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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07年我国全面提出绿色信贷政策到2019年第九个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在兰州成立，绿色信贷已成为企业重要的绿色融资来源，发展绿色经济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2001—2017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全国及中部、东部和西部地区实施绿色信贷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可以从正向促进整体及中部、东部、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
关键词：绿色信贷;产业结构升级;固定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1）04（a）--04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背后的生态环境、资源枯竭问题日渐突出，如何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调整产业能源结构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等联合发布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该意见要求金融机构加强对企业和项目的环境制约，对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企业的信贷投放进行限制。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2017年6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江西等5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开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我国正逐步建成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型、清洁型产业。绿色信贷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方式，具有鼓励节能环保型企业发展，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信贷规模和资金来源渠道，推动两高企业兼并重组，引导新能源发展的作用。如中国工商银行在2018年发放4.2亿元贷款用于促进洱海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对实现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回顾
绿色金融作为当前重要的绿色金融工具，按种类可划分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学者们对产业结构的研究也不仅仅停留在高耗能产业到环保型产业的简单转换，而是转变为产业结构升级，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型、清洁型产业的动态、深入转化。
库兹涅茨指出随着经济规模的逐渐扩大，现代经济体系的逐渐完善及工业基础设施构建完成，经济结构会由第一、第二产业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当经济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即技术进步的步伐加快，工业部门劳动生产效率空前提高，以商业金融、保险、技术服务等为主的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大量劳动力逐步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此时，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便达到了协同促进的良性互助阶段。余永泽等（2020）通过研究表明，将环境绩效作为一项政府官员考核标准后，环境目标约束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当地的产业结构升级并且对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正向影响[1]。史丹（2020）指出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结构性红利”可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迁也会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分化[2]。
党晨鹭（2019）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对样本内不同区域的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和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得出，发达地区的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相较欠发达地区更显著。绿色金融可以降低融资约束和分散融资风险，使企业更有效率地利用资金，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3]。李毓等（2020）提出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效果存在地区差异，在同一政策下，绿色信贷对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要优于中西部地区。绿色信贷政策对第二产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第三产业产生了抑制作用[4]。王遥等（2019）基于模型的研究得出通过引入绿色信贷激励政策促使银行针对绿色项目的信贷规模增加，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更低，绿色项目产值增加，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污染排放减少[5]。邵传林等（2019）通过创新驱动路径对绿色金融发展进行了分析，提出绿色金融对经济结构转变具有促进作用，对绿色金融实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6]。
整体来看大多数学者都支持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绿色信贷政策通过贷款期限和利率等方面优惠政策的实施，引导资金融通，促进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不同区域间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存在差异。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绿色信贷通过对绿色支持行业的细分，将资金投入于节能、环保等项目中。绿色信贷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引进创新性人才，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技术支持。在绿色信贷政策的激励下，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降低，声誉提高，进而银行的成本效率得到提高。银行更愿意为技术含量高、污染排放低的企业提供充足资金，由此会减少高能耗产业的信贷来源，促进环境友好型产业的发展。因此，绿色信贷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盲目无序扩张，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可以拓宽绿色企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绿色信贷政策对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创新和第一、第二产业的转型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2016年针对中部地区提出了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2000年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领导小组，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等五大战略布局。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要推动西部经济质量发展变革。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鼓勵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绿色发展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的重要举措，我国目前经济增速缓慢，解决地方经济困境还需从产业结构调整入手。但区域间政策导向不同，经济环境存在差异，并且实施绿色信贷政策过程中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等情况，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由于各区域间存在差异导致绿色信贷政策对中部、西部、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3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3.1 实证模型设立
本文通过选取2001—2017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构建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Suf为核心解释变量，、、、、和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为随机误差项。
3.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第一产业向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导的转换，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换。产业结构升级的评价标准一般包括两种：第一种是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重;另一种是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作为衡量标准。本文选用第一种方法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Tra）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解释变量：我国自2007年提出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规模在不断扩大，已成为目前我国绿色产业主要的融资来源。本文通过引入政策虚擬变量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即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前的年份（2001—2006年）取值为0（Suf=0），实施绿色信贷后的年份（2007—2017年）取值为1（Suf=1）。
（3）控制变量：本文参考了其他学者对控制变量的选取，将控制变量选为对外开放程度（IN），采用对数化处理并按当年汇率将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后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城镇化水平（Cit），用城镇人口占各地区年末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政府支出 （GI），采用政府支出占各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研发强度（RD），采用各地区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出口（EX），用各地区出口额占GDP的比值来衡量 （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相关网站）。
4 实证结果分析
表1为绿色信贷对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此结果验证了假设1。绿色信贷政策的提出扩大了绿色企业的融资渠道，有利于企业向清洁型、技术型产业转型，有力地推动绿色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也间接促使“非绿色”企业的转变。政府支出系数为正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政府通过加大对绿色企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有利于激发绿色环保企业的发展，抑制污染型企业的规模，加快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出口的影响系数为正，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出口的增加可以提升工业绿色竞争力[7]。
表2回归显示绿色信贷对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模型1表示，绿色信贷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绿色信贷政策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调整产业能源结构的一项重要举措。政府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抑制作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可以解释为：中部地区主要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经济发展主要靠“规模”驱动。而地方政府官员为完成政绩考核，获得政治上的晋升，会选择通过驱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以获得短期内经济快速增长，但是这种政策选择会使产业结构升级变得困难[8]。出口和研发强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且分别在1%，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在模型2中绿色信贷对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影响，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自2000年3月国务院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政府重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积极落实新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吸引外商及高科技企业投资，形成产业群，利于由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向技术型企业。对外开放程度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并没有直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可能的原因是：在2001年到2017年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资源型产业，低附加值项目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技术投资较少。
在模型3中绿色信贷对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可以解释为：城镇化程度越高，劳动力流向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等传统产业的可能性越大，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研发强度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推动作用，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研发投入可以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提升创新力和绿色竞争力。政府支出和出口对产业结构升级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综合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验证了假设2。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选取2001—2017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得到如下结果：在整体回归中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分区域回归中得出绿色信贷对中部、西部、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向影响，但区域间存在差异性。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政府支出和出口对整体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也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5.2 政策建议
（1）目前有关绿色金融的法律体系还未健全，仅依靠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监管机构颁布的规章制度是不够的，要建立系统性的法律保障体系，与国际体系接轨，并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更新，适时调整。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深入开展国务院大督查，推动改革发展政策和部署的落实。在绿色信贷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对监管标准进行公开，对资金流向进行披露，规范绿色项目认证评价流程。
（2）现有绿色金融产品覆盖范围小，资金来源不足，需转型的企业无法得到精准扶持。我国绿色金融仍以政策导向为中心，金融机构对绿色金融产品研发投入力度不够，缺乏产品创新性。银行绿色信贷业务范围主要针对的是大型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针对小型环保企业的信贷规模存在限制，许多绿色产业链上的小微企业、农民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金融机构应加大绿色金融产品的研发力度，发展新的绿色金融体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步伐适时调整原有的产品，以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在加强创新的同时应注重人才培养力度，利用高校研发资源，与高校联合培养专项人才，以人才带动产业结构转变[9]。
（3）我国绿色金融仍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基础性工作还需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具有融资期限长、收益率较低等特性，因此各部门应当加大支持力度，保证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为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政府应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财政支出等手段，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从财政支出上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使资金精准投向绿色项目。政府应加大对绿色企业的贷款优惠、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降低信贷投入，减少政策优惠力度，使资金更多地流向高科技绿色产业和环保型产业。
参考文献
余泳泽，孙鹏博，宣烨.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是否影响了产业转型升级？[J].经济研究，2020，55（08）：57-72.
史丹，李鹏，许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09）：108-118.
党晨鹭.区域绿色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基于我国省级面板的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9（15）：143-145.
李毓，胡海亚，李浩.绿色信贷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J].经济问题，2020（01）：37-43.
王遥，潘冬阳，彭俞超，等.基于DSGE模型的绿色信贷激励政策研究[J].金融研究，2019（11）：1-18.
邵传林，张丽.创新驱动视域下绿色金融发展的动因、困局与实现路径[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03）：1-12.
杜龙政，赵云辉，陶克涛，等.环境规制、治理转型对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复合效应——基于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9，54（10）：106-120.
纪祥裕.中部崛起战略对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PSM-DID方法的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20（08）：157-169.
王戈.论新环保法下我国环境金融的发展[J].学术交流，2015（10）：153-157.
关键词：绿色信贷;产业结构升级;固定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1）04（a）--04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背后的生态环境、资源枯竭问题日渐突出，如何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调整产业能源结构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等联合发布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该意见要求金融机构加强对企业和项目的环境制约，对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企业的信贷投放进行限制。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2017年6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江西等5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开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我国正逐步建成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型、清洁型产业。绿色信贷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方式，具有鼓励节能环保型企业发展，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信贷规模和资金来源渠道，推动两高企业兼并重组，引导新能源发展的作用。如中国工商银行在2018年发放4.2亿元贷款用于促进洱海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对实现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回顾
绿色金融作为当前重要的绿色金融工具，按种类可划分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学者们对产业结构的研究也不仅仅停留在高耗能产业到环保型产业的简单转换，而是转变为产业结构升级，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型、清洁型产业的动态、深入转化。
库兹涅茨指出随着经济规模的逐渐扩大，现代经济体系的逐渐完善及工业基础设施构建完成，经济结构会由第一、第二产业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当经济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即技术进步的步伐加快，工业部门劳动生产效率空前提高，以商业金融、保险、技术服务等为主的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大量劳动力逐步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此时，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便达到了协同促进的良性互助阶段。余永泽等（2020）通过研究表明，将环境绩效作为一项政府官员考核标准后，环境目标约束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当地的产业结构升级并且对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正向影响[1]。史丹（2020）指出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结构性红利”可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迁也会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分化[2]。
党晨鹭（2019）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对样本内不同区域的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和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得出，发达地区的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相较欠发达地区更显著。绿色金融可以降低融资约束和分散融资风险，使企业更有效率地利用资金，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3]。李毓等（2020）提出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效果存在地区差异，在同一政策下，绿色信贷对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要优于中西部地区。绿色信贷政策对第二产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第三产业产生了抑制作用[4]。王遥等（2019）基于模型的研究得出通过引入绿色信贷激励政策促使银行针对绿色项目的信贷规模增加，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更低，绿色项目产值增加，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污染排放减少[5]。邵传林等（2019）通过创新驱动路径对绿色金融发展进行了分析，提出绿色金融对经济结构转变具有促进作用，对绿色金融实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6]。
整体来看大多数学者都支持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绿色信贷政策通过贷款期限和利率等方面优惠政策的实施，引导资金融通，促进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不同区域间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存在差异。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绿色信贷通过对绿色支持行业的细分，将资金投入于节能、环保等项目中。绿色信贷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引进创新性人才，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技术支持。在绿色信贷政策的激励下，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降低，声誉提高，进而银行的成本效率得到提高。银行更愿意为技术含量高、污染排放低的企业提供充足资金，由此会减少高能耗产业的信贷来源，促进环境友好型产业的发展。因此，绿色信贷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盲目无序扩张，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可以拓宽绿色企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绿色信贷政策对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创新和第一、第二产业的转型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2016年针对中部地区提出了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2000年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领导小组，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等五大战略布局。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要推动西部经济质量发展变革。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鼓勵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绿色发展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的重要举措，我国目前经济增速缓慢，解决地方经济困境还需从产业结构调整入手。但区域间政策导向不同，经济环境存在差异，并且实施绿色信贷政策过程中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等情况，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由于各区域间存在差异导致绿色信贷政策对中部、西部、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3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3.1 实证模型设立
本文通过选取2001—2017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构建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Suf为核心解释变量，、、、、和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为随机误差项。
3.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第一产业向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导的转换，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换。产业结构升级的评价标准一般包括两种：第一种是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重;另一种是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作为衡量标准。本文选用第一种方法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Tra）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解释变量：我国自2007年提出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规模在不断扩大，已成为目前我国绿色产业主要的融资来源。本文通过引入政策虚擬变量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即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前的年份（2001—2006年）取值为0（Suf=0），实施绿色信贷后的年份（2007—2017年）取值为1（Suf=1）。
（3）控制变量：本文参考了其他学者对控制变量的选取，将控制变量选为对外开放程度（IN），采用对数化处理并按当年汇率将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后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城镇化水平（Cit），用城镇人口占各地区年末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政府支出 （GI），采用政府支出占各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研发强度（RD），采用各地区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出口（EX），用各地区出口额占GDP的比值来衡量 （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相关网站）。
4 实证结果分析
表1为绿色信贷对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此结果验证了假设1。绿色信贷政策的提出扩大了绿色企业的融资渠道，有利于企业向清洁型、技术型产业转型，有力地推动绿色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也间接促使“非绿色”企业的转变。政府支出系数为正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政府通过加大对绿色企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有利于激发绿色环保企业的发展，抑制污染型企业的规模，加快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出口的影响系数为正，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出口的增加可以提升工业绿色竞争力[7]。
表2回归显示绿色信贷对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模型1表示，绿色信贷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绿色信贷政策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调整产业能源结构的一项重要举措。政府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抑制作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可以解释为：中部地区主要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经济发展主要靠“规模”驱动。而地方政府官员为完成政绩考核，获得政治上的晋升，会选择通过驱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以获得短期内经济快速增长，但是这种政策选择会使产业结构升级变得困难[8]。出口和研发强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且分别在1%，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在模型2中绿色信贷对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影响，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自2000年3月国务院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政府重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积极落实新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吸引外商及高科技企业投资，形成产业群，利于由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向技术型企业。对外开放程度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并没有直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可能的原因是：在2001年到2017年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资源型产业，低附加值项目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技术投资较少。
在模型3中绿色信贷对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可以解释为：城镇化程度越高，劳动力流向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等传统产业的可能性越大，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研发强度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推动作用，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研发投入可以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提升创新力和绿色竞争力。政府支出和出口对产业结构升级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综合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验证了假设2。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选取2001—2017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得到如下结果：在整体回归中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分区域回归中得出绿色信贷对中部、西部、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向影响，但区域间存在差异性。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政府支出和出口对整体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也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5.2 政策建议
（1）目前有关绿色金融的法律体系还未健全，仅依靠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监管机构颁布的规章制度是不够的，要建立系统性的法律保障体系，与国际体系接轨，并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更新，适时调整。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深入开展国务院大督查，推动改革发展政策和部署的落实。在绿色信贷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对监管标准进行公开，对资金流向进行披露，规范绿色项目认证评价流程。
（2）现有绿色金融产品覆盖范围小，资金来源不足，需转型的企业无法得到精准扶持。我国绿色金融仍以政策导向为中心，金融机构对绿色金融产品研发投入力度不够，缺乏产品创新性。银行绿色信贷业务范围主要针对的是大型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针对小型环保企业的信贷规模存在限制，许多绿色产业链上的小微企业、农民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金融机构应加大绿色金融产品的研发力度，发展新的绿色金融体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步伐适时调整原有的产品，以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在加强创新的同时应注重人才培养力度，利用高校研发资源，与高校联合培养专项人才，以人才带动产业结构转变[9]。
（3）我国绿色金融仍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基础性工作还需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具有融资期限长、收益率较低等特性，因此各部门应当加大支持力度，保证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为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政府应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财政支出等手段，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从财政支出上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使资金精准投向绿色项目。政府应加大对绿色企业的贷款优惠、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降低信贷投入，减少政策优惠力度，使资金更多地流向高科技绿色产业和环保型产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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