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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我国企业劳动关系领域“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政府作为公共资源的分配者必须介入到失衡的劳动关系之中。但是政府介入并非万能，所以劳动关系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必须考虑政府介入的边界问题。公共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在遵循主要介入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供有限且有效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适当地介入到劳动关系的调整之中。
【关键词】公共经济；政府；劳动关系；界限
公共经济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政府为市场与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求，实现公共利益的资金收支行为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体现的分配关系。它的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其理论核心是“市场失效论”。劳动关系是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由于我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关系调节机制还不健全、不完善，因此市场在调整劳动关系的过程中往往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当市场调整失灵时就需要政府介入，采取补充的措施或政府规制等措施来纠正市场缺陷、弥补不足。但又由于政府失灵、政策失效现象同样存在，因此公共经济条件下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界限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劳动关系领域的“市场失灵”
亚当·斯密认为，不需要任何组织以任何形式干预，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自动实现供需的均衡，个人在追求自身私利满足的同时，可以自发实现公共利益。但是由于市场效率的实现以完全的自由竞争、经济信息完全对称、竞争者自由进出、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没有外部效应、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等为前提，现实的市场往往难以满足这些条件，因此会阻碍市场最优资源配置效率的实现，出现“市场失灵”。在劳动关系领域，我国“强资本、弱劳工”现实导致的“市场失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劳动者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劳动关系是一种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企业在这种失衡的权力关系中居主导地位，导致劳动者受到不平等待遇。这种不平等待遇主要是指收入分配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的差距更加突出。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2001年开始持续下降，2007年降到39.74%，6年间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据全国总工会调查，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的低收入与企业利润的高增长之间的巨大差距是当代社会中最大的不公平。二是企业内部各阶层收入分配失衡。《2009年Job88八方人才&Job DB雇员薪酬和福利调查报告》显示，被调研企业的高管人员2009年的工资水平比2008年增长25%，达到了普通劳动者的25倍。高管人员与生产服务人员收入差距由2007年的4.37倍扩大到2009年的5.78倍。企业内部不同层级职工之间工资差距越来越大，这进一步加重了分配的不平等。
（二）劳动者就业结构失衡
劳动者就业结构失衡表现为：一是我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二是劳动者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对称。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供给量一直大于劳动者的需求量，特别是底层劳动力数量一直远远大于就业市场的需求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公布的数据可以得出，从2004～2008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徘徊在4.2%左右，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整体失业状况更为严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部分省区的抽样调查显示：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平均有40％的企业出现过岗位净减情况，全部监测企业的岗位增减相抵为净减，净减达到8.1％。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对称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与就业比重不对称。我国第一产业比重最低，但就业人数最多，2009年第一产业比重为10.35％，而就业比重为38.1％，两者之间的偏差为27.75％；同时第三产业的比重与就业比重也不符合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2009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43.4％，而就业比重仅为34.1％，由此导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不高，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仍有一定的距离。失业率居高不下降低了劳资关系中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对称使得劳资冲突主要集中于第一二产业中，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完善。
（三）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导致劳资双方事实上的不平等
现实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首先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由流动，企业能够自由选择劳动者；而劳动者受制于各种因素自由选择机会少，这限制了劳动者自由讨价还价的空间，导致劳动关系中出现“强资本、弱劳动”现象。其次是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契约本身具有不完全性，它不是劳动者与企业相互协商的结果，而是企业的单方行为，合同的主要内容事先已经由企业确定，劳动者只是被动地接受，因此劳动契约中常常存在许多不公平的“霸王条款”。在这种不完全性的劳动契约下，企业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经常发生，如拖欠和严重压低工资、迫使劳动者超强度劳动、逃避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安全卫生防护等，使劳动关系出现外部失灵。
二、公共经济条件下政府适当介入劳动关系的若干对策建议
劳动关系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说明劳动关系仅仅依靠市场调整是不够的，因此政府需要介入到劳动关系之中，通过公共资源的分配来弥补市场调整的缺陷。但是从我国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的历史可以发现，政府过度介入劳动关系同样存在多种弊端，因此政府应从以下几方面关注其介入劳动关系的界限，做到有限且有效介入。
（一）明确政府介入劳动关系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明确政府介入劳动关系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是指要使当地确定政府干预劳动关系的边界，引导政府避免因过度干预而影响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政府在介入劳动关系的过程中应当遵循正当合法性原则和辅助性原则。正当合法性原则意味着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的行政职权的取得和行使等都必须严格按照宪法、法律和有关法规的规定进行。通过法律、法规对政府干预劳动关系的行为进行规范，能够为政府行为提供必要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同时通过法律、法规确立政府干预劳动关系的界限，有助于防止政府滥用权力，降低政府失灵发生的几率。辅助性原则是在区分政府、社会、市场和劳动者职能的基础上，解决劳动关系调整过程中企业、社会、劳动者和政府谁先谁后的问题，是公共经济条件下确定政府介入劳动关系职能边界的重要原则。辅助性原则要求如果劳动者、市场和社会能独立承担事务，政府则不干预，让劳动者、市场和社会在自愿的基础上自由谈判；在劳动者、市场和社会无法独立承担的事务方面，或者劳动者、市场和社会的利益无法达成一致的时候，政府要成为必要的协调者，通过各种形式适当地介入到劳动关系的调整之中。
（二）提供有限且有效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
公共经济条件下政府适当介入劳动关系的具体行为应该是在遵循以上提到的主要原则的基础上提供有限且有效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有限意味着政府介入劳动关系，但并不是统包统揽；有效意味着政府在必须发挥作用的方面，应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改变劳动关系不平衡状况。政府在劳动关系调整中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主要集中在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就业水平和解决劳资冲突三个方面。
1．改善收入分配制度
目前我国政府不再直接介入企业的工资分配，因此企业经营者可以自行确定企业的工资水平、工资形式和分配方案，政府仅仅通过宏观的行政措施控制企业的工资总额。也就说政府在劳动者收入的初次分配中要制定良好的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底层劳动者能够获取维持生活的基本费用。但是要实现社会的公平，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政府还必须关注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完善。公平是评价再分配政策的基本标准，在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过程中，效率性问题是指尽量把“面包做大”的问题，而公平性的问题是指怎样把“面包”进行分配的问题。从高收入阶层征税，分配给低收入阶层，从而提高全体公民的生活水平，这种再分配政策表面是公平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政策执行的结果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生活状况会有所改善，而另一方面会使一部分人的经济状况变差。因此再收入分配政策完善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这三方面的公平性：首先是每个人都应按照自己劳动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度获得相应的报酬，如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作用使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提升；其次是对所有人要保证“保障平等性”，关注劳动者，也别是基层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然后还要考虑如何公平承担实现社会共同目标需要的费用，即考虑“费用负担公平性”问题。
2．提高就业水平
提高就业水平一方面可以增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提升与企业主的议价能力，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能够完善我国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政府提高劳动者就业水平的具体行为主要包括培育成熟的劳动力市场，提供公共职业教育资源，完善相关的就业保护政策。
成熟的劳动力市场有助于保障劳动者的自由流动，使劳动者通过市场实现自身价值的提升，为和谐劳动关系的形成奠定市场基础。政府在培育成熟完善的劳动力市场过程中，首先应逐步取消劳动者在就业方面的城乡限制、身份限制、区域限制等壁垒，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保障劳动者跨地区、跨单位、跨行业的自由流动。其次是要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进而为就业结构的优化提供空间。然后还应构建劳动力市场的统一信息平台，通过良好的信息服务，减少劳动者流动的盲目性，降低劳动者就业的搜寻成本。
之所以强调政府提供公共职业教育资源，是因为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虽然是一种私人物品，但却具有公共性和显著的外部经济性特点，例如劳动力素质提升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增强劳动者与企业的议价能力，从而改变“弱劳工”的地位。因此，政府应重视利用公共财政等资源，联合必要的社会力量，为劳动者技能培训提供充分的公共职业教育资源，共同推动劳动者业务技能的提升。
政府制定相关的就业保护政策，是指通过政策的力量对企业的解雇能力设置或多或少的限制条件，从解雇程序、通知解雇人员的时间及补偿问题、对于滥用解雇的解释和在解雇得到证实后所适用的法律规定三个方面进行明确的规定，并辅以有效的监督措施，以此对劳动力市场施加一定影响，使劳动者在就业过程中能找到相应的制度工具保护自己的利益。
3．调解劳资冲突
劳资冲突是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劳动关系的一种激烈对抗形式，具有强烈的外部负效应。2008年我国案件受理数为693465件，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数达到了21880件，涉及到了502713名劳动者。因此，在劳资冲突的协调过程中，政府应该更加重视集体劳资冲突的调解。集体劳资冲突是雇员集体利益的反映，是雇员集体力量的体现，它使雇员在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时能够获得更有利的结果，抵制无法接受的管理方行为。同时集体劳动争议又会破坏自由市场的经济秩序，它以牺牲其他人利益为代价为少数人谋福利。政府在集体劳动争议调解的过程中，要尽量限制集体劳动争议的负面影响。介入集体劳资冲突调解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首先体现为确定合法集体行动的边界范围以及工会采取集体行动的程序性规定。其次面对不同企业，政府介入集体劳动争议的途径和程度也应该有所差异。
面对天然气、电力、饮用水和污水处理、医疗机构、学校、交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部门，政府一般应限制这些企业因集体劳动争议而罢工，因为如果这些部门举行罢工，将会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构成严重威胁，甚至导致社会瘫痪。当集体劳动争议导致罢工出现时，政府应该快速有效介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集体劳动争议。面对市场中的私营企业，政府主要是通过相关的政策对集体劳动争议的解决途径做出规定。因为集体劳动争议总会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或大或小的破坏作用，因此它往往只能作为协调劳动者和企业方利益的最后一招，在其他途径无法解决利益冲突时才被使用。管理方认为政府干预会影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削弱企业竞争力；而工会则希望政府作为公平的第三方积极干预劳动关系。所以当企业方在集体劳动争议中占优势的时候，政府应主动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在调解和仲裁的过程中，政府应当保护工会符合正当程序的罢工权，防止罢工雇员免遭解雇，避免劳资关系进一步恶化。
参考文献
[1]周庆行，高飞，杜娟．公共财政视野下的农村教育投资研究[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2][英]斯蒂芬·芒迪著，方颖译．市场与市场失灵[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3]John Godard. Review of Change at Work [J].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1998(3)
[4]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胡志平．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均衡发展机制构建：公共服务的视角[J]．社会科学．2011（4）
[6]李杏果．论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的内在逻辑与界限[J]．现代经济探讨．2010（10）
[7]中国统计年鉴（2009）[DB]．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8]Cyril Grunfeld. Modern Trade Union Law [M]．London: Sweet & Maxwell，1966
[9]William H.Hutt.The Strike-threat System：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M]．New Rochelle．NY：Arlington House．1973
【关键词】公共经济；政府；劳动关系；界限
公共经济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政府为市场与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求，实现公共利益的资金收支行为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体现的分配关系。它的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其理论核心是“市场失效论”。劳动关系是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由于我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关系调节机制还不健全、不完善，因此市场在调整劳动关系的过程中往往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当市场调整失灵时就需要政府介入，采取补充的措施或政府规制等措施来纠正市场缺陷、弥补不足。但又由于政府失灵、政策失效现象同样存在，因此公共经济条件下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界限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劳动关系领域的“市场失灵”
亚当·斯密认为，不需要任何组织以任何形式干预，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自动实现供需的均衡，个人在追求自身私利满足的同时，可以自发实现公共利益。但是由于市场效率的实现以完全的自由竞争、经济信息完全对称、竞争者自由进出、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没有外部效应、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等为前提，现实的市场往往难以满足这些条件，因此会阻碍市场最优资源配置效率的实现，出现“市场失灵”。在劳动关系领域，我国“强资本、弱劳工”现实导致的“市场失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劳动者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劳动关系是一种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企业在这种失衡的权力关系中居主导地位，导致劳动者受到不平等待遇。这种不平等待遇主要是指收入分配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的差距更加突出。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2001年开始持续下降，2007年降到39.74%，6年间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据全国总工会调查，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的低收入与企业利润的高增长之间的巨大差距是当代社会中最大的不公平。二是企业内部各阶层收入分配失衡。《2009年Job88八方人才&Job DB雇员薪酬和福利调查报告》显示，被调研企业的高管人员2009年的工资水平比2008年增长25%，达到了普通劳动者的25倍。高管人员与生产服务人员收入差距由2007年的4.37倍扩大到2009年的5.78倍。企业内部不同层级职工之间工资差距越来越大，这进一步加重了分配的不平等。
（二）劳动者就业结构失衡
劳动者就业结构失衡表现为：一是我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二是劳动者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对称。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供给量一直大于劳动者的需求量，特别是底层劳动力数量一直远远大于就业市场的需求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公布的数据可以得出，从2004～2008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徘徊在4.2%左右，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整体失业状况更为严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部分省区的抽样调查显示：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平均有40％的企业出现过岗位净减情况，全部监测企业的岗位增减相抵为净减，净减达到8.1％。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对称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与就业比重不对称。我国第一产业比重最低，但就业人数最多，2009年第一产业比重为10.35％，而就业比重为38.1％，两者之间的偏差为27.75％；同时第三产业的比重与就业比重也不符合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2009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43.4％，而就业比重仅为34.1％，由此导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不高，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仍有一定的距离。失业率居高不下降低了劳资关系中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对称使得劳资冲突主要集中于第一二产业中，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完善。
（三）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导致劳资双方事实上的不平等
现实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首先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由流动，企业能够自由选择劳动者；而劳动者受制于各种因素自由选择机会少，这限制了劳动者自由讨价还价的空间，导致劳动关系中出现“强资本、弱劳动”现象。其次是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契约本身具有不完全性，它不是劳动者与企业相互协商的结果，而是企业的单方行为，合同的主要内容事先已经由企业确定，劳动者只是被动地接受，因此劳动契约中常常存在许多不公平的“霸王条款”。在这种不完全性的劳动契约下，企业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经常发生，如拖欠和严重压低工资、迫使劳动者超强度劳动、逃避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安全卫生防护等，使劳动关系出现外部失灵。
二、公共经济条件下政府适当介入劳动关系的若干对策建议
劳动关系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说明劳动关系仅仅依靠市场调整是不够的，因此政府需要介入到劳动关系之中，通过公共资源的分配来弥补市场调整的缺陷。但是从我国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的历史可以发现，政府过度介入劳动关系同样存在多种弊端，因此政府应从以下几方面关注其介入劳动关系的界限，做到有限且有效介入。
（一）明确政府介入劳动关系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明确政府介入劳动关系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是指要使当地确定政府干预劳动关系的边界，引导政府避免因过度干预而影响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政府在介入劳动关系的过程中应当遵循正当合法性原则和辅助性原则。正当合法性原则意味着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的行政职权的取得和行使等都必须严格按照宪法、法律和有关法规的规定进行。通过法律、法规对政府干预劳动关系的行为进行规范，能够为政府行为提供必要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同时通过法律、法规确立政府干预劳动关系的界限，有助于防止政府滥用权力，降低政府失灵发生的几率。辅助性原则是在区分政府、社会、市场和劳动者职能的基础上，解决劳动关系调整过程中企业、社会、劳动者和政府谁先谁后的问题，是公共经济条件下确定政府介入劳动关系职能边界的重要原则。辅助性原则要求如果劳动者、市场和社会能独立承担事务，政府则不干预，让劳动者、市场和社会在自愿的基础上自由谈判；在劳动者、市场和社会无法独立承担的事务方面，或者劳动者、市场和社会的利益无法达成一致的时候，政府要成为必要的协调者，通过各种形式适当地介入到劳动关系的调整之中。
（二）提供有限且有效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
公共经济条件下政府适当介入劳动关系的具体行为应该是在遵循以上提到的主要原则的基础上提供有限且有效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有限意味着政府介入劳动关系，但并不是统包统揽；有效意味着政府在必须发挥作用的方面，应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改变劳动关系不平衡状况。政府在劳动关系调整中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主要集中在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就业水平和解决劳资冲突三个方面。
1．改善收入分配制度
目前我国政府不再直接介入企业的工资分配，因此企业经营者可以自行确定企业的工资水平、工资形式和分配方案，政府仅仅通过宏观的行政措施控制企业的工资总额。也就说政府在劳动者收入的初次分配中要制定良好的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底层劳动者能够获取维持生活的基本费用。但是要实现社会的公平，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政府还必须关注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完善。公平是评价再分配政策的基本标准，在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过程中，效率性问题是指尽量把“面包做大”的问题，而公平性的问题是指怎样把“面包”进行分配的问题。从高收入阶层征税，分配给低收入阶层，从而提高全体公民的生活水平，这种再分配政策表面是公平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政策执行的结果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生活状况会有所改善，而另一方面会使一部分人的经济状况变差。因此再收入分配政策完善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这三方面的公平性：首先是每个人都应按照自己劳动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度获得相应的报酬，如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作用使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提升；其次是对所有人要保证“保障平等性”，关注劳动者，也别是基层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然后还要考虑如何公平承担实现社会共同目标需要的费用，即考虑“费用负担公平性”问题。
2．提高就业水平
提高就业水平一方面可以增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提升与企业主的议价能力，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能够完善我国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政府提高劳动者就业水平的具体行为主要包括培育成熟的劳动力市场，提供公共职业教育资源，完善相关的就业保护政策。
成熟的劳动力市场有助于保障劳动者的自由流动，使劳动者通过市场实现自身价值的提升，为和谐劳动关系的形成奠定市场基础。政府在培育成熟完善的劳动力市场过程中，首先应逐步取消劳动者在就业方面的城乡限制、身份限制、区域限制等壁垒，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保障劳动者跨地区、跨单位、跨行业的自由流动。其次是要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进而为就业结构的优化提供空间。然后还应构建劳动力市场的统一信息平台，通过良好的信息服务，减少劳动者流动的盲目性，降低劳动者就业的搜寻成本。
之所以强调政府提供公共职业教育资源，是因为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虽然是一种私人物品，但却具有公共性和显著的外部经济性特点，例如劳动力素质提升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增强劳动者与企业的议价能力，从而改变“弱劳工”的地位。因此，政府应重视利用公共财政等资源，联合必要的社会力量，为劳动者技能培训提供充分的公共职业教育资源，共同推动劳动者业务技能的提升。
政府制定相关的就业保护政策，是指通过政策的力量对企业的解雇能力设置或多或少的限制条件，从解雇程序、通知解雇人员的时间及补偿问题、对于滥用解雇的解释和在解雇得到证实后所适用的法律规定三个方面进行明确的规定，并辅以有效的监督措施，以此对劳动力市场施加一定影响，使劳动者在就业过程中能找到相应的制度工具保护自己的利益。
3．调解劳资冲突
劳资冲突是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劳动关系的一种激烈对抗形式，具有强烈的外部负效应。2008年我国案件受理数为693465件，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数达到了21880件，涉及到了502713名劳动者。因此，在劳资冲突的协调过程中，政府应该更加重视集体劳资冲突的调解。集体劳资冲突是雇员集体利益的反映，是雇员集体力量的体现，它使雇员在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时能够获得更有利的结果，抵制无法接受的管理方行为。同时集体劳动争议又会破坏自由市场的经济秩序，它以牺牲其他人利益为代价为少数人谋福利。政府在集体劳动争议调解的过程中，要尽量限制集体劳动争议的负面影响。介入集体劳资冲突调解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首先体现为确定合法集体行动的边界范围以及工会采取集体行动的程序性规定。其次面对不同企业，政府介入集体劳动争议的途径和程度也应该有所差异。
面对天然气、电力、饮用水和污水处理、医疗机构、学校、交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部门，政府一般应限制这些企业因集体劳动争议而罢工，因为如果这些部门举行罢工，将会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构成严重威胁，甚至导致社会瘫痪。当集体劳动争议导致罢工出现时，政府应该快速有效介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集体劳动争议。面对市场中的私营企业，政府主要是通过相关的政策对集体劳动争议的解决途径做出规定。因为集体劳动争议总会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或大或小的破坏作用，因此它往往只能作为协调劳动者和企业方利益的最后一招，在其他途径无法解决利益冲突时才被使用。管理方认为政府干预会影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削弱企业竞争力；而工会则希望政府作为公平的第三方积极干预劳动关系。所以当企业方在集体劳动争议中占优势的时候，政府应主动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在调解和仲裁的过程中，政府应当保护工会符合正当程序的罢工权，防止罢工雇员免遭解雇，避免劳资关系进一步恶化。
参考文献
[1]周庆行，高飞，杜娟．公共财政视野下的农村教育投资研究[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2][英]斯蒂芬·芒迪著，方颖译．市场与市场失灵[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3]John Godard. Review of Change at Work [J].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1998(3)
[4]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胡志平．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均衡发展机制构建：公共服务的视角[J]．社会科学．2011（4）
[6]李杏果．论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的内在逻辑与界限[J]．现代经济探讨．2010（10）
[7]中国统计年鉴（2009）[DB]．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8]Cyril Grunfeld. Modern Trade Union Law [M]．London: Sweet & Maxwell，1966
[9]William H.Hutt.The Strike-threat System：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M]．New Rochelle．NY：Arlington House．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