成果等，促使个体对社会群体性事件形成正确的社会知觉。 3 群体维度的防治策略
3. 1 从群体行为看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防治
群体对成员的从众压力，对于群体成员个人判断和态度的影响在所索罗门 - 阿希的经典实验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实验结果表明群体规范能够对成员构成压力，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以符合群体的标准。由此可见，群体规范会对个体的态度、动机产生影响。从众压力对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的思路主要有以下两个的方面：
3. 1. 1 重视群体规范对群体行为的作用
（1）通过制定政策、法律、法规，规范人们的行为，从源头上防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利用权威信息加以正确引导。如建立科学的信息传播机制，以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性恐慌甚至动乱。
（3）开展案例教育。利用群众身边所发生的典型案例，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介，教育群众，以案释法，引导群众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地决解决问题。
3. 1. 2 重视群体结构对群体行为的作用
群体结构主要包括群体的人数规模和人员构成，群体结构对群体行为有极大的影响。从群体人数规模看，形成的规模越大，处置越困难。在防治社会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应当考虑到群体中不同社会阶层年龄、性别、职业和收入水平等变
量，从法理、事理、情理多角度出发做工作，抓住其心理特点，把握其行为倾向，区别对待、各个击破，从而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3. 2 从沟通看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防治
研究表明，沟通不良是导致人际冲突的最主要原因，人们将近用 70%的时间进行有效的沟通[]。在群体中，沟通有四种功能：控制、激励、情绪表达和信息。
（1） 通过沟通机制有效控制社会群体性事件。建立社会对话协商机制是实现有效沟通的重要途径。社会协商对话，在客观上给了各群体一个表达诉求的渠道，使其以合作而非对抗的姿态在体制内活动。
（2）通过沟通激励群众采用合法、多元的手段表达利益诉求。多元的利益表达机制可以有效地防治大量社会矛盾，是实现管理者和民众间良性互动的有效方式。因此，坚持从制度入手，不断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对话平台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如建立健全信访制度、听证制度、人大政协制度、
传媒中介传导机制等。
（3）通过沟通有效缓解过激情绪，化解矛盾。沟通提供了一种释放情感的情绪表达机制， 通过沟通可以使群体把不满情绪释放出来，使压抑的心理得到宣泄并取得一定的平衡，这无疑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维护社会稳定。
（4） 通过沟通有效控制舆情，掌握主动权。管理者必须重视舆情的重要作用，重视对信息的管理。首先要保证信息公开，遏制流言的传播，在第一时间做出积极地反应，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防止信息失真，被误传、谣传。其次要构建媒体、政府与公众三者互动平台。媒体是政府于社会舆情互动的连接者，媒体应该成为政府与公众正式沟通的重要平台，对群众进行正确的社会舆论指导。
（5） 强化政府工作的横向沟通。横向沟通，是指在同一组织层次的员工之间发生的沟通。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是一项多部门联合反应的工作，为加强横向沟通，促进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情报合作，形成一股合力，进而提高工作绩效，我们认为“法约尔跳板”能为政府工作地横向沟通提供富有价值的参考。
假设要使 F 部门和 P 部门进行沟通，需要先从 F部门通过层层上报到 A， 再由 A下到 P，这之间每一级都需要停顿；然后顺着原路，逐级返回出发点。如果通过 F-P“天桥”（跳板）直接从 F部门到 P 部门， 那就简单、直接、迅速而且可靠多了，其他部门之间的沟通亦是如此。在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防治过程中，我们应充分运用“法约尔跳板”理论，注重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沟通，共享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工作的信息，避免工作中的重复，从而提高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工作的绩效。
4 组织维度的防治策略
4. 1 从组织结构设计看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防治
组织结构界定了对工作任务进行正式分解、组合和协调的方式。运用到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的组织结构界定了对防治工作进行正式分解、组合
和协调的方式，最终影响着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的效果，决定着防治工作的绩效。
（1）适度的专业分工。专业化分工是组织设计的基本原则，但是工作专门化并不是“越专越好”。如图二所示，专业化分工存在经济性和不经济性，其有效曲线存在一个最佳临界点，因此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的组织在进行结构设计时，需要一定的專业化分工，但不能盲目追求。适度专业分工也是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所决定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大多具有扩展性强的特点，社会中的各种矛盾相互交错，具有很强的联动性和示范效应。一个领域的矛盾可能会扩展到其他社会领域，这就为防治工作的部门合作提出了要求。
具体来说，为实现适当的专业分工，政府在组织结构设计上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对遇到的社会群体性事件进行科学的定性，把握其所属领域；其次，根据事件性质确定防治工作唯一的决策部门，明确执行部门的职责，避免专业分工缺乏统一领导而引起政出多门。
4.2 集权与授权相结合
本质上来说，集权和授权决定着组织的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前者构成组织的纵向结构，后者指向组织的横向结构。一要实现政府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深化民主参与管理；二要构造弹性化组织结构体系，从而保障组织目标能依据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加强组织的适应能力；三要提升组织领导者的能力，保障集权管理的科学、合法；四要保证组织完备的物质设备，如拓宽通信方式、优化交通状况等。
4.3 从组织文化看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防治
组织文化是指组织成员共有的一套有意义共享的体系，它使组织独具特色，区别于其他组织。对于防治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来说，其组织文化也就是防治工作的规范、流程、价值观、组织行为偏好等，具有稳定组织系统、整合组织资源、规范组织行为等功能。
（1）凸显事件防治组织的主文化。组织文化并不是统一的，它有主文化和亚文化的区别。具体到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的组织文化上，它的主文化就是整个政府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思维方式；而它的亚文化就是政府防治工作下设的职能部门因各自特殊情况形成的工作思维。
第一，政府组织应形成正确的主文化，规范亚文化。首先，组织领导倡导与鼓励；其次，借助影响深远的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的成功案例，促使组织成员形成对主文化的认同；再次，利用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的反面案例，进行负面教育，达成消极强化，反过来促进正确行为偏好的形成；最后，保障主文化的主体地位，下属部门的亚文化应当在主文化体制内发挥作用，否则组织成员在文化追随上将出现盲从。
第二，优化主文化。即对主文化进行评估，使其“去伪存真”“、去粗留精”，从而保障优良主文化的传承性。具体来说：首先，各级政府的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部门之间应形成层级制的评估体系；其次，科学设计评估内容，保障评估的全面性；再次，加大评估工作的频率，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主文化的优化进行评估。
（2）维系防治工作的组织文化。第一，严格对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组织人员的甄选程序；第二，优化绩效考核体制，将对组织主文化的运用能力纳入评估系统，从而促使组织成员对组织文化的应用；第三，加强职业培训，提高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工作组织成员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参考文献：
1、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本编写组.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本[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7.
2、（美）斯蒂芬·P·罗宾斯.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7
社会群体性事件是指“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一定数量的群众参与实施的，采取游行示威、静坐、上访请愿、聚众围堵、冲击、械斗、阻断交通，以及罢工、罢课、罢市等非法手段，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群体行为”[]。当前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学者们或从社会大背景出发研究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必然性，或从个体角度探讨社会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或从管理的角度强调政府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或从民意的角度分析社会群体事件的表现方式，但是在组织行为学角度却很少涉及。组织行为学主要探讨个体、群体以及结构对组织内部行为的影响，目的是应用这些知识改善组织绩效。其研究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体、群体和组织结构，群体行为建立在个体行为的基础之上，而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又受组织结构的制约，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我们可以借鉴组织行为学这三个依次递进的研究层次，以此作为社会群体事件防治的三个维度，为防治社会群体性事件提供新的工作思路。
总体上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我国群体性事件次数和参与人数均呈上升趋势，参与人员常常达到了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人参与的事件在全国也已屡见不鲜。群体性事件涉及行业越来越多，主体成分也呈多元化。
范围已遍及各个省（区）、市、县，涉及城市、农村、企业、机关、学校等众多行业和领域。过去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多是农民、企业退休人员、困难人群，现在则是在职和下岗职工、农民、个体业主、复转军人、教师、学生、技术人员、干部等各阶层人员。
1.群众变成“群氓”的过程分析
个体的聚集到群体心理的形成有一个过程，群体狂热的升温，就像感冒发热需要时间的酝酿，从心不在焉的群体、到示威团体、到骚动的群氓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磨挤阶段。这是最初的群体行为方式，刚开始聚集在一起的人都比较理智，也没有明确的针对性，属于心不在焉的群体，但是由聚集人开始增多，里面有人就开始到处乱撞，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身体发生“磨挤”。磨挤让人丧失私人空间，人变得敏感，容易反应。在这一阶段，群体的情绪是不满与愤怒，但是也存在观望与期待，具有期待有关部门提出措施公平解决争端的积极心态。
其次是集体激动阶段。聚集人增多，人们开始变得情绪化，反应开始变得激烈，冲动与易怒心态开始处于主导地位，变得轻信和极端情绪化，表现开始不稳定和不负责任，自己内心的紧张、焦虑和不满开始需要找发泄。
最后是社会传染阶段。紧张情绪迅速在人群中扩展，这种扩展主要是一种冲动行为和情绪的扩展，扩展到极端就表现为一种疯狂。一旦群体诉求有所指，群体心理变为同质性，这就为狂热发展推波助澜。这种愤怒越是集中就越有毁灭性，而如果这是刚好有特定的团体，愤怒被集中到这个团体上，愤怒就会燃起熊熊大火。
2. 个体维度的防治策略
2. 1 从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看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
學习是在经验的作用下发生地相对持久的行为改变[]。学习除了具备动态性、持久性等基本属性之外，它更强调行为的变化。斯金纳提出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是三大学习理论之一，他认为行为并不是简单的条件反射，而是通过后天习得的，并且在后天习得过程中，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特别研究了“强化物”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社会群体性事件，从参与者规模上来说，它是由特定或不特定的个体构成的；从外在表现来说，它的行为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即完成了个体行为的加总。我们认为，个体行为的“合成谬误”[]是造成社会群体性事件极具消极社会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追本溯源，如何将个体行为加以正确的引导，从而避免个体行为的“合成谬误”，是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的重点。通过对学习理论的借鉴，新思路包括两个方面：
（1）建立有效强化。倘若个体行为得到积极强化，则他们可能反复实施这种行为；反之，个体则采取减少甚至杜绝发生这种行为的策略。具体来说，一是加强调研力度，分析与把握人民的权益需求，充分满足个体合法权益需求，鼓励个体合情、合理、合法的行为，实现积极强化；二是对扰乱社会整体利益行为加大消极强化，通过多种途径公开消极强化的适用条件，引导个体行为。
（2）塑造榜样。个体的学习除了直接方式之外，还包括以观察、模仿为主的间接学习。在间接学习过程中榜样占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塑造榜样、塑造什么样的榜样呢？首先，保证塑造榜样程序的公开、透明，确保社会对塑造出来的榜样具有高度的公信力；其次，塑造的榜样应消除自身与社会个体的差异性，培养其在行为上的吸引力。
2. 2 从个体社会知觉看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
社会知觉是指人对各种社会性的人或事物形成的直接的整体性概念[]。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社会知觉，在知觉差异存在的情况下，这种差异性同样会导致个体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反应存在差别。确保个体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社会知觉的准确性，是此项防治工作的另一重点内容。主要措施包括如下：
（1）优化个体特征。主要体现在提高个体综合素质，引导个体塑造健全的人格。
（2）优化社会知觉对象。也就是对社会群体性事件本身进行优化，最重要的就是及时对社会群体性事件进行定性，透明、公开地向个体传达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的全过程，例如防治现状、防治方案、阶段性成果等，促使个体对社会群体性事件形成正确的社会知觉。 3 群体维度的防治策略
3. 1 从群体行为看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防治
群体对成员的从众压力，对于群体成员个人判断和态度的影响在所索罗门 - 阿希的经典实验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实验结果表明群体规范能够对成员构成压力，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以符合群体的标准。由此可见，群体规范会对个体的态度、动机产生影响。从众压力对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的思路主要有以下两个的方面：
3. 1. 1 重视群体规范对群体行为的作用
（1）通过制定政策、法律、法规，规范人们的行为，从源头上防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利用权威信息加以正确引导。如建立科学的信息传播机制，以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性恐慌甚至动乱。
（3）开展案例教育。利用群众身边所发生的典型案例，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介，教育群众，以案释法，引导群众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地决解决问题。
3. 1. 2 重视群体结构对群体行为的作用
群体结构主要包括群体的人数规模和人员构成，群体结构对群体行为有极大的影响。从群体人数规模看，形成的规模越大，处置越困难。在防治社会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应当考虑到群体中不同社会阶层年龄、性别、职业和收入水平等变
量，从法理、事理、情理多角度出发做工作，抓住其心理特点，把握其行为倾向，区别对待、各个击破，从而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3. 2 从沟通看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防治
研究表明，沟通不良是导致人际冲突的最主要原因，人们将近用 70%的时间进行有效的沟通[]。在群体中，沟通有四种功能：控制、激励、情绪表达和信息。
（1） 通过沟通机制有效控制社会群体性事件。建立社会对话协商机制是实现有效沟通的重要途径。社会协商对话，在客观上给了各群体一个表达诉求的渠道，使其以合作而非对抗的姿态在体制内活动。
（2）通过沟通激励群众采用合法、多元的手段表达利益诉求。多元的利益表达机制可以有效地防治大量社会矛盾，是实现管理者和民众间良性互动的有效方式。因此，坚持从制度入手，不断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对话平台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如建立健全信访制度、听证制度、人大政协制度、
传媒中介传导机制等。
（3）通过沟通有效缓解过激情绪，化解矛盾。沟通提供了一种释放情感的情绪表达机制， 通过沟通可以使群体把不满情绪释放出来，使压抑的心理得到宣泄并取得一定的平衡，这无疑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维护社会稳定。
（4） 通过沟通有效控制舆情，掌握主动权。管理者必须重视舆情的重要作用，重视对信息的管理。首先要保证信息公开，遏制流言的传播，在第一时间做出积极地反应，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防止信息失真，被误传、谣传。其次要构建媒体、政府与公众三者互动平台。媒体是政府于社会舆情互动的连接者，媒体应该成为政府与公众正式沟通的重要平台，对群众进行正确的社会舆论指导。
（5） 强化政府工作的横向沟通。横向沟通，是指在同一组织层次的员工之间发生的沟通。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是一项多部门联合反应的工作，为加强横向沟通，促进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情报合作，形成一股合力，进而提高工作绩效，我们认为“法约尔跳板”能为政府工作地横向沟通提供富有价值的参考。
假设要使 F 部门和 P 部门进行沟通，需要先从 F部门通过层层上报到 A， 再由 A下到 P，这之间每一级都需要停顿；然后顺着原路，逐级返回出发点。如果通过 F-P“天桥”（跳板）直接从 F部门到 P 部门， 那就简单、直接、迅速而且可靠多了，其他部门之间的沟通亦是如此。在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防治过程中，我们应充分运用“法约尔跳板”理论，注重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沟通，共享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工作的信息，避免工作中的重复，从而提高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工作的绩效。
4 组织维度的防治策略
4. 1 从组织结构设计看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防治
组织结构界定了对工作任务进行正式分解、组合和协调的方式。运用到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的组织结构界定了对防治工作进行正式分解、组合
和协调的方式，最终影响着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的效果，决定着防治工作的绩效。
（1）适度的专业分工。专业化分工是组织设计的基本原则，但是工作专门化并不是“越专越好”。如图二所示，专业化分工存在经济性和不经济性，其有效曲线存在一个最佳临界点，因此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的组织在进行结构设计时，需要一定的專业化分工，但不能盲目追求。适度专业分工也是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所决定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大多具有扩展性强的特点，社会中的各种矛盾相互交错，具有很强的联动性和示范效应。一个领域的矛盾可能会扩展到其他社会领域，这就为防治工作的部门合作提出了要求。
具体来说，为实现适当的专业分工，政府在组织结构设计上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对遇到的社会群体性事件进行科学的定性，把握其所属领域；其次，根据事件性质确定防治工作唯一的决策部门，明确执行部门的职责，避免专业分工缺乏统一领导而引起政出多门。
4.2 集权与授权相结合
本质上来说，集权和授权决定着组织的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前者构成组织的纵向结构，后者指向组织的横向结构。一要实现政府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深化民主参与管理；二要构造弹性化组织结构体系，从而保障组织目标能依据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加强组织的适应能力；三要提升组织领导者的能力，保障集权管理的科学、合法；四要保证组织完备的物质设备，如拓宽通信方式、优化交通状况等。
4.3 从组织文化看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防治
组织文化是指组织成员共有的一套有意义共享的体系，它使组织独具特色，区别于其他组织。对于防治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来说，其组织文化也就是防治工作的规范、流程、价值观、组织行为偏好等，具有稳定组织系统、整合组织资源、规范组织行为等功能。
（1）凸显事件防治组织的主文化。组织文化并不是统一的，它有主文化和亚文化的区别。具体到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的组织文化上，它的主文化就是整个政府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思维方式；而它的亚文化就是政府防治工作下设的职能部门因各自特殊情况形成的工作思维。
第一，政府组织应形成正确的主文化，规范亚文化。首先，组织领导倡导与鼓励；其次，借助影响深远的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的成功案例，促使组织成员形成对主文化的认同；再次，利用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的反面案例，进行负面教育，达成消极强化，反过来促进正确行为偏好的形成；最后，保障主文化的主体地位，下属部门的亚文化应当在主文化体制内发挥作用，否则组织成员在文化追随上将出现盲从。
第二，优化主文化。即对主文化进行评估，使其“去伪存真”“、去粗留精”，从而保障优良主文化的传承性。具体来说：首先，各级政府的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部门之间应形成层级制的评估体系；其次，科学设计评估内容，保障评估的全面性；再次，加大评估工作的频率，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主文化的优化进行评估。
（2）维系防治工作的组织文化。第一，严格对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组织人员的甄选程序；第二，优化绩效考核体制，将对组织主文化的运用能力纳入评估系统，从而促使组织成员对组织文化的应用；第三，加强职业培训，提高社会群体性事件防治工作组织成员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参考文献：
1、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本编写组.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本[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7.
2、（美）斯蒂芬·P·罗宾斯.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