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师生这一关系是最玄妙的。它让人们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如胶似漆，几乎要相互占有；同时又明知彼此之间本无瓜葛，终有一日要各自天涯，不过是擦肩的路人。时如父子，时如君臣，时如兄弟，时如朋友。就这么默契地相处着，偶尔坦诚，偶尔疏离，时近时远，在亲密之中拿捏着一种可以随时抽身的微妙尺度。
　　在我所有的老师里，有两位是很特别的，他们用离别来上课。
　　高中三年，我竟然有过三个班主任。第一个班主任是一个年轻的帅小伙，物理老师。他喜欢打乒乓球，常常在午休时间无视学校的规定，带着我们一块儿打球，以至于我们班的乒乓球平均水平在高中三年都称霸全校。
　　这位年轻的班主任坚信，要与学生做朋友。他会听班上的“古惑仔”讲自己在外打架的故事，甚至陪失恋的男生通宵聊天。可以预见，我们班在高一的一整年里欢声笑语，同时成绩惨淡，除了物理。几乎是“理所当然”地，他第一次当班主任的生涯只持续了一年便匆匆结束。
　　高二开学，大帐里来了新帅，也是物理老师，我们叫他老王。老王很有领导气派，膀大腰圆，裤腰提过肚脐，一口固执的乡音，头发不多，但总是梳得很整齐。他接手的时候，我们班成绩惨淡，虽有几个学霸级别的同学撑场，但班里第20名的成绩在别的班只能排到三四十名。
　　这个数据是老王第一天走进教室的时候告诉我们的，毕竟是“老江湖”，一段开场白慷慨激昂，听得大家热血沸腾。为了提升全班同学在年级的排名，老王制定了一套简单粗暴的战略，他在教室后墙上贴了四个大字：“物有所归”。他让学霸自我提升，让那些他认定毫无希望的“学渣”自生自灭，把“枪口”对准了像我一样的大多数人，隔三岔五地谈话：你要发奋，你要进步。
　　他不仅找学生谈话，还找带课老师谈话，找家长谈话。谈话内容大概就是，他觉得某个同学如果能在这门课上有所突破，那可是大有可为，很可能进入年级前一百名，抑或摆脱年级后一百名。我们对他没什么不满，也没太多喜爱，因为除了“老王”这两个字，他几乎与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班主任一样，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应该有的样子。
　　到高二后期，在老王吭哧吭哧的努力之下，我们班的年级排名略微提升了一点。
　　暑假前的班会上，老王又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大手一挥，稀少的头发随风飘动，台下掌声雷动。走出教室，将帅一心，众志成城，誓要在那个传说“决定人生”的高三杀出一条血路。
　　高三前的暑假时间很短，没过多久便开学了。开学第一天，全班同学在教室里等了一上午，老王没有来。直到中午，教导处的老师才匆匆前来向我们告知缘由。我们的班主任、物理老师老王，在高三开学前两天辞职了。
　　大概是看了太多的英雄故事，一时间竟还有传言说老王得了重病，本想带病上课，无奈身体不允许。后来才知道，他被另一所学校聘去做了校领导，从此不教书了。只是事发突然，连学校也来不及做出反应，才导致我们班到高三开学了连个班主任和物理老师都没有。其实并不意外，老王这么喜欢找人谈话，是该当个领导的。
　　一周过去，我们班还是没有班主任，物理课由不同的老师代上，我们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走廊里流传着一则小道消息，说我们班所有的科任老师里，乃至整个高三的老师里，没有一个愿意来当我们的班主任。其他同学和老师看我们的眼神很復杂，透着怜悯，也透着嘲笑。
　　若是换成已经历诸多世故的大人，这事情或许不难理解。一个成绩不好的班级，班主任自然也不是什么光荣轻松的位置，而高三的老师们都扛着巨大的压力，都怕麻烦、怕承担责任，没什么好责备的。至于老王，走都走了，还能怎么样？
　　但对于只有十七八岁的我们来说，对于绝大部分的我们来说，这是人生中第一次被彻底地遗弃。
　　突如其来，毫无缘由。
　　这种遗弃与打乒乓球不同，它不是什么可以被使用的技能，也看不出什么实际的作用。它是隐性的，埋藏在每个人最深层的基因里，从此成了各自的一部分，如影随形。原本以为对彼此那么重要的、甚至肩负所谓责任的人，在顷刻之间就能转身离去，成为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陌生人。这种逆转不像日夜交替，不像季节变换，它发生在毫无预兆的刹那间。哪怕去采访当事人，大概也说不出什么具体的原因。
　　没多久，全校最年轻的女老师成了我们的新任班主任，新官上任，一切回到正轨，就好像老王这个人从未出现过。我们班的高考成绩并不算理想，但没有人再提起老王，也没有谁觉得这是老王的过错。我不知道我的同学们是否也像我一样，会在某个夜里忽然想起老王，细细琢磨他为何离去，再得出些真实而残忍的结论，留给自己慢慢消化。我的物理老师老王，那个连一句“再见”都没有说就消失在人海的老王，在我的17岁，用自己的诀别给我们上了最宝贵的一课。
　　没有谁必须留在谁的身边，因为离别才是人生的常态。
　　（张万寿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这一切并没有那么糟》）